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江多民族共聚地区多元文化认同规律及特点

怒江多民族共聚地区多元文化认同规律及特点_七彩云南 印象边疆:云南民族文化考察研究

一、怒江多民族共聚地区认同主体规律及特点

（一）多种主体并存于一地

从民族角度来看，丙中洛地区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共聚地区。在丙中洛乡，全乡共有11个民族，怒族、藏族、独龙族、傈僳族在当地是主要的民族。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全乡总人口当中，怒族有3 275人，占50.69%，分布全乡居住；傈僳族有2 015人，占32.58%，比较集中于纳达底村和日当组；藏族有540人，占8.36%，分布全乡居住；独龙族有413人，占6.40%，主要集中于双拉行政村的小察腊组；其他少数民族有66人，占1.02%；汉族有152 人，占2.35%。^[2]不难看出，丙中洛地区文化认同的主体是相当多元的，从民族种类来看，多达11种。也正因如此，在丙中洛这样的多民族共聚地区，不仅存在本民族认同问题，而且存在对于其他“非我族类”的“他族”认同问题，还存在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族际认同^[3]问题。以独龙族为例，除了独龙族本民族认同之外，还要对傈僳族、怒族、藏族、白族、纳西族、汉族等10个民族进行认同，以及对独龙族与傈僳族之间、独龙族与怒族之间、独龙族与藏族之间、独龙族与白族之间、独龙族与纳西族之间、独龙族与汉族之间等的认同。

从国家角度来看，在丙中洛地区，绝大多数是中国人，还有极个别因婚恋而入境的缅甸女性。她们有的虽然与我国境内某民族同属一个民族，方言语种与宗教信仰也一样，但是她们还是认同自己的出生地与所属国家是缅甸。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丙中洛地区从未发生过大的民族矛盾与冲突。可见，在这个多元文化背景之下，认同主体之间是相互尊重的。

（二）多种身份或者角色并存于一体

普遍认为，当一种文化遇到另一种文化时，就会出现“认同”的问题，文化认同就是人们长期共同生活在一个共同区域之内，对本区域核心的基本价值观的认同，它往往是凝聚一个族群或者民族，甚至国家的精神基础。像丙中洛这样的多民族共聚地区，不仅存在民族与民族文化认同，而且存在宗教与宗教认同；不仅存在文化认同，而且存在政治认同；不仅存在地域认同，而且存在国家认同。在这些认同中，人们的身份是多重的，人们的角色也是多样化的，时而是民族成员的身份，时而是宗教信徒角色，时而是怒江丙中洛世居角色，时而又是中国公民身份。

二、怒江多民族共聚地区多元认同客体规律及特点

（一）认同多个民族及民族文化

丙中洛地区，从民族角度来看，不同民族都有各自的民族文化，11个民族的存在就是11个民族文化的代表和象征。仅依据人口数量来看，怒族、傈僳族、藏族、独龙族等4个民族人口多一点，也是这个地区最具特色的民族，民族文化个性十分鲜明。民族认同主要是民族文化的认同，在这个多元民族文化的背景之下，丙中洛各民族文化认同又像其民族认同一样，不仅存在本民族文化认同的问题，而且存在本地区的“非我族类”的“他族”文化认同问题。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还会存在对于其他地方的民族，以及外国的强势文化认同的问题。比如，我们发现怒族、傈僳族、藏族、独龙族等各少数民族同胞的小朋友、青少年都比较喜欢喝娃哈哈营养快线、可口可乐之类的饮料，喜欢看《喜羊羊与灰太狼》《功夫熊猫》之类的动画喜剧片，而这些对于他们来说，实际上恰恰是强势文化的代表与象征。当然，其中，对本民族与本民族文化的归属性的认同的情感与心理跟认同其他民族与民族文化是有差异的。

