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行为的变革

三、农民行为的变革

农民虽然没有市民那样与时俱进，但也是一个生活在现实社会里的社会群体，它虽然受文化传统影响，但也受社会结构的制约。社会结构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必然引发生存其中的每个群体的变化。何况一个社会的文化模式也不是成不变的。农民的行为方式就是在社会结构和文化模式变化的双重作用下不断地发生适应性变革。农民行为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经济模式、政治制度的革新和文化交流、文化创新的发展，甚至生活方式的变化，农民行为必然发生一定程度的改变。总之，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迫使农民对自己的社会行为做出一定程度的适应性变革。就中国农民而言，近30多年的中国社会改革使中国农民行为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

1.合作成分不断增多

不合作的原子化生存模式容易导致农民难以利用群体的力量应对生产生活中的各种困难，也难以获得社会话语权，难以形成社会强势集团，难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尤其在市场经济环境里，一个农民家庭难以应对以组织形式出现的各种竞争对手，因为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就是公开公平竞争，承认优胜劣汰。所以，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民在市场经济中打拼以后，逐渐认识到只有进行合作才能提高自己的市场竞争能力。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各地农村地区建立了各种各样的专业合作组织。在进料、生产技术标准、价格、加工、广告宣传和运输销售等各个经济领域进行合作，取得了共赢效果，通过亲身实践感知了合作的好处，促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寻找合适的合作伙伴。现在中国农民不仅有合作意愿而且具有一定合作能力。农民的合作意愿表现为通过对合作经济组织运作的经验、成本收益分析、合作示范效应、分配公平性以及防止搭便车的监督等有关预期收益的综合分析所产生的激励。农民的合作能力取决于农民自身素质、法律保障、政策激励、信息获取、合作教育、公共产品供给等因素。市场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农民的合作意愿越强烈，合作能力越强。

2.经济行为不断变得理性

关于农民经济行为是否有理性的认识，西方理论界有两派，一派认为农民不会追求经营利润的最大化，由此断定农民的经济行为是非理性的，主要以恰亚诺夫为代表；另一派认为农民会追求经营利润的最大化，由此断定农民的经济行为是理性的，主要以舒尔茨为代表。农民经济行为非理性学派的学者，坚持农民行为缺乏理性的观点，甚至极端地认为农民是自私、愚昧、保守、落后等非理性的代名词。农民经济行为理性学派的学者，坚持农民行为具有理性的观点。在农民经济行为特性上的认识差别如此之大，我们认为根本原因是这两派学者的视角背景不同，非理性学派将农民经济行为放在自然经济模式下来解读；而理性学派将农民经济行为放在市场经济模式下来解读。同时我们认为在各自的研究视阈下都有合理性，而且在当今自然经济模式和市场经济模式并存的世界里，都能为自己的理论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佐证。

本章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是当今中国农民的社会行为是否变得更理性了，或者说是否在更多机会或环境里用理性来设计社会行为；是否更恰当地使用理性和非理性手段完成每个社会行为。自从1994年开始中国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整个国家的经营环境都在朝着有利于农民致富方向发展，越来越吸引更多农民参与市场竞争，将家庭小农营生改造为规模化的商品化的市场经营，强化了农民或农户的经济“算计”能力，充分的市场知识及信息使农民决策结果能够“逼近”经济学意义上的最优解。市场化进程打破了传统农村的“熟人社会”结构(特指以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和熟人关系为社会基本关系，以亲情原则处理社会基本关系的社会结构)。外部资源及其力量已经冲破了封闭的中国乡村社会，村庄与外部资源系统的对接使农民的经济理性替代了“熟人社会”的行动逻辑。另外，社会主义民主化进程确保了农民能够在经营上获得公平的竞争机会，充分自主权以及规范化的制度环境为农民理性地选择提供了有力的保障。^[25]因而，可以说，随着中国社会改革的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中国农民行为与心理发生巨大嬗变，农民行为与心理向市场经济方向发展，传统重义轻利价值观念逐渐演化为功利观念，经济行为更加理性，更会用理性原则处理经营行为，将更多地采用管理知识、科学技术开展业务。

3.专业经营行为日益突出

一直以来，中国农民长期都是兼业经营。农民家庭不仅是农业和手工业兼营，而且农业内部是农作物种植、家禽家畜养殖、水果、蔬菜等多种经营。传统社会农户的兼业经营行为，既是最大化家庭总收入的要求，同时也是保障家庭经济安全的反映。但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户经营由“兼业”向“专业”转变。首先是工业生产从农业生产分离，然后逐渐出现农业内部的专业生产，形成农业专业户，如果树、养殖、粮食等产业的种植专业户。农民家庭内部也开始按照劳动能力强弱和劳动价值高低来进行劳动分工。在一些发达的农村地区，现在不仅已经出现了农户与农户、农户与工厂间的分工与专业化经营行为；而且出现了生产环节上的分化和专业化，从初级产品生产到产品深加工、产品销售、生产服务等各个环节都分开地而联合经营。这就解决了家庭经营中规模经济不足问题，有效降低了交易成本，增强了农民自身的经营能力和农村经济的市场竞争能力。

