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羌族文化与古蜀文化的渊源关系

徐学书

根据古史传说文献和考古发现研究，古蜀人发祥于四川盆地西部岷山山区，上古蜀国历代蜀王及其民众在失国后也纷纷退回该区域。传统上认为，古蜀人为黄帝后裔，冉駹人在汉晋文献记载中被称为氐人或夷人，今日羌族为源自炎帝的古羌人分支西羌的后裔。西汉时期，随着成都平原地区的古蜀文化逐渐融入汉文化中，古蜀文化的传承就此中断。近年来，随着古蜀文化和羌族文化研究的深入，古今皆分布于岷山山区同一地理空间的古蜀文化与羌族文化，二者之间存在着一些相同或相近的文化现象，其文化之间是否存在渊源传承关系日益引起学者的关注。笔者曾提出先秦时期岷江上游岷山山区的石棺葬文化属于当地古蜀人支系冉駹人的文化遗存，古蜀文化、冉駹文化与羌族文化具有传承关系。如果这一观点成立，即黄帝、古蜀人、冉駹、羌族在渊源上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就意味着今日羌族文化中所见与古蜀文化相同或相近的文化因素，是在本土直接传承下来的文化遗存，古蜀文化可以通过羌族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予以复活。若这一观点不能成立，则今日羌族文化中所见与古蜀文化相同或相近的文化因素，就只是一种文化融合的结果或属于一种文化类同。由于在川西高原的藏族和彝族中同样存在与羌族基本相同的文化现象，因而厘清羌族文化与古蜀文化的关系，对于正确认识川西高原藏羌彝系统民族文化与古蜀文化的关系将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本文特就羌族文化与古蜀文化的关系问题在此进行探讨。

一、羌族与古蜀人、冉駹人的关系

笔者根据考古发现、文献记载和民族学调查资料研究，曾论述了聚居于川西北岷江上游和涪江上游岷山山区的羌族，是一个由羌、氐、汉三大部分融合形成的多元复合型民族^[1]。其中，羌人渊源主要源于西汉中期因汉武帝西逐诸羌而南迁的河湟羌人、隋唐以后由川西北邛崃山区和草原地区东迁的羌人；汉人渊源主要源于明清至民国时期由内地迁入的汉人，尤以“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及移民后裔为多。羌族的上述二大族群来源，因文献记载、民族学田野调查资料翔实，已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同。关于羌族与氐人的渊源关系，以往许多研究者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冉駹”为“氐类”，《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汶山郡：“冉駹夷者，武帝所开，元鼎六年以为汶山郡。……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及《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汶山郡：“本蜀郡北部冉駹都尉。……有六夷、羌胡、羌虏、白兰、峒、九种之戎”等文献，认为部分冉駹部落可能融合进了羌族先民之中。但对冉駹氐的来源，或认为属于本土发展起来的古蜀人支系，或从氐羌同源角度认为系先秦时期由西北南下进入岷江上游河谷的羌人支系演变而来，亦有据《魏略·西戎传》中氐人自称“盘瓠之后”认为属南方盘瓠蛮向西北地区发展演变而来。笔者认为，冉駹氐为留居岷山山区的古蜀人支系，商代为冉尨羌，为世居岷山山区的土著部族。

