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发展的“多元学科方法论”
黄速建 黄群慧
在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当美国人泰勒开始使用秒表研究如何提高工作效率、法国人法约尔思考组织管理活动的普遍性规律的时候，管理学开始了作为一门具有系统理论和方法的科学或者学科的科学化历程。然而，管理学并没有沿泰勒设想的方向发展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经过整整一个世纪的发展，虽然管理学已经发展成为具有庞大知识体系和学科分支的复杂学科，管理学知识被广泛地用于指导管理实践，管理效率因此被大幅度地提高，但是，管理学仍很不成熟，管理学家们对于管理学的学科属性、基础理论、方法论体系和发展途径等问题仍在争论不休，还无法走出“管理理论丛林”。显然，管理学家们争论的是有关这门学科存在的根本问题，对管理学未来发展意义重大。本文也是有关管理学学科发展根本问题的研究，试图给出一些新的见解，从而有助于管理学的未来发展。[1]
一、管理学是一门科学吗
“管理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这是一个常常被提起的命题。一般认为，管理具有科学性和艺术性双重属性，瑞典学者斯文·艾里克·肖斯特兰曾将管理的两面性比喻为“雅努斯（Janus）因素”。[2]然而，认真地管理学家显然是不能满足这种折衷的、在管理学教科书中对管理学性质的描述。一方面，一些管理学家坚持管理学是一门科学，虽然这门科学还不成熟，但管理学科学化的方向是毋庸置疑的；另一方面，一些极端反对管理科学理性、强调管理艺术性与非理性的学者则认为：与其称管理学是一门科学，不如说管理学是一门艺术，管理学自诞生之时就步入了“科学”的误区，管理科学化的发展方向使得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严重脱节。
实际上，从一般所认可的科学标准看，管理科学化和管理学的发展中的确存在许多重大问题亟待解决。其中，有两方面问题被认为是十分致命的，是影响到管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存在的地位的。一是管理理论或者原则具有模糊性，缺乏对管理实践针对性和指导性。“……管理原则总是成对出现。无论是对哪个原则来说，几乎都能够找到另一个看来同样可信、可接受的对立原则。虽然成对的管理原则会提出两种完全对立的组织建议，可是，管理理论里并没有指明，究竟哪个原则才适用。”[3]二是管理学缺乏统一的研究方法、范式和有效的管理知识积累模式。早在20世纪60年代著名管理学家孔茨就提出“管理理论丛林”问题，现在“丛林”问题依然存在，而且呈现进一步分化和细化趋势。管理科学知识来源是复杂的而各不相关的，在管理学知识体系中，不仅包括依据严格的数学模型和科学逻辑得到科学管理知识（如数理学派对管理知识的贡献），也包括通过叙述故事而总结的管理知识（如经验学派采用案例研究方法提供的管理知识）。由于这两方面问题的存在，如果说管理学是一门科学，但也不是具有广泛性、有效性和精确性的科学。也就是说，管理学不是一门严格意义的科学，相对于自然科学而言，只是一门具有“弱科学属性”的学科。这一点可以借用比彻（Becher，1989）发展的学科属性分析框架来进一步描述。[4]比彻提供的学科属性定位分析框架包括两个基本维度，四个基本衡量指标，第一个维度是学科认知维度，具体包括“硬”/“软”度指标和“纯”/“杂”度指标，第二个维度是学科规范维度，具体包括“趋同”/“分野”度指标和“城市”/“乡村”度指标。所谓“硬”/“软”度是衡量某一学科领域对特定研究范式或者理论体系的认同程度，“硬”度大意味着认同程度大，学科研究范式相对单一；“纯”/“杂”度指标是衡量一门学科知识应用于实践的程度，如果学科越致力于解决“是什么”的问题，则“纯”度就越高，如果学科越致力于解决“如何做”的问题，则“纯”度就越低；“趋同”/“分野”度指标用于描述一学科内研究人员具有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差别程度，如果差别程度小，学术标准类似，则“趋同”度高，反之则“分野”度高；“城市”/“乡村”度指标则用于分析一个学科内研究人员对于研究领域或者问题的相对集中程度，如果一门学科具有清晰的学术边界，具有严格界定的学术团体，相对多的研究人员抢占相对狭小的学术研究空间，研究人员具有充分的交流，则这门学科“城市”度高，相反，“乡村”度高。显然，基于上述对管理学的分析，管理学的“弱科学”学科属性具体表现为高“分野”度、低“城市”度、低“纯”度和高“软”度，也就是说管理学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纯”度不高的“软”科学。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在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学科定位频谱中，管理学这个“纯”度不高的“软”科学的“频位”在哪里呢？有的学者认为管理学应该是位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的，管理学的科学性是要弱于社会科学的科学性，更接近人文学科。