4.农业生产行为开始转向保护性经营

在食物短缺和化学农业时代，中国农民不可避免地使用化学合成的农药、肥料、饲料、除草剂和生长素等进行初级农产品生产；在农产品食物加工过程中使用化学合成的食品防腐剂、添加剂、膨松剂、人工色素和有机溶剂等进行食品制作；在食物贮藏和运输过程中使用除菌剂、除虫剂、保鲜剂、防腐剂等进行保鲜。这种追求产量的农业生产行为使农业生产产生了较大的负外部性。如大量施用农药、化肥、农膜等现代生产要素，造成土壤肥力下降、水体污染。我国的化肥施用量1978年为884万吨，2004年达到4637万吨，其中1978—1984年的6年间施用量翻了一番；农药使用量1983年为86.2万吨，2003年达到170万吨，其中，高毒农药占农药施用总量的70％；2003年农膜使用量达到159.2万吨。结果不仅导致农田土壤污染，还通过农田径流造成对水体的有机污染、富营养化污染。农药过量施用和滥用，在环境和农副产品中残留逐渐增多，加剧对大气和水源的污染。农膜的大量使用则会造成“白色污染”。同时，因承包期短农民对土地将来的肥力状况不关心，不愿种植绿肥和施用有机肥，畜禽粪便的大量随意排放反而导致有害病毒病菌扩散和传播。^[26]中国农民在进行生产和生活过程中产生了对良好生态环境的需求。因为他们在物质上富有后，生存的威胁不存在时，开始对未来的生命预期和生活质量越来越看重，健康逐渐成为一项重要的财富，开始积极关心自己生活的周围环境状况。他们认识到良好的生态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前提和基础，生态需求能促进发展需求的实现。大概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农民意识到农业化学化经营产生的负外部性问题直接造成了生态环境的破坏，使农业增产空间日趋缩小；使农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减弱、销售空间和销量不断减小。使用化学原料加工出来的食品严重危害着人类身体健康，造成生理缺陷婴儿越来越多，癌症发病率、死亡率均呈上升趋势，一些奇病、怪病不断出现。所以，我国许多地方的乡村在政府大力提倡和推广下开始发展生态农业和有机农业。在农业生产中，采用生物治虫技术、温室培养技术、无土栽培技术、治污技术、农业信息技术、精确生产技术，使用生物肥料、生物农药、天然饲料及饲料添加剂、动植物生长调节剂，开发生态循环经济，创造适应性强的新接口技术，生产生态农业产品。同时，在农业生产中，使用水土保持技术、有机废物和作物秸秆的利用技术、利用梯田或等高作业保持土壤免受侵蚀的技术、利用豆科固氮、牲畜粪便和作物秸秆收集氮素营养的技术、利用轮作、耕作和中耕除草的技术等，发展有机农业。此外很少有农民砍伐森林，相反越来越多的农民自觉地栽树育林；更没有农民在山顶上开垦耕地，引发水土流失。

我们特别提出，保护生态环境毕竟只是少数农民的意愿，没有变成普遍行为。所以国家应该采取积极措施使农民产生生态需求：第一，加大对农民的物质支持，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满足其生存需求，提高农民环保的支持力度，促使越来越多的农民自发产生生态需求；第二，要保护好先进农民已经形成的生态需求，切不能挫伤其积极性。政府主动地对客观上有利于生态保护的行为给予价值补偿。第三，由于有些农民不清楚破坏环境将给生产和生活以及身体健康带来恶性影响，会不自觉地做出一些破坏生态环境的事情。所以，政府要积极开展环境保护方面的宣传教育。同时也应该制定具体规范对破坏自然生态环境的行为进行惩罚。

5.生育行为发生适应性变革

农民的传统生育观念是“多子多福”；生育行为是“男孩主导型”模式，一般表现为生男、多生、早生等行为。但是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农民的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发生了变化。邓大才对河南府君寺村、湖南湖村、江西长冈村、四川鲁家庵村进行了深度调查，发现中国农民生育逻辑已经从“生男”逻辑转向“生育”逻辑；生育偏好已经从“多生”偏好转向“适可”偏好；生育行为已经从“非理性”转向“理性”；生育决策权已经从“家本位”分化成“家本位”和“个人本位”的结合。农民生育行为在市场化、社会化程度比较高的地区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先锋青年在促成农民传统生育行为变化方面起了示范效应。农民生育行为的改变是农民对经济、社会、文化结构变化的反映，生育的经济约束条件升高，社会功能需求的多样化，以及文化约束和规范能力的降低，都为农民生育行为的改变提供了动力和压力。^[27]

