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海洋文化产业资源概况

南通海洋文化产业资源概况

第一节　南通海洋文化产业资源概况

南通先民最早生活在南黄海之滨，所以渔猎文化成为南通文化的最初形态，这已从青墩遗存中得到证明。为了生存，人们就必须制作工具，而海边的石头和动物的骨骼就是现成的材料，青墩遗址的“中华第一斧”和“麋鹿角刻纹”就是在石器和骨器的制作和使用过程中创造的精品。海边地气潮湿，常有水侵，于是先民发明了高脚楼建筑，昭示了南通最早的建筑文化的产生。海边的麻类植物丰茂，先民发现麻皮可以用来搓线缝制，于是发明了纺针和纺锤，昭示了南通最早的纺织文化的产生。这些文化活动和文化产品都与黄海紧密关联，可以说，没有黄海就没有南通最初的文化形态^[1]。

一、乐舞文化和民间工艺文化中的江海题材

被誉为“中国龙舞之乡”的海安，其龙舞集北方龙舞的古朴苍劲、南方龙舞的纤巧柔美于一身，形成了龙灯舞、苍龙舞、扁担龙舞、人龙舞、手龙舞、草龙舞等系列龙舞，其中最著名的当数罗汉龙舞和苍龙舞。“罗汉龙”是祖居海安县城北郊的唐家池村丁姓家族的祖传龙舞，传承至今已达三四百年，因此又有“丁家龙”之称。“罗汉龙”除兼有南方龙舞“钻、缠、跳、翻、绕、滚、腾”的套路之外，难度最高也是最精彩的是“叠罗汉”动作，引龙人、舞龙人逐个踩肩，叠成三四层的“宝塔”，高达8米有余。这个造型来自于一段神奇的传说。相传很久以前的一个初秋，贯穿海安全境的通扬运河上空万里无云，唯独唐家池这方土地乌云笼罩，暴雨倾盆，一连下了七天七夜，稻禾被淹，家园积水。人们去龙王庙烧七层斗香，祈求龙王爷消灾降福。未及一个时辰，唐家池上空惊雷声起，降下一条小白龙，状如一座宝塔盘坐于唐家池的池塘之中。只见它抖龙尾，昂龙头，喷出一股水柱，直泻茫茫大海，顷刻之间积水消退，天空放晴。丁姓百姓为了感激小白龙的恩德，舞龙庆祝丰收时，就仿照小白龙盘坐于唐家池的姿态，练起了“叠罗汉”的功夫。“罗汉龙”曾在第十六届龙潭庙会暨中华优秀民间花会大赛中夺得金奖。

图3-1　海安罗汉龙

“苍龙”全长只有2米多，龙头、龙尾各有一柄，舞龙人多为女性，人各一龙，手各一柄，舞姿轻捷、灵巧，变幻自如。“苍龙舞”源起于海安县曲塘镇东郊的黄氏梁，其形成也有一段民间传说：早年老龙王敖广每逢生日都要嬉水闹海，闹得风雨交加，海水倒灌，田禾受淹，殃及百姓。三太子小苍龙善言苦谏，反遭囚禁，幸得水族相助逃出龙宫，变成一位白面书生，来到黄氏梁，帮助百姓筑堤排涝，降渍保苗。老龙王敖广一怒之下，派出雷公电母，把小苍龙打得现了原形。小苍龙伏匍的身躯化成了圩堤闸坝，永保一方免遭水患。此后黄氏梁一带的田间和农家常见“小苍龙”的踪影（其实是蜥蜴，俗称“四脚蛇”）。粮田有了小苍龙，粮食越打越多；粮缸有了小苍龙，米面越吃越多。这以后，老百姓每逢丰收时节，都要扎制五尺苍龙，在田间、宅院边舞边游，伴以念唱吉利言词，如“苍龙弯弯腰，银子动担挑”，“苍龙点点头，吃穿都不愁”，“苍龙舞”因此得以世代相传。20世纪80年代，经过海安文化馆的搜集整理，“苍龙舞”多次进京演出，并在中南海怀仁堂为中央领导献艺；该节目参加文化部组团的中国民间艺术团出访日本时，赢得日本观众的由衷赞叹，还被南通市歌舞团作为出访欧洲四国的压台节目^[2]。