西汉扬雄《蜀王本纪》记载：“蜀王之先名蚕丛”，“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史记·三代世表·正义》引战国典籍《普记》记载：“蜀之先肇于人皇之际。黄帝与子昌意娶蜀山氏女，生帝喾，立，封其支庶于蜀，历虞、夏、商、周”。蜀山即岷山。在成都平原上的古蜀国为发祥于岷山山区的古蜀人东进后所建立。今岷江上游和涪江上游岷山山区的考古发现和成都平原地区的考古发现已经证明，古蜀文化的主要发祥地正如古史传说记载的那样在四川盆地西部的岷山山区，源于当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正是由于岷山为古蜀人发祥地，岷山在古蜀人的神话传说中才被塑造为天帝与众神所居的天庭圣山“成都山”——传入中原后演变为“昆仑”圣山，因而《蜀王本纪》记载的古蜀传说历史中，古蜀国蚕丛、柏濩、鱼凫、杜宇历代蜀王及其王族民众在失国后皆归隐岷山，考古发现的古蜀国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坑皆面向古岷山主峰九顶山（女几山）祭祀、成都金沙遗址出土国宝级文物大玉琮上雕刻的巫舞者形象所反映的内容也为祭祀古岷山主峰女几山山神^[2]。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有蜀侯蚕丛，……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根据考古发现，先秦时期成都平原的古蜀国无以“石棺椁”为葬具的习俗，而岷江上游地区则发现有大量先秦时期至西汉时期的石棺葬墓（而且石棺葬是该区域考古发现的先秦时期唯一墓葬形式）。考古发现表明，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是在当地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考古学文化，与成都平原的古蜀文化就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源头而言属于同源异流，而且考古发现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的创造者与成都平原古蜀人的发式皆为辫发三根，该区域的石棺葬墓中有大量同于古蜀文化的青铜器、玉石器和陶器，成都平原地区古蜀国的玉石器原料也主要来自岷山山区的龙溪玉。《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蜀王杜宇时“以汶山为畜牧，……以熊耳、灵关为后户”，也表明当时的岷江上游岷山山区为古蜀国范围（作为古蜀国“后户”的“熊耳”，应指位于汉代汶山郡西部边界、与今雅安市芦山县的汉代“灵关”正好一南一北位于考古发现的古蜀文化分布西部边界区域的今岷江上游理县中部薛城镇杂谷河畔的熊耳山，而非地处古蜀国腹地、传统观点认为的眉山市青神县熊耳山）。同时，考古发现的茂县牟托一号石棺葬大墓及其陪葬坑也表明，春秋战国时期岷江上游存在一个与古蜀国关系密切的古国^[3]。因此，所谓“死作石棺石椁”的“蜀侯蚕丛”之国，也就只能是岷江上游行石棺葬的古国，并且说明该古国的国人为古蜀人支系，为古蜀人中最古老的部族“蚕丛”的后裔，而历代在成都平原立国、失国后隐入岷山山区的历代古蜀国王族也应融入了其中。

