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文化批评

第三节　中国的文化批评

我们这里的“文化批评”概念，是居于文化研究的大背景之下提出的，既然文化批评在西方是一个可作多重界定的不确定概念，那么中国的文化批评又该作何界定？这里我们讨论的文化批评，大致可视为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一个中介。

在文化研究大潮的影响下，文学批评终于走出了长达大半个世纪的“语言学转折”，进入到明显带有文化研究意义的“人类学转向”或者说“文化转向”。落实到具体的批评实践上，也就实现了从以语言为中心的“文本”（text），向以社会文化为中心的“语境”（context）的转化。既然文化批评已经在相当的程度上主宰了批评的想象力，那么在全球化的时代，文化批评应向何处发展？这已成为广大文学批评家和文化研究者所共同关心的问题。

我们认为有必要弘扬一种新的文化批评。首先，这个中国当代的文化批评，应立足于中国文化这个根本，它的着眼点应主要是文学艺术现象，而并非无边无际的各种泛文化现象。在这方面，西方的各种文化批评理论仅仅为我们提供了对中国文化和文学有着多种阐释的可能性的资源。并且作为我们应用于批评实践的有效工具，我们对这个工具的态度应是为我所用，亦即既借鉴它来解释中国的文学现象，同时又从中国的文学现象出发对西方的理论进行质疑、改造甚至重构，最终旨在建立自己的文化批评理论:既不同于西方（中心意识）的文化批评，又超越传统的中国文化批评，并以其变异性特征与上述两者进行对话。

其次，我们要正确看待文化批评与传统的人文批评的关系。在这方面，文化批评与人文批评的关系决非对立，它也是一种对话和互动关系。即是说，人文批评更加注重审美理想和文学内部的欣赏和出自人文关怀的评价，文化批评则偏重阐释和解决当代现实以及文学的现状；人文批评更注重文学本身的价值判断，文化批评则有选择地融入人文精神，并且更注重对考察对象的理论分析和文化阐释，以达到理论上建构的最终目的。文化批评并不反对价值判断，但认为这种价值判断必须基于对对象的深入研究和考察，以便对之作出具有理论意义和学科意义的阐释。可以说，文化批评所选取的分析对象本身就证明自己是有着一定的批评价值的。

再者，中国自己的文化批评已经初现端倪。在当今的中国文学批评界，传统的人文批评正不断地注入新的东西，从而使之仍有一定的生命力；曾风靡一时的新潮批评经过自身的反思和调整之后，已分为以坚持人文精神的现当代文学批评，和致力于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国学研究两支；第三种批评亦即“学院派”批评或称“新学院式”批评，则以严谨的学风和创新的精神为己任，主张文学批评学术化，文学理论科学化和文学研究理论化。它一反长期以来主宰中国批评界的主观印象式批评的浮躁学风，试图以自己的“学院式”批评实践来建立用中文写作的批评论文之学术规范。现在，这第三种批评经过自身的调整已逐步发展成为中国自己的文化批评，它摆脱了直觉印象式的审美感悟之模式，走出了新批评式的形式主义牢笼，把文学置于一个更加广阔的跨文化语境之下来考察。它决不是西方文化批评的衍生物，而是产生于我们民族的土壤，并能与国际性的文化批评进行平等对话的一支力量。在当前这个全球化和后现代、后殖民语境下，文化批评有着鲜明的意识形态批判性，它反对一切形形色色的话语霸权，同时自己也不试图主宰文学批评论坛。因此弘扬这种文化批评并非是敲响了人文批评的丧钟，而是在当今的多元文化语境下又增添了一种强有力的话语力量。

最后，中国的文化批评可以在世界上找到自己无可替代的地位和独特价值。文化全球化作为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一个直接后果，对中国的知识生活以及文学写作和批评话语，有着更为深刻的影响。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诸如形式主义、新批评、现象学、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后结构主义、阐释学、接受美学、新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文化研究等西方批评理论或文化思潮，如同走马灯一般，匆匆进入中国当代文坛和思想界，对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及文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几乎西方所有的现代主义文学大师的主要作品，均翻译成了中文，对相当一批中国当代青年作家所产生的影响，甚至超过许多中国作家所产生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也有生吞活剥的青年学者追逐流行的时尚，大量滥用从西方借来的批评术语，以至于不仅普通的读者，甚至连本专业的同行都读不懂他们的文章。因此毫不奇怪，恪守传统的那部分中国学者对此不满甚至恼怒，恨中国作为一个文学和理论批评大国，在国际理论批评争鸣中却发不出自己的声音。更有甚者，中国学者都没有自己的批评话语。出于对重建中国批评理论话语的关心，这些学者号召建立自己的批评理论话语，并将其视为中国的文化“非殖民化”进程中的一种后殖民策略。