[5]这意味着如果按照让·皮亚杰关于社会人文学科的分类，管理学科的整体科学性（研究普遍原理的属性）应该低于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语言学等社会科学，但高于人类学、历史学、法学、哲学、美学和艺术学等人文学科。而坚持管理学是一门艺术的学者则认为管理学根本就属于人文学科，具有历史科学的性质。[6]这几乎将管理学完全推进了人文学科，认为管理学符合“艺术模式”，而非“科学模式”。但是，与这种将管理学在学科定位频谱中定位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或者完全定位于人文学科不同，另外一种观点是，管理学应该放到自然科学中。支持这种观点的是我国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该委员会将管理学（包括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公共管理等）设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领域之内，而在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领域中则没有管理学这门分支。
实际上，即使将管理学归为人文社会科学，从现在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趋势看，也需要寻求具有普遍性管理理论和原理。一般认为，对于人文社会科学而言，能否实现从前科学状态引向普遍原理科学状态的理想，主要受5方面因素影响。[7]一是能否发展一种比较主义的研究方法，将研究者的主观倾向剔除，使研究者的研究从主观个人中心转向客观出发点，这被称为“比较主义去中心化”因素；二是是否存在足够的、合适的本学科研究对象的历史资料，从而能够利用历史资料排除主观倾向（“去中心化”）解释相关的各个发展的因果联系；三是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模型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被成功移植应用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8]四是是否可以通过界定所研究的问题，把不可能达成一致的问题撇在一边，而在可以达成共同判断和可证实的领域中发展该学科；[9]五是能否逐渐发展出专门的、适合其问题的研究方法，将那些可以证实的东西（通过实验证实或者数学形式化证实）与那些仅仅是依靠反思或者知觉得到的东西区分开来。虽然管理学离普遍原理科学的理想状态还相差很远，但是应该说，管理学的科学化进程和发展轨迹在很大程度印证了上述5方面因素的影响，管理学家一直通过各种尝试在上述5方面推进管理学的科学化进程，例如，比较研究方法在管理学研究中的广泛应用（产生了比较管理学这门管理学分支），包括跨国界的管理方式的比较，德鲁克对组织进行比较研究等；又如，钱德勒应用历史文献方法从企业史角度的研究解释了技术条件与生产方式变革对企业组织的影响，并提出：环境决定战略、战略决定结构的结论；再如，孔茨曾指出，提高管理学科学性的首要任务是划定管理研究领域和知识体系，对分析和研究范围进行必要的限定，因为如果把整个文化世界和物质世界都叫做管理领域，那么管理学不可能取得很大进步；[10]还如，西蒙在构建起管理理论时就提出要明确区分价值要素和事实要素，然后逐步排除价值要素，从而可以判断事实命题的真伪，从而构建科学的管理理论和真正的管理科学。[11]但是，迄今为止，管理学家的这些努力还远远没有使管理学成为一门普遍原理的科学。综观整个管理学的知识体系，应该说，对管理学科学化进程和管理学发展最大影响的路径或者方法应该是对其他学科的概念、模型、方法和技术在管理学中的移植。这意味着第三种途径对管理学的科学化进程影响最大，也就是说，管理学对其他各门学科的典型研究方法（我们称之为学科方法）进行成功移植和使用，是管理学科学化进程和管理学科发展的最重要的方法论基础，这些学科不仅包括自然科学，还包括人文社会科学。
二、管理研究范式与“管理理论丛林”存在的必然性
一门学科区别于另一门学科的关键在于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不同。其中，研究对象是决定学科属性的根本因素，而能否形成自己的科学研究方法则是一门学科发展成熟与否的关键标志，科学的研究方法是一门学科能够成为科学的保证。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同样也没有形成放之四海皆准的经济学理论，但却形成了一个一般性的科学研究方法，这使得经济学在科学的殿堂中占有一席之地。对于管理学而言，管理学不仅没有带有普遍性的理论，而且也没有形成公认的科学的研究方法。如果将研究方法分为科学研究和思辨研究两大类，有的学者将管理研究方法概括了三方面特征：[12]其一，管理研究须兼用科学方法和思辨方法，然而，管理研究方法论仍垂青科学方法。科学研究方法虽然将不断“蚕食”思辨的内容，不过管理领域中的思辨研究将永远存在，管理研究中总有科学研究无法替代的内容；其二，管理研究要分辨哪些管理学科的分支、内容和研究阶段适合应用科学方法，哪些适合思辨方法。其三，尽管管理研究方法论着重讨论科学方法在管理领域中的应用，但思辨研究的结果无疑应该属于管理研究的成果。这三个性质中的第三点并不独立，可以归为第一点。从方法论研究角度，真正有价值的是第二个性质。因为管理研究方法论的任务并不仅仅在于指出包括科学方法和思辨方法在内的各类研究方法都可以应用到管理研究中，关键在于回答“在管理研究中如何选择和使用各类性质差异巨大、种类众多的方法”这个问题。
