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行为的社会特点

二、农民行为的社会特点

如上我们从社会革命的角度选择性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农民社会特性观点；从社会结构和文化分析的角度选择性地介绍了国内外学者的农民社会特性观点。我们为着探讨农民行为特征的需要，从素质分析的角度介绍当代农民的行为特点。就当代中国农民来说，他们在社会行为方面具有如下特性：

1.社会行为缺乏社会资本支持

社会资本是处在社会关系网络或更广泛的社会结构中的个人动员稀有资源的能力，是影响个人行动能力以及生活质量的重要资源。由于农村社会是一个社会组织尤其是公民组织不发达的地方；农民具有以血缘或地缘关系为标准建立社会网络的心理偏好，使得农民在市场经济社会十分缺乏从事经济活动、政治活动的社会资本。导致农民在市场上分享社会资源的能力和机会比较少。

2.农业生产行为具有明显的经验性

到目前为止，农民没有认识到生产经验的缺陷^[23]和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绝大多数农民仍然以传统的生产经验组织农业生产，对现代农业科技的采用很少。他们认为采用新技术需要增加投入，意味着需要增加成本；认为采用农业新技术是一种风险投资，没有经验带来的效益可靠。所以，农民在农业生产中很少进行创新，从来没有进行过生产技术革新。

3.社会行为的活动效率不高

中国农民不仅农业生产效率低下，而且政治参与、文化活动也存在效率低下现象。就农业生产而言，大多数农民家庭的生产是不计劳动效率的。农民整天劳碌不停，但产生的收入并不高，甚至是负数。这是小农经济的常规劳动方式。这种现象被农业经济学家称为“内卷化”。美籍华人黄宗智用满铁资料分析华北的小农经济，指出了中国农户“内卷化”经营现象：中国农民在劳力报酬少于劳力生存所需的情况下，仍旧投入劳力的经营，正由于他们不计劳动力成本并常常增加工作时日，他们的生产率和劳动力的日平均报酬则是边际递减，使农村家庭的农村经济形成一种总收入增长而单位时间收入下降的“内卷化”发展。不仅如此，农民的政治参与和文化活动也存在大量的在低效的情况下仍然乐此不疲地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的“内卷化”现象。农民政治活动“内卷化”表现为村干部不考虑政治活动的成效、农村社会乱象多、农民把参加政治活动当成凑热闹、村内出现无为和无效政治现象。农民文化活动“内卷化”表现为旧文化的复制和定格越来越盛，新文化、先进文化难以繁育起来。

4.农业生产行为中角色重叠现象比较普遍

由于农村的农业生产多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小规模经营，为了节约成本，农民家长既是农业生产的所有者和经营者，又是劳动者，一身担三职，扮演生产中的多重角色。即便是大规模农业生产，中国农村农民也是既当老板，又负责管理，同时还积极参加农业生产。这是农业生产的特点决定的，农业生产与劳动时间可以适当分开，为农户家长担当生产中的多重角色提供了时间保证。

5.社会交往行为具有明显的顺从性

顺从是指一方自愿地或主动地调整自己的行为，按另一方的要求行事的互动行为。由于农民在社会权力结构中处于较低地位，是社会权力的弱势群体，在与外界交往中，农民为了追求应得利益，求得生存和发展，只能选择顺从互动方式。使农民行为具有明显的顺从性。一般进入市场环境里的农民在做生意过程中很少表现交往的顺从性，而是平等地交往，双方交换都以回报为条件，交换双方都看重交换的效益，甚至也会按规矩和有秩序地发生互相争胜的竞争行为。但是在政治活动和社交活动过程中，农民的社会行为一般表现为交往的顺从性。农民总是先调整自己的行为，以适应强势者的意图。主要表现是放弃自己的主张，向对方妥协、容忍对方的高压行为。这是因为市场经济活动有独立、平等、自由机制做社会行为的保障；而政治活动和社交活动往往没有独立、平等、自由机制保障。当然，农民的顺从行为也是受自己某种意图的支配的，对某种意图的期待是农民采取顺从行为的心理条件，在社会交往中，如果农民的意图总是一次一次地被打击，也会激发农民的冲突行为。除心理因素外，农民交往的顺从性与农民受传统儒家文化的熏陶和农民群体一直位于社会底层的文化环境和社会环境有关。

6.社会行为中具有明显的不合作偏好

由于中国农民一直以家庭形式进行生产和生活，遇到困难只能通过家族解决，而在与政府、地主、市民等外部主体打交道过程中，总是承担义务和奉献，没有获得对等的回报和社会福利，^[24]甚至受到欺压，所以，中国农民养成了不喜欢与外人打交道的习惯，形成了社会行为上的不合作偏好。所以，历史上，中国农民善分不善合，总是出现“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和“只扫自家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社会现象。中国农民不仅合作意愿不强，而且千百年来，造成他们的合作能力较弱。实际上中国农民的分散惯性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这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农民就是一袋马铃薯”。所以，导致梁漱溟认识到农民团体组织不足、缺乏团体心理，进而断言中国农民很散漫。导致人民公社化时期，每个社员在生产队劳动时总是出工不出力、消极怠工、甚至偷懒和搭便车(free－riding)，致使人民公社制长期低效率，使农业合作制和农业集体主义难以为继。正是农民具有不喜欢合作，所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深受农民欢迎，单干制度能激发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从古至今，农民的不合作态度使农民在社会结构中一直处于原子化状态。这也造成农民群体力量难以显示出来的根本原因。中国农民的不合作的行为特性，不仅仅是农民的心理素质造成的，还存在许多外在的社会原因。如历史上，政府行政体系以及其他利益集团向农村渗透，一直在破坏乡村社会的原有内生组织体系，造成农民原子化；如现实上，当今农村地区的社会治安、水利、道路交通、信息通信、市场环境等公共产品存在严重供给不足的现象，都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农民“善分不善合”的生存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