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林业知识，推动林业科学普及

深入研究梁希，有时发现他也有痛苦，旧中国时他说过：“同是一样的山，到了人家手里是宝贝，例如芬兰，它的国家收入，全靠森林，而在中国，什么人都看不起森林，前人不肯种树留给今人，今人又不肯种树留给后人，不顾将来，试问荒山荒到几时才了呢？”新中国时他依然流露出林业工作者特有的痛苦，他说：“1949年的大水灾，掀起了全国一片救灾声，林业工作者分明知道，历年来水、旱、风、沙等灾害都由于山上没有森林，但由于反动的国民党政府向来轻视森林，一般人很少知道林业的重要性。”“一般人很少知道林业的重要性”，这正是梁希的痛苦所在：发大水的原因明明是山上没有森林，可许多人不这么认为。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这许多人并非都是老百姓，这就导致了建国后在一些重大决策问题上明明是显而易见的问题却常常是见仁见智，这让梁希很痛苦。

梁希的痛苦，著名林学家凌道扬也有专门文章表述过。1922年，当时的中国发生了大水灾，凌道扬在中华森林会刊物《森林》第1卷第3号上刊登了《中国今日之水灾》一文，还在正文前加一插页，用红字刊印一则醒目的短文，短文以“警告”二字标出，全文如下：

警告

民国六年（1917年）直隶水灾，我国当未忘也。去年北五省旱灾，我国人更当未忘也。试问今年如何？岂非水灾又几遍全国乎？美前总统罗斯福云：“中国濯濯童山之真相，实令人不胜惊惧。水灾旱厉，屡见不已，皆系无森林之结果。”嗟我国人，皆可醒矣！

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在议会演说时以中国的水灾为例实证森林之重要，这一资料是由美国林学会提供的，2008年出版的《中国林学会史》重新转录凌道扬的《警告》一文，说明当年罗斯福所言确有其事。现在的问题是：水灾出现了，人类要战胜它，是治标还是治本？如治标，则筑堤围堰等，但，这是救急，如要治本，还得靠培植森林，这方面，欧美日本都有成功的先例，西方许多国家高度重视森林的生态效益，皆因这方面的原因。然而，西方国家已经达成的共识：对付大水灾，首先是治本，其次才是治标，在中国，了解这一情况的人依然很少很少。这当然与科学的普及不够有关，与相关林业知识的宣传不够有关。梁希、凌道扬、陈嵘等学者从海外留学回国，意识到作为教育工作者有责任普及科学，有责任宣传相关的科学知识，普及和宣传的阵地当然不分校内还是校外，于是，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宣传森林的重要性，包括宣传林化知识，宣传重要的林业思想，如：有森林才有水利，有水利才有农田，就成了梁希人生重要的课题。

梁希的宣传主要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向公众宣传推广林业科普知识，另一个部分是向公众积极宣传森林所具有的多效益作用，尤其是在生态效益方面。第一个部分的宣传主要集中在建国前，建国后的数量少些，第二个部分的宣传则正好相反，主要集中在建国后。

翻开梁希旧中国时发表的文章，第一篇就与宣传和推广林业科普知识有关。在《民生问题与森林》一文中，梁希说道：“森林是人类的发祥之地。人类所以能够发达到现在的地步，都是森林的功劳。所以饮水思源，我们要把森林看得神圣似的才对。“80年后的今天，读这段文字，并不觉得这是在作宣传，相反，读起来有趣有味有道理。

梁希是“两浙才子”，又是林化专家，所以，他的科普文章里有关林化知识的介绍一向生动活泼，引人入胜。还以《民生问题与森林》一文为例，梁希系统介绍了在新兴的林化工业里森林所能发挥的一系列独特作用：①木材干馏可得醋；②木材可造酒；③木屑可制造酒精；④木纤维和硫酸蒸煮，转化为糖；⑤用木纤维可做人造丝；⑥用木材可做飞机。介绍的六个部分全都从趣味入手，读者在欣赏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接受到了科学知识的普及。

