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马克思主义的探讨

论新马克思主义的探讨

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探讨中，我认为对新马克思主义的探讨应当成为一个重要方面。

新马克思主义的含义

“新马克思主义”这个词是由西方一些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提出的。他们把他们所讲的马克思主义称为“新马克思主义”，而把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称为“古典的马克思主义”。不论我们对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如何评价，它提出马克思主义应随时代新的要求而变化，建立“新马克思主义”，这仍是正确的，不是错误的。

我们不能做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盲目追随者，但我们应当把新马克思主义的探讨作为一个课题提出来，通过自己的独立研究(包含对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建设一种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又适应新的时代要求，具有新的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

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当然不是一朝一夕所能产生的。但有一部分人致力于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就有助于扩大视野，开拓思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创造性的探讨。在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早已成为颇有影响的思潮；在中国，也应有对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但我们的这种研究决不是要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古典的”或“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相对立，而是要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前进、发展。

探讨新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性

对于马克思主义，我们既要坚持，又要发展。但这种发展不只是对已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个别观点加以改变、补充，更重要的是使马克思主义取得一种和新的时代要求相适应的新的理论形态。时至今日，如果我们仍完全保持马克思主义已有的理论形态(包括体系、结构以及各种被认为永远不能有所改变的观点)，甚至是保持被斯大林作了许多简单化解释的理论形态不变，只满足于对个别观点加以改变、补充，那是已经难以适应时代的要求了。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世界和广大群众中产生强大的影响和作用，马克思主义已经到了必须对其整个理论形态重新加以思考的时候了。

从人类思想史上看，一种理论要产生持续的影响，就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它的理论形态。在这一点上，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相当典型的例证。在先秦，孔子创立儒家思想之后，出现了孟子的思想，其后又出现了荀子的思想。孟子的思想显然已和孔子的思想有很大的不同，荀子的思想更是不同于孔子和孟子的思想。孔、孟、荀都是儒家，但他们的思想的理论形态是不能互相等同的。先秦之后，汉代的董仲舒、宋代的朱熹、明代的王阳明的思想均属儒家，但他们的思想的理论形态既与孔、孟、荀不同，彼此之间也很不相同。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之所以长期居于统治地位，除了社会经济历史的原因之外，儒家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重建它的理论形态，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如果在孔子创立儒家思想之后，儒家思想即永远保持着孔子赋予它的理论形态不变，那它就不可能适应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的变化而产生长远的、深刻的影响。就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来看，如果从15世纪文艺复兴开始算起，到20世纪，在近五百年的时间中发生了种种变化。虽然同样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但每一个世纪的思想以及每一个世纪的不同阶段的思想，都有各自的不能相互混同的理论形态。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如果从1844年算起，到今年已144年。恩格斯逝世于1895年，到今年也已93年。虽然同中国古代社会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经历的时间相比是很短的，但在现代社会的变化越来越迅速的情况下，也不能说是十分短暂的了。在这144年的时间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我认为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大阶段。第一是马克思、恩格斯的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并且运用马克思主义去启发、组织工人运动，经过反复的斗争，终于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工人运动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时代所完成的伟大业绩。第二是恩格斯逝世之后，俄国及其后亚洲、东欧一些国家进行阶级斗争，夺取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阶段。这在各个国家中，自然又可划分为夺取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这样两个阶段。后一阶段的初期还有巩固政权的激烈斗争。因此，在第二个大阶段，马克思主义最突出的问题，一个是和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相关的阶级斗争问题，另一个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在这两大问题及与之相关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原理得到了某种程度的丰富和深化，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的影响也空前地扩大了。但同时又出现了不少失误，如阶级斗争的扩大化，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总的来看，在这个大阶段，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状况是解释和应用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和上述两大问题有关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形态上并无根本性的大的变化。而且，这种解释和应用，既有丰富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某些思想的地方，也有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原有的思想(特别是马克思的思想)和简单教条地理解的地方。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社会主义并未像马克思、恩格斯所预言的那样在西方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家取得胜利，而是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很为落后的俄国，以及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俄国更为落后的东方一些国家中实现了夺取政权的任务，然后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这就使得这些国家中存在的封建的和小生产的思想影响渗入到了马克思主义中，造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不正确的理解。此外，由于历史的不可避免的原因，这些国家在取得政权之后基本上是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隔绝的，在意识形态上又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20世纪以来的各种思想采取敌对的、简单否定的态度，这就造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西方现代思想之间的严重脱节，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封闭的思想体系。

