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文化价值取向差异探讨

中美文化价值取向差异探讨

四川农业大学　魏晓红⁽¹⁾

摘要

价值是文化的核心。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价值系统，不可抗拒的价值取向牢牢地扎根于人们的心中，影响着人们的言行举止。中美文化属于世界文化的两极，其价值取向有着极大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四个主要方面: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性本善与性本恶，个人取向与群体取向及未来取向与过去取向。

关键词

价值取向　人性取向　关系取向　时间取向

Abstract

Value is the core of the culture．Each culture holds its unique value system and value orientation，which influencewhat its people do and think．As the two poles of the world culture，Chinese culture and American culture are quite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which results i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ir culture orientations: Oneness Vs Dividedness between Man and Nature，Innately Good VS Innately Evil，Individualism VS Group Orientation，Past VS Future Orientation．

Key Words

value orientation human nature orientation relation orientation time orientation

价值是人们对什么是可取的，什么是不可取的指向性考虑和评价。具体地说价值是通过学习而获得的用于指导人们做出选择和解决冲突的一套规则，这些规则告诉人们什么是有用的、好的、正确的以及错误的，追求什么，怎样生活甚至为何而死。价值是文化的核心。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一套价值系统，不可抗拒的价值取向牢牢地扎根于人们的心中，坚若磐石，挥之不去。根据F．Kluckhohn和F．Strodtbeck的观点，人类价值的取向有五大范畴:(1)人性指向(“性本善”与“性本恶”);(2)人与自然的关系(“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3)时间指向(过去时间指向与未来时间指向);(4)活动指向(“做人”与“做事”);(5)关系指向(“个人取向”与“群体取向”)^［1］。

不同的价值取向必然导致不同的言语行为、思维模式、道德规范等等。因此，在跨文化交际中，如果不了解异域文化之间价值观念的差异，必然会导致严重的语用失误(pragmatic failure)，从而造成交际失败、误解甚至是仇恨。下面笔者将从四个主要方面描述东方(尤其是中国)与西方(特别是美国)在文化价值取向方面的差异，为跨文化语用失误的产生提供深层次的理论解释。

一、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Oneness Vs Dividedness Between Man and Nature)

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不同理解导致了人们不同的宇宙观。中国人自古主张天人合一，认为“人类从属于自然(Human beings are subject to nature)”，生活中最强大的力量是人类无法控制的。不论这种力量是上天、命运还是一种魔力，人类都无法战胜它，因此只能学会接受它并顺从它。所以，自古以来，中国人在生活的各个侧面都力求与自然统一，达到顺其自然的境界。例如，人们做事讲究“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追求天时、地利、人和。在顺其自然的思想指导下，人们甘当“孺子牛”，或“螺丝钉”，以达到变己适应。在天人合一的世界观的影响下，人们在思想意识、思维模式以及言语观方面都倾向于求整体，求综合以及知觉上重直觉，迥异于美国人或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和言语观。

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则倾向于“天人相分”，主张人类“Conquer and direct the forces of nature”^［2］，即主张战胜自然，因为他们认为上帝造人的目的就是要让人类主宰地球。人与自然是相分对立的，人永远处在支配和改造自然的位置。因此，在生活中，如果一个人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或地位，他们认为这不是天命，而是自己懒惰和缺乏斗争精神所致，“听天由命”不作抗争的人受到人们的鄙视和唾弃。天人相分决定了美国人一切二分，对待事物习惯分析的思想方式和重逻辑的思维模式，以及求“精确”的言语观。

总之，“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这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在构造东西方人思维方式及民族性格方面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对人们的交际风格，言语行为，语用规则，语篇组织结构等也是影响深远。

二、性本善与性本恶(Innately Good VS Innately Evil)

几乎所有关于人类行为的评判，不管是道德的还是法律的，都必先从“人性的特点”开始。Anne Frank在她的作品The Diary of A Young Girl中写道，“无论如何，我仍然相信人们本质上都是好的”。而作家Victor Frankl关于“人性”则描述得更明确:世上只有两种人:“the decent and the indecent”(体面人和不体面的人)。尽管每个人对人性问题都有各自的看法，但从文化的角度去解释人们的行为似乎更妥当。