例如木纤维做人造丝，文章将其展开作了介绍：把木片和亚硫酸或氢氧化钠放在锅中一蒸，除去淀粉、木质素和不纯粹物，留下的就是真正的木纤维，然后用酸化铜的阿摩尼亚溶液溶解，调成薄浆，再用压力向毛细管中压出，一条一条地导入醋酸或其他酸类，便凝结成丝。人造丝的开端是1844年，是一位法国人发明的。人造丝的功用：一是染色相宜，鲜丽异常，二是光彩胜过天然丝。整个过程听起来既新鲜又神奇。

梁希在介绍人造丝的工艺流程及其功用外，还附带介绍了当时国际上一些发达国家人造丝生产的产量，由此让国人明白我们在这方面已经落伍了。

梁希为读者开列了一张有代表性的国家人造丝部分年份产量表。

表2-9 战前战后各国人造丝产额比较表（单位：千磅）

根据周慧明的回忆，梁希一方面向国人介绍纤维素衍生物的理论，另一方面又借助科技创新，设计了半自动实验室绕丝装置，亲自生产人造丝。“当时因缺喷嘴吐丝头，梁希经过无数次的实验最后以玻璃管在喷灯上拉出玻璃喷嘴头代金属喷嘴头使用。”因为梁希的努力，“三十年代中央大学森化室已经用滤纸代人造丝浆粕制人造丝，一次喷出的丝可长到数十米不断”。

此外，在《民生问题与森林》一文里，梁希还简单地介绍了一下用木材可以做飞机，后人一定感到很奇怪，遗憾的是文章没有展开，只说了这么一段：“就是航空的飞机，也何尝少得了木材呢？美国威斯康星林产物试验场内，有一部分专门研究飞机材料，即此一端，可见林产物的功用了。”与此同时，梁希很快就在自己教学的讲义里开始详细记录木制飞机了，这是他作为林化专家紧盯林化前沿的结果。

梁希告诉学生：英国林化专家从美国林化专家的研究中受到启发，制成一种名为“蚊式飞机”的木制飞机。蚊式飞机的制造十分简单，即采用“模压胶合成型木结构”。先用混凝土制造一个21英尺长的模具，然后将云杉木薄片涂上干酪胶后交替放置，盖上模具的盖子。此时，再向中间的橡胶气囊中充入压缩空气，待干酪胶固化后即形成一片木结构，将左右两片木结构对合，就成为木质胶合结构的机身。

而木造飞机的优点也是显而易见的，梁希将木造飞机的优点总结如下：第一，同大之材，同重之材，木比金属强固；第二，木材能吸收振动；第三，金属材料所制的飞机需要45000只钉子，木材可以打成一片，减少重量。

梁希20世纪40年代曾经专门做过木材的物理性质和力学性质的试验，证明部分木材的抗压性强，同重量同大小的木材，比钢铁强固。朱惠方在1934年发表的《中国木材之硬度研究》中的介绍亦可作为辅证，杜仲、黄连木、榔榆、槲栎、山核桃、榉树、黄檀等为Ⅳ级，为硬材。石楠、枣树、黄杨等为Ⅴ级，为最硬木材。最硬木材的硬度都在5.01以上。另外，木材的化学性质与金属相比也较为稳定。在相同情况下，很多木材与金属相比，对化学物质表现出惰性。也就是说，优于金属。

因此，根据木材的特殊性质，林化专家将之运用在飞行器的制造之中，成功研制出木质飞机。其中，表现最为亮眼的当属蚊式飞机。它是英国二战期间用途最广的飞机，而且造出的还是速度最快的轰炸机，应用在战场上的时间在1939年初到1945年。由于当时钢铁和铝不足，英国独辟蹊径，采用胶合板来制造蚊式飞机。又由于机身的金属含量少，雷达几乎看不到它的存在。还有，它体格轻盈，载弹量高达1814公斤，最快时速超过640公里，不需要任何武器防护，它的速度比敌方所有战斗机都要快。蚊式飞机一直默默无闻，直到1942年9月25日，听众从BBC的报道中方才得知消息——这一革命性的飞机对奥斯陆中心的德国盖世太保做了精确的屋顶袭击，第二天，蚊式飞机的功勋就被刊登出来了。

而早在1939年，甚至更早，梁希便以一个林学家的身份，敏锐地意识到蚊式飞机的前途。他介绍说，过去制造木制飞机，由于缺乏木材防腐技术，飞机的两翼容易长真菌。但是，随着林化工业的发展，这一困难得到解决。