上述情况只是在我国和苏联相继提出了改革之后才真正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改革的提出实际上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进入了第三个大阶段。如果说在第二个大阶段，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还只是对马克思主义原有思想的解释和应用，在理论形态上并未发生大的变化，那么在当前第三个大阶段就必然会发生大的变化，即要求思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这是由于在阶级斗争和夺取政权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已为我们作了相当充分的理论准备，而在如何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上，特别是在原来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充分或很不充分，科学技术文化落后或很落后的国家中如何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所作的理论准备是不够的。马克思、恩格斯对于社会主义只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看法，而且这些看法是以当时他们所看到的资本主义高度发达国家的情况为出发点的。我们曾脱离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去简单地套用和错误地理解这些原则，其结果造成了工作中的严重失误。此外，自1894年《资本论》第3卷问世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科学技术有了空前的发展，而马克思主义对于这种变化却极少有真正具体深入的研究，在长时期中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采取一种简单否定和敌视的态度。上述种种原因，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今天不能没有一个空前的大发展，不能不对许多问题重新加以考察，不能不努力去建立一种具有新的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否则就不能解决社会主义前进和发展的问题，不能回答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挑战，不能回答当代世界提出的各种新的重大的问题。回顾历史，我们不能不说在恩格斯逝世之后的九十几年中，马克思主义虽有发展，但它的发展是太缓慢了。而我们过去却一再地讲它是在如何如何地不断发展，这是脱离实际的，不恰当的。

回到马克思，发展马克思

我所说的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决不是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去建立一种什么新的理论形态。相反，为了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理论形态，我们首先要回到马克思，重新系统深入地研究马克思。西方的“新马克思主义”往往是针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所提出的某些迫切问题的解决去发挥、改变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观点，而缺乏对马克思思想的全面深入的理解。它虽然常常讲“整体性”，但它对马克思思想的了解却常常缺乏“整体性”。这是它的一个明显的弱点，并由此导致了一些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的论断，这是我们必须避免的。

为什么要提出“回到马克思”？首先，是因为马克思是马克思主义的最主要的创立者，他的理论素养和眼光比包括恩格斯在内的其他人要高。这是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特别作了声明的。因此，我们虽不能说马克思的话句句是真理，也决不否认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但在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这个问题上，我们无疑首先应当充分研究马克思本人的看法。其次，在马克思之后，包括恩格斯在内的对马克思主义的阐述，在某些问题(不是一切问题)上显然和马克思有差别，更不用说斯大林的阐述了。后者对马克思主义作了不少简单化的、带有独断论和教条主义气味的阐述，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大搞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斯大林的思想俨然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不可侵犯的“正统”，其影响远在马克思之上。因此，我们今天要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理论形态，就不能不回到马克思，重新系统深入地研究马克思本来的思想，剔除后来在对他的思想的阐述中所提出的种种不正确或不确切的思想。这决不是要有意制造马克思与恩格斯等人的思想对立，而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既有根本一致的方面，同时又存在着在理论上不可忽视的差别。认为他们的思想在每一个问题上都必定是完全一致的，不可能有什么差别，这是一种不动脑筋的教条迷信。为了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和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理论形态，我们必须研究这种差别。这种差别，有的是对马克思思想的某种程度上的深化、发展，有的却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马克思原来的正确思想。例如，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对思维与存在、精神与自然界的关系问题的论述对后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从而又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恩格斯的论述显然和马克思的看法有不容忽视的区别。通观马克思的全部著作，他始终是从人类的实践活动出发，密切联系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去观察、解决思维与存在、精神与自然界的关系问题。他从来不抽象地提出精神与自然界的关系问题，而是联系着以劳动为基础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自然向人的生成去观察、解决这一问题。而恩格斯对思维与存在、精神与自然界的关系问题的论述，则显然忽视了人类实践活动、人类具体历史的发展对解决这一问题所具有的极其重要的意义。他虽然也讲到了实践问题，但只是作为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来看待的，并不把它看作是解决思维与存在、精神与自然界的关系问题的根本。他也批判了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的理论，主张用“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费尔巴哈“对抽象的人的崇拜”⁽¹⁾，但他是在批判费尔巴哈的伦理学时讲这些话的，并没有把它和思维与存在、精神与自然界的关系问题的解决直接联系起来。通观恩格斯对这个关系问题的论述，他强调的是唯物主义与自然科学的联系，而不是与人类历史的联系。他虽然也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很精彩的论述，但这又是同他对思维与存在、精神与自然界的关系问题的理解相脱离的，所以，恩格斯在这本书中对唯物主义的论述，明显带有马克思历来所批评的那种“排除历史进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色彩⁽²⁾。恩格斯虽然把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作为附录印在他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但他在这本书中对唯物主义的论述，其基本精神与马克思提纲中的看法有很大差别。这只要稍加研究就可以清楚地看出。

