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清两朝，由于大规模的移民，乌江流域少数民族的分布与聚居受到了极大的干扰。以苗族的分布及其村寨形态为例来作分析。从上述关于苗族聚居的史料中可以推论，明清时代，在民族自身的聚居习俗，以及中央政权施行的民族政策的影响下，与乌江流域的许多城镇取得了良好发展相对应的是，民族聚居发展十分缓慢，甚至倒退。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时期，包括苗族在内的各少数民族的聚居发展陷入了低潮期。
2.3.6 民族分布与村寨聚居
明清两朝，由于大规模的移民，乌江流域少数民族的分布与聚居受到了极大的干扰。以苗族的分布及其村寨形态为例来作分析。
明代，在乌江流域一带曾多次发生镇压苗民的“赶苗拓业”（或称“赶蛮夺业”）事件。“赶苗拓业”这一提法不见于正史，但在民间族谱、墓碑及传说中大量存在。大量的苗民被赶离家园，甚至被集体屠杀。一些苗族因之讳言苗族，而自称汉族，习汉话（彭水民间骂人不听劝告为“不通汉话”）、学汉文、着汉装，互通婚姻，只在一些风习上，还曲折地保留着一些苗族的传统。史书记载，明代的“赶苗”，使彭水人口锐减，甚至连人口集中的甪角镇、苦竹镇，都“无居民”了[36]。
方望溪先生曾在《贵州苗疆议》中提到，清初贵州苗族的聚居特征呈现出极为分散的村寨聚居形态：“臣闻贵州群苗，与他省世有土司者异，盖散居溪谷，彼此不相统属。寨大者不过三五百家，一户中丁众力强，则小户服焉，此户衰弱，又别推众强者为头目”[37]。
另外，一些苗族住宅直至明清时期仍十分简陋，室内尚无卧具。乾隆年间《贵州通志·地理·苗蛮》中有对苗族聚居情况的记录：“诛茅构宇，架木为巢，寝处与牲畜俱，夜无卧具”，有的甚至“择悬崖凿窍而居，不设床笫，构竹梯上下，高者或至百仞”[38]。
从上述关于苗族聚居的史料中可以推论，明清时代，在民族自身的聚居习俗，以及中央政权施行的民族政策的影响下，与乌江流域的许多城镇取得了良好发展相对应的是，民族聚居发展十分缓慢，甚至倒退。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时期，包括苗族在内的各少数民族的聚居发展陷入了低潮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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