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民族认同

三、语言与民族认同

塞缪尔·亨廷顿对认同这一概念总结为“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自我认识，它是自我意识的产物：我或我们有什么特别的素质而使我们不同与你，或者我们不同于他们”⁽²²⁾。德国哲学家费希特认为：“国家首要的、最初的、并且是真正自然的边界毫无疑问是他们的内在边界。那些讲相同语言的人们天生就有无形的巨大吸引力，他们相互聚集起来……形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²³⁾

相同的语言，产生共同的记忆。一种民族共同语言，不仅是一个识别认同的明显标记，更是一个推动认同的有力工具。

语言的基本功能是交流，列宁所说：“语言是人类交际最重要的工具”⁽²⁴⁾，也如斯大林所说：“语言之替社会服务，乃是作为人们交际的工具，作为社会中交流思想的工具，作为人们相互了解并使人们在其一切活动范围中调整其共同工作的工具。”⁽²⁵⁾在多民族杂居情况下，人们为了交流总要寻找或创制出一种大多数人可以接受的通用语，即列宁所说的：“因为经济流通的需要总是迫使住在一个国家里的一些民族（当他们还愿意住一起的时候）去学多数人用的一种语言。俄国的制度愈民主，资本主义就会愈强有力、愈迅速和愈广泛地发展起来，经济流通的需要就会愈加迫切地推动各民族去学一种最便于共同贸易往来的语言。”⁽²⁶⁾如果说这是语言的“理解需要”的话，那么语言还有一种“认同需要”，即“每个讲话人在任何交际场合，都有意无意地使用他孩提时就已掌握的语言。”认同需要与理解需要“只有在下列两种场合下才不会相互矛盾：1.或者是假若广大居民如同在传统社会中一样，根本不和讲其他语言或方言的人交际；2.或者是假若对绝大多数居民而言，通用语（甚至于需要某种教学）被当做‘自己的’语言最有权威的形式接受下来。”⁽²⁷⁾

安德森分析了印刷的书面语言对民族特征形成的影响。他认为，印刷语言需要在不同的语言变体中确定标准文字，而这个标准的确立有助于在整个民族范围内实现交流，这种标准的确立意味着多样性的减少，语言形式趋向固定。这使得语言不但能实现跨空间和地域的交流，也能跨越时间连接过去。⁽²⁸⁾

语言对于民族形成的作用可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语言的身份标志作用，也就是特定的民族使用特定的语言；二是语言的沟通和交流作用，即交流和沟通有助于一个民族形成共同的历史和记忆，强化民族认同。语言可以增加民族凝聚力和国家的归属感。因此，许多国家认识到母语教育的重要性，语言的民族身份体现在各民族语一言的教育上，语言的社会身份则体现在一个国家国语或强势语言的教育上。

与本民族的语言相联系的“认同需要”，在多民族杂居且民族界限森严或情绪对立情况下，总是十分突出的。语言因素是构成民族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某种意义上，语言问题最容易调动起民族内各个层次人的情绪。因此在上述情况下，语言问题引发民族问题，继而成为政治问题，并不是怪事。所以，列宁在谈论“民族平等”时，总是特别强调“语言平等”，不容许任何语言拥有特权。⁽²⁹⁾

语言是一个民族认同的工具。台湾光复初期，国民政府大力推行国语运动，以期消除日语影响，弘扬民族文化。此时的语言不再仅仅是交流的工具，而且已经成为政治的附属品。语言民族主义，即以语言为工具的民族主义政治理念和活动。⁽³⁰⁾可以说，在语言民族主义运动中，民族语言被用来加强内部凝聚力，语言就成为加强民族、国家认同的工具。

不同民族群体在相互接触过程中将呈现出何种性质和状态，是很多研究民族关系的社会学者关注的问题。西方学者在研究民族互动的状态或者民族关系的性质时，提出了民族同化的范畴。民族同化被描述成一种过程，是民族群体在接触过程中，民族关系所经历的轨迹或者发展的过程。社会学家英格尔将同化定义为“当两个以上社会或小文化群体的成员相遇时可能发生的界限缩减过程”⁽³¹⁾。在影响民族关系状态或者民族同化的变量中，语言的掌握和使用是文化同化或者文化涵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对于移居到其他国家的民族而言，能否掌握当地主流群体的语言文字，熟悉当地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关系到民族同化的进展和程度。在研究美国社会的民族同化的基础上，美国社会学家戈登把民族同化的过程分为七个阶段，而文化同化居于首位，决定了后续同化阶段的进展，文化的同化主要指少数民族不断吸收主流社会的文化模式，诸如语言、宗教等等。⁽³²⁾语言的近似程度决定了不同民族之间学习对方语言的难易程度，从而也决定了一个民族融入主流社会的难易程度。

在少数民族在适应主流社会的过程中，包括语言在内的文化模式的学习和借鉴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就语言文字的学习而言，可以从中观察民族关系的交流和融合的状态和走向。世界上有数量众多的民族，其中大部分（或者全部）改变了自己的语言，讲“异族的”语言，但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自己的民族自我认同。⁽³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