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的创造和教育

文字的创造和教育

第二节　文字的创造和教育

所谓文字的创造活动，有两个含义。其一是指古代成熟文字产生的漫长创造研习、传播、应用过程；其二是指成熟文字产生后，人们在应用过程中的不断改造、发展的创新和丰富过程。文字的前一个创造过程，是过去史，它已经随着古代成熟文字的产生而宣告终结。中国文字的后一个创造过程，是过去史、现在史和未来史三者的统一。古代成熟文字产生后，对它的改造、发展和丰富，是与对它的应用同步进行的。中国文字后一个创造过程，指成熟文字即甲骨文产生之后，经历了秦“书同文”之前的篆体，两汉时代的隶体，魏晋两朝时定型的楷体，以及使用楷体历经千余年至现在。文字的前一种创造、研习、传播、应用活动，是人类的童年时代伟大的精神生产活动中极其重要的一项，作为其产品的文字，是与人的生命的生产和语言的革新发展具有永恒价值的文化成果。而作为文字的后一种创造活动，也是与人的生命的生产、语言的革新创造一样，是神圣伟大而恒久不断的事业。中国的汉文字，与西亚美索不达米亚即两河流域创造的楔形文字，即“丁头字”、北非古埃及创造的“圣书字”，并称人类三大古文字。然而“丁头字”和“圣书字”，产生后使用了多年都废弃了，只有中国的汉文字，从3300年前正式产生后，至今巍然独存。从传播记录的功效看，汉文字较之语音文字，有着它难以克服的局限和不足。但是，它也有着语音文字不曾具备也不能具备的文化意蕴。回望历史，中国汉文字与汉语言，不仅为中国古代文明建设和社会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为中国古代的中国人的智能的开发提高、智慧的丰富发展贡献了全部的价值。正如汉许慎《说文解字·序》中所说：“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赜而不可乱也。”汉语言和汉文字的巨大贡献和全部价值，是通过各种渠道、多种方式、多种媒介予以实现展示的。而学校语文教育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种渠道、一种方式、一种媒介。学校语文教育在汉语言和汉文字传授、传播、传承的过程中，既是付出者和贡献者，同时也是受益者和享受者。学校语文教育的主体和主导，即学生和老师，以及教与学相辅一体的教育活动，在对汉语言和汉文字作出贡献和实现价值的同时，也使自身的价值得以实现，自身的精神得以展示。汉语言和汉文字，与学校语文教育及学生、老师，是一种双赢共进、休戚与共的关系。

一、古代文字创造、研习、传播、应用的四个阶段

汉文字的产生，是经过了漫长的创造研习、传播、应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先民们是在以劳动为主要活动的整体社会活动中进行的。但是，这其中既有与文字创造、研习、传播、应用关系密切的事件与行为，也有与文字创造、研习、传播、应用关系密切的人物与他们突出的思维和能力。秦代李斯编写、汉代闾里书师改编的《仓颉篇》开篇就说：“仓颉作书，以教后嗣。”文字学开创者许慎《说文解字·序》中也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仓颉，便是与文字创造、研习、传播、应用关系密切的人物，他有着突出的思维和能力。因此，口耳相传的历史过程中，后代人便记住了他的名字。而像许慎这样伟大的学者，便认定他是文字的创造者。其实，文字的创造与语言的创造一样，既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是一个群体的行为。而像仓颉这样作出创造、研习、传播、应用文字突出贡献者，是很多的。可惜的是，没有文字的记载。因为，成熟文字即甲骨文，先民们对它的应用是粗糙的、简单的，加之先民们财产共有的意识和平等民主的风尚，个人树名尚未形成。我们从出土的甲骨残片、陶器等器物中，以及大量的岩画作品中，尚未发现早期先民在他们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上树名的事例。文字的创造、研习、传播、应用，是在语言产生之后广泛应用、不断改进创造、丰富的基础上开始的活动，这与儿童幼年的说话与识字相仿。文字创造、研习、传播、应用，大致分为四个阶段：记事刻符阶段、几何形刻画符号阶段、图像形刻画符号阶段、甲骨文阶段。（〔7〕17～141）

1.记事刻符时期

言语的特殊教育以及言语的被广泛应用，给原始社会的人们带来了交际沟通的便利，同时给口耳相传的神话、传说的创作与流传以有利的条件。但是，言语稍纵即逝，无法保留。时间一长，仅靠人的记忆复现保留言语的内容和含义，总是有一些局限和不足。于是先人们便逐渐摸索出不少帮助记忆的办法。结绳记事便是其中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大事打大结，小事打小结，不仅能使本部落、本部族、本氏族中的人们能在一定时间内把重大的事情记住，共同协力去做，而且能把敬天祀地、纪念先辈的大事予以标志，从而提醒警示人们虔心一致按时祭祀。同时，对于口耳相传的故事，生儿育女的喜事，洪涝干旱疾病的祸事，争斗拼抢的战事，交互往来的外事，一一予以结绳而记，或互为告诫鼓励，或传承后代铭记。到了春秋战国时代，一些思想家便把结绳记事与原始社会财产公有和平等民主的特点联系起来，予以称赞怀念。诸如老子在他的著作《老子》八十章中便说：“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徒。虽有舟舆，无以乘之，虽有甲兵，无以阵之。使人复接绳而用之。”但是，结绳记事也有很多不足和缺陷。诸如比较复杂的大事，打一个大的绳结虽然标其大，但无法记其含义，时间一长，便有与其他事情相混淆的可能。于是，刻画符号的记事办法便被先人们摸索总结出来了。

