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走向展望

未来中日关系的走向与前景，主要取决于在复杂的国际背景^[70]下两国各自的客观发展前景、主观战略选择以及双边互动产生的合力结果。

（1）从客观方面来看。中国的发展虽面临诸多制约因素，但相对于日本的低速发展，仍将维持中速或中高速发展，在总量上持续对日取得较大的优势应该是没有悬念的。十年后，到战后80周年的2025年，中国GDP可达20万亿美元以上，至少是日本的三倍，有望与美国经济规模基本持平或处于一个等量级上。所以，中日关系中，从物量及实力基础来说，两者之间的差距将进一步拉开，中国可拥有较大的主动权，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力与塑造能力大于日方。

同时，也要看到，这种优势和主动权，多是相对而未必是绝对的。其因在于：第一，从历史经验来看，日本很早就有自己的民族主体意识和世界观体系，大抵一直不愿接受中国主导东亚秩序。^[71]第二，在文明形态、科技与生产力没有取得巨大突破性发展并形成“代差”之前，中日之间多是“比较优势”，而难有绝对优势。在当今全球化的环境下，在可预见的未来，这种全面的发展代差和文明落差很难形成。同时，“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仍将保持很长一段时间，从长远来看，中国将会有许多棘手的问题需要处理”^[72]。第三，从当今国际体系、格局及力量对比的角度看，中国所受牵制和耗损甚多，很难集中主要力量和资源用于日本。日本打开其所有对外政策工具箱后，在一段时期内大体可维持一个微妙的对华弱性战略均势。第四，十年后，美国并不会失去世界超级大国地位，而日本仍可维持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地位。中美战略竞争态势将更加明显，美国对华军事防范力度当会加大，两国摩擦与冲突将主要发生在东亚地区^[73]，美国将加大控日、联日的力度以制衡中国，中国的综合实力仍将低于美日之和（甚至包括美日欧连线的体系之和）。第五，将来，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壮大，日本可能会从现在的“安倍范式”即从政治安全上强烈的“联美（或‘日美+X’方式）制华”取向，向较为明智、平衡的“日美同盟+日中协调”方向做一些调整和转换。不过，这应该只是策略性的动作，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还难以看到日本“脱美人中”、在中美之间重做选择的前景。^[74]

表3 中日GDP的变化与未来预测^[75]

（2）从主观方面来看。中国政府一再声明，坚持走和平发展与合作共赢道路是基本国策，任何时候不会动摇。^[76]中国对日政策的原则与精神可谓一以贯之，习近平主席多次发表涉日重要讲话，表示中方高度重视中日关系，愿在四个政治文件基础上，继续落实中日战略互惠目标，发展长期健康稳定的中日关系。中国外交的战略目标，是服从于和平发展、服务于“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的实现。维护中国周边和平稳定、构筑实现中国梦的战略依托带，理所当然成为当前中国外交的题中之义。当然，包括对日关系在内，中国也绝不会放弃维护国家正当权益，不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77]

日本的国家发展及战略走向，近年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心的不确定因素。战后日本走了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但当今日本“积极谋求摆脱战后体制，大幅调整军事安全政策，国家发展走向引起地区国家高度关注”^[78]，世界不得不注意到一个“在历史问题上未能实现民族精神蜕变却再次将其军事力量推向世界的日本”^[79]。而日本的对华政策，主要表现在应对中国崛起的策略上，其中的两个重要特性是需要看清的：第一是其心态严重失衡、反应过敏与过度的问题。中国作为“大块头”崛起，周边国家有某种“不适反应”并不奇怪。但显然，由于历史记忆和现实利益的复杂原因，作为世界上对中国崛起最不适应的国家之一，日本的反应更激烈、策略更完整、举措更出格，对中国造成的影响也更大。安倍及日本政府多年采取的具体对华战略一直是三件套的“内外平衡标配”：自强措施——富国强军及部署调整、强化日美同盟、“拉朋友圈”及“统一战线”外交。所以，王毅外长对此曾尖锐地指出，中日关系的根本问题是能否调整心态，接受中国重新发展和崛起。^[80]第二是日本政府的底线和目标在何处？其是否蓄意要挑起战争、武力攻华^[81]？实际上，日本在战术上有攻势动作，战略上多是守势行为。认为中国强大后（或在可预见将来进一步强大）自己将处于劣势时，日本要对中国实力上升采取同步升级的对冲与平抑措施，以取得力量平衡，确保自己利益及地位不受损害——甚至包括局部冲突下可以进行对峙与抗衡的资本。安倍没有以穷兵黩武及挑动战端的方式来应对中国崛起，并不打算和中国“撕破脸”、发生直接冲撞和战争，而是想和中国保持不近不远、不冷不热的关系，推动趋利避害、为己所用的“政经分离”双轨战略。^[82]

