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制经济中的福利是按什么分配

第二节　经济自由主义

作为一种提倡自由放任的经济理论，经济自由主义诞生于17世纪初期。经济自由主义分为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和新经济自由主义。20世纪30年代，古典经济自由主义长期独霸天下的统治地位被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取代。20世纪70年代，在凯恩斯主义面对经济滞胀局面而束手无策的形势下，新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潮卷土重来。无论是古典经济自由主义还是新经济自由主义，都对某一历史时期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古典经济自由主义

从18世纪到20世纪20年代，由于封建制度的废除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走出封建统治下的蒙昧状态，进入自由市场阶段，这是古典经济自由主义逐步取代以重商主义为代表的原始国家干预主义而占上风的时期。英国两大经济学大师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经济思想是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典型代表。

(一)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

亚当·斯密被认为是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鼻祖，他极力主张自由竞争，认为政府在经济活动中应充当“守夜人”的角色，进行最低限度的干预。在其代表作《国富论》中，斯密从三个方面阐述其经济自由思想。

1.经济人假设。在斯密看来，自利心是每个经济人的本性，每个人都追求个人利益，同时人又是有理性的，每个人是他本身利益最好的判断者。在国家不干涉的情况下，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理性判断达到个人利益最大化。在自由竞争的前提下，人人为实现个人利益就不得不考虑并非本意所要关心的他人利益，从而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就形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的环，为利己必先利他，否则人们的交换活动就不能顺利实现。正是在自利心的引导下，经济人对个人利益的追逐才构成整个社会的财富增长。斯密说：“不是从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我们期望得到自己的饭食，而是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是向他们乞求仁慈，而是诉诸他们的自利之心，从来不向他们谈自己的需要，而只是谈对他们的好处。”

2.“无形之手”。斯密的“无形之手”指人们在市场中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所产生的促进社会利益的效应。他认为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由一只“无形之手”引导而趋于和谐与均衡。每个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被一只“无形之手”引导着去达到一个他无意追求的目的。个人对私利的追求最终导致整个社会受益，因而市场具有自我调节作用，而最好的市场调节机制是自利与自由竞争。虽然每个人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社会利益，但为实现自己的利益，他必须很自然或必然地去采用最有利于社会的方式。

3.国家职能。斯密并不主张绝对的无限制的自由。在市场运行良好时，政府应当听之任之。在市场运行不畅时，政府为了让市场更好地发挥作用，应在尽量保证市场自由、充分竞争的前提下，适当运用国家职能进行必要干预。国家功能包括国防、司法公正、公共事业及公共设施建设，这是政府应尽的义务，也是自由制度应有之义。在他看来，政府职能在于确保整个经济的自由发展。这样，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就避免了走向极端。

(二)大卫·李嘉图的经济思想

大卫·李嘉图是古典经济学派的集大成者。他是在1799年阅读完斯密的《国富论》之后，才萌发对经济学的兴趣。李嘉图也是经济自由的捍卫者。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他宣称只有维护资产阶级个人利益，才能有效地保证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并促进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李嘉图的社会保障思想主要表现在相对工资理论、国民财富以及国家职能三个方面。

在必要劳动决定商品价值的基础上，李嘉图提出相对工资理论，认为一国产品要以地租、利润和工资的名义分配给三个社会阶级，也就是地主、资本家和工人，工人被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来考虑。产品在三个阶级间的分配比例在不同的社会阶段中是不同的。从李嘉图开始，经济学家才真正考虑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分配问题。

关于如何增加国民财富，李嘉图认为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用更多的收入来维持生产性劳动，这不仅可以增加商品数量，而且可以增加其价值;另一种是不增加任何劳动量，而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会增加商品数量，但不会增加其价值。李嘉图更赞成用第二种方式增加国民财富。尽管李嘉图更推崇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国民财富，但是他反对提高工人工资，他认为这样做会阻碍资本积累。李嘉图没有像边沁的动利主义那样去宣扬社会利益的统一与和谐，而是正视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对立。