刻画符号用以记事，比起结绳记事，要优越一些。刻画的符号，有两种形态：一种是长短粗细、直斜曲拐单个线条的刻画形态。这种形态的刻画符号，其功能与结绳记事相类似。但是这种单线条的刻画符号显然比结绳的种类要多得多。它不仅可记各种事物的数量，可表事物的大小，还可记日期、录账目。至今，边远山区的一些不识字的农民，仍然有人使用这种简单线条的刻画来记事。另一种刻画形态，是各种线条变化组合的形态，既可以把几种单个线条组合成一个复杂的符号，也可以采用粗细深浅的变化形成复杂的符号。这些复杂的符号，既可记录复杂的事件，也可表示丰富的情感和思想。当然，对于年幼或智力差一些的人来说，简单的刻画符号易于被他们理解和认可。而对于组合变化的复杂符号，他们就需要有经验的长者或智能较高的能人予以讲解、宣传、推广。这样一来，言语的教育和使用，这时与刻画符号的创造、使用和推广宣传是相辅相成的融为一体的。从分布于全国各地的岩画中，已经发现了人类1万～3万年前的刻画符号。据一些文字学家研究认为，这些刻画符号，是中国文字的萌芽胚胎。而这一与言语教育相结合的刻画符号的创造使用、传授教育，延续的时间是比较长的，直到新石器中晚期出现几何形刻画符号，刻符记事的时代才算结束。

2.几何形刻画符号时期

几何形刻画符号，是刻符记事符号的进一步发展变化的形态。它不仅有多种线条的较复杂的组合，而且还使用了圈和点，因此，它不是简单的线条组合。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许多新石器遗址出土的陶器上，都有这种几何形刻画符号，尤其是黄河中游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上的几何形刻画符号，数量最多。另外，陕西省西安市东郊浐河东岸的半坡遗址上，也发现了刻画在圆底钵口沿的黑彩宽带纹上的几何形符号。经过考古学家和古文字专家的深入研究，认为这些几何形刻画符号，是距今5000年至7000年先民们创造、应用的符号形态。可见，几何形刻画符号的创造、传习、传播、应用，也有着相当长的时间。这些几何形刻画符号，有两个特点：一是有不少重复使用的相同或相近的符号。可以看出，先民们创造的几何形刻画符号，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稳定性。而稳定性则意味着某些几何形刻画符号有着固定的意义。它与简单的刻画线条不同，能够表达某些观念形态的意义。二是使用的地区广泛、人数众多。从黄河中游到西部高原，先民们都在使用许多相同或相近似的一些几何形刻画符号。可以看出，这些几何形刻画符号具有了一定的社会性。而社会性则说明着先民们对几何形刻画符号的广泛认可。几何形刻画符号，不仅有着记事的功能，而且也有了某些交流信息、传达思想情感的作用。这是言语教育与应用的有利补充与丰富，也是言语创造的补充与丰富。先民们可能会用这些几何形刻画符号，记录着、表示着口耳相传的故事和人物，也会用这些几何形刻画符号蕴涵着、表现着敬天地祈平安的思想意念，等等。《毛诗序》中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先民们的生活，虽然缺乏物质的丰富性与工具的先进性，但是思想情感的丰富与强烈，并不比现代人差多少。交谈讲说、唱歌跳舞、吟诗绘画、祭祀祝福等，是他们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而这些有意义的活动，以及活动的成果，会保存遗留在遗址与遗物上，山岩洞壁的岩画中，口耳相传的神话传说中，等等。只是，我们还不能完全破译解读这些载体与器物上几何形刻画符号的全部内容和丰富意义。随着出土器物的不断发现，大量岩画内容的破译，以及对一些古籍的深入探究，几何形刻画符号会与其他先民的同期艺术创作一起，最终让我们认清其真实生动的面貌和丰富多彩的意蕴。