从现有的管理研究方法看，各类具体研究方法都在被使用，包括科学研究通常使用的观察、调查、实验、假说演绎、公理化方法、模型方法、系统方法、归纳、比较分类、分析综合、抽象等方法，也包括因袭方法、权威方法、常识方法和直觉思辨方法等各类非科学方法，还有具体从各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借鉴、移植来的具体学科方法等。这些众多的研究方法，如何被有效地使用研究解决管理问题，是管理学方法论的核心问题。实际上，管理学中在使用各类方法研究管理问题往往需要有一个“灵魂”，或者说研究者在选择、使用这些方法的过程中有一个指导框架或者模式。应该说，管理研究方法论的核心任务就是研究这个“灵魂”或者“模式”的形成和发展问题。
如果按照美国著名哲学家、科学史学家库恩（Thomas Kuhn）的观点，我们可以认为，这个所谓的“灵魂”或者“模式”就是“范式”（Paradigm），因而“范式”问题成为管理研究方法论的核心问题。[13]虽然库恩没有给出有关什么是“范式”的统一表述，但是一般认为，“范式”被理解为每一种科学在某一定时间内具有的一个固定的、自身不再被问题化，亦即不再受到质疑的基本看法。每个学科内的每一解释，甚至每一研究总是在一个范式指导下的解释与研究。更准确一点说，“没有范式，就没有科学，因为范式是理论化的坐标或者罗盘。以此坐标为地基，才有可能将某一研究范围归类与规范化。”[14]更进一步，范式的意义是，“范式决定了我们的着眼点，决定着那些问题是允许被提出的，同时决定着如何回答所提出的具体问题以及解这种类问题的方法与手段”。[15]虽然范式的概念是库恩基于自然科学为例得出的概念，但这个概念在人文社会科学中也是适用的。[16]二者关键的区别在于自然科学范式变化往往意味着科学革命，科学的发展可以分为范式不变的“持续常规期”和范式转换的“转换危机期”，而后者正是科学突变大发展时期；人文社会科学则同时存在多种范式，这些范式往往既不相容，也不相融，而且无法判断谁优谁劣，哪种范式更代表学科的进步。
从这个意义上看，管理学研究范式与人文社会科学的范式基本相同，同时存在各种不同的范式，虽然每种范式下的具体管理研究方法可以不同，但同一范式对管理研究的基本看法相同，遵循基本相同的研究规则和方法论原则。管理研究者在这些不同的范式指导下选择使用各类具体的研究方法，或者说各类管理研究方法就集合在不同的“范式”旗帜下发挥着作用。这就形成了管理学中多种知识来源的现实。
基于上述范式的定义，实际上可以看出，管理学中的学派或者“理论丛林”是和研究范式相对应的，不同的学派具有不同管理分析模式，也就是相应的研究范式。最初孔茨所谓的“管理理论丛林”包括6个学派，即管理过程学派、经验或案例学派、人类行为学派、社会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和数量学派。这些学派的根本差异就是分析模式或者研究方法的区别，其实也就是研究范式的不同。进入20世纪90年代，孔茨在其第10版《管理学》中又认为这些学派（School）应叫做方法（Approach）更为合适，并将这6个学派发展为12个方法，即经验法或案例法、人际行为法、群体行为法、协作社会系统法、社会技术系统法、决策理论法、系统法、数学或者管理科学法、权变方法、经理角色或者管理任务方法、麦肯锡7-S（策略、结构、系统、作风、人员、共有价值观、技能）方法、管理过程方法。[17]实际上，与原来的6个学派相比，除了新增加的方法（经理角色方法、麦肯锡7-S法）外，这些方法只是在原来研究范式基础上的方法细化。
从研究范式角度看，管理学家在探索走出“管理理论丛林”过程中，不但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反而不断产生新的管理学派，问题的关键在于无法形成统一的研究范式。也就是说，由于现有的各个研究范式都不能被否定，新的旨在统一现有各个理论学派的努力最终又转化为新的研究范式。如果按照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理论，是由于管理学理论“硬核”的无法统一而难以走出“丛林”的。拉卡托斯认为，一个研究者或者一群科学家在其研究纲领中，总要抓住几个基本的设想，这几个基本设想构成了研究中的“硬核”。“硬核”带有约定俗成性质，具有先验性，即使出现了相反的例子，也无法动摇它。这“硬核”的特征本身与库恩的“范式”类似，因为科学家一般不会对“范式”提出怀疑。拉卡托斯进一步指出，理论是由“硬核”与保护“硬核”的辅助假设组成的，虽然“硬核”代表了研究者群体的最基本的假设，本身无法被证伪，但辅助假设随时可能，亦可以被推翻。[18]
由于管理学的各个学派的管理理论“硬核”（“研究范式”）不同，而且不能够被推翻，于是“管理理论丛林”状态也就难以打破。这一点通过管理过程学派的研究“范式”可以进一步说明。如图1所示，管理过程学派认为，存在一个为管理工作独有的基本的科学理论核心，这些核心是管理学普遍原则。围绕这些管理普遍原则，各类具体的管理技术和方法同时被使用。这包括基于系统理论的协作社会系统法、社会技术系统法和系统法，基于实际经验的经验法或案例法，基于心理学的人际行为法、群体行为法，基于决策理论的决策理论法，基于数学方法的管理科学法，等等。显然这种通过一个“硬核”或者“范式”为核心，并把各类管理方法和技术组合起来的常识无疑是有价值的，但是，在其他学派（例如经验学派）看来，根本就不存在所谓普遍的管理学原则。也就是说，经验学派是不接受管理过程学派的理论“硬核”或者“研究范式”的。因此，管理理论“硬核”和“研究范式”多元化，管理学理论“丛林”现象也就成为必然。
