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导致了个人收入差异

个人自然禀赋是不同的。比如，有的人生就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之容，而在“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的世界上，美本身就是一种稀缺而珍贵的资源，可以获得更高经济收益。再如，美国的NBA篮球明星们，人高马大却身轻如燕，而有些人虽然也人高马大，但却行动笨拙，甚至被称为傻大个。再看内在的，有的人天资聪明、悟性极高、富有创造性。在迷人的秋日，躺在果树下仰望蓝天白云，一阵微风吹过，落下一个苹果，被苹果砸一下脑袋，便砸出一个改变世界的“万有引力定律”,而有些人，别说苹果砸一下，就是拿棒子打，也打不出什么发明创造来。而史蒂夫·乔布斯（1955~2011）的“苹果”及其系列的苹果产品，风靡全球，在诸多方面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在一个重视创新和效率的世界上，才思敏捷之人与智力平庸之人会有相同的收入吗？

个人所受教育与训练是不同的。不同的教育与训练意味着人力资本的数量与质量不同。人力资本的质量与数量，通过影响当事人的工作效率和贡献，最终影响其所获收入。

1996年美国男子教育程度与年均收入（美元）

宋朝皇帝赵恒（968~1022）有诗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是否真有颜如玉，这说不准，但在正常和健康的社会环境里，肯定“书中自有黄金屋”,或换言之，如果一个社会出现读书致贫，那么，它一定是不正常和病态的。

性别和健康状况是不同的。男女之间体质和体力的差异是普遍而客观地存在的。另外，有人虎背熊腰，力大无比，可倒拔垂杨柳；有人弱不禁风，手无缚鸡之力。在任何时代，不论科技水平和自动化程度有多高，人力因素依然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关键要素。不同的体力和健康程度的差异，意味着不同的工作效率和贡献，导致收入差异。

个人勤奋程度是不同的。有人起早贪黑，勤奋工作；有人好吃懒做，游手好闲。天道酬勤，勤奋自然意味着富裕，而懒惰必然导致贫穷。

个人的工作贡献与重要性是不同的。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活动日益复杂的今天，在许多领域起关键作用的少数，往往制约着处于从属地位的多数。所谓的“二八规律”,说的是80%的成就源于20%的关键少数人的贡献。一般说来，那些与组织的战略匹配度高、贡献大且难以被替代的人，往往获得更高的收入。

个人工作的风险是不同的。不同职业和工种，以稳定性、辛劳程度和对健康的影响等衡量的风险，是各不相同的。按照道理，各种薪酬中都应该包含对风险的适当补偿；从事高风险工作的人，理应有更高的收入，来补偿其工作风险。比如2003年，在伊拉克油田灭火的美国油井消防员的工资，每天就有1500美元。再如，荷兰邮政运输（DHL）在澳大利亚开有一个分支机构，其部门会计主管工作安逸稳定，2011年每小时税前工资为37.45澳元，而新南威尔士州交通道路局（RTA）的夜班道路施工工人，昼伏夜出，风刮雨淋，挥汗如雨，辛苦异常，作为辛劳与风险补偿，其每小时税前平均工资为则为55~65澳元，远高于办公室白领的工资。而那些下井挖煤的工人，其每小时税前平均工资则更高。在澳大利亚，很多男人都在家里自备各种工具，自己动手修修补补，其主要原因，就是人工实在太贵。不过，体力劳动者的高报酬不仅是因为劳工短缺，而且还与民主选举和独立工会的作用有关。当然，投资也有风险，投资决策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严重时，投资人可能要以悲壮的方式了结，所以有人说，高利润也是投资人高风险的报酬。

人们的家庭背景是不同的。不同的家庭背景，意味着不同的生活环境，不同的教育训练，不同的经济与人生起点，不同的社会关系，不同的工作机会，最终，形成不同的个人收入。

此外，个人的运气是不同的。比如，有人买了一辈子彩票，都没有中过像样的奖，而有人仅仅花钱买上几注彩票，就中得大奖，百万千万元遂落入囊中。

“人们报酬的不平等，因为他们的才能不平等，他们在自己技能方面的投资不平等，他们对于赚钱所投入的时间和注意力也不平等，他们的起点也不一样（富人或穷人）,他们面临的机会不平等（黑人相对于白人，有关系的人相对于没有关系的人）,可能最重要的是人们有着不平等的运气……比尔·盖茨……是美国的首富……是运气和才能的结合使他富起来的……巨大的财富既要有才能也要有机会”（莱斯特·瑟罗，1996）。