3.图像形刻画符号时期

从时间的顺序来看，图像形刻画符号要比几何形刻画符号晚一些。这从黄河下游山东省莒县大汶口文化遗址于1960年与1979年至1983年，数次出土的大批陶器大口尊上刻画的图像形符号上得到印证。但是图像形刻画符号出现的时候，几何形刻画符号仍然在流通使用。从大量出土器物与岩画中可以看出，正式汉字即甲骨文产生前的数千年里，几何形刻画符号与图像形刻画符号是一种并行共用状态。这两种符号，既是一种互相补充，又是一种互相促进。他们都是正式文字的前状态，或曰萌芽胚胎状态。不少古文字学家经过研究认为，这两种符号，特别是图像形刻画符号，已经具有文字的一些性质。诸如，不少符号，与甲骨文中的字非常相近，也有着象形表意的一些特征。另外，从全国许多地方出土的陶器大口尊上的图像形刻画符号的相同相似性上看，这种符号在当时的社会里是被普遍使用、传习着。它不仅具有了几何形刻画符号所具备的一定的稳定性和一定的社会性，同时，它还具有前文字结构的某些合理性。诸如偏旁部首组合结构的雏形与象形表意功能的初始形态。已经出土的陶器大口尊上所刻画的不少图像形符号，不仅笔力熟练、线条工整，而且在不同遗址中出土的陶器大口尊上刻画的这类符号都有这样的特点，可见这种符号已经达到先民公用共识的程度。许慎《说文解字·序》中所说：“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从许慎的这段论述中，可以看出，八卦这种符号，其产生的情状，与几何形刻画符号和图像形刻画符号有共同的特征，是先民们从天地万物的观察中与劳动生活的经验里获得的启示，加之平时交流沟通的言语积累，于是创造出各种符号来。从功能看，八卦符号，更侧重于巫术、祭祀等活动，而与八卦符号产生年代大致同期的几何形刻画符号和图像形刻画符号，则重于记事状物、表情达意。在文字已经产生并且广泛应用的商代，有些族徽，用的也是图像符号。这些图像符号的象征意义，就是图像形刻画符号所具有的指事含义的遗存。图像形刻画符号，非常接近正式文字。先民们对图像前文字的进一步改造与不断演进，便跃入人类历史的文明时代，正式文字产生了。

4.甲骨文时期

甲骨文，是指刻在龟骨或兽骨上的文字。甲骨文因出土的遗址不同，有殷墟甲骨文和周原甲骨文之分。殷墟甲骨文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小屯村一带。小屯村一带原是商代盘庚迁殷以后建立的都城，也称殷墟。1899年第一次发现写有文字的龟骨后，经过多次发掘，共得龟骨和兽骨10万余片。经考古学家和文字学家研究，这是距今3300年商代晚期即从盘庚迁殷到武丁这段时间内的300年的占卜卜辞。这批甲骨文单字数量达5000多字，能认读的约2000多字，得到学术界一致确认的约1000多字。这些单字的刻画，结构合理，部局适当，偏旁部首的安排有一定规律。周原甲骨文，是指周原等地出土的龟骨或兽骨上书写的文字。该文字首先发现于山西省洪洞县，后又在陕西省岐山县境内岐山下周族首领所建城郭之地，即周原遗址发现。其中有字甲骨289片。文字学家和考古专家称周原等地出土的一批记录周代占卜卜辞的文字为周原甲骨文。

殷墟甲骨文和周原甲骨文，是中国最早的真正文字。不论是中国的汉文字，还是西亚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即“丁头字”、北非埃及的“圣书字”，都具有文字的基本共性。文字学家认为，中国的甲骨文，是至今仍然应用着的最古老的文字。它尽管是从几何形刻画符号和图像形刻画符号中脱胎而出的，但已经有了质的飞跃。首先，它能够读音。尽管，甲骨文时代的人们与我们现在对这些文字的读音有区别，甚至大相径庭，但是，它是能够认读的符号是无疑的。其次，有特定意义。从出土能认读的2000多字来看，每个字有每个字的含义。有的字的意义指向具体的事物或行为，有的字的意义则指向抽象的概念或思想情感。最后，它是有固定的结构布局，基本定型的符号系统。它能够通过各种排列组合表达语言的准确含义且能书写（包括刻画）长期保留。甲骨文字的创造、传习、传播、应用，不仅有较长的时间，而且地域范围较之几何形刻画符号和图像形刻画符号更大一些。同时，还具有较之前两种符号更多的稳定性、社会性、合理性。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老祖先们，在创造文字的过程中，不仅充分地展示了他们当时最高的思维想象能力与抽象概括能力，而且也蕴涵着体现着他们的最高审美理想和审美情趣，同时，也表现着他们日积月累与天地万物相融共生的人文精神。细究深研每一个甲骨文字，以及审视甲骨文开始所经历的字体字形与字音字义的逐步完备完美历程，就可以看出，汉文字的这些独特之处，正是它强大生命力之所在。

二、文字的产生是学校语文教育的契机与条件

恩格斯指出，由文字的发明及其作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换言之，文字的产生、传习、使用和传播，标志着人类文明时代的开始。学校语文教育，无疑是文明时代的一项重要的精神生产活动，人的生命的生产活动，亦是文明时代一项重要的标志。然而文字的产生，又为学校语文教育创造了重要的条件，提供了难得的契机。文字和语言，是人的本质通过精神产品予以确认和再现的重要成果，是整个社会沟通交流的重要媒体。如果没有了语言和文字，人类社会不知是一种何等可怕的荒原！人类不知又是一种何等怪诞的动物！

