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总结抗日战争时期城镇的发展情况，可以看到，一方面由于人口、交通的空前集聚与发展，受自身发展规律的影响，城镇的形态与功能结构都出现了突变的特征；另一方面，政府在这一时期对西方先进城市规划方法的引入，引导并促进了乌江流域人居环境特征的巨大变革。在经历了抗日战争时期的短暂繁荣，乌江流域的城镇发展逐渐冷落，甚至有所倒退。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的三线建设时期，乌江流域才迎来了人居环境的第三次大开发。
2.4.5 聚居形态变化特征小结
总结抗日战争时期城镇的发展情况，可以看到，一方面由于人口、交通的空前集聚与发展，受自身发展规律的影响，城镇的形态与功能结构都出现了突变的特征；另一方面，政府在这一时期对西方先进城市规划方法的引入，引导并促进了乌江流域人居环境特征的巨大变革。
城镇变化的特征表现为：数量增加，规模扩大。城镇建设中道路、公共建筑和市政环卫设施的建设最为突出。由于政治局势的影响和政府的要求，学校、礼堂、公园、体育场、公共厕所等公共建筑在城镇中出现，而寺庙的修建至民国明显减少，原有的寺庙还部分改为学校或办公之用。据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的统计，乌江流域已有遵义、安顺、息烽、修文、贵定、普定、湄潭等多个县城建有电厂供电。另据这一时期的历史文献显示，城镇常见遭水火灾害的记载，说明当时城镇的防灾设施极为匮乏。
与城镇的大发展相对比，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的发展相当滞后。村寨农房的聚居环境乃至结构造型均无甚变化。除极少数地主富户外，农房的防寒、防潮、防火的性能都不好。人畜混居、岩洞穴居在边远山区并不鲜见。村寨基本没有公共建筑，仅极少数有祠堂、私塾和小学。基础设施除极个别紧邻城镇的村寨外，都是空白。
抗日战争胜利后，许多外地迁入的单位和人口返迁。在经历了抗日战争时期的短暂繁荣，乌江流域的城镇发展逐渐冷落，甚至有所倒退。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的三线建设时期，乌江流域才迎来了人居环境的第三次大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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