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海洋文化的渊源

南通海洋文化的渊源

第一节　南通海洋文化的渊源

南通，东靠黄海，有漫长的海岸线；南临长江，是长江水系江河运输直达中转的枢纽。这种特殊的地域特点，促使南通沿海先民们很早就把目光投向了广阔无垠的海洋，萌发了海洋意识，从而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逐渐形成了南通海洋文化。

南通海洋文化的传统历史悠久，伴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不断演进，并在独特的发展轨迹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一、初创期（源于先秦，成于汉晋，兴于隋唐五代）

这一时期，南通境内的先民们已经具有了利用海洋、开发海洋的意识，为南通海洋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早在6000多年前，在长江三角洲的北岸，今海安县南莫镇青墩村一带，就有先民们以渔猎为生。青墩遗址是目前在海安、南通乃至整个江淮东部发现的保存最完好、时代最早、文化内涵最丰富的一处人类居住遗址，是研究该地区史前海洋文化的典型代表。遗址的分布面积约7万平方米，四面环水，土壤肥沃，草木繁盛，气候温暖，环境优美，地域文化特征独特。南通的先民们在那里生活、繁衍，在与大自然的抗争中创造了灿烂的新石器文化，杆栏式建筑遗迹以及大量炭化稻的出土都是证明。出土材料显示，南通先民们自那时起就已经开始从事渔猎活动，因为在青墩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水生动物、植物以及鱼骨制品等遗物。南通先民们的活动与黄海紧密相连，他们利用海边的石块、动物的骨骼等材料进行加工，发明了多种用途的劳动工具；海边空气湿度大，地气潮湿，而且常有水侵，于是他们发明了高脚楼建筑用来居住；海边生长着大量的麻类植物，他们发现麻皮可以用来搓线缝制，于是发明了纺针和纺锤。同时，他们还使用玉器、石器、骨角器、陶器等生产工具，有的陶器胎内夹有贝壳屑，具有明显的滨海地区特征。这一切都证明了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此居住活动，开启了南通海洋文明的序幕。

图2-1　青墩遗址

大约在距今4 000年，南通的远古海洋文明因为海侵而被迫中止。汉代，在南通北部，重新形成陆地，时属海陵县，海洋文明从而得以发展。此时，南通的海上交通、造船和制盐技术水平开始发展起来。1984年，在江苏南通如东地区就出土了一艘东汉时期长约15米、名曰“沙船”的独木舟。这一出土材料说明，南通先民们至少在东汉时期就已经能够制造和利用船只。西汉初年，吴王刘濞为了方便运盐，还专门开凿了一条茱萸沟，该沟西起扬州茱萸湾，东达海陵仓及如皋汤加湾。东晋安帝义熙七年（公元411年），中央设置宁海、如皋、临江、蒲涛四县，时属南兖州。之后，由于不断的海侵，南通的开发和发展一直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因此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的南通造船和制盐水平现均无详细资料可考，有待今后考古发掘。南北朝时，由于海侵，现南通市区一带皆是沼泽遍地、芦苇丛生的沙洲。隋代，沙洲逐渐与陆地连接，形成较大一片陆地，该地时属海陵郡。唐代，由于沙洲土壤肥沃，水道纵横，非常适宜农作物的生长，因此朝廷采取鼓励政策，大批长江南岸的民众移入南通本土，这给南通的造船业、制盐业带来了较快的发展，南通船舶制造水平也有了一定的发展。1973年，江苏南通如皋地区蒲西乡出土了一条唐代木船，现称之为“如皋木船”。随着船只的出现和捕捞工具的进步，唐代南通人民大力发展制盐业，设立盐亭场，由中央设置相关专门管理机构——盐监。唐末，为了进一步促进盐业的发展，地方官沿西汉时的茱萸沟继续开挖运盐河道，并一直延伸至白蒲镇，并且在各盐场之间开凿串场河进行连通。日本和尚圆仁（公元794年～公元864年）在其著作《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曾记录了遣唐使在江苏南通如皋地区经由运盐河直上扬州的一路见闻，其中提及他们看到南通运河中有许多运盐船只，对此甚为惊奇，可见当时运盐之盛况。乾符二年（公元875年），中央设狼山镇遏使，时属浙江西道节度使管辖。五代十国时期，在此设置静海郡，属吴国。后周显德五年（公元958年），周世宗柴荣派兵攻占静海郡并建城，改称通州，也就是现在南通的前身。优越的地理位置，不断提高的造船、制盐、捕捞技术，是古代南通海洋文化发展的标志性轨迹，为今后南通海洋文化的发展和特点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图2-2　如皋木船

