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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台关系的新走向

时间:2022-03-12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日台关系的新走向吴万虹2005年2月19日,美日安全磋商委员会会议在华盛顿举行,并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将“鼓励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台湾海峡相关问题”以及“鼓励中国增加军事透明度”列入美日在亚太地区的共同战略目标之一。美日这次发表的联合声明,无疑是对中国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挑衅和干涉。
日台关系的新走向_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三十周年学术论文集·日本研究所卷

日台关系的新走向

吴万虹

2005年2月19日,美日安全磋商委员会会议在华盛顿举行,并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将“鼓励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台湾海峡相关问题”以及“鼓励中国增加军事透明度”列入美日在亚太地区的共同战略目标之一。美日这次发表的联合声明,无疑是对中国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挑衅和干涉。台湾问题不仅是中美之间最敏感的问题,而且已经成为中日之间最敏感的问题。

一、日本不断提升日台关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动、中国的迅速发展以及日本国内政治的变化,日本提升日台关系的倾向日趋明显,日台实质性关系有较大发展。其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官方往来频繁层次不断提高

2002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的外交咨询机构“对外关系特别工作小组”向小泉提交《21世纪日本外交基本战略》报告书,称日本有必要总结30年来的经验,研究加强日台关系。

近年来,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多次到台湾活动,与李登辉陈水扁会谈,并将台湾称为“国家”。日本外相川口顺子在国会答复议员质询时,也多次将台湾称为“国家”。2003年12月,日本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公然在台北举行明仁天皇诞辰招待会,邀请台湾当局的“外交部长”和“总统府秘书长”等政要出席。同年年底,日本前首相森喜朗不顾中方严正交涉,访问台湾,刻意提升日台关系。2004年底,日本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严正抗议,允许李登辉赴日访问。总之,90年代以来日台交往的频度与级别规格的提升,都是日台“断交”后的七八十年代所未曾有过的。

(二)经贸关系日趋密切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台双方的经贸关系更为密切。随着台湾对金融业的开放,日本的金融机构大批涌入台湾,许多证券公司以及人寿保险公司也以非正式名义常驻台湾。它们不仅从事存贷款业务,而且掌握台湾金融市场情报,为日资企业服务。日本商社也无孔不入。例如,日本大型百货集团相继登陆台湾,通过与台湾财团合作开设公司或技术合作,掌握了台湾的百货业经营管理权和销售市场。据统计,2001年,日台贸易额达386.1亿美元,其中台对日出口127.6亿美元,进口258.5亿美元,对日贸易逆差达130.9亿美元。2003年,日本与台湾的年贸易额为440亿美元,比1972年约增长了30倍,日本顺差达200亿美元,可谓获利良多。2004年,为促成李登辉访日,台湾当局更是不惜违反与欧洲国家的约定,并付出21亿美元巨额违约赔偿,执意引进日本新干线技术,企图通过给日本带来实际利益和商机来拉拢日本。

(三)开始在安全领域进行合作

近些年来,日本一方面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加紧渗透和拉拢台湾,力争对台湾当局的大陆政策拥有更大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又加强日美军事同盟,扩大“防卫”范围,将台湾纳入自己的防卫圈,以此来支持和鼓励“台独”分裂势力。2000年5月19日,新任“中华民国总统”的陈水扁的《台湾之子》一书在日本出版,书中强调发展对日关系,确立双方在东亚安全方面的共同利益,同时确立美日台三者之间的“安全网”。

2002年8月19日,由美国、日本、台湾的军事和外交专家参加的正式安全会议在台北召开。这是美日台在安全方面的新合作关系的开始。会议的名称是“美国、日本、台湾三边战略对话会议——台北会议”。该会议由“台湾智囊”以及美日的两家研究机构共同主办,而“台湾智囊”是在陈水扁“关心”下建立起来的政策研究机构。出席会议的有:台湾前“国防部副部长”陈必照等八人,美国前国防部日本科科长萨科特等四人和日本前海上自卫队护卫舰队司令金田秀昭等八人。2003年初,日本政府做出决定,派陆上自卫队退役少将长野阳一到台北任日本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主任。这是自日台“断交”以后第一位赴台任职的军方要员。对此,台湾当局也积极呼应,派刚刚晋升中将同时兼任“台国安局特派员”的王伟先赴日任台湾驻日代表处主任。由此,日台在对方的常设机构就成为双方加强防卫交流和密切军事关系的大本营和重要渠道。

二、日台关系发展的背景及原因

冷战结束后日台关系的发展,有着深刻、复杂的政治背景。从本质上讲,可将其归纳为日本发展战略上的利益需要。

(一)国际背景

冷战结束后,西方已不再需要借助中国抗衡苏联。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方针,综合国力迅速增强。对于一部分习惯以“冷战思维”思考问题的西方政治家和战略家来说,这是一个难以接受的客观事实。在这种国际格局发生大转变的背景下,美国等西方国家一方面对中国实行各种制裁,企图压中国改变现行的社会政治制度,另一方面纷纷调整与台湾当局的关系,提高派驻台湾的机构、人员的级别,派遣部长级官员访台,接受台湾当局高级官员来访,甚至向台湾当局出售先进武器。

(二)日本的现实利益

冷战结束后,日本加速了走向“政治大国”的步伐。亚太地区作为其实现“政治大国”目标的基本立足点,在日本国家发展战略中的位置举足轻重。发展与台湾的关系,也是这一发展战略中的重要环节。