（3）从双边互动作用与政策调控的特点和结果来看。除了结构性因素以及历史记忆外，中日双方从特定议题的互动中而对对方的比较广泛的战略意图所做的判断和结论，也对两国关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83]进入21世纪后，中日数度发生争端与摩擦，在双向沟通与协调方面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以至两度出现高层往来中断、政冷僵持数年的关系困局。^[84]这种状况，在两国复交后以及21世纪的大国关系史上是比较少见的。适应两国关系新局面的新型互动和调控机制尚未健全和成熟，双方皆认为是对方改变了之前在外交以及对外争端上一贯保持的低姿态与审慎做法。不过，双方都不同程度意识到“自损八百”与两败俱伤的问题，因而不乏审慎自制、“点到为止”的过招境界。当前，中日都处于谋求民族振兴、攻坚克难的紧要关头和爬坡阶段，都在设法避免不利因素干扰和不必要的分心耗神，避免两国互损互耗而靡费资源，以图尽可能多地聚拢复兴正能量。所以，可以看到，中日关系很紧张的时候，双方会谋求把紧张状态晾一晾、缓一缓，因为也只有这样才符合双方利益。日本官民虽对华负面认知较多、也不甚认同和服气，但面对已然崛起的“西方强邻”，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及日中关系很重要，也在争取保持战略耐心、设法周旋，意图趋利避害、平稳过渡。^[85]双方正是由于持有这种国际关系学中的所谓国家理性，所以虽然困难重重，但经过双方战略、利益、心态以及互动方式的不断博弈与调适，在动态平衡中仍可以找到一条共同建设和平与稳定的可预期关系的路径。^[86]

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中日双方就在展望、憧憬新世纪的两国关系前景。^[87]而从冷战后的90年代中后期开始，有关中日关系进入“转折期”或“十字路口”等的论述也是屡见不鲜。对于中日关系的走向，中日复交尤其是1978年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后，双方对“世代友好”都曾有很乐观的估计。1998年第三个政治文件诞生后，对于把健康稳定的中日关系带入21世纪，双方抱有比较乐观的估计。2008年有关构筑战略互惠关系的第四个政治文件，使双方对两国关系发展的估计调适为谨慎乐观。^[88]站在战后70周年的节点上，包括就2014年达成的、问题应对型的“四点原则共识”的内容来看，对中日关系进行过于乐观的估计似已不合现实。中日关系在战后70周年节点上呈现的状态，相当一部分已经比较符合此前有关各方在展望21世纪中日关系时做出的“上中下”与“好中坏”三种前景评估中的最差一种。^[89]

但是，显然，也无必要对此形势做出过度悲观的认知。全球经济一体化与相互复合依赖已达到广泛深入而难以撼动、逆转的程度，国家间竞争在加剧但合作需求也在上升，各国都希望大局不至失控、政治和安全形势基本稳定。中日都希望自己的民族复兴、国家转型与过渡能在大局不失控的情况下得以推进和完成，包括在彼此战略竞争的过程中避免发生直接对抗和正面冲突。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两国实现和平共处提供了基础条件。而从以上对中日客观、主观和互动因素的三点分析可见，未来一段时期内，中日关系虽然难觅直线上升、一路向前的“政热经热”良好前景，但正面冲突、全面对立的“政僵经冷”最坏前景也基本可以排除。