“人之初，性本善”是中国文化中基本的人性论，实际上“性本善”也是佛教的教义内容。这种理论认为人生来是纯洁的和仁爱的，是我们的文化使我们发生了改变。人性除了善之外，还有其他的成分，如果不适当控制，不加以管教可能会转变成恶。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注意内省和人格完善的修身哲学。同时强调做人必须爱人，达到“仁至义尽”，而且一切行为必须遵循礼的原则，即“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相反地，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的人性论基于原罪说(the concept of original sin)，主张“性本恶”(intrinsically evil)，但同时又认为人是可完善的(perfectible)，即在一系列法则的引导下，人们可以改变本性，不断提高自己并最终“获救”(be saved)。根据这种观点，人们只要不断地努力奋斗，自我控制，自我约束(self-discipline)，最终一定能达到“善”(goodness)。不过，在“向善”的过程中，“selfhelp”是必须的。尽管所有人都是上帝的孩子，但上帝给予他们的只是“指引”(guidance)，他们自己必须不断地做出选择，而且只有通过那些选择，他们才能最终弃“恶”(being corrupt)从“善”(being good)。

人性本源直接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传统的儒家文化强调人们要从善性出发，并固守其性本善就可以了。这就造成人们“安于现状”，“安分守己”、“知足常乐”的心态。同时由于受“他人取向”的影响，中国人极好面子，言行要看别人脸色因而主张在别人面前要善行，要给人留下好印象。而以原罪为起点的西方文化鼓励人们为改变其原罪，不断忏悔，不断努力奋斗，从而达到胜利彼岸，这就造成了西方人求“动”，求“变”的心态。同时，性本善使中国人容易向后看，向后看意味着本性复归;而对西方人来讲，回归是没有出路的，只有向前看才有希望，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看重过去，看重历史与经验，而西方人看重未来，刻意求新。

三、个人取向与群体取向(Individualism VS Group Orientation)

在“天人合一”的世界观的影响下，中国人在各个方面倾向于求整体，求统一的群体取向，而集体主义(collectivism)正是这种取向的具体表现。H．C．Triandis^［3］认为，群体取向的文化更强调(1)集体的观点、需要和目的而非自我;(2)集体界定的社会规范及义务而非享乐行为;(3)与集体保持一致而非自我张扬;(4)随时与集体成员合作。由于中国人强调自我压缩，无我(I-less)意识很强。一方面人们提倡凡事以家庭，社会和国家利益为重，个人利益在必要时可忽略，可以牺牲。在处理个人与集体或环境的关系时，人们被要求做到“克己守道”、“贵有自知之明”、“循规蹈矩”、“随遇而安”等。另一方面，中国人在做事情时强调他人取向(Other-oriented)，即首先考虑别人怎么看，怎么说，正如杨国枢先生所说:“……传统的中国人并不重视内思外行的一致，也不在于先后的一致，而是随机应变，因人而已”^［4］。在汉语中有许多习语形象地体现了这种群体取向，如“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一人有难，八方支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及“堆出于岸，流必湍之;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众，人必非之”等。这种取向的结果是，从积极方面看，中国人谦虚谨慎，含蓄忍让，相互合作等;从消极方面看，人们缺乏个人进取精神，缺乏个人竞争意识，而且过分依赖“关系”办事。这种取向对交际行为和交际风格的影响也极大，如与人交往时推崇谦虚知礼，卑己尊人，说话含蓄，讲究留面子等等。