文字，无疑是学校语文教育最主要的条件与契机。文字的教育、传习、应用、传播，是言语特殊教育的提升与飞跃，也是言语教育获得丰富，发生质的变化的条件。

言语的教育传播与应用，是原始社会里全体社会成员的平等的终身活动。甲骨文字的产生，距今3300年。那时，奴隶制社会已经取代了原始社会，有了阶级，有了私有财产。随之而产生的，就是国家机器和统治阶级的特权。文字尽管是先民们集体创造的精神财富，但是在奴隶制社会里，这一最富社会性的精神产品，首先被奴隶主贵族掠为己有。加之奴隶制社会的整个格局的形成，原始社会里的平等、民主、公正的社会制度便灰飞烟灭。然而，代替原始社会的奴隶制社会里，奴隶主贵族采取各种方法和手段用来维护、巩固其统治和特权。建立学校，给他们的子弟传授教习文字，便是其中重要的手段和措施。统治阶级办学校的意愿及其一定的经济实力，是学校语文教育产生的外因。文字的产生及其对它的传习、使用、传播，产生了精通文字、专事传习、应用文字的人，同时也产生了书写、承载文字的甲骨、简牍、毛笔、墨、帛、砚等多种材料和工具。这些，都是语文教育教学中进行听、说、读、写的重要的物质媒体。教师和这些物质媒体，是学校语文教育产生的内因，而文字是学校语文教育的契机与条件。

1.文字的传授习练，诞生了教师

私有财产的出现，阶级的产生，加之生产力的提高与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人类社会的第一次大分工的出现。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是第一次大分工中的重要项目。文字是系统的符号体系，对它熟练的掌握和使用、教授和传习，不仅有一定的难度，而且在奴隶制国家中，还有严格的限定。这样，最早有身份和地位，熟悉并掌握文字的人便从普通体力劳动者即普通公民中被分离了出来。《周礼·春宫》中记载“大司乐掌成均之法”，郑玄注中引董仲舒的话：“成均，五帝之学。”另外，董仲舒在《礼记·文王世子》“远之于成均”一语后注曰：“五帝名大学曰成均，则虞庠近是也。”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五帝时设立的学校叫成均，这是我国最早的学校。在成均中，掌管教务的官员是大司乐。比成均晚的教学机构叫庠，这是在虞的时代设立的学校。按照司马迁《史记》的记载，五帝指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帝舜，有虞氏。舜的继位者为禹，禹死后子启嗣位，我国奴隶制王朝夏朝开始。《尚书·虞夏书·尧典》：“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粟，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可以看出，五帝时已经有了学校教育。学校教育的内容与整个社会教育的内容已经有了一些区别，教育内容有音乐、诗歌、舞蹈等。虽然，《尚书》中的这两段记载虞舜时代学校教育中没有列出文字语言的课目，但从强调诗歌的“言志”“永言”的功能看，实际上就是说到了语言和文字是其中的内容。语言文字是诗歌的载体，是诗歌的形式要素。虞舜时代的教育内容是“五教”，通过“五教”使青年人正直而温和，宽厚而庄严，刚强而不伤害人，质朴平易而不傲慢。随着夏朝奴隶制社会的出现，教育有了质的变化。学校里有专门教师，教授专门的课程。《礼记·文王世子》中有一段专门论述虞、夏、商、周诸朝代教育培养世子情况的文字。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礼乐。……立大傅、少傅以养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大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小傅奉世子以观大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大傅在前，少傅在后，入则有保，出则有师，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辅翼之而归诸道者也。……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国治，君之谓也。

这段话有这样几层意思：一是在夏、商、周的时代教育世子的内容是礼乐。二是国家专门设大傅、少傅这样的官员教育世子，他们就是世子的老师。所谓老师，就是传授知识讲清道理阐明事物真相的人。三是教师按照专业有分工。四是能够担任教师的人不仅专业知识丰富，而且品德人格高尚。五是说教师在社会中的作用非常重要。教师的人格品质高尚，教化才能有尊严，教化尊严，官风便端正，官风端正国家才大治。而这些，国君必须知晓。