作为较现实的走向，中日关系大约存有三种大的可能性，即较好、一般、较坏的三种前景：“较好”是指有效地管控了热点问题和危机事态，政治和解跟进，经贸往来活跃，国际及地区事务合作有序开展，两国关系在和平稳定的情况下较为顺利地向前发展，此为“政较热经较热”或“政温经热”的前景；“一般”是指小风小浪不止但能得到搁置或平息，务实交流和经贸往来所受影响不大，中日关系在震荡曲折中缓慢地向前发展，此为“政温经温”或“政微凉经仍温”的前景；“较坏”是指仅仅能避免最恶事态发生，对立严重、摩擦不断，务实交流受到影响，双方陷入战略互疑、政治交恶、安全受困的情景，中日在低水平上徘徊并出现较大对抗与倒退，面向未来和世界的合作共赢事业无法提上日程，此为“政凉经凉”或“政冷经凉”的前景。^[90]

中日之间近年进入了一种历史上没有过的“新常态”。这种新常态，大致位于上述“一般”前景的前后区间，算是一种终究要稳定、和谐起来之前的“复杂的调整过渡期”^[91]，其特征是“和而不同、斗而不破、互惠互利、往来不绝”。在新常态的下一阶段，即中日力量对比变化和主观愿望调整所导致的“大共识及战略基础重建”以及“稳定结构生成”之前，这种复杂曲折的动态平衡进程或会持续较长的一段时期。^[92]在这种双边关系的格局下，中日关系发展模式中的友好、健康状态不易做到，各种麻烦、摩擦和争端盖不会少，但正面冲突和全面破局也很难发生。“只要中美两国没有成为公开敌人，中日关系就存在着管理的空间”^[93]，所以经过双方管控危机、凝聚共识、相互调适，和平、稳定的局面大约是可以实现的。

对此现实，中日可在推动战略互惠关系、力争补足“政治互信”与“安全保障”两块短板的同时，尝试建立基于新常态、共谋地区合作及一体化的东亚新型大国关系。借鉴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方针，这种关系原则可概括为“和平共处、互相尊重、良性竞争、合作共赢”，除了常见的“和平稳定”与“双赢共赢”提法，鉴于中日关系的历史与现实特点，提倡互相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重大关切和民族情感，开展公平良性而不是恶性互损的有序竞争，也显得尤为重要。^[94]在此16字方针引导下，通过防坏、维稳、促好的配套举措，双方相向而行、共同演进（co-evolution），使中日关系逐步过渡到下一阶段相对健康与友善的状态，应该是可以期待的。

（本文已在《日本学刊》2015年第6期发表，收入本书时作了部分修改。）

[1] 作者简介，吴怀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2] 全面研究中日关系，需要从政治、经济、安全军事、文化及相互认知、国际环境等角度进行综合分析。限于篇幅，本文主要从战略、政治及安全关系等高阶政治（high politics）的角度进行论述。在国际政治学中，对国家间关系的性质与发展阶段的界定，一般是从高阶政治层面来进行的。

[3] 参见李薇、杨伯江《转折中的日本与中日关系》，载李薇主编《日本蓝皮书：日本研究报告（201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23页。

[4] 不是指“小时代”，中日关系从不同侧面可以划分为很多具有不同特征的小阶段，但本文是从大历史脉络即文明科技与社会发展阶段来进行断代的。

[5] 一般认为，中日交往始于公元1世纪的汉朝，证据是班固所著《汉书》在《地理志》中曾提到“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

[6] 实际可以更早一点，或更晚一点，历史发展中有深刻的延续性，“断代”问题从米就不是简单的工作，断在具体的哪一年其实是很困难的，只能是一个概数。

[7] 例如，中国所谓的近代化与现代化，在日本笼统地都被称为“近代化”。并且，在战后日本，原来的天皇、政治家和高级官僚体系基本都被延续了下去。

[8] 20世纪50年代以前，以苏联援建的156个重工业项目上马为基础，中国工业发展曾有与日本同步起跑、好有一比的景象。但其后的历史证明，这种模式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难以生成现代企业制度和产业体系，具有发展的不可持续性。