最后，我之所以提出“回到马克思”，还因为我们多年来讲马克思主义，但实际上我们最注意、最熟悉的著作并不是马克思的著作，而是恩格斯、列宁，特别是斯大林的著作。我们虽然讲了几十年的马克思主义，至今马克思的著作仍是一个尚待开发、研究的宝库。特别是他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大量著作，包含着远远不限于经济学的、多方面的、极为重要和丰富深刻的内容，在今天仍然具有高度的科学价值。但长期以来，我们却几乎没有进行什么研究。我深信，只要我们重新系统深入地研究了马克思的著作，就会发现包含在马克思思想中的马克思主义同我们一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是有不小差别的，而且其中包含着解决当代世界各种重大理论问题的钥匙。

但是，回到马克思决不是仅仅停留在马克思，还要进一步发展马克思。这种发展不是哪一个人的事，而是所有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事业。为了发展马克思，当然必须认真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这是一个一点也不能忽视的巨大课题。但与此同时，又必须批判地研究20世纪以来西方的各种思想，否则就会使马克思主义仍然脱离当代世界所提出的各种重大问题，从而对我们历史经验中所存在的问题及其如何解决也很难真正看清，仍然会被各种陈旧、过时的想法所束缚。

具体深入地、批判地清理20世纪西方现代的各种思潮

这里所用的“批判”这个词，不是“文革”中所讲的“大批判”的那个“批判”，而是为了求得真理，作一种不受任何先入之见束缚的、无所畏惧的、独立的科学考察的意思。这样一种“批判”，当然包含了对所考察的某些思想的否定，但这是一种科学的否定，不是那种非科学的、简单粗暴的否定。我们无疑应当以这样一种态度去对待西方20世纪以来的各种思潮，彻底抛弃过去的所谓“大批判”，同时也要彻底抛弃那种诚惶诚恐地拜倒在西方现代各种思潮面前的心理。近年来，西方现代的各种思潮被大量地介绍到中国，这是前所未有的大好事。这种介绍越是充分，越有助于克服过去那种简单否定的态度，同样也有助于克服盲目崇拜的心理。人们终将看到，西方现代思潮中既有值得注意研究的东西，同时又存在着种种问题，如烦琐、神秘、空洞、片面、武断，等等。假使人们对马克思的思想作了上述系统深入的研究，就会发现在根本性的理论上，西方现代各种思潮如萨特曾指出过的那样，并未“超越”马克思。只有立足于马克思才能批判地吸取西方现代思潮中各种合理的东西，并解决它所不能解决的各种重大理论问题。而这，也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但是，就目前来说，重要的还是要改变过去那种对西方现代思想采取轻视、厌恶的态度，克服不愿深入细致地进行研究，而急于作简单、笼统的否定结论的做法。马克思主义者早就面临着两项十分迫切的任务：第一，要对西方现代影响最大的思想分别进行细致深入的研究，写出有科学的理论分析的著作来，对这些思想的实质作出确有说服力的解剖。这一任务不完成，马克思主义要在当代思想理论中保持和加强自己的地位和影响是不可能的。如上所说，在长时期内，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和西方现代的思想脱节的，因此在科学地分析研究西方现代思想这个方面，我们积累了十分繁重的任务，有待于马克思主义者去逐步完成。第二，要对西方一些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批评进行同样细致深入的研究，并写出同样具有科学的理论分析的著作来加以回答。如果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些批评采取一种不加理睬的态度，或只作一种简单的否定与谴责，那丝毫不能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强大，而只能证明它的软弱。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在不少情况下是带有明显的敌意的(如美国胡克的批评)，但也有不少是或大致上是作为学术理论的探讨来提出批评的，敌对性的情感色彩不明显。而且还有在批评的同时，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也作了某种程度的肯定的。不论情况如何，马克思主义者都应进行冷静的分析，然后作出自己的有科学理论水准的回答。如果批评者的看法中有合理的东西，即使批评是带敌意的，我们仍应加以科学的说明和回答，而不是简单的斥责。这一类批评，大量集中于对斯大林思想的批评，并把斯大林的思想看作就是代表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不应当去为斯大林思想中那些显然是错误的东西作辩护，而必须把它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区分开来。