三、管理学发展的“多元学科方法论”
归结上述两方面的分析，多学科研究方法的移植和研究范式的多元化成为管理学发展的典型方法论特征。我们将其概括为管理学发展的“多元学科方法论”（Multisubjects Methodology），或者说是“多元学科研究范式”（Multisubjects Paradigm）。虽然影响管理学科学化进程与管理学发展的学科较多，但从学科方法论或者研究范式角度看，能够独立构成管理学发展的学科方法论基础，或者说能够成为管理学的一个独立的学科研究范式、形成独立学派的基础方法论的学科主要包括经典物理学、数学、心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系统科学等。[19]对于整体管理学而言，也许还存在上述7个学科范式以外的研究范式，但总体上以这7个学科范式为主。这些学科范式在现在的管理学中是同时存在的，而且一个学派可以按照一种研究范式为主进行研究，但同时也可能使用其他研究范式下的研究方法和思想。显然，这与常规科学不同，对于常规科学而言，在一定时期存在单一的至少是主导的范式、新范式取代旧范式（范式转换）是学科进步的前提，而对于管理学而言，虽然管理学发展需要新的范式，但新范式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旧范式被抛弃，管理学是多元学科范式并存的。
图1 管理过程学派研究范式
资料来源：哈罗德·孔茨、海因茨·韦里克：《管理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
（一）经典物理学学科范式
经典物理学学科范式是最为典型的自然科学研究范式——“分析范式”，由笛卡尔和培根开创并由于经典物理学的巨大成功而被很多其他学科借鉴。该范式的基本假定是：所有的事物都可以还原为要素，而要素之间存在着简单的线性关系，将所有要素的属性叠加就可以把握事物的整体属性。事物之间的关系是机械决定论的，是一系列的因果关系。[20]依靠这个“分析范式”，泰勒建立了科学管理理论，同样，法约尔和韦伯的古典组织管理理论也受这种范式支配。可以说，古典管理学派的管理理论都是以机械论为主导，旨在通过科学研究的方法对管理现象和管理过程进行分解，探求管理要素的因果关系，发现管理活动的普遍规律。经典物理学学科范式的基本研究方法是实验方法，培根提出“实验是科学之母”的名言。实验方法在自然科学的巨大成功使得社会科学在诸多领域也开始引入实验方法，因而，实验心理学、实验经济学等学科发展迅速。泰勒最早采用实验方法研究如何提高管理效率，梅奥则通过“霍桑实验”创建了人际关系学派，现在管理实验研究方法已经成为管理科学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力量，形成了实验管理学分支。管理实验方法可以划分为人群实验和人机组合实验两类，而人机组合实验由具体包括以机为主的模拟和以人为主的实验，而计算机模拟实验又分为数值型模拟和分析型模拟两类方法。[21]管理实验研究方法由假设检验、建模分析、实验模拟、分析结论等科学过程构成，使管理学研究更加科学和规范。
（二）数学学科范式
数学学科范式以数学（主要是运筹学）为基本手段，努力把管理学推向精确性科学。数学学科研究范式构成了管理科学学派或者管理数量学派的基本方法论。借助数学方法，管理科学学派从量的角度深化了管理理论。通过数学模型、符号和公式，管理科学学派寻找管理问题的“最优解”。由于数学模型超越了经验管理者的直观思维，能够帮助管理者清晰和系统地考虑各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具有可重复性和预测性，从而在精确度要求上使管理学呈现出科学的特征。从严格的科学要求看，如果问题不能够用数学表达，就没有研究价值。因此，数学学科范式是管理学科学化的最高要求。迄今为止，决策理论模型、库存模型、排队模型、线性规划和非线性规划模型、网络模型（计划评审技术）、博弈论模型等，都已经在管理学中广泛地应用，极大地推进了管理学的科学化进程。
（三）心理学学科范式
由于具有“人”这个共同的研究对象，心理学与管理学具有天然的联系。在19世纪后半叶，受科学主义方法论的影响，科学心理学在德国诞生并获得初步发展，心理学从哲学中逐步分离出来。现在心理学已经发展为具有构造主义（Structuralism）、机能主义（Functionalism）、行为主义（Behaviorism）和格式塔心理学（Gestalt Psychology）等诸多学派的重要科学。科学心理学采用真正的实验方法，强调客观观察、行为测量和正式实验。这种实证主义的方法论使得心理学研究范式成为关于人的行为研究的真正的科学研究范式。管理学在其科学化进程中自然需要这种研究人的行为的科学研究范式。在泰勒科学管理时代，莉莲·吉尔布雷斯就写出了《管理心理学》（1916），而心理学家梅奥等人采用控制组实验法研究人的行为则把管理学带进了现代管理科学阶段，西蒙采用认知心理学方法（人机系统）对决策行为的研究是管理学对管理的本质有了更深入的认识。管理学中的一个重要学派——行为科学学派，就致力于运用科学方法对企业组织中的人的、可见的与可证实的行为进行研究，而这种科学研究方法就是建立在科学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论基础上的。不仅如此，由于现代心理学发展，心理学中的现象学方法论逐渐形成，这又成为人本主义管理的心理学方法论基础。