教师是奴隶制社会大分工的产物，是语言文字、音乐舞蹈等专业知识的掌握者，是从事学校专门教学和管理的官员。他们虽然不是奴隶社会里权力中心的核心人物，但他们已与平民有了截然不同的地位。他们教育世子，他们可以出入国君的殿堂。而学校的构成要素，除了物质化的房舍设施之外，从事教学的教师与管理学校的官吏，也是必须的要素。《荀子·儒效》中说：“故人无师无法而知。”“故师法者，人之大宝也；无师法，人之大殃也。”文字的传授习学诞生教师，教师又为文字的传授习学提供了条件。韩愈《师说》中指出：“古之学者必有师。”这是与荀子的一样正确的观点。教师与教育教学是互为因果的事物。在教育教学不断发展丰富的历史进程中，教师这一特殊的职业也在不断完善提升。许多从事教育教学的教师和教育教学理论的研究者，对教师的内涵不仅有较深刻的认识，而且对教师应该具备的思想品德、人格魅力，所应该具有的专业知识与理论修养，所应该达到的艺术审美情趣与审美能力，所应该具有的多样的教学方法与技巧，等等，都有深入的研究。《周礼·天官·大宰》：“师，以贤得民”，“儒，以道得民”。郑玄注：“师，诸侯师氏，有德行以教民者；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师氏、保氏，就是教师，他们不仅品德高尚，而且精通六艺。清代学者孙诒让在《周礼正义》中进一步阐述：“师则泛指四民之有德行、材艺，足以教人者而言。上者国学、乡遂州党诸小学，以逮里巷家塾之师，固为师而兼儒；下者如宾妇之有女师，巫臣农工亦皆有师。”这里所说的教师的内涵，已接近现在教师的概念。孔子本身是教师，他的理解很有特征。《论语·为政》：“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荀子·修身》：“故非我而当者，吾师也。”《荀子·儒效》：“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莫不从属，夫是之谓人师。”孔子认为，能够巩固温习已学过的知识，从而萌生激发出新的思想与认识，有这种能力，才能当老师。荀子的前段论述，认为能够恰当准确地批评帮助我的人，是我的老师。后段论述认为，具有平等友善的品德，海纳百川的心胸，团结群众的能力，才是好老师。《学记》中有两段关于做老师的标准：“君子既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人师也。”“能博喻然后能为师。”《学记》中对老师的要求是很高的，老师不仅知晓教育教学的规律，而且有丰富的教学经验、高超的教学能力。《学记》指出：“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礼记·文王世子》中指出：“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这里说的，是教师的教学工作，达到阐述事理善作比喻，才是真正的教师。汉代《太平经》：“父母者，生之根也；君者，授荣辱之门也；师者，智之所出，不穷之业也。”该经中指出教师是智慧产生的重要条件，是永恒不竭的职业，该论真有振聋发聩之感。唐韩愈《师说》，是专门论述教师的文章，他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并指出“圣人无常师”，“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这都是极有价值的论述。教师，也被尊称为先生和老师。《礼记·玉藻》：“〔童子〕无事则立主人之北，南之，见先生，从人而入。”孔颖达疏：“先生，师也。”《庄子·应帝王》：“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宋曾巩《太原王代墓志铭》：“夫人姓王氏……为人明识强记，博览图籍，子孙受学，皆自为先生。”唐代徐坚所辑《初学记》中引《释名》：“古者称师曰先生。”称老师为先生，这一习惯一直延续到现在。鲁迅《书信集·致萧军萧红》：“我的确当过多年先生和教授，但我忘记我是学生出身。”老师的称谓则是当代普遍的用法。

2.文字的传授习练、应用传播，产生了书籍

书籍有广义、狭义两种含义。广义的书籍指刻画、凿刻、刻铸、书写文字语言内容的载体。如龟壳、龟骨与兽骨上刻画写成甲骨文的卜辞，刻铸在青铜器上的篆字铭文，凿刻在洞壁岩石上的各种字体的诗文，书写或刻印在缣帛、纸张上的各种字体的文章、诗词等。正如《墨子·天志》中所说：“书于竹帛，镂之金石，琢之槃盂，传遗后世子孙。”文字产生后，对文字的传授教育，应用传播，促使留存。承载文字内容的载体应运而生，这就是广义的书。文字的载体，既有天然的洞壁岩石，也有人造的竹片、木片与陶器等器物。而古代开始称之为“书”，我们现在称之为书籍的狭义的书籍，则是如《庄子·天下》：“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墨子·尚贤》：“先王之书，距年之言也。”就是指刻画、书写在竹片、木片上的简牍以及帛书。我国最早以书命名的典籍是《尚书》，中国是书籍问世最早的国家之一。至于纸张那是比较高级的书写材料。甲骨文中，有“典”和“册”这两个象形字。甲骨片中的甲子表，是最早的课本教材。“册”字像竹片编连成的样子。“典”字是“册”字下边多一双手，像用手捧着“册”置于案几上。《说文》：“典，大册也。”《尚书·多士》：“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周公的话是说，殷人的祖先有书册典籍，记载殷国夺取夏朝王位的事。可见，简牍书契年代久远。它是文字产生之后派生的产物。册是用竹、木简编制的书籍，典是指进献给国君放在几案上的简册。册与策在古代有相同的含义。《春秋经传解序》：“大事书于策，小事简牍而已。”简与牍也有区别。简是用绳子或皮条把竹片连接成一个可以卷折的整体，称作“编”。韦编三绝的典故，说的就是孔子晚年翻阅用皮条（即韦）编结的简册《易经》，皮条断了几次。牍是用木版作材料书写文字内容的书籍。周代有版牍。《周礼》：“掌邦人之版”，“掌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先民们制作简牍时，为了防止竹片木片水分过多而变形与虫蛀，便把竹片木片放在火上烤干，这叫做“杀青”。现在看到的竹简，最早是战国前期的，如1978年湖北随县擂鼓墩1号墓出土的楚简。出土的版牍，最早的是战国晚期的，如1975年湖北云梦县睡虎地4号秦墓出土的两件木牍家信，还有1978年到1979年四川青川郝家坪50号墓出土的秦牍。简牍笨重，不易携带和阅读。前引《庄子·天下》中关于战国学者惠施要用5辆车运载他的书籍。但是，简牍的材料不仅便宜，而且易于制作。因此，自从它产生后，一直延用到纸张发明后有了纸书。