李嘉图与斯密一样，都认为利己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动力，通过市场可以使社会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因而反对国家干预，主张经济自由。但斯密认为政府的职能只限于国防、司法公正、公共事业及公共设施三个方面。李嘉图认为政府的作用应主要体现在保障私有财产、革除政治弊端和振兴教育上。他们在对政府职能的主张上显然不同。

(三)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社会救济观

古典经济学派认为自由市场的分配结果是最合理的，正是由于政府的介入才使分配出现各种问题。因此，他们反对进行社会救济。

斯密对英国1601年颁布的旧《济贫法》持否定态度。在《国富论》中，他认为济贫法“妨碍劳动者的自由移动”，自有济贫法以来，“贫民除了在所属的教区内，就不易取得居住权，甚至不易找到工作的机会”，“英格兰的乱政，恐以此为最”。“今日40岁的英格兰贫民几乎没有一个在他一生中没受过这荒谬居住法残酷的压迫的。……400余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们，把性质上不允许仔细限定的东西硬加以精密厘定的做法，该废除了”。在斯密看来，旧《济贫法》严重阻碍了居民的自由流动，阻碍了劳动者对就业的自由选择，对劳动者就业极为不利，力主废除《济贫法》，还劳动者的自由选择权。

李嘉图对旧《济贫法》也持批评态度。他认为，“像其他合同一样，工资也应当接受公平和自由的市场竞争，决不应当通过立法干预进行管制。《济贫法》的明确无误和直截了当的倾向，就是与这些显而易见的原则背道而驰的;同立法者的善良愿望相反，它不是改进穷人的状况，而是同时恶化穷人和富人的状况，不是使贫者富，而是使富者穷”。在李嘉图看来，旧《济贫法》的实施既有悖于公平竞争原则，又有悖于立法的初衷;该法毫无疑问损害富人的利益，但穷人并未从中得利;该法是在减少社会福利的前提下，缩小当时英国贫富差距的。因而李嘉图认为旧《济贫法》是不可取的。

英国的旧《济贫法》是世界首次出现的国家在社会保障方面的立法，与中世纪宗教机构提供的福利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虽然在教区范围内实施，宗教机构在其中仍然保持着传统影响，国家没有提供财政的支持，也没有直接设立管理机构，但是立法统一各教区的济贫制度，并由国家督促实行，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然而，由于受亚当·斯密的反对国家干预的思想影响，旧《济贫法》在17世纪和18世纪没有什么进展，国家只监督各社区的执行情况。随着大卫·李嘉图“相对工资”理论以及工人地位(作为社会三个主要阶层之一)的确立，19世纪英国才开始对劳工问题进行特别干预，先后颁布《学徒工健康与道德法》、《工厂法》和《劳动工时法》。但是，受古典经济学自由放任发展思想的影响，国家干预在社会保障方面没有出现重大突破，国家干预还没有涉及现代社会保障的养老、医疗、失业、生育等关键问题;从福利水平看也没有明显提高，1834年的新《济贫法》甚至还减轻国家对贫困的救助力度，对贫困对象和救济条件做出苛刻规定。

英国古典经济自由主义思潮极力否定社会救济，对当时的政府决策以及社会舆论产生了深刻影响。所以尽管英国最早形成社会保障制度的雏形，但最终未能最早成为建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

二、新经济自由主义

20世纪70年代，随着滞胀危机的出现，凯恩斯主义陷入理论困境。新自由主义以哈耶克为代表的伦敦学派和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主义学派两支主要流派迅速崛起，在政治上一跃成为撒切尔夫人政府和里根政府进行社会保障改革的代言人。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新自由主义已发展成为风靡全世界的重要思潮。新自由主义除了伦敦学派和现代货币主义学派两支流派外，比较典型的还有供给学派等。

(一)伦敦学派

伦敦学派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英国出现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其主要特点是坚持和维护英国经济自由主义的传统，因其代表人物均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工作过而得名。1931年，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赴伦敦经济学院讲学，1938年加入英国国籍。哈耶克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成为该学派的核心人物，被称做新自由主义的旗手。

