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居及文化渊源探讨

6.1.1　聚居及文化渊源探讨——文化的发展线索

1）重庆、武汉、南京地域文化在长江文化中的定位

资源环境的差异、文化观念的不同往往导致适应性聚居方式的不同，进而使地域聚居呈现出各具特色的形态特征。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聚居所呈现出的文化地景逐渐成为一种独立的审美客体，折射出社会生活的文化内涵。同时，人居环境的营建，又强化了聚居单元的地域特色与文化特质，甚至成为文化地景的主导因素。

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发展、长江经济带城市的迅速崛起、区域生态环境的改善以及对旅游和文化产业的重视，使长江文化带⁽²⁾区域内的城市发展与文化研究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重庆、武汉、南京均位于长江干流与支流的交汇处，在我国传统文化格局中属于东部农业文化区的南方农业文化亚区，与之地域聚居发展和文化演进密切相关的文化副区分别是巴蜀文化副区、荆楚文化副区和吴越文化副区（图6.1）。

从地域空间角度来看，重庆、武汉、南京地域文化都可划归于长江文化。从其内涵来看，长江文化是一种以长江流域特殊的自然生态和人文地理占优势及以生产力发展水平为基础的具有认同性、归趋性的文化体系，是长江流域文化特性和文化集结的总和或集聚。一般来说，长江文化就是长江流域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包括一定社会规范、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精神面貌、价值取向、物质成果，以及由此所达到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等。从长江文化生存的地域范围来看，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长江文化的生存空间只包括长江干流区域，即四川、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上海等地。广义的长江文化，则除干流流经地区外，还包括支流流经区域，其范围扩大到了整个中国南方大陆。从文化系统构成来看，长江文化是一个以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为核心，包括诸如滇文化、黔文化、闽文化、桂文化、淮南文化、岭南文化等外围文化的庞大文化体系（图6.2）⁽³⁾。

图6.1　重庆、武汉、南京在中国传统文化区格局中的区位

可见，重庆、武汉、南京地区分别所属的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在长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城市化加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长江经济带的发展、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的改善、长江文化的繁衍，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整体人居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重庆、武汉、南京地区无论在经济发展格局（分居我国经济格局的东、中、西部）、生态格局（长江的上、中、下游）以及文化格局（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等核心文化副区）中，均占据及其重要的位置，对长江流域以及我国社会可持续发展各项目标的实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重庆、武汉、南京地域文化的渊源

重庆、武汉、南京地区是长江文化的重要繁衍地域，其地域聚居发展、文化演进与长江文化带构成了系统的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它们既具有系统的整体特征，又具有部分的个性属性。

长江是中华文化发祥的摇篮之一⁽⁴⁾。自春秋以降，长江文化就已形成较为成熟的与中原华夏文化相对应的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等文化丛系。荆楚文化位于长江文化带的中游地区，北接中原华夏文化，南靠岭南文化，东连长江下游的吴越文化，西通长江上游的巴文化，是我国南方文化的主干⁽⁵⁾。长江中游的盘龙城距今武汉市区仅几公里，临长江支流府河，被认为是武汉市的前身。考古学发现，3 500年前的盘龙城占地超过7万m²，说明当时的聚居发展已进入了城市聚集的新阶段。战国“七雄”（秦、楚、齐、魏、赵、韩、燕）中，楚国即位于长江文化带的中游地区，楚国都五次沿长江迁移，显示出长江对于当时地域人居环境发展的重要价值。楚武王三十五年，楚君曰：“我蛮夷地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为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⁶⁾偏居五岳一隅的楚君向周室讨封号，可见，楚文化奉中原文化为正统，以及中原文化与长江文化的主铺依存关系。中华文化的这种历史演进特征，使长江文化中的历史文化名城的“史化度”往往不及中原古都，另一方面也使其文化发展具有相当的“自由度”，致使长江文化带呈现多元统一的发展特征，因地制宜地聚居发展，形成较中原地区更为多元化的人居形态。现代武汉城市的发展与楚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武汉城市形态更是形成了“楚风楚韵”的文化特质。

图6.2　长江文化的广义地域空间示意图

现代南京城市的发展与吴越文化密切相关。吴越文化发端于长江文化带的下游地区，东临大海，西接楚文化，北承华夏文化。史载：“自太伯作吴，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后为二，其一虞在中国，其一吴在夷蛮……中国之虞灭二世而夷蛮之吴兴。”⁽⁷⁾由此可见，吴文化的原始形态相对于中原华夏文化而存在。越，本是楚的属国，越王勾践灭吴，使吴越文化合流，遂称为吴越文化（图6.3）。

图6.3　古代吴、越文化地域空间示意图
资料来源：根据吴越文化发展史整理绘制

现代重庆城市的发展与古巴族的迁徙有着密切的联系，其现代城市形态及文化亦与巴文化保持着密切的相关性。巴族起源于鄂西南，后迁往西南地区，主要活动于川东、鄂西北和陕西汉中一带⁽⁸⁾。位于长江上游低山丘陵地区的巴文化，东与楚文化接壤，北与华夏文化互通。春秋时期，楚国开始经营西南地区。《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周之季世，巴国有乱。将军有蔓子，请师于楚，许以三城。楚王救巴。”⁽⁹⁾可见，巴蜀文化自发源，就与荆楚文化保持着密切的交流（图6.4）。

图6.4　古代巴、楚地域空间示意图
资料来源：童恩正.古代的巴蜀.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改绘）

公元前316年，秦灭巴⁽¹⁰⁾。公元前306年，楚国灭越，公元前221年，秦破楚都寿春，灭楚。这样，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被纳入了多民族国家统一发展的轨道。以华夏文化为主导的中原文化吸纳了个性鲜明、特色突出的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而此三者为华夏文化的发展注入活力。长江文化的早期，其发展轨迹即呈现出多元统一的特征。不断的征战与迁徙，使华夏文化与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相互交融，互为吞吐，在统一的中华民族文化发展轨道上形成了多元一体的地域文化种系与地域聚居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