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的“反话语”策略

第二节　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的“反话语”策略

“反话语”这个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学者理查德·特迪曼(Richard Terdiman)提出来的。他通过对19世纪法国文学的研究，指出在支配话语内部存在一种反话语，其目的在于动摇支配话语表述体系的权威性和稳固性。后殖民主义批评将该术语引入，意指边缘话语对殖民主义经典文本，以及一切帝国话语的挑战和颠覆。挑战的文本非常广泛，涉及人类学的、历史学的、文学的、法学的以及殖民背景下一切合法起作用的文本。

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认为，有一个以欧洲为中心的主导叙事(master narrative)，其实质是帝国主义的文化霸权，对之批判和解构是其基本任务。萨义德将东方主义看作一套西方表述东方的权力话语，它通过一系列复杂的语言和修辞策略建构起西方与东方之间貌似自然的二元对立关系:文明与野蛮、理性与非理性、先进与落后、科学与迷信……以维系西方相对于东方的权力关系、霸权关系和支配关系。但是，殖民地人民和文化在西方殖民者和强势文化面前并不是消极被动的，非殖民化运动实际上一直贯穿着殖民主义始终。后殖民理论家比尔·阿什克罗夫特等认为，非殖民化是“对殖民主义势力的各种形式进行揭示和消减的过程。这包括对来自制度上的和文化上那些隐藏的力量的消减，正是这些力量即使是在殖民地获得了政治上的独立还维持着殖民统治”。^[5]萨义德在对东方主义话语与西方帝国主义政治经济目标的共谋关系进行拆解之后，提出了在政治和文化领域里的一些“非殖民化”手段:

他继而概述了一整套“反抗文化的主题”，指出文化领域里一些主要的非殖民手段;如重写都市经典(法侬再写黑格尔);社团的恢复;重新拥有文化和自我再现的手段，意识到自己是某个主体民族的一员;在反抗的环境中想象过去;重新收回和重新命名山水;在受支配民族的非典范和非文学体裁的叙述中，经常通过故事重新拥有这些山水。^[6]

反话语是后殖民主义文学所采用的一种颠覆欧洲经典文本背后的文化霸权意识的书写策略。一些处于边缘文化的后殖民作家为了解构西方的中心权威和重构自己的文化身份，主张重构经典秩序或重新阐释经典。他们利用殖民话语与非殖民话语之间的非断裂性和重叠性，通过对经典文本的挪用、借用、改写、重写和逆写，以不同的方式重新解读现实，掺入本土文化的异质，创造出经典文本的反话语文本，以谋求两者之间的跨文化对话，以最终达到颠覆这些经典文本以及这些文本背后所隐藏的文化霸权的目的。正如海伦·蒂芬所说:

因此，重读和重写欧洲的历史记录及虚构记录，就成为至关重要而且不可逃避的任务。这些颠覆性的策略不是根本性的民族或地区建构，而是后殖民文本的特征，因为颠覆性是后殖民话语总的特征。因此，后殖民文学/文化由反话语的实践构成，它们为对支配话语实施反话语策略提供了“场”。后殖民的反话语操作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止的。它并不是抱着取代主导话语的目的去颠覆它，而是要发展文本策略，继而“消耗”它们“自身的偏见”，并同时作为揭露和侵蚀主导话语的基础。(黑体为笔者所加。)^[7]

萨义德对文学这一文化产品在推行文化帝国主义的过程中所起的共谋作用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我认为，在我们今天的批评意识中存在着严重的断裂。它使我们花很多时间去详细论述卡莱尔(Thomas Carlyle)和拉斯金(John Ruskin)的美学理论，却不理会他们的思想怎样同时提供了征服劣等民族与殖民地的权力。另一个例子是:伟大的欧洲现实主义小说达到了它的主要目的之一——几乎无人觉察地维持了社会对向海外扩张的赞同”。^[8]一些后殖民作家的目标就是要戳穿这些“神话”，他们非常重视“文本性自身在后殖民世界中的话语功能”，^[9]展开了对“伟大的文学”进行经典的(canonical)反话语写作。他们经常采用的方法是选取欧洲经典文本中的某个或若干人物，或其基本前提，对之进行重读、重思、揭露和改写，其目的不是要贬损这些作品的价值，而是以“逆写帝国”的方式来颠覆这些文学经典，使之产生杂质，动摇其权威性，超越主人/奴隶、文明/野蛮、西方/东方等种种二元对立关系，从而创造一个宗主国与殖民地文化之间对话的文本空间，以此达到“消耗”它们“自身的偏见”的目的。代表性的“反话语”作品有:南非白人作家J.M.柯埃泽(Coetzee)针对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的《鲁宾逊漂流记》(Robinson Crusoe)的反话语写作《福》(Foe)、加勒比海女作家让·里斯(Jean Rys)对英国作家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e)的《简·爱》(Jane Eyre)的反话语写作《藻海无边》(Wide Sargosso S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