（二）认同多种宗教及宗教文化

从宗教文化来看，丙中洛地区实属一个多元宗教传播的地区。从笔者2013年8月第三次进丙中洛乡调查来看，全乡信教人数共计约4 206人，占总人口的64%左右。其中，藏传佛教信徒约2 298人，约占总人口的35.57%，约占信教人数的54.7%；天主教信徒约867人，约占总人口的13.42%，约占信教人数的20.6%；基督教信徒约812人，约占总人口的12.57%，约占信教人数的19.3%；其他信仰或者无信仰的人约229人。在其境内，普遍存在着怒族原始宗教、傈僳族原始宗教、藏族苯教与藏传佛教、天主教和基督教几种主要宗教信仰并存于同一个乡、同一村落社区、同一民族，甚至同一家庭之中的现象。在这里，可以说是布道的布道，拜佛的拜佛，祭鬼的祭鬼，跳神的跳神^[4]，寺庙香火袅袅，教堂赞美诗声声，呈现为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和谐共存的“宗教博物馆”，像是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的活化石。^[5]

在丙中洛这样的多元宗教文化传播的边疆多民族共聚地区，我们通过接触发现，不仅存在一个“我教”与“我教”文化认同的问题，而且存在一个“非我‘教’类”的其他宗教与宗教文化，也即“他教”与“他教”文化认同的问题，还会存在一个“我教”与“他教”之间的“教际”认同^[6]问题。

当然，宗教认同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所以，要注意的是，我们在这儿讲“他教”与“教际”认同不是说他们就已经认同了“他教”与“教际”，甚至也信奉“他教”，而是讲心理上通过“辨异”而知道、承认并尊重“他教”与“他教”文化，“我教”与“他教”之间的关系等存在的事实与情况，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还得经常见到和面对，也不拒绝别的宗教和民族的人来参与。

例如，在村内婚丧嫁娶与一些民族节日或者活动中，人们往往会一起参加，不会因信仰不同而排斥他教或者他族之人来参与，从而使“认同”变得很独特，不像其他单一宗教传播的地区，可能只是听说过有其他某个宗教的存在，并不需要也不存在得天天直接面对的问题。

（三）认同国家实体及政治机构

作为一个靠近缅甸邻邦的我国边疆多民族共聚地区，居住在丙中洛的各民族同胞，虽然像怒族、傈僳族、独龙族等几个少数民族都是跨境而居的民族，但是，他们都说自己是中国人，都认为自己民族是中华民族56个民族之中的一个民族，也都认为自己是炎黄子孙，并且还知道自己是属于中国政府管辖，都知道自己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像丙中洛这样的边疆多民族共聚地区，不仅存在政治认同的问题，还存在国家认同的问题。其实，在边疆多民族共聚地区，各民族都会遇到民族认同、民族文化认同、宗教认同、政治认同与国家认同等问题。

有人可能会说，其他地方也存在政治认同与国家认同的问题，相比较而言在边疆地区，这种政治认同与国家认同，在个人与民族的各种认同中，让人感觉尤为不同，地位显得更为突出，影响更为深刻或者深远。

三、怒江多民族共聚地区多元认同缘由规律及特点

其实，不管是哪种认同，都是一个主体认同客体的过程，之所以会出现主体认同这个客体，而不认同那个客体的问题，虽然影响因素很多，但是我们发现，其实都可以简化为主体的需要问题，也即没有需要就难以认同，有需要就容易认同。如果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来解释的话，其实就是人的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等各种需要综合作用与影响的结果。

多民族共聚地区的多元认同，虽然主体是多种的，客体也是多样的，其文化认同不管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很多都似乎不同于其他地方，表面看起来也似乎十分复杂。但是，为什么要认同？说白了，还是一个需要驱动的问题，只是曾经的历史经历复杂点而已，所处的地理环境与实际情况特殊点而已。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民族传统、民族宗教、政治宣传、学校教育、多种媒体等外在东西的影响。

四、怒江多民族共聚地区多元认同过程规律及特点

（一）从单一认同嬗变为多元认同

从丙中洛地区的宗教传播与发展历史来看，起初主要是怒族居住，也主要是信奉怒族原始宗教。

后来，到了清朝雍正年间，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借维西康普^[7]纳西族土司“开疆拓土”向西扩张之机不断发展到该地区，一些藏族僧人与民众也随之迁入丙中洛地区，这样一来，打破了单一民族及单一宗教的局面。