文献记载发祥于岷山的古蜀人，一支东进成都平原建立了“历虞、夏、商、周”的古蜀国，而留居岷山的古蜀人在同一时期也建立起了以冉、駹（尨）两大部落为核心的冉駹古国，直至西汉武帝时内附、汉武帝以其地置为汶山郡。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岷山地区在夏代有一个古国，夏桀时曾有一位著名国王“岷山庄王”：“后桀伐岷山，岷山庄王女于桀二女，曰琬、曰琰。桀受二女，坼其名于苕华之玉：苕是琬，华是琰。”据《尚书·顾命》记载：“弘璧、琬、琰在西序。”表明琬、琰二件玉圭礼器作为传世重器至西周时期仍然供奉在朝廷西序之中。夏桀所伐的这位岷山庄王，在汉唐时期被西夷各部奉为祖先^[4]。汉晋文献记载岷山地区在先秦至汉代为冉駹国之境，而殷商甲骨文中已有关于冉駹的记载，表明夏代的岷山古国即冉駹古国。据甲骨文记载，冉駹古国在商代与商王朝关系密切。据当代著名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甲骨文中的冉与冉駹》一文的考证^[5]，在甲骨文中有多条关于冉尨（駹）的记载，或单独称“冉”“尨”，或称“冉尨羌”，其中居于今甘肃东南岷山北部武都县境沔水（沔古作黾、渑）的冉氐羌人则称“冉黾羌”。据饶宗颐先生文中所引甲骨文记载，冉駹的巫师在商代已经成为商王朝重要的卜筮贞人，如《殷墟书契前编》2．37．7中商王以冉人巫师为贞人卜筮：“丁丑卜，冉、争贞：令羽子商臣于岳”，《甲骨文录》519中冉人巫师为商王卜筮奏报结果：“卜冉曰：其侑于丁牢”。还有商王向冉尨下达命令、以冉人为献祭的人牲等记载，如《甲骨文合集》27435记载商王向冉尨下达命令：“丁丑卜，王贞：令冉尨兀于……朕事”、《甲骨文合集》15411记载商王将冉人用做人牲：“王用冉，若”等。此外还有多条关于冉黽羌人入商朝、商王以冉黾羌为人牲的记载，如《甲骨文合集》452记载冉黾羌入商王朝：“冉黾羌、众白人归于……”《甲骨文合集》451记载商王用冉黾羌人为人牲：“贞：其用冉黾羌……”等。甲骨文中岷山古国或单独称“冉”“尨”，或合称“冉尨”，这与《史记》中对汶山郡的土著部族单称“冉”“駹”或合称“冉駹”一致，表明甲骨文中的“冉尨”即汉代汶山郡的“冉駹”。唐代于茂州境内置有羁縻冉州并有冉山，今汶川龙溪为古尨水，表明冉在北而尨（駹）在南。甲骨文中称冉駹为羌，至《山海经》和《史记》则称“氐”。《山海经·海内西经》记载：“氐人国在建木西”，而“建木”据古史传说记载在“都广之野”——今成都平原，可知此“氐人国”即冉駹古国，战国中晚期之际的茂县牟托一号石棺墓及其陪葬坑出土的大量春秋战国时期青铜礼乐器等文物则为该先秦古国的存在提供了考古证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自笮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冉駹在商代甲骨文中称“羌”，而春秋战国至汉代则称“氐”，为氐羌民族史研究关于氐源于羌的观点提供了有力佐证。文献记载岷江上游从夏商直至西汉中期一直为冉駹古国之地，《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死行石棺葬的为蜀侯蚕丛及其国人，考古发现表明先秦至西汉时期岷江上游的居民死后皆行石棺葬，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与成都平原古蜀文化同源、人们的发式相同、二地出土文物有许多相同或相近的器物并反映出二地文化联系紧密，表明冉駹为古蜀人支系。

世居岷山山区的冉駹人（夏商冉尨羌、春秋战国至汉代的冉駹氐）为后世岷山羌人、现代仍然分布于该区域的羌族的重要先民，今日羌族自称“（尔）玛”“日麦”与“駹”“冉駹”同音，羌语北、南二大方言区及其相应的黑水河流域和杂谷河流域北、南二大文化区也与冉、駹的分区呈现一致现象，因而应将羌族视为以本土古老的冉駹羌（氐）部族为基础融合历史上先后迁入岷山山区的羌人及汉人形成的民族。从本土族群演变历史角度、从羌族先民的本土先民冉駹的渊源看，羌族应属于在本土发展起来的民族。由于冉駹为世居岷山的本土古蜀人支系，至今仍然居住在其先民古蜀人故地的羌族应被视为古蜀人的直系后裔民族。

二、羌族与黄帝、大禹的关系

根据古史文献记载，岷江上游岷山山区是古蜀人的发祥地、中华人文始祖黄帝正妃嫘祖的故里，古蜀人为黄帝与嫘祖的后裔。据战国文献《普记》记载：“蜀之先肇于人皇之际。黄帝与子昌意娶蜀山氏女，生帝喾，立，封其支庶于蜀，历虞、夏、商、周。”“蜀山”即岷山。《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氏之女，是为嫘祖。……昌意娶蜀山氏女。”清代学者早已考证“西陵氏”为“蚕陵氏”的误写，蚕陵在今岷江上游茂县北部的疊溪（今简写为“叠溪”），西汉于其地置蚕陵县。正是由于古蜀人源出黄帝之后，因而战国时期的《世本》记载：“蜀王每世相承为黄帝后”，《史记·三代世表》亦记西汉博士褚少孙语：“蜀王，黄帝后世也”。古蜀王族发祥地在岷山，扬雄《蜀王本纪》记载古蜀国先王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而蚕丛的葬地在茂县疊溪，汉代因此于其地置蚕陵县。据清代著名金石学家孙怡让《古籀余论》研究，嫘祖的“嫘”字在西周青铜器所刻金文中写作“女疊”。按照古汉字造字取会意字的习惯，“女疊”字为“女”字旁加“疊”，表明嫘祖原本为出于“疊”部落的女子，“疊”为嫘祖所出的古部落名。古代部落名经过历史演变成为特殊地名的例证很多，而“疊”字作为古地名正是历史上唯一的独特古地名，也就是今日疊溪所在地。北魏奉西陵氏嫘祖为“先蚕神”并将“蚕陵县”写作“西陵县”，此后嫘祖的嫘被写成“女纍”，现代简写成“嫘”。嫘祖出于“疊”、称“西陵氏”，为古蜀王先祖，最早的古蜀王蚕丛葬地在“疊”、其陵“蚕陵”即“西陵”，嫘祖被北魏统治者尊为蚕桑神、而蚕丛同样被蜀地奉为农业暨蚕桑神，表明嫘祖即古蜀王蚕丛的先祖。