二、繁盛期（繁荣并发展于宋元）

图2-3　范公堤

宋元时期是南通海洋文化发展的繁荣期。这一时期，南通的造船、制盐等利用海洋资源的能力得到扩大，海洋捕捞等方面得到全面发展。汉唐之际，南通海安地区，东濒黄海，常常遭受风潮之灾，每当海潮漫涨之时，沿海一带庐舍淹没，田灶毁坏，百姓家破人亡，惨不忍睹，这给南通的开发和发展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两宋时期，筑海塘堤坝这一物质性海洋文化进一步得到提高和发展。早在唐代大历元年（公元766年），淮南节度判官黜陟使李承实就在南通修筑常丰堰以防止海侵。常丰堰全长142公里，从楚州高湾一直到扬州海陵县境。宋代继续延续唐代这一政策，并且修建技术逐步提高。北宋开宝年间（公元968年~976年），泰州知事王文佑增修捍海堰，但后因年深月久逐渐倒塌，水灾时刻威胁着人民群众的安危。之后，时任泰州西溪（今东台）盐仓监的范仲淹，立即上书至泰州知州张纶，建议急速修复捍海堰，以救万民之灾。宋代天圣二年（公元1024年），范仲淹征集兵夫四万余人兴筑海堰，其北起阜宁，南到启东、吕四，全长约300公里，当地老百姓为纪念北宋范仲淹主持修建，而将此捍海堤坝命名为“范公堤”。范公堤素有“海防之城”的美誉，它的建成，使得南通地区的农事、盐课两得其利，不仅基本保障了南通沿海人民的生命和财产，而且开启了苏北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围海造田运动，也可以说是如东成为鱼米之乡的起始。

与此同时，南通地区经历了两次移民高峰，即南北宋交替之际和金兵南下之时。宋元时期的南通皆是沙洲孤岛，这一特殊的地理环境一方面成为当时人们理想的躲避战乱的栖息之地，另一方面也是朝廷关押犯人的服刑之地，于是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为南通本土的开发注入了活力，茫茫大海变成了万顷良田。由于全国各地大批的移民迁往这里，南通的传统海洋文化基因中融入了吴越、北方等各种文化元素，进一步奠定了南通海洋文化的多元性。

宋元时期，江海平原面积达上千平方公里，土壤肥沃，气候宜人，灌溉便利，非常适合水稻等农作物的生长，因此南通成为江苏产稻谷最丰盛的地区。据统计，南通在两宋年间，每年海运的粮食达20万石左右，成为苏北漕粮转运的重要枢纽。

另一方面，宋元年间，南通也是江苏地区海盐转运的枢纽。宋代，朝廷延续唐代修运盐河的政策，继续疏通通州至扬州的运河，使之成为江北平原的大动脉。并且宋代的制盐技术得到进一步提高，“折中法”使得盐产量大增，南通地区的海盐销量居全国之首，从而确定了它作为淮南盐主要产区的历史地位，而且这一历史地位从宋代一直保持到清末。元代，通州境内就设有十处盐场，成为两淮主要的盐产地。为了方便运盐，元代的通州居民还专门造海运舟。运盐业的发达，给老百姓带来了福祉。

图2-4　南通银鱼

南通海洋文化在宋元时期达到鼎盛还表现在该时期产生了一批艺术水准较高的海洋文艺作家和作品。很多文学大家就南通的涉海生活或土特产进行了创作。比如银鱼是南通的土产品之一。银鱼原为海鱼，其长约二寸，鱼身略圆，形如玉簪，细润透明，色泽似银。其后在太湖繁衍，成为太湖的名贵特产。宋代诗人为南通的银鱼特产留下了“春后银鱼霜下鲈”的名句，把银鱼与鲈鱼并列为鱼中珍品。