6.社会活动开始转向维权行为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农村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广大中国农民成为相对独立的具有自主权利的社会活动主体。在市场经济社会，农民逐步认识到只有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和权利才能更好地生活和发展，于是一些农民开始将交往的顺从行为转变为维权行为，强调自身权益的表达。首先利用村民自治制度选举能够代表村民公共利益的人作为村委会成员，村民选举开始从“宗族偏好”转变到“理性选择”上来了。其次，开始建立属于自己的公民组织，成立各种专业协会、群众团体。用群体力量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最后，积极维权。湖南、湖北、安徽、山东、北京等地区，都曾成立过农民维权协会、农民减负协会。在本地维权无效的情况下，一些农民自发上访，他们不仅为自己的事情上访，积累经验后成为村庄的上访代表。在上访过程缔结集体行动网络。如湖南衡阳县，就有近3000人的上访代表网络，覆盖各个乡镇、村庄，他们在信息沟通、号召动员上具有相当的能力。^[28]安徽阜阳市三合镇南塘村农民在维权成功而无成效的情况下，提出了“理性维权、科学致富、文化启蒙”的乡村建设三原则。认识到只有把家乡建设成和谐富裕的乡村，才不会出现侵犯他人权益的现象，是维权的最高境界。虽然这是个别地方农民的认识，但实为农民维权行为的质的飞跃。

阅读文献

1.詹姆斯.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程立显、刘建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2.弗兰克·艾利思：《农民经济学》，胡景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3.邓万春：《动员、市场风险与农民行为》，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4.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

5.A.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萧正洪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

思考题

1.为什么农民概念难定义？

2.你如何评价农民？

3.农民行为有哪些特征？

4.当代中国农民的社会行为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注释】

[1]如英国的弗兰克·艾利思(F.Ellis)长期研究农民的农业生产行为，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代表作是《农民经济学》(胡景北译，200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出版后很快成为流行的大学教科书。

[2]旷宗仁、左停：《我国农民认知与行为改变研究综述》，《中国农业教育》，2006年第4期。

[3]可链接http://baike.baidu.com/view/24915.htm，2009-08-28。

[4]埃弗里特·M·罗杰斯：《乡村社会变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21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93页。

[6]《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页。

[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96、628、224、177、178页。

[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96、628、224、177、178页。

[9]《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95页。

[10]参阅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

[11]参阅詹姆斯·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程立显、刘建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12]胡敏华：《农民理性及其合作行为问题的研究述评——兼论农民“善分不善合”》，《财贸研究》，2007年第6期。

[13]旷宗仁，左停：《我国农民认知与行为改变研究综述》，《中国农业教育》，2006年第4期。

[14]参阅邓大才：《农民生育偏好与行为：社会解构模型》，《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5期。

[15]参阅谷中原等：《湖南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农民移动消费差异研究》，《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16]参阅赵志龙：《农村工业化进程中农户经济行为变迁——一个案例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4期。

[17]参阅李贵德、罗剑朝：《西部生态重建中农民生态行为初步分析》，《生态经济》，2007年第5期。

[18]参见魏亚萍：《我国农民生育行为的社会结构解释》，《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19]陈定洋、谢太平：《农业合作化运动与农民的行动逻辑——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宗族、家族主义角度认识》，《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20]王慧军：《中国农业推广理论与实践发展研究》，东北农业大学管理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

[21]江永红、马中：《环境视野中的农民行为分析》，《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22]旷宗仁、左停：《我国农民认知与行为改变研究综述》，《中国农业教育》，2006年第4期。

[23]我们认为生产经验具有如下缺陷：(1)经验具有个体性，只有相同经历的人才有类似的经验，对于后来者难以一下体验到其中的奥妙。(2)经验具有地域性，经验是农民在依靠地理环境而进行生产的情况下、是在长期地适应地理环境的优化积累的情况下形成的。它不能越过地理界限。(3)经验对生产环境的可控性差。它本身是在自然环境里形成的，在形成过程中只能做适应性选择，而不是在人造环境里形成的。它不像科学技术具有改造生产环境的功能。(4)经验不具有标准生产能力。它是一个人根据具体环境进行生产的劳动方法，在生产同样产品时，一人一个样。所以，经验难以作为农业工厂式标准化生产的技术依靠。

[2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农民获得了政治上的解放，政治地位得到了极大提高；改革开放以来，尤其进入21世纪以来，党和国家采取了“少取多放搞活”的惠农政策和进行了农村社会福利制度改革，使农民群体在与国家打交道中第一次获得了来自家庭或家族以外的社会好处。对于培养农民的合作习惯有推动作用。

[25]胡敏华：《农民理性及其合作行为问题的研究述评——兼论农民“善分不善合”》，《财贸研究》，2007年第6期。

[26]江永红、马中：《环境视野中的农民行为分析》，《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27]邓大才：《农民生育偏好与行为：社会解构模型》，《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5期。

[28]贾西津：《农民、组织与乡村建设》，《三农中国》，200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