还有一种批评，涉及了在马克思主义中也尚未获得明确、完善的解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回答应当同时包含着对这些问题的更为深入、完善的探讨。例如，英国卡尔·波普尔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一书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的批评，作者的态度是趾高气扬的，带有讽刺性，但他的观点却相当浅薄。尽管如此，这本书所涉及的历史与决定论的关系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中还是一个研究得很不够的复杂的问题。在我看来，虽然马克思的哲学中已包含着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但马克思本人也尚未充分地阐明它，这就给了波普尔以某种口实。20世纪以来，西方学者批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很多，而马克思主义者究竟作了多少回答，写出了多少具有当代科学理论水准的著作呢？这一任务不完成，马克思主义要保持和加强自己在当代思想理论中的影响和作用，同样是不可能的。

以上所说的两项任务，决不排斥马克思主义批判地吸取和改造西方现代思想中一切合理的东西。相反，它和这一任务的完成分不开。那种认为西方现代思想不过是十足荒谬的胡说八道的看法，在今天已不占主要地位了。我们必须承认，科学和民主在西方(特别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并未死去，它仍然是西方世界得以存在发展的重要的精神支柱。因此，绝大多数学者决非资产阶级的统治者所使用的简单的政治工具，他们的研究仍然在不同程度上具有某种不可忽视的科学价值。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大力地从中吸取、改造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哪怕它看起来是同马克思主义已有的思想相抵触的东西。如果我们承认马克思主义必须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那它就要吸收某些它过去所没有的思想，或已有而尚未得到充分发展和具体规定的思想。在这方面，有大量艰巨复杂的工作等着我们去做。

在西方现代的一些学者，特别是西方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当中，我们看到存在一种带有一定普遍性的现象，那就是试图把马克思主义同西方现代的某一思想流派结合起来，于是出现了存在主义的、结构主义的、精神分析学的、实用主义的、现象学的种种“马克思主义”。过去，我们经常把这看作资产阶级学者用以歪曲、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伎俩。这种种“马克思主义”确实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曲解的问题，但要说这完全是资产阶级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而故意使用的伎俩，那是没有什么真正的根据的。实际上，这种现象的出现，说明马克思主义在西方还有重要影响，而且一部分学者对于马克思主义抱有某种认同的态度，同时也说明马克思主义本身包含有丰富深刻的内容，因而能够被西方一些学者看作是可以和西方现代的某个思想流派“结合”的。如果马克思主义本身在西方已全无影响，它的内容又是极为简单贫乏的，那就不会有人试图去作这种“结合”。因此，我们不必对这种“结合”采取一种深恶而痛绝之的、狭隘小气得可笑的态度。要看到这种“结合”虽然并不可取，但西方现代思想中确有经过批判的改造之后，可以纳入马克思主义之中的合理的东西。较为明显的，已得到不少人承认的例子，就是皮亚杰的认识发生论。但大多数西方思想流派，并不能够清楚地看出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吸收的。尽管如此，这些思想流派包含着对西方现代所提出的种种新问题的思考和解决，在我们仔细深入地了解研究之后，仍然能够给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发展以某种启发、借鉴，或在某些问题上提供有用的思想资料，等等。因此，为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我们必须大力加强对西方现代思想的了解，努力促进与西方现代思想的交流。这里，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要对马克思主义的(首先是马克思的)思想有深刻的研究思考，不停留在一种简单肤浅的水平上，因而有眼光、有能力看出西方现代思想中哪些是可以经过创造性的转换而纳入马克思主义之中的。这当然也就不是上述那种常常是简单附会的“结合”，而是立足于我们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独立研究所作的一种批判的摄取。