总之，这一时期，南通海洋文化的特点得到基本确定和定型，并达到鼎盛，在中国海洋文化发展中占有不可替代的独特地位。

三、衰落期（盛极而衰于明清）

明清时期，南通海洋文化发展日趋衰落。这主要缘于明清时期的海禁政策。明洪武三年间（公元1370年），明朝政府为防沿海海盗的侵扰，下令对海事实施一系列的限制政策。最初的海禁仅限于商业，禁止中外互相通商（进贡除外），后为彻底取缔海外贸易，连民间使用及买卖舶来的番香、番货等也一律禁止。此令于永乐年间伴随郑和航海曾告取消，后明嘉靖年间倭寇猖獗，海禁政策又一度恢复。清朝为配合闭关锁国政策，也一度海禁，甚至康熙时期朝廷实施沿海迁界，当时因此造成了大小不等的屠杀和数十万人的死亡。明清时期的海禁政策，使南通对外海运贸易逐渐衰落，在一定程度上钳制了海洋文化的发展。

当然，南通对内的海运贸易仍在国内占有一席之地。两汉以来，南通就是著名的产盐区，这主要得益于其漫长的海岸线。但由于清代海滩淤涨，海岸线东移，卤淡盐薄，南通海盐业日趋衰退。因此，明清时期运盐河转为运输粮食和棉布。南通临海，土壤和气候都非常适宜棉花的生长。元代和明代以后，棉花种植在南通广为推广，棉花产量不断提高。明代中期，南通从江南引进了织造技术，家庭棉织业逐渐兴旺起来，南通民间将棉花进行加工，纺织为纱布。明末清初，南通又从广州引进了蓼蓝种子（植物蓝靛的原料），当地居民大量种植蓝草，为蓝印花布就地提供了染料，从而又促进了印染工艺的产生。到清代中叶，南通已被誉为“土布之乡”，其民间蓝印花布已“衣被天下”。

明清时期的南通海洋文化军事的色彩特别浓厚。南通抗争倭寇的战斗始于明代。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南通人民浴血抗倭，涌现了许多诸如曹顶等英雄人物和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明代嘉靖年间，南通沿海地区倭寇猖獗，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原是余西场的盐民曹顶应征参军抵御倭寇。第二年，有三千倭寇侵犯通州城，曹顶率领五百水兵与倭寇战斗20多日，共斩数百名倭寇首级，身体被刺伤十多余处。朝廷得知曹顶的英雄事迹之后，对他封官加爵，但他却辞官不受，解甲归田。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倭寇再次侵犯通州城，曹顶再次加入战斗，在通州城北五十里率军队与倭寇作战，乘胜追击至单家店（今平潮镇），但因天雨路滑，人困马乏，战马失蹄，将他掀落于堑壕之中，不幸被倭寇所害。消息传到通州城内，人人皆掩面而泣，将之葬于城南，并建“曹公祠”，以示纪念。清末举人薛穆清先生还曾为之赋诗：“成仁因杀敌，义勇祀曹公。碧血千秋烈，丹心万古雄。霜锋刀映月，宝勒马嘶风。遗像深瞻仰，英名奕世崇。”

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南通范氏诗文世家。范氏诗文世家是指宋代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之次子范纯仁的直系后裔，从明朝嘉靖年间的范应龙到当代范曾共13代，历经明、清、民国直到当代共450余年，代代擅长作文咏诗，薪火相传，从未中断，形成了独特的家风、诗风和文风，现存诗歌8 000余首。南通范氏家族坚持沿袭着中国古代的家学传统，并一代代地延续，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迹，也是诗文世家传承的典型代表之一，其间先后出现过3个高峰，即范凤翼时期、范伯子时期和范曾时期。范凤翼官至吏部文选司，著有《范勋卿诗集》；范伯子，清代末年杰出的文学家，同光诗派的一面旗帜，也是南通市近代教育的主要倡导者和奠基人之一；范曾，诗文、书法绘画的成就都很大，曾被联合国聘为特别顾问。当代国学大师钱仲联先生曾对南通范氏家族这样评价：“清代惜抱大桐城古文之派，以迄今日厥传未绝，南通范氏其执吟坛牛耳者哉。”2009年6月，《南通范氏世家诗文》还被列入江苏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图2-5　曹顶墓

