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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科学哲学的主要观点

时间:2022-05-06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在科学方面,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虽然对科学活动中表现出来的性别歧视大加指责,但并不否认科学的客观性和价值中立性,并接受传统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即“所有的知识都是通过直接的感官经验构建的”[11]这一基本的结论。激进女性主义思想反映到科学领域就是反对科学中性别中立的可能性,反对打着中立、客观旗帜发展出来的科学,反对大多数科学理论、数据和实验,认为它们不仅不是以女性为中心,而且从根本上排斥女性。

女性主义科学哲学的主要观点

截至目前,规模比较大的女性主义浪潮有三次:第一次出现于18世纪初到19世纪末,其目标在于批判父权制社会,要求改善妇女在教育、就业和家庭中的地位,重点是争取妇女的参政权;第二次出现于19末到20世纪中叶,其主旨除了继续争取男女在政治、经济和教育方面与男性同等的权利外,还提出了女性(气质)是一种社会建构的观点;第三次浪潮是指20世纪6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开始进入学术领域,重点转向深层的理论建构,从各个角度探讨性别不平等的根源,女性主义也由原来的单一模式向多元化发展,先后出现多个流派,除生态女性主义将在下一节探讨外,这里简略介绍女性主义诸流派及其科学哲学的主要观点。

(一)自由主义女性主义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是女性主义中最为古老的一个流派,它并不寻求女性特权,而是希望消除性别歧视,它的全部目标是创造“一个公平而富有同情心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人们享有充分的自由”[10]。其中,沃尔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的《为女权辩护》、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妇女的屈从地位》(1869)、弗里丹(Betty Friedan)的《女性的奥秘》是其代表作。

在科学方面,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虽然对科学活动中表现出来的性别歧视大加指责,但并不否认科学的客观性和价值中立性,并接受传统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即“所有的知识都是通过直接的感官经验构建的”[11]这一基本的结论。对于当前的科学缺乏客观性并且出现价值偏见的现象,朗基诺等女性主义者认为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是消除科学活动中的性别歧视,让更多的女性经验渗透到科学知识的生产中来,从而使原来充满男性偏见的“坏科学”变为更为中性和无偏见的“好科学”。

(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它对历史上影响性别文化形成的两种社会力量做了详细的分析,第一是阶级关系,第二是社会性别分工。由此指出,不论是从阶级关系还是性别分工的角度看,女性都处于不利地位,甚至被边缘化,成为波伏娃笔下的“他者”。[12]其中,米切尔(Juliet Mitchell)的《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哈特索克(Nancy Hartsock)的《金钱、性和权力:走向女权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以及贾格尔(Alison Jaggar)的《妇女解放的政治哲学》等是其代表作。

就科学而言,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学者认为,科学并非客观和价值中立,科学本身是人类的一种生产活动,所有的知识都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并以特定的历史形式产生于人类生产进化中。在当下技术科学(technoscience)领域,女性主义主张除阶级分析外,还应以“性别”作为分析工具,重新检视性别与科学技术之间的关系。正如苏(Rosse Sue)所言,流行知识和科学反映了统治阶级和性别的利益和价值,女性受到阶级和性别的双重压迫,因而她们有兴趣用统治阶级和性别产生的科学知识来观察问题。[13]以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为理论基础,哈丁等一些女性学者提出了女性主义立场认识论,对当代科学进行了更为全面和彻底的批判。

(三)激进女性主义

激进女性主义坚持认为性别压迫是人类社会由来已久的压迫形式,性别冲突是人类冲突最基本的形式,是所有其他冲突形式(包括阶级冲突)的根源。[14]激进女性主义认为女性主义理论必须建立在女性的经验之上,并由女性来发展。这些思想在凯特(Millett Kate)的《性政治》、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的《性辩证法》、戴利(Mary Daly)的《纯粹的欲望:女性主义哲学精要》等著作中体现出来。

激进女性主义思想反映到科学领域就是反对科学中性别中立的可能性,反对打着中立、客观旗帜发展出来的科学,反对大多数科学理论、数据和实验,认为它们不仅不是以女性为中心,而且从根本上排斥女性。同时,激进女性主义还反对实证主义的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并且大力颂扬女性气质中的母性特征如关怀性、韧性、协作性等,认为这些特征将使女性有着区别于男性的独特的价值取向,更有利于女性在某些科学领域获得长足发展。激进女性主义者强烈谴责“男性气质”和“男性本性”,要求女性在保持女性优良气质的同时摆脱那种“男性添加剂的毒害”,[15]并试图基于女性立场重建具有更强客观性的新科学。

(四)后现代女性主义

后现代女性主义在思想、方法、术语等方面都受到后现代思潮的影响,其主要特征在于:“对确认关于理性、进步、科学、语言和主体/自我的存在、本质和权力的普遍和(或普遍化)主张抱有深刻的怀疑态度。”[16]后现代女性主义的这种广泛怀疑与普遍解构,大致可以通过哈拉维(Donna Haraway)、依利格瑞(Luce Irigaray)、克里斯多娃(Juia Kristeva)等学者的作品体现出来。

事实上,后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的相遇不是一种偶然,而是以广泛的共识为基础,主要有三:第一,它们都反对本质主义,认为不存在一个普遍的本质;第二,它们都试图颠覆现代主义的二元对立模式,诸如男性/女性、文化/自然、精神/物质、理智/情感、中心/边缘、同一/差异、真理/错误等等;第三,它们都重视语言的作用,认为知识与权力乃至话语权之间存在着共谋。由此,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在“摒弃西方特有的那种将万事万物归纳为第一原理,或在人类、科学、政治、哲学活动中寻求一种自然等级的虚妄,对一切合法,性的根基加以质疑”[17]的同时,无不深深地打上了后现代主义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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