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族分布及其聚居文化的多样性特征

2.2.1　部族分布及其聚居文化的多样性特征

无论考察早期乌江流域历史城镇的建置分布，还是聚居建筑的形态特点，可以发现，在乌江流域早期历史环境中，自然环境、民族、交通、战争、政治布点等各种关系错综复杂，密切交织，这些因素共同形成了聚居形态的内在规律，亦即地域的聚居文化。

乌江流域早期聚居文化具有明显的多样性特征，其区域分布亦有一定的规律，这是由流域多种类型的民族与部落的区域分布及文化特征直接决定的。

流域内的土著居民，在上、中游的古牂牁、夜郎地多为唐、宋史籍所称的“僚”、“濮”、“蛮”等，他们是春秋战国时期“骆越”人的后裔，发展成为现代的仡佬、布依等民族^[12]；在乌江下游的古巴、鳛等地，由于与巴蜀、荆楚文化的密切交流，古代民族类型更为丰富。有曾把解池作为“封域”、“以金作兵”而一度强大的蚩尤部落；有以开采丹砂而名列《王会》的濮人；有擅长农耕而又尚红的驩兜部落，有操“土舟”、事“盐神”、“俗尚巫鬼”的禀君部落；有以板楯为武器的、骁勇善战的人，有“依树积木”、造干栏以居的僚人；有操舟行水、捕鱼为生的疍民；有“织绩木皮”、“好五色衣服”以朱砂做货币的盘瓠部落。他们和睦相处，在这一地域共同开创了以煮盐、采丹、半农半渔为特征的地域文明。这些古老民族逐渐发展，融合成为现代的土家、苗等民族^[13]。

史书关于这些古代民族的早期聚居文化有一些记载，如：

《华阳国志·巴志》载：“涪陵郡，巴之南鄙，从枳南入，折丹涪水……东接巴东，南接五陵，西接牂牁，北接巴郡。土地山险水滩，人多戆勇，多獽疍之民……无蚕桑少文学，惟出茶、丹、漆、蜜、蜡。”

《史记·西南夷列传》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此皆椎结，耕田，有邑聚。”

《北史·僚传》载：“其郡最贫”，“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栏”。

《华阳国志·南中志》载：“牂牁郡……俗好鬼巫，多禁忌。畲山为田，无蚕桑。颇尚学书，少威棱，多懦怯。寡畜产，虽有僮仆，方诸郡为贫。”

可以看出，乌江流域各土著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明显，这种文化的差异性决定了文化的多样性。

另据《西南彝志》载，濮人中有“水稻濮”、“草盖濮”之分，表明古代牂牁和夜郎已出现以盖房为主的工匠，反映了乌江上游土著部族聚居文化中的社会分工。

南宋朱辅所撰《溪蛮丛笑·叶钱序》指出，“五溪之蛮，皆盘瓠种也，聚落区分，名亦随异。源其故壤，环四封而居者，今有五，曰苗、曰瑶、曰僚、曰僮、曰仡佬”。元代马端临在《文献通考·舆地七》中指出，“涪俗四种，曰夏、巴、蛮、夷”，并进一步解释“夏则中夏之人，巴则禀君之后，蛮则盘瓠之种，夷则白虎之裔，夏、巴居城郭，蛮夷居山谷”^[14]。这些史料是对乌江下游地区土著民族多样和聚居文化多样性的珍贵记录。

随着历史的变迁，某些古老的民族陆续消亡，其他的民族又逐渐进入乌江流域聚居繁衍。汉族自不用说，委任与贬谪的官宦、远来的商人、留驻的兵士、强迁的百姓络绎不绝。其他少数民族也有迁入。东汉安帝、顺帝年间（公元120年前后），彝族默部慕齐齐二十世孙勿阿纳由云南率部入黔，建立辖今大方、纳雍、织金、水城、黔西及金沙一部分的鸭池河东贵阳一带的“慕俄格”政权，其中心即在今大方城，这些地方发展为乌江流域现代彝族聚居的主要地区^[15]。还有元代随军移入黔贵地域的“回回”，发展为现代的回族等^[16]。这些远道而来的民族在一定区域内形成聚居，带来了他们的传统聚居习俗，丰富了乌江流域民族与早期聚居文化的多样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