1948年英国首先宣布建成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此后，福利国家理念风靡西方世界。哈耶克认为在西方国家社会主义思潮已渐渐衰微时，福利国家却悄悄兴起，当福利国家从“有限的保障”迈向“绝对的保障”目标的时候便威胁到了自由社会。

第一，政府对市场的过多干预会破坏市场的内在秩序，导致经济低效和社会发展缓慢。哈耶克认为，为救济贫困者而制定的一系列保障政策，日益演变为政府进行全民收入再分配的工具，从而导致了人们常说的“社会保障危机”。社会保障的刚性特质，使民主制度为自己的愚蠢支付了高昂学费。

第二，福利国家会极大削弱个人责任。哈耶克认为，福利国家的诸多举措由于刻意的理性安排，给自由的发展造成阻碍。这是因为，尽管它表现为纯粹的服务活动，但事实上意味着政府在行使一种强制权力，而且是以政府在某些特定领域内要求享有排他性权力为基础，以整齐划一的生活剥夺了个人在诸多问题上的选择权。福利国家实际上是“家长式国家”。“家长”控制着社会大多数人的收入，并根据自己对社会成员需要的判断分配财富，这扩大了政府权力，但削弱了个人的自由和责任。

第三，由市场进行的资源分配和财富分配是最为公正和有效的。个人在市场经济中获得收入是因为他同时满足了其他人的需要，而不是因为政府的强制性收入分配。自由经济要求交换公正，社会主义要求分配公正。哈耶克认为，交换公正是指按人们实际给予其同胞的服务的价值而得到回报，而分配公正不但要求取消个人自由，而且要实行一种严密的集权统治。

第四，经济发展是消除贫困的根本途径，再分配只是短视行为。一方面，国家的福利支出建立在高税收的基础上，这会抑制企业和个人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另一方面，福利支出也会扭曲个人行为。当因自己不努力而不得不接受政府援助的意外之财时，必然会增加个人对政府的依赖。自我负责的精神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危机、不稳定感和失败的危险对人来说是必要的，而福利国家的政策否定了这些社会法则，从而对人的本性和社会特征的认识发生了错误。

在批判福利国家的同时，哈耶克提出一系列富有建设性的社会保障原则及措施。在社会救济上，政府实施公共救济是必要的，但是保障的目标应是防止贫困者陷入绝境;接受救济需要经过资产调查;倡导自力更生。在养老保险上，为防范老年生活风险，维持个人生命周期的收入稳定，可以建立强制性的养老保险，但这种强制性保险应该是商业保险而不是政府垄断经营的保险。在医疗保险上，肯定强制性健康保险的必要性，因为它可以使人们实现自我保障而免于成为公共负担，但他反对单一的国家医疗保险，特别是公费医疗。在失业保险上，一方面，国家为所有因失业而无法自食其力者提供统一的最低限度的补贴，并采取适当的货币政策尽可能地减少周期性失业;另一方面，若需更高水平的补贴则应由私营企业和慈善机构提供，而不是由政府承担责任。在住房保障上，严格确定保障对象和资助水平，谨防享有公房的贫困者比经济条件优于他们的人住得还好。

哈耶克的经济自由思想直接推动了英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就是以新自由主义思想为指导对英国的福利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撒切尔夫人曾宣称哈耶克是她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最重要的哲学导师。

(二)现代货币主义学派

现代货币主义学派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美国出现的一个新自由主义流派，又称“货币学派”，创始人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弗里德曼。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理论集中在《资本主义与自由》和《自由选择》两部著作当中。这两部书的主题只有一个：坚持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的优先地位，对政府干预充满怀疑和反感。

1.自由观和平等观

弗里德曼把自由视为政治的终极目的。他认为没有自由，就没有自由市场经济，就没有持续的经济增长。社会为了有效地使用资源就必须进行劳动分工，而如何把普遍存在的个体组织起来，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在没有强制手段的前提下通过市场自愿合作。在一个由政府通过指令安排经济的国家里，人们的自由将会受到限制，连自由言论也得不到保障。