尽管任务是异常艰巨复杂的，而且任务的完成只能是许多人长期共同坚持不懈地努力的结果，但我仍然企望着在当代能够出现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它能对当代西方的各种思想作出具有当代科学水准的、强有力的分析，它能在当代思想的战场上和西方现代的思想决一雌雄，它能以自己理论本身的力量赢得日益增多的人们的认同，它能被承认为当代思想中一个活跃的、有强大影响的思想流派。这样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我所说的新马克思主义。

中国条件下的新马克思主义的探讨和民族传统的关系

当代思想的发展越来越具有国际性，再也不为民族、国家的界限所束缚，但各种思想，特别是哲学思想的民族特性并未消亡，如英、美、德、法四国的哲学思想就各有其鲜明的特色。德国的卡西尔和英国的罗素显然是两个风格很不相同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虽然深受罗素的影响，但他作为奥地利人，仍受着德国哲学的影响，其风格与罗素也有十分明显的区别。

在中国条件下对新马克思主义的探讨不可能也不应当脱离我们民族的传统。虽然由于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停滞性，中国古代思想未能取得近现代的理论形态，但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它对许多重大理论问题的思考确已达到了不可忽视的高度和深度，并且存在着可以通过创造性的转换而与现代思想相联结的东西。“五四”以来“新儒家”思想的产生和出现，不论我们如何评价它，这一现象说明了中国古代思想并非和现代毫无关系，不是已经完全死去了的、无意义的东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也与中国的民族传统有着深刻的联系。中国当代新马克思主义的探讨无疑应当注意到中国传统思想中一切仍有价值的东西，并通过创造性的转换而使之融入到马克思主义之中。这里当然要深刻批判和排除传统中一切和马克思主义绝对不能相容的封建思想和小生产思想，同时又要摄取一切合理的东西，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至今仍有生命力的伟大精神。

对新马克思主义的探讨的展望

除对民族传统进行批判地改造和吸取之外，对马克思主义的探讨包含着上面已提到的三个方面的问题：(1)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首先是马克思的思想重新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2)对西方的“新马克思主义”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3)对西方现代各种思想流派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这三个方面又是互相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就目前而言，我们对这三个方面的研究都还很不够，而且相互之间又常是脱节的。以哲学而论，某些对西方现代哲学的研究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相脱离的，这种研究一般只停留在对西方现代哲学作一种较浅的介绍的水平上，提不出有价值的、能超越西方现代哲学的见解。实际上，要对西方现代哲学作出深刻的透视、解剖，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是很难做到的。但这一点，目前看来并不被一些研究者所重视，甚或完全不以为然。问题只能通过研究本身的发展过程来解决，强加于人是不行的。另一种情况是虽然注意到并且很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于对西方现代哲学的研究，但可惜这种马克思主义哲学又往往有不同程度的简单化的缺点。在我看来，恩格斯、列宁，特别是斯大林对马克思哲学的阐述存在着不少需要重新加以考察的问题，而我们过去所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上是斯大林的哲学，不是马克思的哲学。只有当这个问题解决了，对西方现代哲学的研究才可能有长足的进展，同时也才可能实现上文所说吸取西方现代思想的合理的东西来铸造新马克思主义。此外，对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虽然还很不够，但近年来有了某些新的发展。特别是开始改变过去那种对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持基本否定的态度，转而作具体的、实事求是的考察，这是令人高兴的。

上述和新马克思主义的探讨相关的三个方面，我以为在今后会逐步地得到发展，从而也会使新马克思主义的探讨逐步地发展起来。

(原载《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2期)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7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