在纸书之前曾经有较长时间用缣帛作材料书写文字材料，人们把它叫做帛书。1973年12月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大批帛书，这是迄今所见到的最早的帛书实物。这批帛书是先秦各类学科的作品，约10万字，其中属于六艺方面的有：《周易》《服丧图》《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属于诸子方面的有：《老子》甲本，《老子》乙本，《九主图》《黄帝经》。属于岳书的有：《刑德》的甲种、乙种、丙种3个版本。属于数术的有：《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阴阳五行》《木人占》等。属于方术的有：《五十二病方》《胎产图》《养生图》《杂疗方》。（〔20〕）《后汉书·襄楷传》载，顺帝时，琅邪人官崇将一部用缣帛抄写的《太平清领书》（即《太平经》）献给顺帝。这部帛书非常精美，全书均用月白色上等丝绢作书写材料，再用青色绫子作护首。帛书可长可短，读时展开，不读时卷起，因此称一部可卷起的帛书为一卷。纸书的装帧样式既有卷轴式，也有册页式。帛书由于材料昂贵，因此普通百姓无经济力量使用。但是帛书使用的时间却是最长的，上至简牍时代，下至纸书时代，甚至现当代，还有人用缣帛书写或刺绣诗词作品的。

书籍是学校语文教育的必备条件之一，由于学校里教育培养学生必须依据课本教材，因此无论是老师的指导教授，还是学生的自学阅读，便称之为“教书”“读书”。《礼记·文王世子》中记载：“冬读书，典书者诏之。”意思是说冬天读书，由掌管典籍的官员教授辅导。《庄子·天道》两次说到读书：“桓工读书于堂上。”桓工曰：“寡人读书，轮人安得议乎！”宋代著名学者朱熹在《朱子语类》中说：“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当然，校外人们的自学阅读，也称作读书。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知识分子接受前人的经验，主要是靠读书。”可见，书籍是学校语文教学的必备材料，同时也是人们传承文化、吸纳人文精神的必备载体。古人有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的总结归纳。《论语·卫灵公》记载，子张问孔子怎样才能使自己与外界相适应，孔子讲了一大段道理，“子张书诸绅”。绅，就是丝织的大腰带，子张把孔子的话记在自己扎腰的大带上。可见，简牍、帛书，也是先秦人们记录要言大义的材料。当然，通过学习、研究，把经验、心得，以及所感所触写下来，就是书籍。教书、读书、写书、编辑印刷书籍，保存珍藏书籍，达到痴情入迷状态的人，称为书迷。学校语文教育教学，就是培养书迷的好场所。

3.文字的传授习练、应用传播，促进了诸多物质媒体的产生

言语教育时期，只要有动作手势等态势语言相配合，就能随时随地、结合劳动生产与其他活动进行语言的传授习练、指导模仿的教育。文字产生之后，对它所记录的内容及它本身的传授习练，必须有专人在专门的场所进行，也必须有相应的媒体予以配合。文字是书写工具与书写材料的创造与不断革新发展的主要动因之一。学校语文教育，不仅离不开物质化的房舍建筑与周围的自然环境以及相应的管理，也离不开教师与学生相互作用的教学活动，而教学活动中必须有书籍，也必须有写字作画、赋诗作文的书写工具与书写材料。《礼记·曲礼上》载：“史载笔，士载言。”说的是诸侯会盟，太史就随车带着笔，士随车带着盟誓的文书。《礼记·王藻》：“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教学中有了笔、墨、纸、砚，教师的教授示范与学生的记学仿练才能有物质保障。师生必备、文人珍爱的文房四宝——笔、墨、纸、砚，因书写文字与描影画图应运而生，也因书写文字与描影画图具神韵而有文化蕴涵。宋梅尧臣《九月六日登舟再和歙州纸砚》诗：“文房四宝出二郡，迩来赏爱君与予。”同时，文字与绘画，也因笔墨纸砚而留存于世，大放异彩，与日月同辉。