蚊式飞机在二战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整个二战期间，蚊式飞机共出动39795架次，仅有254架被击落，战损率只有6.3‰。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它参与了英国空军发起的每一次战斗行动，让德国人颇为头疼。人们亲切地称它为“Wooden Wonder”。

从蚊式飞机制造之始，梁希便撰文介绍这一最新知识。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梁希在及时追踪世界最新最快的林化工业资讯，向教育界并通过教育界向更多的读者传播和推广林业科普知识。

另外，翻译国外林化成果的专著及论文，也是梁希经常从事的一项带有科学普及性的活动。1932年，梁希翻译了《日本近来试行木炭汽车之成绩》，梁希在撰写的绪言中谈到了自己的感慨，他认为，人类造物，创造为上，仿制为中，不造为下。言为心声，“创造”二字是梁希最为器重的字眼。为了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梁希的授课讲义里搜集最多的就是世原句是界著名林化专家们的最新研究及其成果，比如他身后出版的巨著《林产制造化学》里就搜集有世界各国著名林化专家的最新研究著作或研究成果，如德国人K?nig的“Warrenlexikon”。梁希在“绪言”里曾评价K?nig等人在木材化学领域“皆名于世”。比如林化学家Schorger的著作The Chemistry of Celulose and Wood.Schorger一生拥有34项研究专利，专攻木材防水等项目，该著作凝聚了这位外国专家多年的治学心得，如其所言，该书致力于完整涵盖所有可获得的木材化学的数据，梁希认为该科学家获得的数据具有很高的价值。还有些林化专家著作等身，梁希在翻译的同时，也注意借鉴并吸收他们的研究成果。比如Nelson C.Brown.Nelson C.Brown，早年获得耶鲁林科硕士学位，后来担任美国州立林业学院森林利用系系主任、教授等职。一生著作颇丰，著有Forest Products and Their Manufacture(1919),A merica?s Lumber Industry(1923),Logging-Principles and Practice(1934),General Forestry(1935),Logging Transportation（1936）等著作。此外，Nelson C.Brown还从经济学和实用的角度多次发表了关于木材利用、木材制造等方面的文章，这些文章对梁希的启发都很大。此外，作为梁希林学上的指导老师，日本三浦伊八郎教授和本多静六教授对他的帮助和影响也是毋庸置疑的，因此，梁希在写作时也大量地参考了三浦伊八郎等人的著作，包括他们的《木材化学》《林产制造概要》《林产制造学》《林产制造学概要》等。

1937年，德国人F.Bergius在工业工程化学杂志上发表了以浓盐酸将木材中碳水化合物转换为糖的科学报告《木材制糖工业》。梁希知道后，第一时间加以翻译然后向公众介绍。德国人的结论是：用木材可以制糖，这样，就可以回收利用废材，节约资源，更重要的是，“依此法加工制糖，粗制糖的80%可转化为酒精，其余20%犹可收回，作其他有用材料”。粗制糖还可生产面包酵母、乳酸等发酵物。另外，母液中含有少许葡萄糖、满那糖和其他糖类，可以用于发酵和家畜饲料。更不用说，还可以获得醋酸等副产物。梁希之所以在第一时间翻译此文，然后借助出版物传播推广，是希望能给中国相关的民族工业提供更多发展的机会。

除了零散的翻译文章外，梁希在30余年的教育生涯里，还翻译或编译了一些书籍。梁希在重庆翻译了德文的《木材防腐手册》一书的主要部分，以及英文《木材工业》一书的九章，但均未出版。前者已经丢失，仅后者可飨读者。

1942年，梁希摘译英文著作Wood Technology《木材工业》，共计九章。梁希用毛笔和宣纸完成了该书的翻译和抄写，并手绘图案，红笔加注。今天看来，这本书的很多观点与梁希的观点不谋而合。

仅以《木材工业》第七章《纤维的化学用途与合成的代用品》为例，文中写道：“木厂（锯木厂）废料和锯屑首先视作化学变化的理想材料。”

图2-1 《木材工业》摘译（梁希手稿）

原文作者认为，经济与否是木材的优势。虽然木材与其他植物性产物都可用作纤维资源，而废料和锯屑不起眼，容易被忽略和浪费，但是倘若加以利用，不仅能提高木材利用的水平，而且更加经济。