由此我们可以来看中国文学和文化批评中的“失语症”问题。就文学批评而言，20世纪曾被称为“批评的世纪”，这显然是就西方文学理论批评流派纷呈、理论驳杂而言的。但是在这一片“众声喧哗”之中，中国理论家的声音确实有一度十分微弱，以至于有人认为中国的文学批评患了“失语症”，甚至同黑人的文化进行比较:“黑人可以从自己的文化传统中重建自己的理论话语，具有五千年文化传统、具有极为深厚理论根底的中国人，难道不应该、不能够重新建立自己的当代理论话语吗？”⁽⁶⁾应当说，这一比较的初衷是出于对中国文化在国际论坛上实际发出的微弱声音而感到不平，试图提出某种积极的对策。但是他们所举的黑人的例子，未必是恰当的。因为黑人的非殖民化策略的实现，恰恰是通过帝国主义宗主国的语言来表述的，但是由于他们的“混杂化”（hybridization）策略实际上消解了殖民主义宗主国的话语霸权，使得曾经一统天下的标准英语（English）被消解为有着不同发音和语法规则的Englishes或者甚至english。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并不是殖民主义的话语把他们的民族文化身份模糊了，而恰恰是他们的那种带有消解性和混杂性的批评话语，影响了西方文学理论话语的建构。

“失语症”观点的主要理由是，我们所使用的理论术语甚至话题都是西方人用过的，例如全球化这个话题就来自西方的语境。但是，马克思主义是不是西方社会的产物？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证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在中国的具体实践中经过调整和完善，早已被“中国化”了，其结果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中国的具体实践出发，反过来又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至于全球化有可能使我们的民族文化身份变得模糊起来，这一点倒是事实，但即使如此，也正如斯皮沃克《后殖民理性批判:走向一种逐步消解当下的历史》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文化身份的模糊是全球化时代的产物，而且实际上，所有的身份认同都不可还原地呈混杂状态。作为当代后殖民主义批评家中从边缘向中心运动，最后占据中心话语权的最成功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之一，斯皮沃克本人的知识生涯就可以说是一个由东方（印度）向西方（美国）运动的“全球化”的范例。在这样的由东向西的运动中，她并没有丧失她固有的印度文化身份，而且只是在学术生涯的开始阶段曾受惠于她的宗师德里达和德曼，一旦形成了她自己的独特风格，她就开始影响一大批西方学者了。这一个案，是值得引起我们中国学者重视的。

我们要强调的是，文化批评作为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的中介，与国际接轨，并不意味着与西方接轨，而是意味着与西方进行平等对话，通过这种对话，来逐步达到理论和学术的双向交流。因此理论的旅行不光是自西向东，同样应该自东向西。近年中国的文学成就已经引起了欧美主流学者的注意。美国的两部写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文学史，就有相当的篇幅描写了亚裔文学，甚至有相当的篇幅描写了华裔文学在美国的崛起，并且对美国主流文学造成了冲击，甚至有少数的文学作品已经成为了文学经典，并且已经载入了史册⁽⁷⁾。由此可见，中国文学理论在国际理论争鸣中暂时的“失语”现象并不会长久，如果我们能够借助于西方的语言媒介来发出自己的独特声音，来表达自己的理论建树，建构自己独特的研究话语，那么，我们就将对中国的文化思想在全世界的传播和推广，起到更为积极的作用。由此可见，那种认为中国文学理论话语被殖民化，故而文化批评的首要使命是非殖民化的看法，是大可商榷的。

即使就文化批评中的身份问题来看，我们也有理由对中国文学理论的未来抱乐观态度。在全球化的时代，市场经济的作用越来越大，就使得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很大一部分程度上也受到了挑战，人类创造出了自己的高科技产品，这些高科技产品在某些方面又使得人本身处处受到制约。但是另外一方面，人本身要把自己被压抑的主观能动性继续再发挥出来，这样就使得人的作用与启蒙时代、文艺复兴时代的突出人和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的时代，大不相同。对此我们称之为后人文主义（posthumanism）。我们还发现，机器人，还有对人的克隆，把人性本身给扭曲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感觉到，人的身份问题，本身也充满了很多复杂的因素，过去我们都知道人们对国籍户口是看得很重的，但是今天由于全球化，作用已不那么重要了。民族的身份是如此，文化的身份认同更是如此。认为可以返回某种“纯而又纯”的中国文学理论话语，至少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是一种天方夜谭。实际上，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中国现代文学的理论话语已经成为一种自在自足的、“不中不西”的混杂体:它既不属于中国的传统，也不完全是西方的“舶来品”，而是传统的中国文化和文论与西方文化和文论的交往和对话，而产生出来的一个“第三种”成分。这种现象的出现，某种程度上看，恰恰是为中国文学理论迅速步入国际文学理论前沿铺平了道路。明确这一点，中国的文化批评应当是大有作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