[9] 当然，1945—2010年的时期，日本对中国的优势，没有1895—1945年的那种优势明显，中国在局部也有某些先进的地方，例如国防建设中的战略武器等。但从生产力及科技角度讲，日本并非没有能力制造，而是不能制造。

[10] 隋唐以后到晚清时代，中日文明及国力的认知与运用，是有时间差的。这种现象也常见于在国际关系史上的大国兴衰交替、权力转移的过程。日本的政治知识精英，在文明论的层次上，较早就开始对华“认识范式”（如所谓的“华夷变态”）的转换，不愿全盘认可或接受中国文明的中心性。当然，中国是东亚千年老大帝国，日本在历史上从未战胜过这个身边的强邻。所以，后来在用实力挑战清朝、打破东亚旧有秩序时，日本的统治阶层仍然是比较紧张的。

[11] 认为古代中国对日是绝对领先、完全主导，古代东亚是中国一统天下的封贡秩序体系，这种看法并不符合史实。从隋唐到清朝后期，中国对日具有的多是一种相对的强大与优势地位。

[12] 参见张沱生《关于21世纪中日友好合作关系的几点思考》，载《21世纪的中国与日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35—36页。

[13] 例如，2012年，中国GDP超过日本后，外交部部长助理乐玉成仍表示“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不是第二强国”。参见乐玉成《关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十点考虑》，《国际问题研究》2012年第3期。因此，中国若要树立对日本的巨大优势，则需要学习、吸收人类各种优秀文明，通过深化改革、科技创新、社会治理、环境保护等举措，在软硬实力方面取得突破性的发展。

[14] 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在与世界主要大国建立“伙伴关系”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日本显得有些例外。

[15] 安倍自己就曾表示，日本要在亚洲发挥制衡中国的领导作用，通过构筑“民主安全菱形”等方式来制约中国。

[16] 第五个阶段的具体收尾时期，即中日一定程度上微妙的战略均势何时被彻底地颠覆，目前尚难预估。另外，根据国际政治的一般原理，国家间的均势被打破时，双方关系容易“摊上大事”。实际上，古代元朝攻日、近代日本侵华，都与国力强弱与均势失衡有关。

[17] 五个阶段的前后界限，有时候并不一定能确定在某一具体年份，但从整体看，阶段性是存在的。

[18] 例如，北京政治风波导致美欧日制裁、冷战结束使双方联合的战略基础消失、中国发展壮大势头使日方产生疑虑和戒备等。

[19] 1945—1949年也可以划分为一个时期，但本文是以新中国与日本关系为主题进行论述。

[20] 例如，美国单独占领日本、实施初期对日改革、1947年杜鲁门主义出台以及世界冷战体制开始、美国扶蒋反共、美国对日政策转变等。

[21] 参见张历历《新中国和日本关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8—16页；林代昭《战后中日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6—39页。

[22] 参见周恩来《我们的外交方针和任务》，载《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5—87页。

[23] 田中明彦『日中関係1945—1990』、東京大学出版会、1991年、33—38頁。

[24] 《中苏对日关系联合宣言》，载《日本问题文件汇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55—1965年版，第26页；张香山：《中日关系管窥与见证》，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年版，第225—227页。

[25] 本应早有的邦交关系却没能建立，所以，后来1972年双方的恢复关系行为被叫做复交或邦交正常化。参见中西輝政『迫り来る日中冷戦の時代』、PHP新書、2012年、166頁。

[26] 关于中国对日“人民外交”的渊源、过程与结构，参见刘建平《战后中日关系：“不正常历史”的过程与结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82—117页。

[27] “政治三原则”：不敌视中国、不制造“两个中国”、不阻挠关系正常化，即中日经济文化交流必须在三原则基础上进行，参见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史1945—199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6—266页。

[28] 古川万太郎『中日戦後関係史』、原書房、1981年、75—80頁、126—130頁。

[29] 冯瑞云、高秀清、王升：《中日关系史》（第三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23—328页。