晋人崔豹所著《古今注》中讲，自有书契，便应有笔。此说有一定的道理。毛笔这一书写工具，是书写文字和描画图形共用的。它的产生，文字与绘画都是动因。《说文解字》中的繁体“筆”字，从聿，从竹。聿就是书写，书写的工具就是小竹枝。由竹枝发展而成一小截竹管，一端捆扎上动物的毛发便是毛笔。1957年从河南信阳长台关7号楚墓中出土的一支毛笔，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最古老的毛笔。另外，全国还出土了秦代毛笔，汉代毛笔。汉代毛笔与先秦毛笔，制造工艺有区别：先秦毛笔是用细线把笔毫捆在细竹管一端的四周，而汉笔则是把笔毫插入竹管一端镂空的毛腔里。至于毛毫，有兔毛、羊毛、狼毫、人发、人胡须等。笔毛插入笔杆空腔，能够蓄存较多的墨汁，因此能够连续书写较多的字，图描较长的线条。清人程元升所著《幼学琼林》中说：“笔乃蒙恬所造，纸为蔡伦所为。”实际上蒙恬前已有毛笔，他只是在制笔工艺上进行过改进。正如唐人徐坚《初学记》中所讲：“秦以前已有笔矣，恬更为损益耳。”1975年，湖北云梦睡地11号秦墓出土3支秦笔。同年，湖北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内出土1支汉笔。可以看出，汉代是继承秦时的制笔工艺的。毛笔的制作方法及其毛笔样式，自汉至今，基本没有变化。从出土的甲骨片中一些刻画字体上看出，甲骨文时代，刻画的字体结构笔画走势已圆润流畅，可能是先用毛笔在龟甲或兽骨上书写汉字，然后用锋利刀具刻画而成。毛笔的创造使用以及不断地改进创新，也有着与文字一样悠久的历史。

墨与砚，是毛笔的伴生物。最早的墨，实际上是一种矿物，称之为石墨或石炭。《水经注·漳水》条说：“石墨可书，又燃难尽，亦谓之石炭。”这种黑色的碳素矿物，颜色不仅漆黑，而且能保持较长时间。例如出土的一些仰韶文化时期的陶器上的黑彩，仍然清晰可辨。再有殷墟出土的一些甲骨片上的朱书和墨书，经过微量化学分析，证实红色是朱砂，黑色是碳素矿物质。可见，中国书写用墨，时代久远。最早的墨块实物，是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4号秦墓内出土的一小块墨。墨块成圆柱状，墨色纯正。同墓出土的还有两件家书木牍。木牍上的汉字是用毛笔蘸墨汁书写的。宋人晁说之的《墨经》中说：“古用松烟、石墨二种，石墨自晋、魏以后无闻，松烟之制尚矣。”墨有两类，一类是石墨，一类是松烟墨。秦墨到底是松烟墨还是石墨，尚无定论。但是出土的汉墨，则确定是松烟墨。松烟制墨，工艺考究，配料精到。汉代陕西的隃糜墨，是相当名贵的。它是用隃糜县终南山的松木烧烟取其原料，再加上胶合物配制而成。据《汉官仪》记载，当时一些政府官员，每月都能得到皇帝给予的“隃糜大墨一枚，小墨二枚”的赏赐。三国以后，制墨的工艺不断改进，墨的质量也大有提高。曹植诗中就写道：“墨出青松烟。”同时，制墨名家辈出，最负盛名的是李廷珪。据元人陆友的《墨史》记载，李廷珪是唐末五代人，为避战乱而到安徽歙县，见那里松树很多，便定居该地制烟墨。他所制的烟墨，“其坚如玉，其纹如犀，写逾数十幅，不耗一二分也”。墨的质量不断提高，与书写材料的变化改进，以及书写汉字，绘画丹青的使用有极密切的关系。因此，墨不仅是一种材料供语文学习者使用，同时，它也是一种媒体。制墨工艺中蕴涵了文化意蕴与审美情趣。不少造型新颖独特而配料考究的墨锭，本身就是艺术品。

现在看到的最古老的砚，是新石器时代制作的砚。当时的砚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陶制的研磨用具，一种是天然卵石磨制的研磨用具。当时的墨是石墨，因此，要把石墨研磨成细粉再调成墨汁，砚就由墨杆与磨盘组成，当时称为砚。随着松烟墨的产生，磨盘便可单独使用，磨杆作用消失。1973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4号秦墓出土了一套研具和墨块。研石是用鹅卵石加工制成，研盘是菱形鹅卵石加工制成。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石砚的制作工艺也越发讲究，随之，四大名砚即端砚、歙砚、洮砚、鲁砚便流行于世。端砚产于广东肇庆，隋唐时属于端州。歙砚产于江西婺源歙溪，也称婺源砚。洮砚产于甘肃洮州（今临洮县）。鲁砚产于山东。另外，还有澄泥砚、贺兰石砚也很有名。砚，也称砚台。砚台中蕴涵的文化意蕴与审美情趣，并不亚于墨锭。宋黄庭坚奉命监督采集砚石，遂作《砚山行》，描写砚石的优良品质：“不轻不燥禀天然，重实温润如君子。自辉灿灿飞金星，碧云色夺端州紫。”可窥石砚审美蕴涵之一斑。砚在语文教育中是双重身份，既是文具媒体，又是文化艺术品。有一方好砚摆在书房，伴随身边，常常有修身悦性之功效。宋人苏易简的《文房四谱》中，对砚情有独钟：“四宝砚为首。笔墨兼纸，皆可随时收索，可终身与俱者，唯砚而已。”