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岷江上游地区发现了上百处距今约6000—4000年多前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反映出岷江上游地区早在6000年前已经有土著居民生活在其地。距今约6000年前的中原庙底沟文化、距今5000多年前的西北地区马家窑文化，皆先后与岷江上游的本土新石器文化之间发生了密切的文化联系。岷江上游的本土新石器文化在吸收庙底沟文化、马家窑文化因素的基础上，在距今约4500—4800年前发展成为成都平原宝墩文化的重要源头（如汶川布瓦山龙山寨遗址和绵虒高坎遗址、茂县沙乌都遗址和下关遗址等龙山时代早期新石器遗址、汶川威州镇增坡村龙山时代窖藏石器等，在文化面貌上明显反映出为成都宝墩文化的重要源头），而宝墩文化已被证实为以广汉三星堆遗址、成都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古蜀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这种考古文化现象，正与古史传说记载中黄帝娶嫘祖为妃、其子昌意再娶于母族蜀山氏并传下古蜀王族一脉所反映的历史记忆文化脉络基本一致。

据古史文献记载，黄帝娶嫘祖为正妃传下古蜀人一脉，古蜀人发祥于岷江上游岷山山区，世居岷江上游的古蜀人支系冉駹人在商代甲骨文记载中称“冉羌”“尨（駹）羌”或合称“冉尨羌”；黄帝的二个儿子青阳和昌意降居的岷江上游、雅砻江上游皆为古西羌聚居地；大禹为黄帝与嫘祖的后裔，文献记载称其出于西羌；后世文献记载“西羌罗祖种”为嫘祖的后裔，皆表明黄帝与西羌渊源深厚。文献记载黄帝部落集团兴起于中原并逐步向西北黄土高原发展，而炎帝部落集团兴起于西北渭水流域逐渐向中原发展。考古发现表明，春秋战国时期西北河湟羌人的先民源于当地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居民，而马家窑文化源于中原庙底沟文化的向西发展，岷江上游的考古学文化也先后受到了庙底沟文化、马家窑文化的强烈影响，而庙底沟文化如今在史学界和考古界多认为与传说中的黄帝部落集团有关。因此，西羌之祖实际上应是黄帝而非炎帝。古史文献记载中称炎帝姜姓，羌人出于姜姓，因而自古以来多以炎帝为羌人始祖。由于多年来研究者多言羌人为今羌族先民，于是以炎帝为羌族始祖。实际上，古羌人族群众多、分布极广，即使姜姓也并非皆出于炎帝一脉，如文献记载黄帝的后裔中也有姜姓（商末与蜀、羌为邻并一起参加周武王伐商战争的髳国即为黄帝后裔中的姜姓国）。炎帝的后裔古羌人主要向东进入中原，后来融入华夏族之中成为汉族的主要先民之一。而作为今日羌族源出的古羌人中的西羌，则应为黄帝的后世，即今日羌族的羌人始祖实际上应为黄帝而非炎帝。