[30] 针对复交过程的得失教训以及“1972年体制”问题，中日双方均出现了一此反思和评估的动向。具体参见以下著述的相关部分：添谷芳秀『日本外交と中国1945—1972』（慶応義塾大学出版会、1995年），国分良成『冷戦終結後の日中関係—「72年体制」の転換—』（『国際問題研究』2001年1月号），金熙德《中日关系：复交30年的思考》（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毛里和子『日中関係—戦后から新时代へ—』（岩波新書、2006年），井上正也『日中国交正常化の政治史』（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0年），刘建平《战后中日关系：“不正常历史”的过程与结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服部龍二『日中国交正常化』（中公新書、2011年），方貞子『戦後日中·米中関係』（東京大学出版会、2012年）。国际关系中的外交谈判一般都需要双方的让步与妥协，所谓害取其轻、综合权衡，历史的重大关头需要高度的政治判断与决意，从学术角度对一些技术细节进行反思无可厚非。但是，有关“1972年体制”以及复交时的原则共识，涉及历史、台湾和安全保障等问题，事关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有不同看法时双方可以展开沟通商榷，但不宜根据一己之念而采取单边主义行为去变动、修改。

[31] 中日关系在复交后并非马上进入“蜜月期”，至少在1978年和平友好条约缔结前，由于内政、国际等方面的原因，双方关系的发展没有沿着快车道前行。不过，从总体阶段划分来说，1972—1978年仍可归为相对友好的时期。

[32] 渡辺昭夫編『日本の対外政策』、有斐閣、1985年、310頁。毛里和子『日中関係—戦後 から新時代へ—』、108—110頁。

[33] 日本和周边邻国之间，唯有和中国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日苏、日韩、日朝皆无此类条约。

[34]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3页。

[35] 参见徐之先主编《中日关系三十年》，时事出版社2002年版，第134—150页。

[36] 何方：《论和平与发展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329、371页。

[37] 不过，正如后述，这种70年历史中的“非正常”和曲折，在大的历史周期中，却是一种常态表现。

[38] 尤其是2013年12月制定的《国家安全战略》《防卫计划大纲》与2015年4月公布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以及随后一系列实际举措等。

[39] 王緝思·ジェラルド·カーティス·国分良成編『日米中トライアングル』、岩波書店、2010年、247頁。

[40] 对于中日关系这个阶段的定位，尚有不同看法。部分观点认为，鉴于日方对中国打开外交困局的帮助以及1992年高层互访的成功，此期应该划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友好蜜月期”的尾声阶段。在这个阶段，“友好框架”的效果仍在发挥作用。参见国分良成『冷戦終結後の日中関係—「72年体制」の転換—』、『國際問題研究』2001年1月号、42—46頁。

[41] 高原明生·服部龍二編『日中関係史』、東京大学出版会、2014年、260—280頁。田桓主編：《战后中日关系史1945—1995》，第396页。

[42] 参见何方《论和平与发展时代》，第371页。

[43] 家近亮子·松田康博等編著『岐路に立つ日中関係』、晃洋書房、2007年、140—144頁。

[44] 李建民：《冷战后的中日关系史》，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年版，第200—205页。

[45] 国分良成『序』、王緝思·ジェラルド·カーティス·国分良成編『日米中トライアングル』、ix頁。

[46] 国分良成·添谷芳秀·高原明生·川島真『日中関係史』、有斐閣、2013年、231頁。

[47] 北岡伸一『尖閣衡突』、『読売新聞』2010年10月3日。谷内正太郎編『日本の外交と総合的安全保障』、ウェツジ、2011年、402—420頁。国分良成·添谷芳秀·高原明生·川島真『日中関係史』、235頁。

[48] 参见园田茂人、丸川知雄、高原明生《面向新型的中日关系》，载《日中关系40年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80—181页。伊藤信吾·宫本雄二·川島真『日中関係の潮目は変わつたのか』、2015年8月28日、http://www.genron-npo.net/studio/2015/08/0828.html。

[49] 例如，在当今时代，世界主要大国，包括日本，已很难在公开的政策文件中公然将中国描述为敌人。美方近来开始讨论中美关系是否越过临界点的问题，但美国政府要人以及系列国防文件，在军事安全关系上也并没有像日本这样描述“中国威胁”的。