梁希也曾多次表示，木材从砍伐到制材，均有相当大的浪费。欧美诸国均对废材的利用方法非常注意，中国更不可以忽视这一问题。他在1948年视察台湾时曾建议说：“树皮大多数供制单宁原料，本省已成立企业化工业。至于刨片、木屑、锯去之边条，则尚未有企业经营。查欧美各国，有利用刨片、木屑等作干馏工业、燃料工业、纤维素工业者，有利用锯去之边条制火柴梗、铅笔梗、木桶、门窗格条、柜框条、风扇、网球拍、茶盘、刀架、刀柄、玩具及其他简单家具者，此等工业均有悠久之历史，且已认为有工业价值。”

新中国建立后，梁希离开了教学岗位，但他始终不忘自己有向公众宣传和推广林业科普知识的责任，他根据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林化工业飞速发展的客观事实，作出了准确的预测，他欣喜地告诉读者，林业在未来的新兴产业里会有它的特殊地位，他说：“普通木材的比重在零点五左右，都比水轻，为什么比水轻？因为木材是由长条的管状细胞组成的，干燥以后，细胞中的水蒸发掉了，只含空气，所以要比水轻。那么，如果用大力把木材细胞统统压扁，木材将改变性质，不但会增加比重，而且会增加强度，这里所要说的，就是这种理想的更进一步的实现。方法是：把木材切成半厘米厚的薄板，放在盆中，加人造树脂（例如酚、甲醛），使树脂胶合木纤维。这样处理过的薄板一百片至四百片相叠，烘干，送入炼木炉加热，加高压。经五小时到八小时，人造树脂因压力作用，会深入木材细胞，又因热的作用，会与细胞化合（起化学作用），完全改变木材性质，比重由0.5左右增加到1.35，入水便沉，这是一种压缩材。压缩材能抗水，耐摩擦，硬度加高，不能再用木工工具刨削或锯截，必须用金工工具。强度亦加大，与钢铁相似，比钢铁轻，又比钢铁廉价。在苏联，用压缩材来制织梭、齿轮、轴承、飞机螺旋桨和各种耐高压的绝缘材料。”梁希告诉公众：经过特殊处理后的木材就是新材料，不仅可以代替钢铁，而且各方面的性能胜过钢铁，甚至还可以充当“各种耐高电压的绝缘材料”，即充当贵重的稀有金属。2010年国家发改委提出未来的十二五规划中要大力发展七大新兴产业，其中就有新材料，而梁希早在半个多世纪前便预见到林业可以在未来的新兴产业中大有作为。

1954年，梁希告知学术界：“我们可以预料，今天隐藏在深山幽壑的数以千计的不著名树种，将来随科学的进步，工业原料的翻陈出新，必将有别的树木，也像杜仲和五倍子一样，被人们发掘出潜在的性能，一跃而为现代化的工业原料。”几十年后，梁希的预言真的成了事实，当石油危机一次次出现时，有心的专家开始在深山幽壑中寻找能直接生产“植物石油”或“植物柴油”的树种，1979年，美国生物化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梅尔文·卡尔文，在巴西访问期间就发现了一种能产出性能类似柴油的树。简单地说，就是在它的树干上开一个直径为5厘米的孔，然后把它堵上，6个月后即可收集到一种液体，这种液体可直接用于柴油机。目前，全世界有心的专家包括中国的大批专家在内都在寻找这一类植物，目前已发现有几十种，详细的内容在《梁希的历史地位和重大贡献》里有介绍。

梁希担任林业部长后，他的宣传对象放大了，而宣传内容也立时转向了森林多效益方面。从森林的经济效益来说，它主要属工，因为它要源源不断地供应工业原料、化工原料、建筑材料、民用材料；从森林的生态效益来说，它主要属农，因为它有保护农田的责任，进一步说，它还有保护国土安全的责任，防治水土流失；从森林的社会效益来说，它属于全民，因为森林净化了空气，有益于所有人的健康。