弗里德曼区分了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他认为，机会平等是得到自由的一个前提，“出身、民族、肤色、信仰、性格或其他任何无关的特性都不决定对一个人开放的机会，只有他的才能决定他所得到的机会”。对机会平等的干涉构成了对自由的威胁，也会造成效率的损失。弗里德曼认为，人潜意识中的自私和物质欲望能给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发展带来更大刺激，采取以结果平等为导向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会带来相反的结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建立了福利国家，政府提高了所得税!遗产税，从富人手中拿出一些钱给穷人，并大规模增加医疗!住房和其他福利事业投资。弗里德曼认为，这些以平等为目标的政策将一大批人才赶出了英国，使美国受益。他认为把社会平等，即结果平等放在自由之上，其结果是既得不到平等，也得不到自由。

2.负所得税

根据上述主张，弗里德曼严厉批判了福利国家理念。认为福利国家不仅限制个人自由和选择、只注重结果平等，而且滋生人们对福利的依赖，导致巨额的公共支出和臃肿的官僚机构。为此，弗里德曼提出自己的改革建议。第一，重新设计现有的福利制度，用一个单一的、内容广泛的现金收入补贴计划——负所得税计划，取代目前庞杂的福利项目;第二，国家在履行现有义务的同时，逐步取消社会福利，人们应为自己退休后的生活做出安排。

负所得税的基本思想可用如下公式表达：

S=N－I×t，DI=I+S。

其中，S表示政府对个人的补贴，即负所得税，N表示政府划定的统一的法定保障标准，I表示个人收入，t表示负所得税税率，DI表示可支配收入。这里，假定每月法定保障标准N=300元，t=20%(弗里德曼使用的税率为50%)，则有下列计算(见表2-1)：

表2-1　负所得税原理

由表2-1可知，当个人收入为0时，不仅不纳税，还可以领取政府补贴300元。随着收入的增加，补贴越来越少。当收入达到1 500元时，政府补贴减少为0。这时的收入，称为转折收入(Ib)，计算公式为Ib=N/t。本例中的转折收入Ib=300/0.2=1 500。当个人收入达到转折收入以后，就不能获得政府补贴，而是要向政府缴纳个人所得税了。虽然看起来个人实际收入增加后负所得税减少了，但与以前相比，此时的个人可支配收入还是增加了。所以，与其他社会保障政策相比，负所得税更有利于激发个人的工作积极性。

弗里德曼认为，负所得税有两大优点。一是负所得税可以对穷人进行更有效的帮助，并有利于税收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的合并;二是培育自助精神。福利国家的社会救济通常带有苛刻的条件，在某种程度上会贬低个人尊严，并且过高水平的福利还会使人们养成被动接受救济的惰性。通过以单一货币的形式，并且按照收入这一客观、非人格化、统一的标准来给予帮助，负所得税可使穷人对自己的福利状况负责，因为在这种机制下，个人收入越高，最终的可支配收入也越高。

自弗里德曼提出负所得税理论以来，它对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提出的“家庭援助计划”和前总统卡特提出的“改善就业机会和收入计划”，其中的一些改革措施就反映了负所得税思想。只是因为人们对该计划存在很多分歧，这两个提议没有获得国会通过。但事实上，在美国小范围内，吸收负所得税思想的改革措施已经开始实施了。

(三)供给学派

供给学派是一个因从供给角度考察经济问题而著称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其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于20世纪70年代初发源于美国。与其他反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派相比，供给学派属后起之秀。当哈耶克和弗里德曼早已驰誉西方时，供给学派的主将拉弗和费尔德斯坦才刚刚崭露头角。然而这样一个看似势单力薄的经济学“小分队”却异乎寻常地对美国20世纪80年代的内外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时任美国总统的里根曾多次公开表示美国政府要以供给学派理论为政府决策的指导，并依据供给学派理论制订了经济复兴计划。时任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也信奉供给学派的理论。这就使得供给学派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成为美国经济学界独树一帜的学派。