（四）经济学学科范式
经济学学科的魅力也许不在于经济学的理论，而在于其分析框架和方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十分独特，“最大化行为、市场均衡和偏好稳定的综合假定及其不折不扣地运用便构成了经济分析的核心……经济分析是一种统一的方法，适用于解释全部人类行为。”[22]现代经济学的分析范式是有视角（Persperctive）、参照系（Reference）和分析工具（Tools）三部分组成的。视角是经济学家分析问题的出发点或者基本前提，一般包括经济人的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参照系也就是所谓基准点，是理解现实问题的标尺，比如一般均衡理论中的阿罗-德布鲁定理、科思定理和莫迪格里安尼-米勒定理等；在经济学家的工具库中，有利的分析工具多是各种图像和数学模型，如成本—收益分析、供求曲线模型、所有权—控制权模型、非对称信息模型、博弈论模型等。[23]从方法论角度说，经济学分析范式对管理学的影响至少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关于人性的基本假设，泰勒科学管理理论基本遵循了经济学学科分析范式中的“经济人”假设，这成为管理科学化进程的起点。二是经济科学学科范式提供的成本—收益技术给企业管理行为提供了一个最基本的科学度量工具。没有精确的测量，也就没有科学。企业管理行为的效率，最终体现为企业的成本和利润数量关系。三是经济科学的各类分析模型为企业管理理论和实践奠定了方法论基础，如现代企业理论（涵盖科思定理、莫迪格里安尼-米勒定理等基准点，以及所有权—控制权模型、非对称信息模型等工具）对企业组织结构设计、公司治理结构设计和激励制度设计提供了指导框架，而博弈论模型为企业战略管理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由于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中最具科学性（研究普遍规律的科学）的学科之一，应用经济学学科范式研究管理学问题，对管理学科学化进程具有重要的价值。
（五）历史学学科范式
历史学是旨在重构和理解社会生活在时间过程中的一切表现展开的学科。历史学科范式是与以经典物理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研究范式相对应的。与自然科学所关心的普遍的、一般的自然原则不同，历史学关心的是独特的、精神的和变化的领域。自然科学是“研究普遍规律”的，而历史学是“研究个别事实”的，历史学家感兴趣的是事件的个别内容。以德鲁克和戴尔为代表的经验主义学派（或者案例学派）将历史学学科范式引入到管理学问题，认为管理学是说明组织及其管理中的个别具体事物的联系，它具有不可重复性，也没有一般规律。因此，经验管理学派确立了以“问题为导向、以案例为基础”的新的管理研究定位。[24]在具体应用历史学学科范式进行研究时，主要采用的是比较研究方法。在戴尔看来，比较研究方法就是认识和描述不同组织结构中的基本相同之处，对这些相同点进行收集和分析，从中得出一些能够更好预测和应用于类似情景的一般结论。比较研究方法的方法论原则有四点：一是要有一个概念框架，用于指导具体的比较研究；二是研究对象之间要具有可比性；三是研究者必须明确表达自己研究的基本目标和价值观；四是比较和结论必须恰当。[25]由于上述比较研究方法的使用，经验管理学派在最终理论形式上还达到了“一般原则”的要求，虽然这些原则具有一定的适用地域范围和适用时间范围。这意味着经验管理学派同样也再追求管理科学化的目标。实际上，在历史学中，存在一个“比较史学”的分支，同样比较史学最关心的不是历史事件“如何发生”的，而是通过比较方法解释历史事件“为什么发生”，侧重于一般历史规律的研究。如同我们曾指出，比较研究方法可以理解为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实验方法”。因此，经验管理学派的贡献同样是促进了管理学科学化进程（不是“艺术化进程”），只是使用的是历史学学科研究范式，而不是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
（六）社会学学科范式
总体上说，社会学是从社会整体出发，综合研究社会关系及其变化发展规律的一门科学。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奥古斯特·孔德在提出社会学这门学科时，强调的是要建立一门研究社会的实证科学，即以实证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的独立的学科。虽然现在社会学已经出现了大量流派，但用实证的方法研究社会现实情况和问题，从社会现实出发，形成理论再回到社会现实中去，已经成为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的特征。迄今为止，社会学已经形成一套完整的可以操作的实证研究方法：研究理论的模式化、研究过程的程序化及测量工具的精确化。