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差异是天然的。“不平等是这个世界的组成部分，是不能铲除的。”（刘军宁，1998）当在国家力量的强制作用下实现了社会成员财富占有与收入分配完全均等之时，恰是剥削发生之日——低效率者剥削高效率者，笨人剥削能人，懒人剥削勤快人，风险小的人剥削风险大的人，贡献小的人剥削贡献大的人；社会的贫穷衰败也自此开始。西方学者托克维尔（1805~1859）认为，平等是一个诱人的理想，同时又是一种极其容易堕落的理想，平等常常散发着浓烈的“邪”味儿，它使弱者把强者贬低到他们的水平。顾准（1915~1974）也认为，有些平等主义“必定要‘砍掉长得过高的谷穗’，必定要使一片田地的谷子长得一般齐……要高的向低的看齐。”这不仅造成鞭打快牛，从而损害经济增长的活力，而且使社会成员之间尤其是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之间的心理冲突加剧，使前者憎恨政府，后者过分依赖政府而不能自立自强。

收入差别是不可避免的，同时，适度的收入差别对于激励效率也是不可缺少的。正像水位落差产生动能一样，人与人之间基于正当理由形成的政治经济地位的适度差异，也可以对社会成员产生极大的激励作用，激励人们为改变命运而努力奋斗。

面对收入差异与社会公平诉求，政府的政策取向应该是强调机会均等而不是结果均等。在微观层面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侧重效率，工薪报酬秉持按照生产要素贡献支付报酬的原则，要允许“上不封顶”。所谓“上不封顶”,就是只要企业照章纳税，合法经营，政府便不干预其薪酬结构和薪酬水平。相信私人企业的一切安排，自有其激励效率方面的考虑。在宏观层面的国民收入二次分配中，侧重公平，力争做到“下要保底”。所谓“下要保底”,就是政府通过最低工资法等举措，确保劳动者的基本收入和基本体面的生活。在现代经济中，政府要做的是缩小和控制收入差异，而不是梦想彻底消除收入差异。政府要力争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等手段，把收入差异控制在能够被社会所容忍、能够在公平与效率之间维持大致平衡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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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经济学家丹尼尔·哈莫米斯与杰夫·比尔在《美国经济评论》1994年12月号上发表的研究成果表明，漂亮的经济收益是普遍存在的。他们认为，漂亮的外貌和迷人的明星气质，是决定生产率和工资报酬的内在因素之一。比如，在文艺演出界、公共关系、商品劳务推销、服务招待等领域，相貌的吸引力的确是很有用处。他们的研究指出，在美国和加拿大，相貌具有吸引力的人比相貌平平的人的收入平均高出5%~10%。此外，有研究显示，漂亮的人往往更加快乐、更加自信和更加健康，并拥有更为完美的婚姻和更为舒心的职业。当然，也有人指出，在行政管理圈子内，美对于男人和女人的意义有很大的差异：对于男人，美可以为其插上成功的翅膀，而对于女人，则由于社会的偏见，美反而成为一种累赘，有时会妨碍她们在事业上的发展与升迁。2006年6月3日奥地利《新闻报》刊登文章，题为《漂亮的人挣钱多》。文章指出，相貌出众者的薪水比相貌一般者高出10%~15%,这是“美貌附加值”。其中原因，除了上面提到的以外，还有一个，这就是漂亮的人，从小到大，在接受教育时，受老师更多的关照和帮助，可能得到更好的教育和成绩。由此看来，找漂亮对象或者美容整容也是一项战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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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国外的时候，与同行聊起财产和遗产不同所导致的种种问题。我略带批评的口吻说，在西方国家有些人是噙着银勺子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即富家子弟生而富贵，这导致人与人收入以及社会地位差别从出生的那一刻就开始，并且不断扩大。但同行说，是的，的确有这样的问题，不过，只要他们的祖上合法经营照章纳税，遗留财富给子孙也无可厚非，也是天经地义，同时，各种税收比如财产税、赠予税、遗产税等，除非富家子弟努力守业甚至广大家业，否则，他们嘴里的银勺子噙不了多少年，就会逐步吐回社会，因此，噙着银勺子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社会危害并不大。接着，他反击说，但是在有些国家，有些人是噙着公章来到这个世界的！比起噙着银勺子来到这个世界，噙着公章来到这个世界更没有道理，社会危害更大！其实，在那些公权力长期不受有效约束的国家，机会和利益以权力为中心分布。那些手握公章和嘴噙公章的人，有着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政治与经济机会。这会堵塞通过才学和奋斗改变命运的通道，结果，崇尚知识、奋斗和竞争的精神就会渐渐消失，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和竞争力开始衰减。毫无疑问，致富的方式与路径，具有强大的社会示范和引导作用。靠知识、勤劳、奋斗致富和成功的人越多，就会激励更多的人努力学习和艰苦奋斗，而靠关系、背景、行贿受贿、造假制假、坑蒙拐骗致富的人越多，就会诱导更多的人走邪门歪道来谋取不义之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