图3-2　海安苍龙舞

海安是南通最古老的境域所在。唐代之前，海安还处在江海交汇之处，常常遭遇风潮之灾。海中有龙王，龙王呼风唤雨，这些传说自然为老百姓所相信，很容易把风潮之灾与龙联系在一起。加之江海大地经常会生成龙卷风，大风卷起海水或尘土，常常形成一条条“龙柱”挂在天际，有的是灰白色，称为“白龙”；有的是黑色，称为“乌龙”，这些自然景象更加深了人们对龙的敬畏和崇拜。舞龙就是这种情怀的反映，以此祈求龙王的庇护。因此，海安成为中国龙舞之乡，其深刻的背景是长江和黄海的存在。

南通是全国四大风筝产地之一。北京、天津、潍坊三地多为造型风筝，南通除造型风筝外，还有一种板鹞风筝，是我国目前唯一符合“筝”之本意的风筝，因为南通板鹞放飞上天之后会发出悦耳的响声，仿佛“空中交响乐”。江海平原温润的气候与潮湿的土壤，造就了江滩河沟芦苇遍野、竹园满村，芦苇和竹子都是结扎风筝骨架必用的材料。风筝上发出响声的，是大大小小的“哨口”，横向排列在风筝的上下两个部位，上部为高音区，下部是低音区。哨口口部用竹片雕刻而成，“共鸣箱”用葫芦、竹管、白果壳或蚕茧制作。竹子、葫芦、白果、蚕茧都是江海大地相当普遍的物件。风筝线或丝或棉或麻，视风筝大小而定，这些也是南通盛产之物。南通的田地和道路十分平坦，江滩海涂更是开阔无垠，这些都为放飞者提供了良好的驰骋场所。

图3-3　南通板鹞

放飞风筝必须借助风力，南通滨江临海，季风自然不缺，特别是春季，风力大，风速也稳，风筝一旦放飞到“得天风”的高度（进入稳定的气流层），能够稳稳地停在天空，潇洒地摆动着两条尾绳，发出悠扬的乐声，令人赏心悦目。所以，春节前后直至清明，南通城乡的空中到处都有风筝的身影和乐声。沿海季风是造就南通风筝不同凡响的天助之力。

二、饮食文化和服饰文化中的江海题材

“江尾海头”的南通鱼鲜蟹肥虾活，呈现出江鲜、海货、河品争奇斗艳、独具特色的饮食文化。江海平原四季分明，每个季节都有时令菜蔬，配以当令荤腥，成为普通百姓的日常菜肴。例如，春天有韭菜炒螺蛳、河蚌炖咸肉，夏天有丝瓜炒毛豆、青蚕豆炒蒜苗，秋天有芋头烧肉、茭白炒精片，冬天有水芹炒肉丝、羊肉炖黄芽菜等。最为独特的是冬季，尽管雨雪纷飞，天寒地冻，田里仍然有蔬菜生长，如胡萝卜、黑菜、菠菜、青蒜、水芹等，霜冻之后，味道格外鲜美。每到春天，各种野菜上市，如香椿头、枸杞头、野芹、荠菜、马兰头、野黄花菜等，村民、市民都很喜爱将其凉拌食用。近海多盐，咸菜、咸鱼、咸肉等腌制食品在南通城乡寻常人家多有食用。因为占有江、海、河“三水”之利，南通的水产品十分丰富。江鲜、海鲜、河鲜“三鲜”俱全，为中国其他地域所难企及。江鲜中的刀鱼、鲥鱼、河豚鱼、凤尾鱼，生长在长江与黄海交汇之处，特别名贵。海鲜中最著名的当推文蛤，在南黄海独特的环境中，其味鲜美超过其他海域的贝类，号称“天下第一鲜”。另有鳓鱼，自明而后，南通每年要向朝廷进贡99尾，方志有此记载，“鳓鱼充贡”成为南通一典。还有黄鱼、带鱼、鲳鱼、海蜇、梭子蟹、对虾、泥螺等，都是百姓餐桌常可见到的。河鲜有河虾、鲫鱼、河鳗、河蚌、螺蛳等，其中最美者当数河蟹。蟹苗孵化于江口，成长于内陆河流之中，南通江河连通，为河蟹生长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3]。

南通传统的衣服鞋帽大都以青蓝棉布为基本材料缝制而成。南通滨江临海的土质特别适合棉花的生长，旧时农村几乎家家纺纱、户户织布，“通州土布”名噪一时。南通温暖湿润，又特别适宜“蓝草”的生长，使之拥有了植物染料“蓝靛”的原料。