尤其是社会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和技术，包括调查方法、社会实验方法和社会统计方法，以及研究组织的技术和社会测量技术等，对管理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在上面论述管理学范式分类时，就是根据社会学的范式分类进行论述的，而社会学范式就是根据对组织的各类认识划分的。在对组织的理解上，管理学理解的组织非常强调组织的社会属性，或者说管理学中的组织就是社会组织。因此社会学研究范式分类是可以直接引进管理学研究中的。和经济学相比较，社会学最具特色的一面就是强调社会的相互作用，强调社会结构对个人行为的影响，经济学假定了理性的个人，社会学则假定了嵌入性。社会学学科范式从对管理学的影响，从最初的人际关系学派的“社会人”假设，到后来的组织行为学派和社会协作学派等，这些学派都尝试运用社会学的方法分析人的行为和组织的行为。而社会学的一些新发展，如强调结构对行动的影响、用以描述结构的网络分析法，这被认为是社会学方法的最典型的实现形式，在战略管理研究得到应用，形成了不同于原子式研究方法的嵌入性方法。社会学方法从嵌入性的角度分析个人行为和组织的运作，为管理学提供了新的视角，其应用前景也日益广阔。
（七）系统科学学科范式
系统科学可以理解为从系统论的角度出发研究系统的有关学科的总称，从传统上认为包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耗散结构论、协同学、突变论、模糊数学、超循环理论等系统理论和工具的学科，以及具体把研究对象作为系统应用上述理论和工具解决具体问题的系统工程学科。系统科学学科范式的核心是系统论，系统论的基本观点是：世界任何事物都可以看作由要素构成的系统，系统的要素之间存在复杂的非线性关系，系统的特性和规律只能从系统整体角度来理解，要素之间的联系也必须立足于系统整体来认识；在价值观取向上，系统论是以系统的整体功能最优为目标的。显然，系统科学的“整体论”是与经典物理学的“还原论”完全不同的。由于系统科学强调“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基本观点，而这正是管理的本质要求，因此在20世纪40年代贝塔朗菲创立系统论后，他的理论很快就被应用到管理学中。巴纳德最早应用系统方法研究管理问题，第一次把企业组织看作一个由物质、生物和社会等方面的要素组成的“协作系统”，创建了社会系统学派。之后，在现代管理理论阶段的许多管理理论都是以系统科学的学科范式为方法论基础的，组织就是一个系统的观点被广泛接受。现在，系统科学发展迅速，对现代管理学发展影响十分深远。我国学者认为系统科学的最重要的发展主要是研究复杂性和复杂系统的复杂性理论方法，这已经逐渐发展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即所谓的复杂科学。现在复杂科学主要包括系统动力学、适应性系统、混沌学、结构基础理论、暧昧理论5个流派。[26]目前复杂科学的理论工具主要有微分方程和形式逻辑，除此之外还有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技术、综合集成技术、整体优化技术、计算智能、非线性科学、数理逻辑和计算机模拟等。复杂科学的方法论原则是定性判断与定量计算相结合、微观分析与宏观综合相结合、还原论与整体论相结合、科学推理与哲学思辨相结合。现在，复杂科学学科范式对管理学影响比较大的是系统动力学，学习型组织理论的提出可以认为是这方面的一个应用。混沌学在管理中的研究也日益成为一个热点。现在，复杂科学学科范式作为一个刚刚发展起来的管理科学化方法论，日益被管理学家重视。
归结上述管理学科学化的各个学科方法论，可以将这7个学科范式进一步归类为自然科学范式（经典物理学和数学）、社会科学范式（社会学、心理学和经济学）、人文科学范式（历史学）和哲学范式（系统科学和复杂科学）四种类型，或者按照把人文社会科学分为“研究普遍原理”的科学、历史科学、法学和哲学学科的分类，这7个学科范式归类为自然科学范式（经典物理学和数学）、研究普遍原理的社会科学范式（社会学、心理学和经济学）、历史学范式和哲学范式（系统科学和复杂科学）四种类型。
四、管理学“元方法论”与管理学的未来发展
管理学发展的“多元主义”以及“多元方法论”（Multimethodology）问题，最早出现在决策和系统科学研究领域中，现在仍集中于系统科学方法（包括运筹学和管理科学方法）的应用中。1984年，林斯通（Linsone）在其著作《多视角决策》中研究了如何对一个复杂问题从不同视角分析和综合决策问题，[27]而杰克逊（Jackson）和凯斯（Keys）在其“系统方法论体系”中提出不同系统方法可以视为互相补充而不是相互竞争。[28]1996，明格斯（Mingers）和布罗克莱斯比（Brocklesby）正式提出管理科学的“多元方法论”，[29]1997年明格斯（Mingers）和基尔（Gill）主编了关于管理科学的多元方法论的权威论文集。[30]2002年的一份对运筹学、管理科学和系统实践者的调查报告表明，多元方法运用已经很广泛，而且不同方法的结合使用会带来成功。[31]但是，多元主义方法面临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为了解决哲学上的范式的不可通约性（Paradigm Incommensurability），就是要寻求一个能够接受和保护多重研究方法、并处理不同研究范式之间关系的元方法论（Metamethodollgy）。在这方面，一种被称为“批判系统思考”（Critical Systems Thinking，CST）的系统理论进行了有效的尝试，提出了所谓的“全面系统干预”（Total System Intervention，TSI）的系统方法的元方法论。“全面系统干预”的核心思想是，把问题情形视为单单依靠一种视角不能得到解决和分析的“乱题”（Messes），因此必须从多元视角观察问题情形。[32]
