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劳分配的个人收入形式

1980年11月17日，新华社第一次发出“万元户”的传真照片。自此，“万元户”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史上一个具有特定意义的名词。

中央新闻单位专门核实并拍摄这张照片的就是我。但作出这个报道，并非偶然，是我从大局出发调查出来的。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沉闷窒息的中国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比它早六天，《人民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将目光聚焦到按劳分配问题。多数人对后者所知甚少。其实，二者都在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理论准备，前者偏重思想理论，后者侧重经济理论。当然，后者的争论规模没有第一个那么大，而且比较顺利地取得了成功。当时一位中央副主席对《红旗》杂志两位交接班的负责人说：“论按劳分配和真理标准这两篇文章，不知是代表哪个中央的”。这句话印证了《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在当时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1978年3月28日，邓小平与胡乔木、邓力群专门就《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谈了自己的修改意见，他认为“我们一定要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劳分配就是按劳动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要有奖有罚，奖罚分明。对干得好的、干得差的，经过考核给予不同的报酬”，“为了一个目的，就是鼓励大家上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关于要认真执行按劳分配原则的提法，事先确实存在着一个争论过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提出：“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把这段话与邓小平重视按劳分配理论争论联系起来，便可以较好地把握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分配的理论。允许一部分先好起来的思想，是对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原则的一种发挥，是合乎社会主义客观规律的。

身在农村基层的我，与其说是敏锐地捕捉到政治发展趋势，不如说是直接感受到群众的真实需要，过去的种种组织上限制并没有给我报道的充分的自由。从实践上看，农民不敢富，也富不起来。

当时报道什么样的富裕户，也是需要慎重考虑的。有些经商或搞农副产品加工的人致富较快，在当时还不能予以报道，这些人属于过去的“投机倒把”之列，一时难以为人们的思想接受。如果围绕农业生产找出一个辛勤劳动而富起来的典型来报道，既符合国人当时的心理，也易为读者接受。人们从中甚至可以接受一个真理，这就是邓小平所指引的道路，是让中国人富裕起来的真理。

就在这时，一家种棉户进入了我的视野。

1980年秋，在鲁西北平原，农民交棉逐渐进入高潮，不断传出收入上千元的喜讯。棉花价格上涨到每斤2元7角钱，且种植鲁棉一号良种，产量显著提高。尤其是高唐、夏津、临清三县，为当时山东种植量最大的县份。

临清全县植棉34万亩，单产超过100斤，国家定购任务15万担，这时已交34万担，形势一片大好。县供销社刘主任告诉我，说他听过有一家收入达到8千元的；我说想找找有没有超过1万元的。晚饭后，我到收购站找临时工们聊天。这些临时工都是从各个村子抽调上来的，对村里情况比较熟悉。我不问收入多的人家，只问谁家人口多、劳力多，谁家承包的土地多。交谈中，有个从赵塔头村来的男孩说他们村赵汝兰家有4个儿子、2个姑娘，全家总共10个劳力，包地20多亩，交棉不少。

第二天一早，我便与公社财粮助理员骑车直奔赵塔头村。赵汝兰家住在村子外围，外面种了一片小树林，拴着五六只羊。走进家门一看，满院子的棉花，在阳光照射下，耀得人眼发花。赵汝兰见有客来，迎上前来握住我的手说：“上级，今年政策太好了，一个是‘包产到户’，劲儿有处使了，老老少少都出力。一个是棉花提价，对老百姓心路。”

当我问起收入来，赵汝兰就显得有点吞吞吐吐的，连声说没收几个钱。县委熊宝有干事向他解释：“人家上级不是工商税务来收钱的，是了解政策好不好的，如果好，向中央汇报，明年还使这个政策，如果不对老百姓思想，就换个法子。”一听这话，赵汝兰这才消除了顾虑，兴致勃勃地向我介绍起家里的收入情况。

我们算账是从他家承包的土地算起的。赵汝兰家按人口承包了21亩地，自己又开荒9亩，30亩都种了棉花。山东省棉花研究所就设在临清县，他们家用的都是研究所的“鲁棉一号”良种，棉花长得旺，质量也好，衣分高，每亩收获220斤，共收6600斤，多数是超售的，价格每斤卖2Ʊ6元，收入17160元。再扣去成本，收入非常可观。“过万了！”当场激起大家一阵惊喜。“万元户啊！”我脱口而出。我们连算了三遍，第一遍是公社财粮助理用算盘打出来的，纯收入应是13200元；第二遍是我用钢笔在纸上算的，是11239元；第三遍是我们同时算的，又扣去剩下5亩未收而价格可能降为二级的，纯收入为10239元，我们便用了这个数。我的意思是留有余地，只要过万就行。他家通过套种、间种和补种等种了许多花生、芝麻、绿豆、地瓜，随收随吃，我们都未计在收入内。

赵汝兰一家边卖棉花边忙着置办家具，为小儿子结婚买了缝纫机、自行车，还为未过门的儿媳买了块上海牌手表。家里有5辆自行车，3架缝纫机，2块手表，2台收音机。新盖了6间房子，计划再盖9间。赵汝兰说：“过去愁的是人口多，吃不饱，眼下愁的是劳力少。土地归公时，俺说了不算，什么都是队长发话，队长也听上头的。分配一拉平，工分多了也白搭，不值钱。现在终于是熬出头了，怎么种地，是自己的事，分配多少，也是自己的事。自己说了算，有权利了。”赵汝兰的话语朴实无华，我却从中体会到更深层次的内容。

赵汝兰的话说出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但农民没有经营权与分配权，特别是不能实行按劳分配，只能长期捆在一起受穷。一旦实行三权统一，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富裕便很快成为现实。

回到济南我要求发传真照片，领导很快就同意了。当时，新华社不能发传真，在济南只有电报局能发，发一张24元，相当于半个月工资。我是自己骑自行车送过去，在千佛山医院东边，很远的。1980年11月17日，新华社以图片形式报道了我的这次采访，这组照片先后被国内外51家新闻媒体转载采用。自1980年秋后，“万元户”新闻在神州大地广为传播。随着秋收后农民收入普遍增加，到1981年1月以后，各家报纸纷纷登出自己的记者宣传万元户的报道。从此，“万元户”作为中国农村改革之初的特定象征被载入史册。“万元户”的叫法也在全国范围内流行起来，成为20世纪80年代最受关注的词汇之一。

万元户的报道，源于对邓小平“让中国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论断的深入解读，我认为“摄影记者是用照片做时代编年史的，没有什么比纪录时代重大变化而更令人振奋的了”。从一个家庭的变化，折射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一个时代的发展与变迁，这是万元户新闻的价值所在，亦是深入群众抓“活鱼”的价值所在。我觉得自己做的事，是对老百姓有用，也是能留在历史上的，心中是有种自豪感的，觉得多搞这样的东西，记者才能当出“味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