据光绪年间《通州志》记载：“种蓝成畦，五月刈曰头蓝，七月再刈曰二蓝，甓一池水，汲水浸之入石灰，搅千下，戽去水，即成靛。用于染布，曰小缸青。出如皋者尤擅名。”明代，蓝靛成为南通进贡朝廷的贡品。土布加上蓝靛，使南通服饰的基本材料——青蓝布相当充裕，不仅用来缝制衣帽鞋袜，还可用来制作窗帘、头巾、围裙、包袱、蚊帐等。在此基础上，又产生了“蓝印花布”民间工艺。蓝印花布最具典型的就是蓝底白花和白底蓝花的图案，这种蓝白底相交的传统工艺有着繁杂的制作工艺流程。南通民间蓝印花布，全凭人工手纺、手织、手染而成，格调朴素、高雅，蕴涵着独特的审美趣味和生活情调。民间蓝印花布的广泛应用，促成“印花担”队伍的迅速发展。“印花担”也叫“花担匠”，他们只印花、括浆，不染色，为农家提供各种形式的花版。清末，南通地区“印花担”队伍还保持着近百人的规模，他们上门为农户印花，农家把刮好浆的坯布送往附近染坊，或自己制作靛蓝染色。就地取材的染布原料，自纺自织的便利工艺，使南通地区染织业迅速发展，并逐渐成为全国知名的特产地。民间蓝印花布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可做服装及头布、被面、布兜、包袱、门帘等日用品，如今尤为城市及白领群体所喜爱。可以说，没有江、海，就没有江海平原上的棉花、蓝草，就没有棉布、蓝靛，也就没有青蓝布和蓝印花布，也就没有南通的青蓝服饰，南通也就难以成为中国蓝印花布艺术之乡^[4]。

图3-4　南通蓝印花布

南通传统的衣服鞋帽有一些独特的样式，其江海印记特别鲜明。一是“灯笼裤”，为沿海渔民下海作业的通常穿着。这种裤子裤管肥大，裤脚用布带扎紧，海风吹来，裤管鼓起像两只灯笼，故名。灯笼裤的好处是通风透气，沾上海水和汗水也不会黏着双腿，便于劳作。二是草鞋，以稻草编就。南通水稻甚多，稻草俯拾皆是。草鞋的制作很简便，只需打出鞋底，再在脚头用草绳扭结，脚跟连底兜起后用草绳套住打结即成。草鞋价廉物美、走路轻快，下地劳作或出行均可穿用。三是“蒲鞋”，又名“茅靴”、“茅窝儿”、“芦花鞋”，用芦苇花搓成花绳编制而成，是具有良好保暖作用的冬令用鞋，旧时农家都会穿用。通州五总乡的戏台墩村为“茅靴村”，村境过去沟沟汊汊很多，泥土寒潮，碱气甚重，适合芦苇生长，芦花遍地皆是。当地农民一般在开春之后就打制靴底，待到夏季芦苇花开，采摘芦花晒干后，把靴底嵌上芦花绳，沿上蓝印花布边，即成了一双双厚实而精致的茅靴。这里全村男女老少都会编制，使茅靴成为当地远近闻名的一大副业。四是“划儿板鞋”。南通多水田，需要从河里汲水灌溉。提水灌溉的工具多为“水车”，每节都连着一片刮水板（即“划水板”），一节节串成“龙骨”状，像自行车的链条，在人力蹬踏（“车水”）的作用下带动刮水板从水面下刮水而上。农闲时可以把它一节节卸下。冬天逢到雨雪天气，取下两片分扎在两脚鞋底，便可充当雨鞋在泥泞中行走，能够避免鞋子沾上雨雪，保持鞋内干燥温暖。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仍可见到这种鞋，多为贫苦人家穿用^[5]。