[50] 这个转折点的下限，也可以划到2015年日美完成修订防卫合作指针、日本通过“新安保法”为止。但指针和安保法，主要是通过强化同盟和内部立法的手段为安全战略及防卫大纲服务的。另外，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动也是一个重要因素，2012年12月安倍二次上台执政后，美日对华战略路线日显“共振”倾向。

[51] 这个现象是历史上没有过的。历史上的常态，有过四点中的某一种或若干种特征，但没有过这种“四合一”的新常态。

[52] 日前尚难以准确预估中日战略格局何时出现颠覆性的变化，但正如前述，至少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前期，即中国在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及第一个“百年目标”之前，很难在软硬实力上全面占有压倒性的对日优势。

[53] 园田茂人主编：《日中关系40年史（1972—201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78—179页。

[54] 『日中関係は政経分離の原则で』、安倍晋三『美しい国へ』、『文芸春秋』、2006年、152頁。安倍晋三『新しい国へ』、『文芸春秋』2013年第1号、130—131頁。

[55] 园田茂人主编：《日中关系40年史（1972—2012）》，第2—3页。

[56] 高原明生·服部龍二編『日中関係史』、118—125頁。

[57] 例如，冷战时代的20世纪50—60年代，日本公众对中国的好感度处于5%以下的相当低位，但这并不妨碍日本政府还是能够推动邦交正常化。参见『說戦後世論史』、NHK出版会、1982年、180—185頁。

[58] 此处的“对手”含义，小于“敌人”（foe、enemy）但大于“一般性竞争对手”（rival、opponent）范畴的一个概念，比较接近英语中adversary、antagonist两词的含义。

[59] 『アジア·アフリカ首腦会談の際の日中首腦会談』、2015年4月23日、http:www.mofa.go.jp/mofaj/kaidan/s_koi/asia_africa_05/conference01.html。

[60] 参见日本首相官邸网站，http://www.kantei.go.jp/jp/koizumispeech/2005/12/14press.html。

[61] 参见刘江永《中国与日本——变化中的“政冷经热”关系》，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09—712页；冯昭奎《21世纪的日本：战略的贫困》，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版，第407页。

[62] 以往日本领导人的对华政策行为方式，一般并非如此露骨和好斗。

[63] 参见《习近平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015年4月22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4/22/c_1115057889.htm。

[64] 参见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web/wjdt_674879/fyrbt_674889/t1298001.shtml。

[65] 王缉思、李侃如：《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70页。

[66] 《习近平会见参见APEC会议五经济体领导人》，《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年11月11日，第2版。

[67] 参见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web/wjdt_674879/fyrbt_674889/t1298011.shtml。

[68] 参见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web/wjdt_674879/fyrbt_674889/t1281820.shtml。

[69] 参见黄大慧《日本大国化趋势与中日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30—243页。

[70] 复杂的国际背景，包括国际格局和各大国博弈的走势，但主要是指中美关系的状态，尤其是否会发生破局和正面冲突的情况。鉴于美国对日本的影响作用，美日同盟的状况也很重要。

[71] 日本民族总会力求成为大国博弈中自主的一方行为体，避免自己成为“战略洼地”，而不是甘于沦为其中一方的附属，这是日本骨子里很根本的东西。对日本心理和行为模式的规律，很需要进行历史长线的总结和评估。战后的几十年，在日本的长线历史中可能只是一段特殊时期，其争强斗勇的民族精神及战略文化，遇有环境的连续强刺激时，将来不排除有激活的可能性。

[72] 张蕴岭：《如何理解中国的崛起及其意义》，《当代世界》2012年第4期。

[73] 参见阎学通《历史的惯性——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39—41页。

[74] 关于日本发展前景及对日战略，中国国内主要有如下两种政策观点（当然在“防日”上有共同点）。（1）自由理想主义国际关系论者的“拉日稳日”论：日本在一段时间内仍很强大和重要，不重视日本要吃亏，宜给日本一定的位置和角色、拉住并稳住日本。（2）现实主义国际关系论者的“压日制日”论：中日实力差距拉开后，中日关系就好处理了；日本不是世界战略力量，是心怀不满却又力不从心的地区大国；中美关系顺畅则中日无大问题。