中国人对森林的认识，几千年来都是把经济效益放在首位，相当多的人没有意识到中国西部的荒漠化、沙漠化、石漠化以及中国各地的水灾旱灾沙灾风灾都与森林的过度砍伐密切相关。作为从西方“取经归来”的学者，梁希任部长后，更加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一定要让全国人民逐步认识到生态效益才是第一位的，否则，只能是灾难接着更大的灾难。为了强化这一观点，梁希在1950年1卷1期的《中国林业》里郑重地说道：“1949年是最近数十年来灾荒最多最大的一年，事实告诉我们，警戒我们，教我们立即和大自然斗争——造林，不然，我们会被沙和水吞没。”梁希解释说，从察哈尔，经绥远、宁夏、甘肃，直到新疆，都是沙碛弥漫，地瘠民穷。新疆沙漠化面积，几乎等于4个四川，或等于12个江苏。在中国，已出现可怕的沙漠南移，梁希警告说：“沙漠由北南移的结果，中国的人口亦随历史的变迁，有逐渐向南发展的趋势，数千年前繁华的京都，今天已非常荒凉，数千年前沙害的大后方，今天竟变成前线，这是何等可怕！”的确，1950年时的北京、天津早已是沙临城下，这只要看看邻近北京、天津的郊县就可知道。讲到水情，梁希指出：黄河和辽西柳河的含沙量，最高达50%左右，因为河中半水半沙，所以河水半流半滞，河道半通半塞，时时改变流向，造成水灾。就黄河而论，历史记载得很清楚，大约每十年有四次决口，有权威人士说，每年平均损失，按战前物价计算，约2500万元硬币，而1949年大水灾，全国被淹耕地一亿亩，减产粮食120亿斤，产生灾民4000万人，这是一个严重的警告：中国人植树造林不容再迟缓了。

梁希在宣传里，将植树造林与减免沙灾减免水灾减免旱灾等同了起来。这是在大力宣传森林的生态作用。

关于新中国有没有能力对付沙灾的问题，1950年的下半年，梁希在西北的一个会议上作了如下讲话：“只要肯下决心，沙灾还是可以消灭的。远看河北：冀西有六十多万亩沙荒，虽然不是由沙漠吹来，而是由于沙河和磁河改道后淤积的沙，然而已经变成沙荒以来，与沙漠的沙就没有什么大区别。在冀西，老百姓起初都说没法栽树。幸亏有许多县份是老解放区，早已着手造林，显然获得了成绩，老百姓因此发生了兴趣，大家积极起来了。去年一年消灭了三万亩沙荒，今年单是春季造林，冀西四个县就动员了十万人，消灭了沙荒地六万亩。老百姓满怀信心地说：‘再过五年，可以完全消灭冀西沙荒。’他们正在准备布置果树园。这是一个例子。近看陕北：陕北靖边县是沙区，土壤是酸性土，从前没有树木。到了一九二〇年，有个县长，大家称他为丁大老爷的，开始提倡栽树，活了好多，打破了老百姓‘此地不能种树’的保守观念，一直到现在，老百姓还在纪念他。后来，一九四三年，陕北展开了大生产运动，提倡有计划地植树造林，由于领导上的重视和群众的努力，到了一九四六年，以张家畔为中心，长八十里宽五十里的平滩与沙滩，已造成了绿油油的一片森林，共约五十万亩。这又是沙荒可以造林的一个例子。”——以生动的事例向公众宣传植树造林可以成活，植树造林可以防沙治沙。