纸的发明和使用，是文房四宝中最晚的一宝。在纸发明之前，用于书写的材料有龟壳，兽骨，竹片，缣帛，陶器，青铜器，以及岩石等。甲骨、简牍、帛书、石刻经传等都是书籍的形态。最早的石刻书籍是秦石鼓文。它是初唐时从陕西省凤翔南发现的，战国时代秦国的石刻，又称“猎碣”，共10件。石碑如鼓形，鼓围上所刻碑文，接近《大雅·车攻》等篇。该碑刻石鼓10件，现存故宫博物院。1986年在陕西省凤翔秦景公墓出土石磬铭文，206字，与初唐发现的秦石鼓文相似。在石板上刻经典名作与诗词，既有儒家，也有佛家与道家。像西安碑林所存历代碑刻作品，无疑是中国文化宝库中的奇葩。另外，还有7种凿刻儒家经典的石经，也很有名。一是熹平石经。它是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年）所刻儒家《易》《书》《诗》《仪礼》《春秋》《公羊》《论语》7种著作。汉末，社会动荡，字失规范。议郎蔡邕等奏请正定五经文字。蔡邕用当时的隶书把7种著作书写在46块石碑上，从熹平四年（175年）到光和六年（183年）历时9年，刻字完工，碑文约20万字。这是汉字规范化的刻石先河。石经刻好后矗立于当时鸿都门的太学门外，每天到碑前核抄经文、观摩欣赏者络绎不绝。历史变乱中熹平石经被毁。宋代洪适著《隶释》，收录石经残字2111个。二是正始石经。它是曹魏正始二年（211年），用古文、篆文、隶书3种字体在石碑上刻《尚书》《春秋》两部经典，世称三体石经，现已失传。三是开成石经。它是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在石碑上所刻的《易》《书》《诗》《三礼》《春秋三传》《孝经》《论语》《尔雅》，现存西安碑林。四是蜀石经。它是五代后蜀孟旭广政七年（944年）在石碑上刻经典，有《易》《书》《毛诗》《三礼》《左传》《论语》《孝经》《尔雅》，后来宋代又补刻《公羊》《谷梁》《孟子》《尚书》，现存成都和重庆。五是北宋石经。它是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用篆楷二体所刻经典，有《易》《诗》《周礼》《礼记》《春秋》《论语》《孝经》《孟子》，又称汴学石经或二体石经，现存开封。六是南宋石经。它是宋高宗绍兴三年（1143年）所刻经典。有《易》《书》《诗》《左传》《论语》《孟子》《礼记》，共200块石碑，现有79块，存杭州。七是清石经。它是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所刻儒家十三部经典，简称十三经。这是保存完好且内容齐备的儒家石刻经书。现存北京。

纸是东汉时期发明的。公元105年前后蔡伦对造纸技术进行了改进，使纸的质量得以提高。用纸作书写材料魏晋时便已开始。《三国志·魏文帝纪》的注里记载，曹丕把自己的《典论》用帛和纸分别抄写，曾把用帛抄的一套送给孙权，把用纸抄的一套送给张昭。当时是，书写材料不仅帛、纸并用，而且竹简也在通行。直到代东晋而立国为楚的恒玄下令废简用纸，才结束了竹简为书写材料的历史。据唐玄宗时官修类书《初学记》卷二十一所载，恒玄下诏令：“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所谓黄纸，是用黄檗的皮、叶浸染过能防虫蛀的黄纸。由于黄纸既经济又实用，不仅替代了竹简，也替代了缣帛，成为书籍的主要材料。纸书开始是手抄。在雕版印刷产生以前，抄写书籍、经卷，是一个专门的职业。五代时后汉乾祐二年（949年），沙洲（曾设甘肃酒泉，不长时间，后为敦煌）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曾用雕版印《金刚经》，至宋代，又发明了活字印刷，这样，使书籍的复印、传播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纸的发明及其不断改革创新，加之印刷术的威力，使语文教育的课本教材及其丰富多样的阅读书籍，不仅有了数量的增加，而且也有了质量的提高，从而使语文教育有了繁荣昌盛的物质媒体条件。晋代文人傅咸，作《纸赋》：“夫其为物，厥美可珍。廉方有则，体洁性贞。含章蕴藻，实好斯文。取彼之弊，以为己新。揽之则舒，舍之则卷，可屈可伸，能幽能显。”短短数语，对纸的由衷赞叹溢于言表。而近现代由于造纸工艺的不断提高，加之印刷技术的突飞猛进，书籍的式样与质量，已进入了技术与审美相融一体的新阶段，语文教育能不更上一层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