显然，我们提出的管理学发展的“多元学科方法论”或者说“多元学科研究范式”与系统科学的系统方法的“多元方法论”是一致的，但我们强调的是对于整个管理学发展而言，其方法论是“学科方法”的多元化，而后者强调的是系统科学的“系统方法”的多元化。同样，如果说，“乱题”是系统科学中多元方法论的存在合理性的基础，那么管理学的“多元学科方法论”的合理性基础在于管理问题的复杂性。由于管理问题是复杂性问题，管理系统是复杂性系统，独立的单一学科方法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多学科的研究范式也就成为必需。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自己独立的科学研究范式的管理学能够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合法性”基础也在于管理问题复杂性。[33]更进一步说，为了解决管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同样面临的范式的不可通约性问题，同样也需要寻找管理学研究的“元方法论”，如果接受系统科学中基于“乱题”发展起来的“全面系统干预”为系统科学的“元方法论”，那么，也可以围绕管理复杂性问题发展一套管理学的“元方法论”。现今的管理学研究中还不存在这样一个基于管理复杂性的“元方法论”，但这可能是管理学走出“管理理论丛林”的一个重要方向。
管理学发展的“多元学科方法论”表明，在未来管理学发展中，一方面，要接受管理学这种多学科研究方法的方法论原则，在深入研究各个自然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研究范式对管理学发展影响的基础上，鼓励将自然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各种研究方法移植到管理学中。另一方面，要鼓励对管理学发展的“元方法论”问题进行研究，这应该成为管理学术界，尤其是从事管理纯理论研究的学者重要研究方向，从这一点说，关注复杂性科学，无疑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但这已经不是本章所能够涵盖的内容了。从方法论角度说，管理科学化进程的推进和管理学的发展，有赖于管理学者对管理学“多元学科方法论”的理解应用和“元方法论”研究的深入。
最后需要强调表明的是本文关于管理学发展问题的态度。根据杰克逊（Jackson）对管理系统方法论的划分，[34]我们认为，在管理学发展问题上，可以划分四种价值观：一是“孤立主义”（Isolationism）价值观，这是一种只严格信奉一种研究方法或者理论的管理学发展观念，对其他理论或者方法视而不见或者完全排斥；二是“帝国主义”（Imperialism）价值观，试图将所有的研究方法或理论都纳入自己偏爱的理论或者方法中，如果不能够纳入就不承认这些理论或者方法的存在（这非常类似于主流经济学的价值观）；三是“实用主义”（Pragmatism）价值观，是从实用角度出发接收任何“可行的”的方法和理论；四是“多元主义”（Multiplism）价值观，在对管理学发展规律充分认识和把握的基础上，尊重各种方法和理论的自由发展，并寻找到这些理论和方法与管理问题有效的匹配方式。比较这四种管理学发展观，可以认为“帝国主义”是修正的或者发展的“孤立主义”，而“多元主义”则是理性设计的“实用主义”。显然，从未来管理学发展看，管理学的发展道路应该是“多元主义”的，或者说理性“实用主义”的，在一定的最基础的管理学理论或者原则指导下，针对现实管理问题的解决，科学方法和非科学方法都会在管理研究中得到应用。而且，随着管理科学化进程的推进，科学方法在管理研究的应用领域将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管理问题将可以用科学方法进行解决。然而，管理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决定管理领域中总会有科学方法无法解决的问题，科学方法将无法完全取代非科学方法。这意味着，总体上管理学的科学性会逐渐提高，虽然永远也不会成为一门像自然科学一样的、十足的科学，但管理科学化的进程却是不断推进的，管理科学化的发展方向是必然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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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Munro，I. and Mingers，J.C.The use of Multimethodolgyin pratice：Results of a survey of practitioners. Journal of the Operational Research Society，53，2002.