在治山治水治黄治沙的几年间，梁希多次以冀西、冀东、永定河地区、豫东等地植树造林大见成效为例，向全国人民宣传，宣传植树造林的生态作用。1958年，梁希在一个重要的报告里指出：陕北榆林等八县一望无际的沙丘上，现在已生长了不少茂密的幼林，保护了广大的农田。沿无定河支流芦河西北岸已营造了约130里长的防护林带，制止了流沙侵犯无定河（黄河支流）。靠近流沙区的东坑村，原有农田1000多亩，由于风沙的侵袭，至1952年只剩下500多亩，每亩产量仅有20斤左右。原有的八户人家因房屋被沙埋没而先后搬走。1952年开始造林防沙，五年来共造林约2000亩，耕地已恢复到800亩，每亩产量增加到60斤。同时，牧地扩大了，林副业有了收益，因此又从外地迁来农民25户。——以客观的事实客观的数据宣传森林的生态作用。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友好，中国各方面都在强调向苏联学习。梁希在宣传森林的多效益时，尤其在宣传森林的生态作用时经常以苏联为例。据资料显示，苏联这方面的确做得很好。1954年，梁希在谈到森林可以防风防沙时，以苏联的文字记录与苏联的资料为例以加强宣传的效果。梁希指出：（1）森林可以减少风速。据苏联纪录，在20-25公顷耕地的周围，防护林带的高度如果达到16-18米，风速就可减少30%-40%。例如我国河南省民权县老赵庄的防护林，是在1951年开始营造的，林网面积12公顷，现在林外风速每秒6.6米时，林内风速每秒仅5.7米，已减少40%。沙，是从风里带来的，风速减小，则流沙亦减少，所以森林可以防风，也就可以防沙。（2）森林可以减少土壤蒸发量30%-40%。蒸发量小，土壤中的水分就可以保持，农作物就可以很好地生长。（3）增加农产。在苏联，因护田林而增加的产量，一般从25%-50%，而罗斯多夫斯大林集体农庄1943年的小麦收成，比无林区竟增加三倍半。我国吉林省扶余县三井村和万发村，因为有了护田林，农产物也增加了一倍以上。热河省敖汉旗第二区下树林子村，更有特殊的例子，1944年还没有护田林，每亩产量不足一斗，1949年防护林的树高2.5米，每亩增至二斗；1950年树高3.6米，每亩增至三斗；1951年树高5米，每亩增至四斗；1952年树高6.5米，每亩增至五斗。——以中苏两国具体事例证明有无森林效果就是不一样。

作为一个使命感极强的林业科学家，梁希一直把根治黄河水患视之为林业工作者的责任，他始终宣传：治理黄河，“方法很多，最根本的方法就是造林。”“为了保障农田，必须注意水利和森林两个重要条件，而森林尤为治本之计。”早在1950年的时候，梁希就强调了根治黄河水患为什么要靠造林，梁希说：“依照大自然的趋势，山土本来会不断地向下移动，而由于草木之被覆，土石得到了一重保障，地形的改变因而无限期的延长。荒山可不同了，既无被覆，更无保护，沃土逐年流失。”这就解释了芬兰、瑞士、挪威等国也有高山河流，却为什么没有形成水灾，是因为这三个国家森林覆盖率很高，阻止了高山上的水土流失；黄河为什么河床逐年抬高，最终造成大水灾，关键在于黄河的两岸没有草木之被覆，大雨一来，自然水土流失。明白了这一点，就必然理解梁希所说的“方法很多，最根本的方法就是造林”这一观点。

仔细研究梁希任职林业部长的九年，对水土保持这一工作一直非常重视，不仅大张旗鼓地宣传，而且在如何保持水土方面做了具体部署。例如从1950年开始，林业部就已派人到渭河、泾河、洛河、汾河、无定河作宜林地考察，准备建造黄河水源林，也是1950年，林业部打算由局部地区的封山育林逐步扩张到全国多数地区的封山育林；例如1951年，林业部打算在桐柏山、伏牛山、大别山大规模植树，建设淮河水源林，还打算在汉水上游、在广东、江西、湖南有重要河流的地段，建造水源林。还是1951年，梁希向全国政协报告：林业部“在淮河、黄河、永定河、辽河及其他经常泛滥成灾的河流上游山地，已开始建立据点，准备营造水源林，河流两岸则营造护岸林”。

1956年时梁希宣布：“自1950年到1954年，全国已营造水土保持林九十四万零九百三十一公顷（合一千三百五十七万亩）、封山育林四百八十七万八千六百一十七公顷（合七千三百一十八万亩）。”“分别在全国比较严重泛滥的河流中、上游，配合其他水土保持工作，营造防洪林和护岸林，例如黄河流域的泾河和无定河，松花江流域的松花湖，辽河流域的绕阳河，长江流域的汉水，永定河流域的桑干河，及其他赣江、闽江等。”

梁希对水土保持工作产生的效果尤其注重宣传，1957年，他在一篇重要的文章里，以甘肃天水、山西阳高为例，谈到了如何开展水土保持工作以及由此带来的显著成效益。他在文章里写道：