到了近代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对我国西南边疆地区的侵略，传教士作为侵略先遣队，随之先后将天主教与基督教带入传播，并充当殖民战略的工具。像法国天主教神甫任安守等主要在怒族、藏族中从事传教活动，美国牧师莫尔斯主要到靠近丙中洛的傈僳族中从事传教活动。于是，“从清代雍正八年（1730年）到20世纪初的二百多年时间里，丙中洛就经历了从单一民族到众多民族，从单一的怒族原始宗教，到藏族苯教、藏传佛教、天主教与基督教等多种宗教由冲突到和睦并存的历史过程”^[8]。也因此，丙中洛从原先的单一怒族与怒族文化认同嬗变为多民族多元认同。

（二）从认同冲突嬗变为认同和谐

从各种资料记载的情况来看，在迪庆维西纳西族土司管辖怒江丙中洛的过程中，不仅导致了民族压迫，而且导致了宗教强迫，在这个过程中，世居的怒族的认同出现了危机，与藏族之间的矛盾与摩擦不时发生。在天主教与基督教传入丙中洛之后，虽然没有发生像1905年的维西教案那样大的冲突，但是与藏传佛教之间还是一直恩怨不断，直到云南全部解放后，才得以停止。新中国成立后，剥削阶级与制度随之消除，多元认同走向和谐得到了政治保障。虽然后来的一些政治运动冲击着宗教认同，但随着改革开放后民族与宗教政策的恢复，丙中洛多元认同又走向了和谐与和睦。

（三）从强迫认同嬗变为自愿认同

在清朝雍正初年，当藏族及藏传佛教随纳西族土司扩张到丙中洛之后，作为原住民的怒族不得不忍受土司的政治与民族压迫，也被迫不得不认同藏传佛教。当外国传教士依靠列强势力进入丙中洛之后，怒族、藏族、傈僳族、独龙族等又被迫地面对与认同这些“新”东西。可以这么说，这两次认同嬗变都是在当时不平等民族关系的背景下，强势民族及其强势宗教文化强迫输入的结果。后来，随着各宗教组织的传教方式改善与本土化，以及国家统一与政治稳定，各种强迫认同也随之消失，当地各民族的子孙后代开始根据父母意见及自己意愿进行自愿认同。

（四）认同危机易受政治波动影响

当藏族及藏传佛教随纳西族土司阶级性与民族性的政治势力扩张到丙中洛之后，怒族世居的丙中洛地区的文化认同出现了第一次大危机。

当天主教与基督教随着列强殖民性与侵略性的政治势力进军到我国西南边疆而进入丙中洛后，怒族、傈僳族、藏族、独龙族等多种民族居住的丙中洛地区的文化认同出现了第二次大危机。

当我国在1957年后发生的各种政治运动波及丙中洛地区后，丙中洛的文化认同出现了第三次大危机。尤其是宗教认同危机，因国家的民族与宗教政策，丙中洛地区的宗教活动几乎销声匿迹，并且导致一些信教的同胞逃往缅甸。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恢复了正常，因政治因素而导致的认同危机才逐渐消失。

（五）特殊的地理条件与经济关系影响着多元认同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被高黎贡山、横断山脉与怒江隔离开来并封闭起来，整个县每年要被大雪封山好几个月，像独龙江乡要被封长达6个月之久，在此期间基本上与世隔绝。从大的行政区域角度来看，与独龙江乡毗邻的丙中洛地区实际上属于怒江上游一个相对封闭的小小山区，人口也才6 000多，每年也要被大雪封山一段时间。虽然民族有11个，但是他们居住在这个狭长而又交通不便的山区，在过去，与外界交往甚少，就是现在虽然游客与外出务工人员逐年增多，但是相对而言，还是十分闭塞。这种特殊的地理条件使得当地各族人民为了生存与发展，必须现实地面对其他不同民族与文化，最大限度地求同存异。丙中洛地区各族人民不仅面临同样的地理环境，而且居住在同样的经济条件与环境之中，各民族经济发展状况也大体相同。自清代雍正初年后，虽然有其他民族不断迁入，但是为了生存与发展，他们在经济上又不得不相互依赖。可见，特殊的地理环境与经济关系深刻地影响着当地各族居民的多元认同，并且可以说经济始终影响并最终是多民族和谐共处的重要根基。