（原载《经济管理·新管理》2005年第20期）
【注释】
[1]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企业管理科学化及其方法论研究》总报告中的一部分，总报告执笔黄速建、黄群慧。
[2]雅努斯是一位长着两对两个相反方向面孔的罗马神，用雅努斯神来比喻管理的两面性，参见斯文·艾里克·肖斯特兰：《管理的两面性——雅努斯因素》，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
[3]赫伯特·A.西蒙：《管理行为》，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年。
[4]高静美：《社会学分析框架下的管理学学科属性》，《经济管理·新管理》2003年第22期。
[5]李怀祖：《管理科学研究方法论》，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
[6]罗珉：《管理学范式理论的发展》，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需要说明的是什么是所谓人文历史学科，“旨在重构和理解社会生活在时间过程中的一切表现展开的学科称为人文历史学科。……历史学家……不是去从实在抽象出适合建立规律的变量，而是从全部复杂性因而也从不可还原的独特性去把握每个具体过程。……历史学家感兴趣的是事件的个别内容，这内容难以估量，但可加以重构，而历史学家的使命正是在于进行这种重构”（引自让·皮亚杰：《人文科学在科学体系中的地位》，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当代学术通观——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研究的主要趋势（社会科学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基于上述对历史科学的理解，显然，将管理学归为历史科学，反对在管理中应用自然科学的概括性规律的方法，更多的是以德鲁克为代表的经验主义学派的观点。而这种极端观点漠视了包括管理科学学派在内的其他管理学派提供大量的、已经被实践证明了十分有价值的管理思想、方法、技术和知识的存在。这种观点的另一个问题在于历史科学是否单独构成一个学科领域是可争议的，因为存在各种形式的历史学科，涉及各类学科（数学、各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等，甚至包括管理学自身）特有的“历时向度”。而且，由于计量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逐步应用，人们开始认识到“可以成为‘历史的’东西和可以成为‘科学的’东西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科学的方法和技术将日益深入历史学的研究领域”（引自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历史学》，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当代学术通观——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研究的主要趋势（人文科学卷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因此，将管理学归为历史科学同样也是定位不清的，也无法由此证明管理学只具有“艺术性”。更进一步，在我们看来，历史科学对于管理学的主要价值在为管理学研究提供了历史学科方法或者范式，这基本上对应了经验主义学派的研究方法。
[7]让·皮亚杰：《人文科学在科学体系中的地位》，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当代学术通观——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研究的主要趋势（社会科学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8]值得注意的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同样受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影响，许多人文社会科学的概念和方法也被借用到生物甚至物理化学科学中。
[9]诸如心理学、社会学的发展，并不是因为其研究对象先天具有科学性、高度精确性，而是因为较好地确定了研究边界。只有当一门科学能够对研究的问题充分界定，这门科学才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思想的一致性才是可能的。
[10]哈罗德·孔茨：《管理理论丛林》，载迈克尔·T.麦特森等编：《管理与组织行为经典文选》，机械工业出版社，2001年。
[11]赫伯特·A.西蒙：《管理行为》，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年。
[12]李怀祖：《管理研究方法论（第2版）》，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
[13]这一点，与有的管理学者所认为，“管理学研究的研究方法”就是“范式”是相同的。参见罗珉：《管理理论的新发展》，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
[14]自汉斯·波塞尔：《科学：科学是什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15]自汉斯·波塞尔：《科学：科学是什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16]例如，在文学研究中，既存在可以从纯语言学角度对文学作品进行解释的范式，也存在从作者生平遭遇出发解释作品的范式，还有从社会背景或者某个思想史观点出发解释作品的范式。历史研究也是如此，不同学者的历史观（即范式）是不同的，如马克思的历史观显然不同于汤因比（Toynbee）的历史观，因而对历史进程的解释也就不同。参见汉斯·波塞尔：《科学：科学是什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17]哈罗德·孔茨、海因茨·韦里克：《管理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
[18]自汉斯·波塞尔：《科学：科学是什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19]有的学者指出，现代管理科学的基础学科包括三个学科，数学、经济学和行为科学（参见成思危：《探索中国的管理科学的发展道路》，《管理评论》2004年第5期），有的学者则认为管理科学的基础学科包括数学、经济学、行为科学和哲学四个学科（参见吴价宝：《21世纪管理实践与管理科学发展的基本特征》，《经济管理·新管理》2001年第6期）。所谓管理学的基础学科更多的是从知识体系和管理教育角度对管理学和其他学科的关系的描述，与这里从管理学的学科方法论视角对管理学与其他学科关系分析有所不同。
[20]高文武、丁耀：《试论西方管理学理论的演变》，《湖北社会科学》2002年第10期。
[21]万迪昉、谢刚、侨志林：《管理新视角：实验管理学》，《科学学研究》2003年第4期。
[22]加里·S.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
[23]钱颖一：《理解现代经济学》，《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年第2期。
[24]张远凤：《再论经验学派的方法论》，《经济管理·新管理》2003年第22期。
[25]张远凤：《经验学派方法论研究》，《经济管理·新管理》2002年第18期。应该说明的是，比较研究方法可以在不同方面、不同层次进行对次比较，从而使结论更加科学。参见袁治平：《多重比较管理研究方法论及其应用》，《西安交通大学学报》1997年6月增刊。
[26]成思危：《探索中国的管理科学的发展道路》，《管理评论》2004年第5期。
[27]Linstone，H. A.Mulitipe Perspectives for Decision Making，North-Holland，New York，1984.
[28]Jackson，M.C. and Keys，P. Towards a system of systemsmethodologies，Journal of the Operational Research Society，35，1984.
[29]Mingers，J.C. and Brocklesby，J.Multimethodolgy：Towards a framework for mixing methodolgies.Omega，25，1996.
[30]Mingers，J.C. and Gill，A. Multimethodolgy-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mbining Management Science Methodologies. John Wiley& Sons，Chichester，UK，1997.
[31]Munro，I. and Mingers，J.C.The use of Multimethodolgyin pratice：Results of a survey of practitioners. Journal of the Operational Research Society，53，2002.
[32]“乱题”是指相互依存的复杂的问题系统。有关CST的具体内容可参阅迈克尔·杰克逊：《系统思考—适于管理者的创造性整体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33]一门学科的“合法性”，不只是法理上的“合法”意义，主要指的是一门学科能够独立的存在基础。
[34]Jackson，M.C. Present posionts and future prospects in management.Omega.，1987. 15，455-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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