图2-6　南通范氏诗文世家

四、缓慢复兴期（缓慢复兴于近代）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外国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从此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随着列强的入侵、内政的腐败，清政府内外交困，南通的海洋事业逐渐陷入萧条的状态。尽管如此，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一些较为开明的朝廷官员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强兵富国，摆脱困境，维护大清朝的统治。他们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推行了“洋务运动”，南通的海洋文化也得以缓慢复苏。这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第一，船舶文化。南通居江海之会，舟船是南通最普通的生产、交通工具，因此南通也是国内较早制造船舶的地区之一。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通州资生冶厂建造了南通第一艘钢质驳船，木质渔船被钢质渔船代替；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又建造了内河小轮和机动渡轮，开创了近代造船业的先河。第二，航运文化。南通人精于造船，也擅长航运。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大达内河轮船公司开通通吕、通扬运河航线，清光绪二十六年（1909年）发展到沪扬、沪启、沪通、沪崇等4条航线。第三，港口文化。南通濒海临江，其港口的形成与沙洲群成陆有关。近代南通的海港从北向南就有老坝港、洋口港、东凿港等港口。清朝，作为江苏渔业、盐业和棉织业的重要基地，南通港口的用途主要是运输盐、粮、棉。清光绪二十六年（1898年）在南通地区建立“洋棚”，自此开始了港口管理和设施建设。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朝廷又在通扬运河唐家闸兴建大生码头。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南通港口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而南通在两次鸦片战争之后被迫开埠，西方物质和精神文明大量涌入，影响了南通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推动了延续千年的南通古代文化的演变，独特的海洋文化逐步形成。

此外，讲到南通的近代，不得不提一个人，就是张謇。他是南通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甲午战争以后，他在南通自主建设口岸，探索城市发展道路，学界称张謇等人经营的近代南通为“中国近代第一城”，并由此形成了通派文化。1895年，民族危机日益严峻，张謇意识到“救国先救贫”，即只有振兴国家的实业才能提高国力，并且“责任须在士大夫”。张謇说：“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为此，他毅然放弃仕途，受当时的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张之洞的委派，以“总理通海一带商务”的任命，回南通家乡创办纱厂，投身到了“实业救国”的事业之中。因此，毛泽东同志在建国初期说：“讲到中国的民族工业，有四个人不能忘记，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讲到轻纺工业，不能忘记张謇，讲到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讲到交通业，不能忘记卢作孚。”1903年，张謇在通州吕四创办了同仁泰盐业公司，并提出改革传统的盐业生产和经营方式，腾出沿海草滩用以种植棉花，为棉纺工业提供原料。之后又在通州三余镇、如皋、东台等地建立大有晋盐垦公司、大豫盐垦公司、大丰盐垦公司等公司，并设有专门指导垦务、统一调度金融的通泰盐垦事务所。到1926年张謇逝世为止，他一共创办了20个盐垦公司，兴建了大小企业34个，形成了中国第一个规模较大的实业集团。除办实业之外，张謇等人还兴教育、重慈善、倡文明，使南通从一个封建的、落后的城市，一跃成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模范城市”。《中国大百科全书·建筑、园林、城市规划》对这段历史进行了专门的著录：“南通当局在实业家张謇的影响下，在清末民初对南通的城市规划和建设有过一些安排：在唐闸建设纺织和榨油等工业，在天生港建设港口，同南通旧城组成一个互有分工的城镇组群。在南通城南缘河地区进行成片的建设，其中有一些新型建筑，如总商会、剧场、博物馆、专科学校等。设立了市政机构——路工处，负责测绘地形，并对城市道路进行规划和修建。”^[1]