（六）婚姻弥合着多元认同

在民族关系中，爱情婚姻的力量是强大的，可以使各民族忘却相互之间历史上的各种矛盾纠纷，曾经的各种恩恩怨怨。其实，婚姻在多民族共聚地区的多元认同中的影响也是深刻而又深远的。在狭小的丙中洛地区，随着佛教、天主教、基督教等这些世界宗教的传播与影响，以及男女爱情的伟大力量，跨民族通婚开始不断增多。虽然宗教曾经带来认同危机，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宗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民族间的认同。在丙中洛山区，更为重要的是，婚姻不仅对民族融合起着很大的作用，对多元认同也在最大程度上起着弥合功能。

（七）组织实体的影响不可低估

从丙中洛的发展历史与实际调查来看，像民族与文化认同，似乎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像政治认同与宗教认同，却与他们各自的组织实体的存在与影响是分不开的。以宗教组织为例，在丙中洛乡，藏传佛教寺院有1个，即东见村普华寺；天主教教堂共有5个，即重丁天主教堂、茶腊天主教堂、青那桶天主教堂等；基督教教堂有2个，即拉打底基督教堂和拉打基督教堂。在丙中洛，我们可以看到藏传佛教的经幡，也可以看到基督教的十字架。对于这些宗教组织，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可以说是抬头不见低头见，加之经常性的宗教活动的影响，人们很难不受这些组织的影响。

其实，人们对政治与国家的认同，与政治组织的存在与影响也是悉悉相关的。在丙中洛地区，乡政府机构与各村委会，以及许多村寨，一年四季天天悬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以及中国共产党党旗，这些标识，虽然不能说话，但是它们却无声无息地强化了人们对中国共产党的印象，它们也无时无刻不在强化着人们对中国的认同心理。

（八）“多元一体”十分明显

从丙中洛地区民族认同来看，有怒族、傈僳族、藏族、独龙族等11个民族，都认同中华民族，也都认同中国，具体地反映在其民族认同的“多元一体”规律及特点中。

从丙中洛地区宗教认同来看，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甚至一个家庭，往往可以认同藏传佛教、天主教、基督教及原始宗教中的两种到三种，“多元共存”地体现着其宗教认同的“多元一体”规律及特点。

从丙中洛地区文化认同来看，有怒族、傈僳族、藏族、独龙族等11个民族的文化，有藏传佛教、天主教、基督教、原始宗教等数种宗教文化，“和而不同”地体现着其文化认同的“多元一体”规律及特点。

从丙中洛地区个体认同来看，有民族及民族文化认同、地域及地域文化认同、国家及政治认同、宗教及宗教文化认同，十分独特地体现着其个体认同的“多元一体”规律及特点。

在云南边疆地区，像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自治县丙中洛地区这样的多民族共聚地区还比较多，比如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燕门乡茨中村也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地区。它们不仅文化认同别具风格，而且多个民族的民族与文化认同所形成的认同文化也有其自身的规律与特点。几乎可以这么说，凡有天主教、基督教进入与传播的多民族共聚地区，它们的多元认同规律与特点跟丙中洛地区基本上是大同小异。

【注释】

[1]参见曾豪杰、王清华《多民族共聚地区多元文化认同规律及特点分析——以怒江州丙中洛地区为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2期。

[2]数据来源于丙中洛乡政府办公室。

[3]关于族际认同概念和研究，可参见毕跃光《民族认同、族际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共生关系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2011年。

[4]怒族巫师称“南木萨”，傈僳族巫师称“尼扒”，这些巫师的活动有祭鬼和跳神。

[5]根据丙中洛乡政府提供的部分资料及调查数据整理而得，由于政府与寺庙、教堂对信教人数的统计口径不同，还有个别信仰难以确定，导致数据难稳定和同一，所以只好综合并用“约”来描述。

[6]关于多民族共聚地区的多元宗教并存中较独特的“教际”认同现象与问题，值得研究但也比较复杂，本文在此暂不详细探讨。

[7]维西康普，即现在的维西叶枝。

[8]高志英：《贡山县丙中洛地区多种宗教从冲突到并存、交融发展历史研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第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