然而，在西方文化中，“天人相分”的世界观直接导致了个人主义取向。源自清教主义理性原则及追求个人自主的个人主义是美国文化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在美国人的心目中勾勒出了一个理想的美国人形象——self-reliant，self-dependent individual，controlling his own life，and responsible for anything he does^［5］。个人主义思想最初源于十七世纪以英国哲学家John Locke为代表的哲学传统之中。Locke认为，每一个个体都是独特的，完全不同于其他个体并且“生物的个体是自然的基本单位”，不容侵犯。而Benjamin Franklin则把个人主义精神更具体化了，提出了“上帝帮助自助者”(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这一至理名言。在这种强调“自我”(self)意识的文化中，社会仅仅是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人们提倡个人价值的实现;主张个人利益高于一切;强调个人的创新和成就，自由表达内心情感而不受外界约束以及公开发表不同见解，同时强调隐私权的保护等。此外，个人主义还意味着对自由、对差异的追求，人们在行为、言论、思想上都追求标新立异，而保持一致，顺其自然则被视为个体人格丧失的表现。英语中有许多形象说明个人主义的习语，如“I am the captain of my soul; then the captain of my life．”，“The squeaky wheel gets the grease”，“A man's home is his castle”等等。

在跨文化交际中，如果交际者不了解双方在关系取向方面的差异，而是用自己的价值观念去判断、评价对方的行为，或把自己的观念直接带入交际中，必然会造成误解，导致交际失败。例如，中国学生到外籍教师家里东张西望，随便翻阅桌上的东西，或试图看教师伏案写什么时，遭到外籍教师很不客气的阻止或拒绝。尤其拒绝回答学生们提出的有关家庭、工资、年龄、婚姻状况等个人情况的问题。这种对个人空间和隐私的保护常常使生活在集体主义社会中的中国学生倍感诧异。

四、未来取向与过去取向(Past VS Future Orientation)

在价值取向中，东西方文化截然不同的另一点是关于时间的取向问题:对时间的态度及对其如何使用。Hall指出，“如果有什么能改变生活本性的话，那就是时间是如何使用的。时间并不像英国人类学家所描绘的仅仅是一种习惯，它是生活中最基本的组织系统的一个因素，因为所有情景中的行为都存在着时间和空间规范”^［6］(P．1-20)。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时间的看法往往不同。

东方民族，尤其是中华民族主张“性本善”，倡导回归自然和本性，这必然导致过去时间取向。过去取向的人们坚信过去事件的重要性。历史，国教以及传统对这些文化的人们来说至关重要，因为他们深信，过去的经验能帮助人们做出明智的选择或辨明真相，所以中国人崇拜祖宗，敬老尊师，重经验、年龄及权威的意识特别强烈。即便是在今天，中国的历史剧仍然占据着相当的席位。正如Adler指出的那样，“中国的孩子们没有宇宙超人可效仿。在玩耍时，他们常常模仿的是美猴王——一个中世纪史诗中的超自然英雄”^［7］。实际上，这种过去取向对人们的行为和思维的影响是相当大的。中国传统中的那种“知天命”，“畏天命”，“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等信天由命的人生观，“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尊师观以及“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行为准则等都与过去取向的价值观紧密相连。

相反地，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一切着眼于未来，因此，未来取向是他们的重要价值观念。对他们来说，回归过去就如同走向“原罪”(original sin)，因此后退是没有出路的，只有不断地向前超越，才能不断地完善自己，拥有更美好的生活。在这种价值取向的影响下，西方人很少循规蹈矩，很少崇拜祖宗及服从权威，也不像中国人那样尊老敬师:年龄和经验未必值得敬仰，在某种程度上，“老年”反而是“无用”的代名词，而老师也随时受到学生的挑战。他们更不相信命运，不管处境多么艰难，他们始终坚信“Where there is a will，there is a way”(有志者，事竟成)。