图2-7　张謇

图2-8　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

张謇等人创造了璀璨夺目的近代南通，其展示的海洋文化精神内涵也是相当丰富，比如自主性、务实性等。英国《海关十年报告》（1912~1921年）就有这样的评价：“现为上海附属口岸的通州，早在1899年就开始了建设。它从一开始就坚持自治的原则。当地有财有势的商人在20前就组建了南通自治会，对通州后来的发展，对于为建立警备力量、修筑道路、兴建医院、学校而筹措资金作出了贡献……通州是一个不靠外国人帮助，全靠中国人自力建设的城市，这是耐人寻味的典型。”两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先生也认为：“张謇先生经营之南通，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产物，它不同于租界、商埠或列强占领下发展起来的城市，是中国人基于中国理念，比较自觉地、有一定创造性地、通过较为全面的规划、建设、经营的第一个有代表性的城市，堪称‘中国近代第一城’。”

五、快速发展期（快速发展于现当代）

解放以前，在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三重压迫下，南通航海业一直在很不景气的状况下挣扎，这种颓势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叶。1949年解放以后，南通被设为市级区划单位，并且成为中国首批对外开放的14个沿海港口城市之一。在这一背景下，南通的海洋生产力高度发展，海洋文化发展向现当代转型，并且一直保持较高水平的持续、快速发展。这主要表现在：第一，海洋捕捞业长足发展。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南通海洋捕捞的船帆实现机帆化，捕捞技术突飞猛进，海产品捕捞量大幅度提高。据统计，1987年，南通的海水捕捞产量达10万多吨，渔船达到2837艘。更重要的是，南通的渔业生产实现了由捕捞为主向养殖为主的历史性转变。20世纪50年代后期，海水养殖开始兴起，主要养殖的对象以文蛤、对虾、海带、紫菜和螠蛏等为主，到2004年养殖面积已达6.9万公顷，产量16.5万吨。此外，海产品的加工方法已由传统的腌制法和干燥法逐步转为机械化制冰、速冻、冷藏等。第二，船舶文化大力发展。解放以后，南通从以驳船和渔船生产为主，逐步发展成以木质船、水泥船、钢质船舶和玻璃钢船的生产为主，并且具备了对内河客轮、近海渔船、江河驳船、工程船舶等中小型船舶的修造能力和制造船用机电设备的能力。改革开放以后，南通更成为国家远洋船舶的修造基地之一。第三，航运文化不断拓展。1980年3月国务院批准南通港为长江对外贸易运输港，江苏远洋公司“雨花”轮首靠南通港港口一号码头，装运出口香港的棉花399吨，南通港正式开办国际运输航线。1982年11月，南通港对外籍船舶开放。1983年5月第一艘来港外籍轮“格陵兰海”号在狼山港区一号码头靠泊卸载。1984年11月南通至日本神户国际集装箱航线通航。1985年9月南通至香港定期集装箱运输航线通航。随着2008年洋口港的通航，标志着南通的海运事业又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南通是一个具有浓重海洋特色的城市，海洋文化的历史悠久，解放后，南通市政府认识到这一点，着力打造海洋文化品牌、建设海洋文化名城，内容涉及海洋科技系统、海洋教育系统、海洋文化产业系统以及海洋文化旅游休闲娱乐系统等。比如开拓了博物馆、青墩遗址旅游，发展了海岛休闲旅游，举办了国际江海旅游节等节庆活动，彰显了南通海洋文化特色。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山·一水·一人·一城·多乡”的海洋文化格局。具体的一山即全国佛教八小名山之一——狼山；一水即南通的护城河——濠河；一人即著名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先生；一城指“中国近代第一城”——南通；多乡即教育之乡——全国教育看江苏，江苏教育看南通、体育之乡——培养和输送了数十位世界冠军、建筑之乡——南通建筑铁军驰骋海内外，获得了数十项鲁班奖、长寿之乡——南通的长寿老人达20万，百岁老人400多位，成为中国平原上唯一的长寿地区。

综上所述，南通因天然独特的地理条件，海洋文化发展历史悠久，内涵丰富。早在先秦时期，勤劳勇敢的南通先民就依靠优厚的海洋资源，开创出了独具南通地域特色的海洋文化。从秦汉至隋唐，随着大批长江南岸民众迁入南通，南通海洋文化特点逐渐形成。到宋元两代，南通海洋文化发展进入鼎盛时期。明清由于长期实行海禁政策，则趋于衰微。近代，由于张謇的大力革新，南通海洋文化开始缓慢复兴并且其内涵得以大大丰富，而到解放后，南通海洋文化则呈快速发展的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