1.发展日台关系是日本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使日本感到它在亚洲的地位受到威胁。一时间,“中国威胁论”风行日本列岛。于是,日本开始筹划建立“东北亚—东亚—东南亚战略防御带”。而台湾岛正位于这一战略防御地带的关键位置上,并且还位于日本的“1000海里海上运输线”的范围之内。日本自中东输入的石油,从东南亚进口的原材料,80%以上需经过台湾海峡运往国内。囿于自身的安全利益,日本很不愿意看到中国的统一和强大。于是,它便企图利用发展日台关系来牵制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日本军方曾多次建议“政府今后应更多地关注台湾问题”。由此可见,冷战结束后台湾在日本安全战略中的价值明显增大。

2.日本企图用“台独”牵制中国。日本认为,一个稳定和开放的中国符合日本的利益,但是如果中国国力的提升太快,无疑会削弱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威胁日本成为亚洲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此外,中日之间尚存在着诸如历史问题、钓鱼岛主权争端等现实矛盾,日本试图把中国国力的上升限制在不对日本构成战略威胁的范围之内。于是,日本在对华关系上便常常通过打“台湾牌”来进行牵制。

3.日本在台有巨大的经济利益。日本长期保持对台贸易巨额顺差,2003年日本对台贸易顺差高达200亿美元。台湾地区已成为日本获取海外经济利益的重要市场,日本九大贸易商社控制了台湾外贸总额的66%以上。日本金融界的几大银行也非常重视在台拓展业务,均在台设有分行或办事处。日本的钢铁、电子、机械等产业与台相关产业的关系极为密切。NEC、爱普生等大商社在台湾均有重大利益。随着台湾经济实力的增长,日本企业界越来越重视台湾,呼吁继续扩大双方的经济联系。与此同时,台湾的大企业几乎都与日本有着深厚的关系,有的堪称日本的“影子企业”。一些台湾政要曾多次指出,当今的台湾在经济上仍然是“日本的半殖民地”。台湾当局也有意将日本冲绳岛建成台湾的转口贸易区,声称要在冲绳投资100亿美元,把冲绳建成“亚洲的第二个香港”。此项计划一旦被实施,不仅将扩展台湾的“国际经济生存空间”,还将使日本掌握进一步控制台湾经济的重要筹码。

(三)日本的“台湾情结”与台湾的“日本情结”

日本对台湾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使得日台在历史文化上的“情结”甚浓,培养了不少具有“台湾情结”的日本人和具有“日本情结”的台湾人。在日本文化长期渗透下,台湾社会中存在着一股亲日气氛,这又反过来促使日本人在心理上亲近台湾。现在,日本的政界、学界对台湾的影响很大,台湾当局某些政策的出台,即发源于日本学界。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和狭隘民族主义抬头,“皇国史观”在日本颇有市场,为日本过去的侵略历史翻案已渐成气候。日本有一部分人对台湾在二战后回归中国一直耿耿于怀,至今仍未放弃“台湾归属未定论”。他们认为统一的中国将是对日本的威胁,一些右翼势力甚至公开鼓吹肢解、分裂中国。1999年,李登辉在《台湾的主张》一书中提出了分裂中国的“七块论”,该书即由日本PHP研究所负责人江口克彦代为捉刀。继而,李登辉又抛出臭名昭著的“两国论”。日本《东京时报》明确指出李登辉的“两国论”源于日本。在台湾还出现了几个颇具影响的“假皇民”,他们伙同日本右翼漫画家小林善纪炮制反动漫画集《台湾论》,为日本的侵略战争翻案,美化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民进党过去建立的“台湾建国联盟”等“台独”机构也都将其大本营设在日本,一些在日台湾学者已经成为陈水扁当局的“国策顾问”。

三、日台关系发展的制约因素及我们的对策

台湾问题正成为中日关系中最大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然而,日台关系的发展还是要受到若干因素制约:首先是中日关系的制约。日台关系再重要,也只是日中关系中的一部分。日本不会冒着与中国关系破裂甚至走上对抗的风险全面提升日台关系。对日本来说,日中关系的重要性要大大重于日台关系。在东亚地缘政治中,保持日中睦邻友好关系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台湾问题固然是牵制中国崛起的一张牌,但日本不会做到使两国关系全面恶化的地步。日本在华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在其他方面也需要中国的合作。其次,日台关系要受国际大格局的影响。发展中美关系对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动作有较大的抑制作用。当国际局势对中国有利、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发展顺畅时,日本在台湾问题上就小心谨慎一些,反之,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牌”就打得凶一些。[1]

考虑到上述两个制约因素,在台湾问题上,我们应该努力改善中美关系,努力使中美关系发展顺畅,限制日本出招。同时,我们一方面应该要求日本政府严格遵循《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中日联合宣言》的原则精神,妥善处理好这一问题,维护中日关系大局。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两岸相互依存关系的加强,日本经济界在支持“台独”和反对中国统一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已逐渐趋于消极。为了能使日本这个因素在中国统一问题上“趋利避害”,中国应该注意运用日本社会舆论易于接受的方式,进一步加强与日本主流社会的沟通,争取广大日本人民的理解和支持。

(原载《日本学刊》2005年第2期)

【注释】

[1]参见孙云:《冷战后的日台关系浅析》,《台湾研究》200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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