在古史文献记载中，大禹生于岷江上游古汶山郡广柔县石纽山，扬雄《蜀王本纪》记载：“禹本汶山广柔人也。生于石纽，其地名刳儿坪。”东晋《华阳国志》记载：“石纽，古汶山郡也。崇伯得有莘氏女，治水行天下，而生禹于石纽之刳儿坪，夷人营其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过逃其野，不敢追，云畏神禹。”2004年三峡地区云阳县发现的东汉《景云碑》亦有“述禹石纽，汶川之会”的记载^[6]，也证明传说中大禹出生地“石纽”在“汶川”——岷江上游（同时也弥补了历史文献记载中缺乏记载的关于大禹曾在家乡石纽与诸侯会盟举行治水誓师大会“汶川之会”这一重大事件，表明大禹治水始于治理“汶川”水患，亦即《尚书·禹贡》记载中的大禹治水“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古史文献记载大禹“兴于西羌”“长于西羌”“出于西羌”“生西羌”，为生于江源岷山——汉代汶山郡的古羌人。由于魏晋时期将汶山郡的夷氐羌等族群居民统称为“夷”，因而魏晋时期《帝王世纪》又称：“伯禹夏后氏，姒姓也，生于石纽，……长于西羌，西羌夷也。”而在古史记载中，大禹的世系一直被认为是黄帝的后世。《史记·夏本纪》记载：“大禹，姓姒，名文命，字高密。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虽然文献中对黄帝、颛顼、大禹之间的世系代数有不同记载，但大禹为黄帝后裔则无异议。由大禹为黄帝后裔、出于岷江上游古蜀人发祥地——古蜀人支系冉尨羌人故地的西羌羌人，也可旁证西羌应源出黄帝。

今日羌族传说大禹为其祖先，汶川北部至理县东部皆有六月初六祭祀大禹的习俗，在这一区域的羌族巫师释比（汉语称端公）的经典中有《颂神禹》经典，而且一直流传大禹为释比祖师、汉端公与羌端公为师兄弟的传说，与汉文古史文献记载汉人巫师端公亦奉大禹为祖师一致。这一传说不仅表明今日羌族与大禹有渊源关系，而且表明今日羌族的巫文化源于大禹。大禹在汉文史籍记载中为巫师端公始祖、羌族传说中亦以大禹为巫师始祖，大禹为出于岷江上游岷山山区的羌人，而商代甲骨文记载岷山冉尨羌人的巫师为商王的重要卜筮贞人，表明大禹为羌族巫师始祖的传说应源自本土的古老传说，即源自古蜀人支系冉駹的传说。传说中出自岷山古蜀人故地的大禹被后世奉为巫师始祖，而岷山古蜀人支系冉駹人的巫师闻名商朝，成都平原古蜀国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反映古蜀国也是由群巫统治的巫文化氛围浓厚的国度，为大禹源出岷山羌人提供了佐证。大禹出于岷山西羌，岷山古蜀人支系冉駹亦为羌人，而大禹和古蜀人在古史传说中皆为黄帝后裔，从而也佐证黄帝为西羌始祖。