供给学派是与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斗争的直接产物。该理论认为在供给和需求的关系上，供给居于决定地位，并以萨伊定律为基础，否定凯恩斯主义需求决定供给的理论和需求管理政策。之所以经济发生滞胀，不是因为需求不足，而是因为供给不足，所以必须摒弃凯恩斯主义的歪理邪说。

供给学派认为，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中，供求总是均衡的。企业家的创业精神和自由经营活动是增加供给的关键因素。国家干预不仅会破坏市场经济的自动调节机制，而且往往由于干预不当而损害经济中的供给力量，例如凯恩斯主义注重收入再分配的调节，把以税收、公债形式从企业和个人那里征集的过多社会资财，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变成了巨大的消费而损耗掉，降低了资本积累，削弱了供给能力。特别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往往服从于政党之间的争斗，这种短期行为，会对供给产生持久的破坏作用。因此，政府过多干预经济对国民经济有害而无益。

那么，如何增加供给呢?供给学派认为关键是要减税，以此来刺激投资。拉弗曲线体现了这种减税思想的精髓(见图2-1)。

图2-1　拉弗曲线

拉弗曲线是以经济学家拉弗的名字命名的表示税率与税收关系的模型。1974年的一天，经济学家拉弗和一些记者、政治家在华盛顿一家饭店饮鸡尾酒。席间，拉弗大谈他的减税构想。他随手拿来一张餐巾，在上面画了一幅类似倾斜的抛物线的图，向在座的人说明税率与税收收入的关系。这一由拉弗所首次描绘的表明税率与政府收入之间关系的示意图，被称为“拉弗曲线”，使在西方经济理论大厦中新崛起的供给学派有了最简洁明了的理论模型。

拉弗认为，税收收入总额由税率和税基(国民收入)共同决定。提高税率不一定会使税收收入增加，有时反而会减少税收收入。这是因为过高的税率会加重税收负担，抑制经济活动的积极性，削弱劳动和资金的投入量，从而造成生产下降。拉弗曲线直观地说明了税率与税收收入之间的函数关系。在图2-1中，横轴代表税率，纵轴代表税收收入。原点处税率为0，B点为100%，纵轴的税收收入，随税率的变化而变化。税收收入与税率的函数关系呈抛物线OAB状态，随着税率逐步提高，税收收入也会增加。税率提高至OC时，税收收入达到峰值，即OA';税率超过OC，税收收入反而减少;税率达到OB(100%)时，税收收入为0。拉弗把CAB部分称为课税的禁区。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的税率就被认为是处在禁区的部分，因而美国推行了以减税为核心的税制改革，并且带动了世界范围内大规模税制改革浪潮。

供给学派认为，为扩大供给，还应在减税的同时鼓励人们进行智力投资。因为当代智力资本所形成的科技革命，正迅速改变着物质生产和人们的生活，是人类福利的源泉。只有当有形资本和智力资本达到最大化时，人类福利才能达到最大化。若资本不足，过多的福利只会削弱人们储蓄和投资的积极性，特别是会抑制智力资本积累的动力，滋长穷人的依赖心理，使失业成本大大降低。如果政府提供慷慨的社会保障，人们不储蓄、不工作、不学习也能生存，这就不仅不利于投资和就业，也不利于进取心的培养和刺激供给，从而不能实现社会的福利最大化。同时，过多的福利扩大了政府的社会性支出而排挤了私人的生产性支出，不利于消除赤字和生产增长。因此，必须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改革，包括降低保险津贴和福利救济金额，严格限制领受条件;政府只提供救济老年贫困、赤贫等必要的福利设施，停办多余的福利项目。

供给政策使美国经济从滞胀的困境中摆脱出来。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GDP增长率比西欧主要国家高0.5%～1%，失业率低2%～4%。1982—1997年，美国经济除了1990—1991年这一段温和的衰退以外，被证明是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宏观经济稳定时期。实际GDP以3%的年增长率增长，同时通货膨胀率只略高于3%。但是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供给学派主张降低边际税率其实是为富人谋利。因为降低累进税率，会使富人获得的收益多于穷人，社会保障支出的削减则使穷人直接受到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