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价值与认同序列紧张

无论是传统帝国时期的少数民族认同序列，还是建国初期国家整合背景下的少数民族认同序列，无不是与一定的价值观念和取向联系在一起的。对于前者而言，依据帝国体系中儒家文化的价值判断，西南少数民族被认为处于中原文明的边缘，蛮夷等就成为对西南少数民族的惯常称呼，借助于传统帝国的儒家文明的优势，成为帝国对待少数民族认同序列的基本出发点。而对于后者而言，随着社会主义国家形态的建立，建立统一的现代国家，实现国家整合成为国家在西南少数民族的重要战略目标，在充分借助政治权力的基础上，帮助处于前现代性状态的少数民族转变为社会主义民族形态。正是基于以上的价值目标判断，在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同时，实施了包括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以及各民族共同繁荣在内的一系列民族政策，从而保障社会主义民族价值观在西南少数民族中得以落实和体现。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内外各种交流日益频繁，原有的一元化价值现象不复存在，多种价值观念被引入中国社会，并产生了重要影响，价值多元化成为对这一状况的基本描述。对于少数民族来讲，这些多元化价值理念既包括少数民族本身的传统价值，也包括在帝国时代民族地区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儒家文明，同时还包括带有浓厚西方色彩的多样价值理念，典型的如多元文化主义思潮，它们分别构成了对民族地区影响较大的价值理念，如有学者评述的那样：

在民族问题上，儒家文化传统，即包含着“有教无类”的文化民族观，也包含着“华夷之辨”的对非主流族群的文化歧视，而共产主义理论既包含着深入人心的民族平等理念和对“民族自决”的原则的强调，又包含着“民族问题实质是阶级问题”和“民族注定要消亡”这样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武断”解释，至于西方社会理论，并不是基于对文化特殊性的尊重，而更多的是基于欧洲以及后来的美国的思想传统和社会发展经验所形成的“普遍价值”。^[64]

这些对少数民族有重要影响的多元性思潮背后，其实代表着不同的价值理念和行为取向。在民族地区各种新兴媒体的推动下，这种多元化的价值理念以各种形式渠道影响到少数民族成员，被其逐步认识和接受，并可能进一步转化为实际行为。就产生的具体影响而言，一方面使少数民族从旧的生产方式中分离出来，根据市场的观念进行生产和消费，成长为独立的主体，少数民族成员感受到真实的物质生活变化；另一方面则是市场经济所包括的交换原则、个人主义等内容跨越社会经济领域，进入了少数民族的精神生活政治生活领域，促使其形成多元化的价值判断和认知体系。因此，在市场作为主要资源配置的背景下，以往与少数民族认同序列相匹配的价值取向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这种变化可能表现为对传统价值的颠覆，甚至发展为不满，“反映了其所体现出来的社会等级规定与身处其中的行为人体验之间存在根本不一致。这可能是由整个社会阶层向上向下流动所致，或是由于社会角色的合并，或是因为出现了不符合现有范畴的新角色。”^[65] 以上的过程都与整个社会结构变化紧密联系，在多元价值的指引下，少数民族成员可能会扮演与这些价值相适应的角色，并从这些价值中汲取内在力量。于是，由于价值的改变，少数民族成员就会对原有认同进行重新评价和评估，其过程就可能催生出新的认同，甚至也可能唤醒潜在或者已经消失的一些少数民族的认同意识和价值关怀。关于这一点，民族地区的很多实践已经作了充分证明。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在对整个心理机制进行愈益细密调节的意义上，行为改变的方向都是由社会愈益多元化、由不断发展的职能分工、由相互依存的链条不断延伸而决定的。”^[66] 可见，由于民族地区的价值多元化过程，引发了多元化思潮之间的相互碰撞，也让作为少数民族成员的心理基础和行为方式发生变化。这样，少数民族的认同也会随着其心理活动变化而变化，原来相对排列整齐的认同序列在多元化价值取向中显得脆弱和无力，成为导致认同序列紧张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如前面的个体权利、利益自主一样，多元价值也成为少数民族成员认同序列紧张的关键要素，但与前两者不同的是，多元价值更多体现为软性的力量，其对少数民族成员认同变迁影响方式也是潜移默化的，因此国家也必须采取相应的手段来应对，缓和认同序列的紧张关系，避免和减少因此而带来的负面效果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