图3-5　南通传统服饰

三、民居文化中的江海题材

旧时南通农村的民居异于它域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散居或成带状分布。究其成因，主要是南通境内河网密布，为生活方便，房屋都临水而建。比较讲究的民居是四面环水，院门前方河上设置吊桥，以便出入，夜间则高启吊桥，以图安全。一般人家房前屋后总有河道，以供饮用洗涮。这样民居就不可能集中成大块村落，总是星罗棋布在河道一侧或两侧，或一户一河，或数户一河，或沿着较长的河道一字排开建成带状。这种布局是江海平原的地理环境使然。旧时一般民居的墙壁用泥土夯实而成，也有用芦苇编织的“苇帐”围成。屋梁通用木头或竹竿，梁间反向架上竹竿捆扎而成的椽子，椽子上再铺上帷帐，帷帐上铺稻草或麦秆以作屋顶。稻草铺就的称“磨屋”，是较为低档的一种，因为它不大密实，容易被大风刮乱，故屋顶上需要网上草绳，以防江海平原经常来袭的台风和暴雨；麦秆铺就的称“朴屋”，比较密实，沥水快捷，也经久耐用，屋主常常引为骄傲。启东、海门地区还有称为“滚地龙”的茅草房，甚为简陋，搭建便当：将芦苇用草绳扎实后拱成半圆形，然后用地桩钉在泥土中，那半圆的拱就是门户所在，只有弯着腰才能进出，地上则铺上稻草或麦秆以吸收潮气。这种简陋的房屋，当是早年启海先民迁来南通沙洲围垦拓荒时所创，作为一种传统存留下来，它是南通民居中江海风味最为浓烈的一种^[6]。

四、民间表演艺术中的江淮风韵和吴地风韵

1.海安花鼓

海安花鼓流行于海安县东部的角斜、旧场、李堡、曹园、西场等地区，尤盛于角斜，故又名角斜花鼓。海安花鼓以说唱为主，分为“打场子”和“杂戏”两部分。“打场子”也称“闹场”，为开场前的歌舞表演，通常由狮灯、龙灯、马灯闹场，伴以锣鼓大作，吸引观众；再由花鼓出场，打开表演场地，观众围坐观看。“杂戏”即小戏，剧目、角色、台词、表演皆有，曲调则沿用当地民歌、小调。海安花鼓打场子的主要人物有女角“红娘子”、男角“上手”、丑角“骚鞑子”，另有“姜太公”、“和尚”和花鼓队。表演开始为“头唱”，主要是红娘子和上手的双人歌舞，表现男女青年的相互爱悦、玩乐嬉戏。然后，由上手串演莲湘手表演“莲湘十八把”（或“莲湘二十四把”）。接下来由两个花鼓手各肩负一名女角，牵手围住红娘子，交错起伏，呈行舟状悠悠过场，谓之“翘粮船”。最后是“翘荷花”，由八个男青年各肩负一名少女，围住肩负红娘子的上手，不断把上手和红娘子“翘”起，形成荷花开放的图案，达到整个表演的高潮。海安花鼓现在已经发展成为南通富有地方特色的民间舞蹈节目，在全国性的赛事中先后夺得“山花奖”、“群星奖”，2007年被列入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7]。

图3-6　海安花鼓

2.浒澪花鼓

浒澪花鼓，又称下洋花鼓，流传于如东县西北浒澪一带，故名。浒澪花鼓是一种典型的三人花鼓，是歌舞结合的花鼓艺术的一种形式。相传在19世纪50年代，一批安徽移民随太平军沿江而下，来到江苏沿海的西下洋地区（今如东浒澪），他们带来了安徽的民间花鼓艺术，当地的民间艺人把安徽花鼓和当地的民间小调结合起来，形成了浒澪花鼓。该花鼓的表演过程、参与角色与海安花鼓大同小异，2007年被列入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花鼓是一种民间舞蹈，一般有男女两人对舞，一人敲小锣，一人打小鼓，边敲打，边歌舞，是江淮一带颇具代表性的舞种之一。据考证，明代就已有花鼓演出，且形式多样。据《明斋真识·广陵韵事》记载，“花鼓传来三十年，而变者累矣，始以男、继以女，始以日、继又夜，始以乡野、继以镇市，始以村俗民氓、继以纨绔子弟”，说明明代嘉靖年间扬泰地区花鼓盛行。除海安花鼓、浒澪花鼓外，另有泰兴花鼓、牵牛花鼓、莲湘花鼓等，统称“扬州花鼓”。泰兴花鼓也叫“夜火灯”，有二、四、六、八、十二人的不同表演形式，以两男两女对舞的较多，又称“四人花鼓”。其中一男手持小锣，边舞边敲，另一男手举红灯，边转边跳；一女手拿莲湘，边跳边耍，另一女两手各握一副竹板，边打边舞。舞蹈动作朴实大方，富有形象化特点，加上花鼓小调烘托，舞蹈情绪热烈欢畅。姜堰的牵牛花鼓，表现青年男女二月二回娘家的民风习俗及其一路上诙谐欢快的场面。莲湘花鼓来源于“花鼓救驾”的传说：明洪武帝朱元璋遭敌追击，败逃到江都的鲁陵乡（今武坚镇花庄村），身陷险境。在这紧要关头，当地百姓为了掩护朱元璋，将他扮成三花脸，并由两男子扮成村姑，一男子扮成少年，打起莲湘，敲起小锣，载歌载舞助其脱离险境。由此可见，海安花鼓和浒澪花鼓是淮扬花鼓文化在南通文化中的遗存和发展^[8]。