解放后，党和政府领导甘肃天水田家庄农民开展水土保持工作。从一九五二年起，全村种了二十四万多棵树。其中一部分刺槐树、榆树和柳树已经长大成林，起了保持水土和护坡护沟的作用。同时还进行了田间工程和沟壑治理工作，如筑谷坊、打坝堰、挖涝地等工程。这就拦阻了山洪，蓄积了雨水，保住了地墒。每亩地平均产粮从一九五二年的三百二十一斤提高到一九五四年的三百七十一斤。而且植树造林，不但增加了粮食产量，还解决了群众的燃料、肥料和饲料问题。田家庄过去的荒山，已经大大地改变了面貌，现在是绿树葱茏，风景秀丽，成为天水县推广水土保持工作的重点村了。

又如山西阳高县大泉山，是永定河上游的黄土丘陵区。原来是个极其贫瘠的地方，“天旱庄稼不长，雨涝又要成灾”。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五年，有两个农民——张凤林和高进才，先后来到大泉山，开荒种地，他们不断向旱灾和水灾作斗争。经过了好几次的失败，他们摸到了许多丰富的经验，知道了“要想用水，先当治水，蓄水保土，就能抗旱”的对策。于是因地制宜地采取了挖鱼鳞坑、堵沟、培埂、修梯田、开渠等田间工程，并且种植果树和林木，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经过十七年的辛勤劳动，特别是经过最近六年来当时党政机关的领导和支持，把大泉山改造成一个花果满山、杨柳成林的胜地。水土保持了，生产发展了，生活提高了，还种了好几十亩梯田和坝埝地，农作物收成也很好，1954年卖给国家余粮三千斤。

梁希在宣传水土保持重要性时遇到的阻力有时也是相当大的，这种阻力有的直接来自地方的党政主要领导，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梁希不留情面，公开点出几个省存在的严重问题。1955年，他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严词指出：“近来由于粮食增长的需要，江西、湖北、浙江等省部分地区，正在向山上大量发展耕地。如果听其盲目地、无规划地乱垦下去，就会违反水土保持原则，给国家和人民带来长期的重大的灾害。因为山上每年耕垦，加上滥伐森林，山土就会丧失覆被，大量地流向河川，把河道淤塞，把河床填高，造成平原农田可怕的灾害。今后为了停止滥垦，在陡坡和水土易于流失的地区应严禁乱垦，在宜垦地区垦荒，也应遵守水土保持原则。”

1958年，梁希已是垂暮之人，他对国内又有抬头的毁林开荒深感不安，因为毁林开荒恰恰是水土保持的大敌，于是，他在一个全国性的会议上再谈水土保持工作，大会堂里留下了他最后的声音：

在海河流域，山西省榆社县是开展林业工作较早的地区。该县百分之七十八点六是山地，过去曾因毁林垦荒，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和水旱灾害。在一九三一年前后，共冲走良田十五万亩。解放后几年来共造林、育林十七万余亩，基本上改变了榆社县的面貌，浊漳河上游四十五里的地段已是清水长流，河床已缩小百分之六十，恢复和扩大滩地九万亩，其中除林地五万多亩外，余为农田。几年来群众已获得四万多立方米木材修建房屋，每年并可出柴火二千多万斤。由于林间杂草繁茂，去年解决了当地不足的饲料三百万斤，富裕了山区，改变了群众的“下山”思想。如石源村是个二十六户的山庄，去年总收入二万四千八百元，其中农业占百分之四十四点三，林业占百分之四十二点五，牧业占百分之十三点二，成为全县高产的村庄，前几年由此搬下山去的四户农民，现已迁回三户。类似的例子，在南方、北方各省都很多。每个典型事例，都说明了造林、育林不仅可以改变山区自然面貌，而且还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山区经济面貌，是使山区走向进步、繁荣、康乐、幸福的道路。简括地说，林业本身就是山区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

梁希用人生的最后九年，集中宣传林业的生态作用，重点宣传水土保持的意义，在他的身后，这些宣传产生了奇迹般的效果。21世纪的今天，生态成了最热门的话题，生态文明成了最新的倡导方向，而梁希生前宣传的生态理念已在中国深入人心，尤其是对生态效益的关注度已远远地超越了对经济效益的关注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