此外，东西方时间观念的巨大差异还表现在如何使用时间方面。人类学家Hall把不同文化的时间的使用分为两种范畴:单向记时制(Monochronic time)和多向制计时制(Poly-Chronic time)^［8］。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把时间看作是围绕着人类的某种固定的，无法逃避的东西，是自然环境的一部分，就像我们呼吸的空气一样。这种单向制文化把时间看作是可以分隔的和驾驭的，但不可重复的一条直线，因此人们常有一种“紧缺”意识，每一时间都要排得满满的，否则会有浪费时间的犯罪感。在美国，时间有时被看成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像金钱一样的物质，如人们常说:“Saving time”，“Losing time”，或“Killing time”。时钟的铁腕(iron hand)操纵着人们的社会活动，时刻表决定着他们做什么，不做什么，什么必须做，什么可以留到最后一分钟。准时赴约和严格按时刻表行事对单向制文化的人们来说十分重要。例如，美国人与人约会必须先打招呼，重大聚会应提前一个月约会。当你约会某人时，他会说:“好，我把它写在日程表上。”或邀请某人时，他会说:“我需要看一下我妻子的日程表，看她是否有什么安排”等。实际上，时间完完全全编织着美国人生活的网络，并微妙地规定和协调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相比之下，多向制社会的人们对时间的态度要宽容得多。在多向制文化中，时间被看成是分散的，在同一时间内，人们可以同时与几个人约会或做不同的几件事情。这种对待时间的多元方法也正“解释了为什么在阿拉伯，亚洲以及拉丁美洲文化中，人们的谈话经常被打断”^［9］。同时，在社交活动中，人们重视人甚于时刻表。他们并不把约会看成是必须遵守的承诺，因此经常打破自己的时刻表。比如中国人常常因另一个重要的但迟到了的约会而取消前一个已定的，但不怎么重要的约会。对中国人来说，时间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因而也就没有美国人的那种“紧缺”意识，开会、上课迟到是常有的事，人们似乎也并不为此感到内疚，赴约会迟到一会儿有时甚至是身份、地位的体现。而且中国人悠闲有得的生活方式——悠闲地逛街、购货，打电话，闲聊等常常令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感到困惑而无奈，因为他们不明白中国人为什么要白白浪费掉那么多时间。

因为时间行为方面存在着差异，不同文化间交往，常常会使人们感到困惑。比如，有一次笔者的一个学生经过学校外宾楼时，想起已好几天没去拜访他的外籍老师兼朋友Peter了，于是敲响了Peter的房门。“May I come in，Peter?”，“No，Iam writing a letter now”。这位学生感到很尴尬，觉得Peter太不够朋友了。实际上，这是时间“铁腕”的“残酷无情”所致。

五、结语

价值取向是价值系统的核心，指导着人们的行为、思想、认识等等，反过来，不同文化的人们的行为也必然体现其价值观念。因此，在跨文化交际中，理解一种文化的价值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种文化的人们的具体行为，如美国人的不耐烦与他们的时间“紧缺”意识有关;而外籍教师教育子女的做法——小孩子学自行车摔倒时母亲不扶，让孩子自己起来;带孩子上街买东西，由孩子自己在商店里随便走动等——则体现了个人主义中的自立(Selfreliance)精神。当然，理解价值观念也有助于理解我们自己的行为。例如，我们中国人讲究的“集体荣誉”是我们的群体取向所致;当我们评价一个人时，往往要参照他的过去，这与我们的过去时间取向有关。所以，不论是在外语学习还是在跨文化交际中，了解一门语言所体现的价值观念是非常必要的，这有助于我们正确地使用语言，得体地进行交际。

参考文献

［1］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 59。

［2］Samovar，L etc．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M］，the Thompson Learning Asia and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0: 76．

［3］Triandis，H．C．Cross-Cultural Studies of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M］，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90: 52．

［4］杨国枢，中国人性格与行为的形成与蜕变，《台湾学者论中国文化》，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4。

［5］王恩铭．American Culture and Society［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290。

［6］Hall，E．T．The Silent language［M］，Anchor Books，Doubleday，1959．

［7］Adler，N．J．International Dimensions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M］，Boston: MA: PWS-KENT，1991: 32．

［8］Hall，The Dance of Life: Other Dimension of Time［M］．New York: Anchor Press/Doubleday，1983: 42．

［9］Dresser，N．Multicultural Manners［M］．New York:Wiley＆Sons，1996: 26．

【注释】

(1)作者简介:魏晓红(1971—)，女，四川农业大学外语系副教授，应用语言学三硕士，研究方向为跨文化交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