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型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结合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在收入分配制度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克服平均主义”，以农村为突破口，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缴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31]， 以打破平均主义、利益分配的激励机制改革为开端，拉开了分配制度的改革大幕，也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分配制度改革，进一步贯彻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并改革了国有企业工资管理体制和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制度，在此打破了平均主义大锅饭分配方式，在分配理论上恢复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在个人收入分配方面引入和体现利益激励机制，否定了在改革开放以前的高度集中和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为改革开放注入了动力和活力。

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以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32] 的原则，提出了允许合法的非劳动收入的存在。党的十四大进一步明确指出：“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兼顾效率和公平。运用包括市场在内的各种调节手段，既鼓励先进，促进效率，合理拉开差距，又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33]十四届四中全会对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作了详细阐述，提出收入分配制度的十一项基本原则，将多种分配方式作为与按劳分配方式长期并存的制度确定了下来。党的十五大则明确指出要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第一次将除按劳分配以外的其他分配方式科学概括为“按生产要素分配”。党的十六大则确立了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解决了其他生产要素能不能和怎么样参与收入分配的问题。由此，多元分配格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经济制度中得以形成。党的十七大和党的十八大亦坚持这一分配制度，提出：“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34]

从打破平均主义到多元分配格局的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是市场型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结合。这一分配制度是我国多层次生产力水平的必然产物，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多元所有制结构下的必然产物。其产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分配正义理论奠定了制度框架，也形成了双面的效应。一方面，以激励体制为导向的分配制度改革，打破了平均主义，极大地提高了劳动者的积极性，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为中国社会发展带来了高效率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为今天中国的收入差距问题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