3.评弹北调

评弹北调流行于启东、海门地区，只有100多年的历史，是吴文化影响下南通人创造的一种评弹形式。清代中后期，一批又一批江南人士来到成陆时间不长的启海地区定居，带来了吴地方言、风俗和民间艺术。同治年间，有些做小生意的、跑单帮的和那些吃香火饭的、测字算命的、变戏法的启海人，行走于江南各地，他们看到苏州评弹在茶馆很吃香，便模仿其形式，并按照各自的行当腔调，回乡说书给乡亲们听，后来又使用钹子作为说唱的配器。

这种有别于苏州评弹的“钹子书”经常在集镇、茶馆演出，生意日益兴隆。很快，有苏州评弹艺人加入到启海书场。在南北评弹艺术演出的竞争中，土生土长的启东钹子书艺人张仲飞、杨点梅等，开始在钹子书的唱腔中融入苏州评弹的韵味，同时保留了原先各自行当的腔调特点，形成了一种具有启海地方色彩的评弹曲调，备受听众喜爱。由于这种曲调源于启海，流行于长江之北，相对于苏州评弹的江南调，听众称之为“评弹北调”。张仲飞的数代高徒又不断对北调予以创新，形成了启海评弹特有的“嗯嗯调”、“哎哎调”、“吭吭调”，在苏州评弹的柔美悦耳之外，增添了江海儿女粗犷明快的情调，加上通俗易懂的启海方言，使得评弹北调风行一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评弹北调冲破不下江南的百年陈规，一次次奔赴江南城镇演出，受到江、浙、沪评弹界的高度重视，确立了其应有的地位。2008年，评弹北调列入南通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9]。

4.海门山歌

海门山歌流行于海门市和启东市、通州区的一部分地区，以及崇明县、盐城沿海一带，它与江南吴歌一脉相承，是吴歌伸向苏北的一个分支。早在明代的《海门县志》中就有山歌的记载，这些山歌是早期移民从江南迁出地带来的。清代，又有大批崇明人和江南民众来到复涨成沙的海门一带垦殖，随之而来的不仅有吴地方言、民俗，还有吴地民歌。吴歌不断融进沙地人的生活情趣，在海门代代传唱，经久不衰，形成了吴音北唱的海门山歌流派。1931年，在上海大夏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前身）读书的海门人管剑阁与同学丁仲皋，深入海门田间地头和农户家中采风，采录了大量海门山歌，精选一百首辑成《江口情歌》。该书由大夏大学出版后，在文学界引起轰动，认为是“三十年代诗坛罕见的作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海门山歌得到进一步的抢救和发掘。1987年，在海门山歌普查中，发现山歌歌手300多名，搜集到山歌2 000多首。近年来，海门市每年都要举办一届海门山歌会唱，编辑了《海门山歌》集。在山歌基础上产生的海门山歌剧多次赴京演出。2007年3月，民间音乐《海门山歌》被列入江苏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6月，被列入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海门山歌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即兴山歌，多系农民随口编唱，歌词有四句、六句或八句，内容大多反映劳动生活和男女爱情；另一类是叙事山歌，歌词长达数十、数百句，有完整的故事情节、生动的人物形象和丰富的思想情感。《红娘子》是海门流传最广的叙事山歌，长达187句。海门山歌以山歌调和对花调为主，也包括大量的民间小调，有独唱、对唱等演唱方式。山歌音乐清纯甜美、悠扬婉转，具有鲜明的吴音色彩^[10]。

图3-7　海门山歌

山歌手宋卫香（左2，国家二级演员）随南通民间艺术团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演唱海门山歌《小阿姐看中摇船郎》，并与著名歌唱家关牧村（中）合影（1986年7月·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