三、羌族文化与古蜀文化的关系

今日羌族的巫文化，以羌族自身原有的万物有灵原始宗教信仰为主体，并融合了较多道教信仰和部分汉传佛教及藏传佛教信仰。羌族自身原有的万物有灵原始宗教信仰，以天神、山神和家神信仰为中心，认为天神住在神山顶并在神山近顶处置祭天台祭祀天神，盛行日月、神山、神树、神鸟等崇拜，巫师用神杖，巫师及民众在神山祭祀天地众神时先要插上1株提前准备的神树，与考古发现的古蜀人信仰一致。其中，羌族巫师经典中反映的其神灵系统中有20多个各司其职的男女太阳神，由4位最高女太阳神领导，而成都金沙遗址出土太阳神鸟金箔图中也是由4个太阳神鸟组成圆环，赵曦先生认为金沙遗址出土太阳神鸟图的寓意即反映了羌族巫师经典中的4位最高太阳神^[7]。羌族神灵系统中太阳神众多，与三星堆遗址出土青铜神树上有10只太阳神鸟反映的太阳神为一个众神群体的观念也一致。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遗存为冉駹的文化遗存，石棺葬墓葬中屡屡发现随葬的白石粒，茂县牟托一号石棺墓出土青铜镈钟以太阳纹装饰敲击部位的圆饼状枚反映冉駹人有敲击太阳纹发声祈神的信仰习俗，汶川威州姜维城后山出土有汉代猴子爬神树的青铜神树树干；今日羌族盛行白石崇拜，汶川发现的清代羌族巫师用羊皮鼓的鼓面绘太阳纹（至今羊皮鼓鼓边亦作太阳纹简化的三角纹边），汶川北部至杂谷河流域的羌族巫师传说猴子为其祖师并在跳神作法时一手抱猴头法器、一手拿神杖（猴头杖或鬼头杖等造型）或其他法器、有猴童装扮成猴子跳跃娱神，类似的文化现象不见于战国秦汉时期的河湟羌人及与河湟羌人有渊源关系的安多藏族中，反映羌族巫文化中的这种文化现象应源于本地巫文化高度盛行的冉駹人（羌族周边有相同巫文化传统的嘉绒藏族和彝族，据考古发现和民族学资料研究，也与冉駹人存在渊源关系）。而且羌族传说大禹为其巫师的始祖，大禹按传说记载为岷江上游冉駹羌人的先民，因而羌族的这一巫文化渊源也应源自本地古冉駹人。

考古发现结合文献记载、民族学资料和羌族民间传说研究，今岷江上游的羌族与本土冉駹人存在重要渊源关系，而冉駹为古蜀人的后裔支系，因而今日羌族依然盛行与古蜀人、冉駹大体相同的自然崇拜和巫术就应源自本土古蜀人支系冉駹的文化。古史传说记载历代古蜀国蜀王及其王族失国后皆退隐岷山冉駹之境，因此古蜀国、冉駹的巫文化即今日羌族巫文化的源头，古蜀国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出土文物反映的古蜀国巫文化也就可以视为羌族巫文化的前身、古蜀国和冉駹的巫师可视为羌族巫师的前身。由此，羌族的巫文化传统可谓古蜀国和冉駹古国古老巫文化的遗存。

四、结语

由上所述，今日羌族是在川西北岷山地区以古蜀人支系冉駹人为基础，融合历史上先后迁入岷山山区的外来羌人和汉人等发展起来的本土古老民族，与黄帝、大禹、古蜀人支系冉駹人具有一脉相承的传承渊源关系，岷山山区为羌族古老的家园。西羌源自黄帝，羌族为黄帝之后古蜀人在岷山山区本土的直系后裔。今日羌族保存的古老巫文化“释比文化”及民间传统的祭山习俗等，应源于本土古蜀人分支冉駹人及在成都平原失国后退入岷山的古蜀人的文化，为本土的原生文化。羌族文化中与古蜀文化相同和相近的文化现象为历史上岷山羌人在族群内部传承文化的结果，而非由异族群间的文化融合或文化类同所致。几千年来羌族文化在本土的传承过程中不断发生适应性变迁，但古老的巫文化至今仍然传承，堪称“文化活化石”。由岷山冉駹氐人原本从羌人分化演变而来、最终又合于羌人之中，今日羌族既可视为以氐、羌、汉三大族群为主体融合形成的民族，也可视为以羌、汉二大族群为主体融合形成的民族，因而羌族应称为炎黄子孙。

［原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2期］

【注释】

[1]徐学书、喇明英：《羌族族源及其文化多样性成因研究》，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年第12期。

[2]徐学书：《“成都”释名——天堂·圣山·乐园》，载《中华文化论坛》2007年第4期。

[3]茂县羌族博物馆、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四川茂县牟托一号石棺墓及陪葬坑清理简报》，载《文物》1994年第3期。

[4]徐学书：《庄王王滇、王夜郎考辨》，载《中华文化论坛》2000第4期。

[5]饶宗颐：《甲骨文中的冉与冉駹》，载《文物》1998第1期。

[6]魏启鹏：《读三峡新出土东汉景云碑》，载《四川文物》2006年第2期。

[7]赵曦、赵洋：《拍得直改——羌族古经中太阳神族群考释》，载《中华文化论坛》200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