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行为特性研究

一、农民行为特性研究

对农民行为特性的研究，西方学者比中国学者早。马克斯·韦伯认为早期的农民并不追求得到的最多，只追求为满足生存而付出的最少。所以，他断定农民的经济行为具有不求利益最大化而只求代价最小化的传统主义劳动特征。恰亚诺夫认为，小农家庭的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其家庭的消费需要，而不是为了追求最大利润，农民的经济活动量由边际产品带来的满足程度和边际劳动的辛苦程度的均衡决定，而不是由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的均衡决定；提出了“自给小农学说”，断定小农的经济体系是一个以满足自家消费为目的的血缘统一体，而非以市场为前提的经济体系，不存在追求利润最大化问题。詹姆斯·斯科特通过对东南亚地区农民的研究，进而得出农民是道德至上和风险规避的“小农道德经济”论。但是，舒尔茨认为农民在现有的约束条件下实现了资源的最优配置，农民缺乏的不是理性，而是廉价的有效投入。提出了“理性小农学说”，视小农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人”，一旦有了投资机会和有效的激励，农民将会点石成金。索尔·塔克斯在研究了危地马拉一个名为潘那契的印第安村庄的经济后指出：尽管农民的资本只有几便士，但在对价格变化的反应方面他们是与资本家一样敏感的。Popkin认为，小农是一个在权衡了长期或短期利益以及风险因素之后，为追求最大生产利益而做出合理选择的人，是“理性的小农”。^[12]

中国学者陈铭恩从经营收入和边际收益变化的角度考察我国农户的农业投资行为。他指出，由于农业经营收入仍是农户收入的主渠道，保持对农业的持续、稳定投入，符合农户确保自身未来收入状况不至于出现剧烈波动的理性选择。同时，由于农户家庭中的非农比重逐步提高，非农产业已经成为影响农户投资行为的重要因素：此外，农业投资的边际收益对于农户农业投资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边际收益每增加1元，相应就会诱导农户增加农业投资2.079个百分点。宋圭武对农户人口再生产投资行为进行了研究分析，表明农户在进行人口再生产投资时，效用、风险、社会、文化、政策及制度都是其考虑的因素，但农户的生育决策最终取决于其在现有信息水平条件下的“效用最大化”。宋圭武提出了农户决策“最大化”的两个基本约束：一是信息的不完全性，二是农户的有限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理性经济人”的理论与假说。狄瑞珍在回顾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认为农户的理性指的是当农户面临几种可供选择的方案时，农户会选择那个给他或他的家庭带来效用最大的方案。狄瑞珍以农户的生产选择行为与劳动力配置行为为例，分析了农户行为的理性体现及农户理性行为呈现出的复杂性，认为农户理性行为的表现是非常多样性的：不论是他所处的决策环境，如经济的发达水平、农产品的市场价格、经济制度等，还是当事人年龄、文化水平、农作经验，其差别都可能导致对同一经济信号产生不同的行为。只有从产生行为的原因入手，才有可能更好地理解农户的行为。^[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