[75] 例如，2015年7月25日，在2015经济学家年会上，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称，到2020年中国的GDP将达到100万亿人民币的规模。参见http://finance.people.com.cn/n/2015/0804/c1004-27404754.html。

[76] 参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2011年9月6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15598619.html。

[77] 《习近平外交宣示强势不强硬》，2013年1月31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1/31/c_124302138_2.htm？prolongation=1。

[78] 《中国的军事战略》（中国政府第九部国防白皮书），新华社北京2015年5月26日电。

[79] 李薇：《战后70年：日本的困顿与歧途》，《日本学刊》2015年第5期。

[80] 《王毅：中日关系根本问题是日本能否真心接受中国发展和崛起》，2015年6月27日，http://www.chinanews.com/gn/2015/06-27/7370081.shtml。

[81] 总体来说，日本决策层、主流政治及知识精英，在这一点上，尚有冷静的判断。但是，需要十分注意的两个问题是：（1）日本国内一些势力，包括一些退役将校、右翼学者等，唯恐中日不乱，蓄意制造事端；（2）在东海及第一岛链海空域，中日确有爆发突发事件和危机的可能性。

[82] 兼原信克『新しいパワー·パランスと日本外交』、谷内正太郎編『日本の外交と總合的安全保障』、84—88頁。

[83] Richard.Bush，The Perils of Proximity：China-Japan security relations，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10，pp.20-50.

[84] 其中的一个原因，正如众多学者和有识之士指出的，由于中日老一辈挖井人和开拓者相继退出政治舞台，两国之间的有效沟通渠道和方式面临严峻的“换挡”和“断代”问题。

[85] 谷内正太郎『安倍政權の对アジア·米国外交』、『東亜』2014年第1号、18頁。

[86] 宫本雄二『これから中国とどう付き合うか』、日本経済新聞出版社、2011年、13頁。

[87] 例如，1979年12月，大平首相访华时进行了题为《迈向新世纪的日中关系——寻求新的深度和广度》的讲演，提出日中“作为善邻，要向着21世纪发展和平友好而稳定的日中关系”。

[88] 例如，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撰写的分析报告就持有该种立场，参见蒋立峰《未来十年的中日关系与中国对日政策——21世纪中日关系研究报告》，《日本学刊》2009年第5期。

[89] 参见张香山《中日关系管窥与见证》，第176页；蒋立峰《未来十年的中日关系与中国对日政策——21世纪中日关系研究报告》。其主要指标为：日本右翼势力坐大、修改“和平宪法”、迈向军事大国、强化日美同盟对付中国等。

[90] 在后一种前景的形成中，国际环境的剧烈变化、中美关系的冲突和破裂等，也会起到重要影响作用。

[91] 参见唐家璇《继往开来，共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新局面》，2012年6月26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2/0626/c70731-18386636.html。

[92] 中日1972年复交后形成的大共识和战略基础，例如关于应对共同敌人、中国融入“体系”、对对方的战略定位等，与冷战体制的崩溃相关，确实面临松动、变质、瓦解而尚未实现真正的重构和重建。

[93] 郑永年：《中国国际命运》，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3—85页。

[94] 面对现实，发展中日关系，尤其需要务实解决以下两大问题：（1）两国关系中夹杂了很多历史情感因素，时而对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起到干扰作用。（2）双方的四个政治文件，尤其是后两个，分别规定了33项和70项合作项目，这是做了对双方都有利有益的事业。但是，针对中日关系的实际情况，双方也应适时开列一份“负面清单”（negative list），即阐明不能做、不该做的事情。中日之间积极合作的“好文件”，可能是中外、日外关系中最多的（中美之间只有三个公报，而且主要是针对台湾问题的），但当前对发展中日关系而言，处突、避害、止跌等“消极合作”更具有紧迫性，也同样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