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的危机

二、论马克思主义的危机

如果说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是运用辩证的方法，对德国古典哲学本身的发展进行分析的话，那么柯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则是自觉地运用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历史进行分析。他一再强调这一分析极其必要，因为只有通过它我们才能够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初所面临的严重危机，才能真正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尤其是它的扬弃哲学的道路。

(一)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的由来

柯尔施运用辩证法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关系的角度，把马克思主义直至20世纪初期的历史分为三个重要的阶段:其中第一个阶段大概是从1843年到1848年，在这一时期马、恩主要是通过对哲学意识的批判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第二阶段是从1850年直至19世纪末，在该阶段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基本上处于低潮，在理论上则主要呈现出了两条发展路线。一方面是马、恩本人思想的发展，他们的理论重心明确地从对哲学意识的批判转向对政治经济学意识的批判;另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们逐渐与革命相脱离，在他们中间开始形成修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直至19世纪的最后三十年，马克思主义终于被转变成一种与革命距离甚远的“意识形态”。第三阶段是从20世纪初一直到作者写作该书时，在这一时期，无产阶级革命重新成为时代的主题，在革命现实的冲击之下，马克思主义的危机暴露无遗。在回应危机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被进一步地分裂为所谓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对立。

从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关系的角度来看，在第一个阶段，这一关系主要具有两个突出的特征:马克思、恩格斯此时的立场已经不再是纯粹的哲学的立场，但他们的思想又同时具有鲜明的哲学性质。马克思、恩格斯此时的著作基本上都是对资产阶级哲学的直接的批判，因而都有着强烈的哲学色彩。但柯尔施却指出，即使这样，他们此时的立场也已经不是纯粹哲学的立场，因为他们已经开始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立场相区别。这一区别就体现在，在他们的批判中，他们不是仅仅反对资产阶级哲学的某个命题，而是反对其整个体系的基本前提;而在他们对其整个体系进行批判时，又不仅是反对其哲学，而是要反对哲学产生于其中的资本主义社会;他们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时，又不仅是要在理论上对其进行批判，而是要追求在实践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颠覆。透过这三个层次的超越，我们可以看到，马、恩实际上是要通过在哲学这个独特的领域的斗争而参与到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斗争。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已经超越了纯粹的哲学的立场。但与此同时，柯尔施又更加看重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的哲学性质。在他看来，他们的哲学性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他们在对哲学意识进行批判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中来展开对哲学意识的批判。因此，对于马、恩的早期著作，我们既可以说它们主要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哲学意识的批判，也可以说它们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总体的批判。其次，他们在哲学领域内进行艰辛的思想努力的时候，从来都是自觉地把这些理论上的努力与实际的革命实践活动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形象地说，就是他们是自觉地在用笔来参加颠覆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运动。

通过柯尔施对马、恩思想在这一时期的两个主要特征的刻画，我们可以看到马、恩思想与哲学的关系就已经是既在继承着哲学，又在超越着哲学。而他们对哲学的继承和超越都同时落实在三个环节上:强调意识(此时主要是哲学意识)是生活中的重要的现实，必须被认真对待;强调在对意识这种独特的现实进行批判的时候，必须把它放到社会总体之中;强调理论批判活动(或者说理论)本身是革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必须自觉地把它与整个革命运动联系起来。经过这样三个环节，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之间的既继承又超越的关系，实际上也就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

在第二个阶段，柯尔施看到的首先是马、恩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如果以他们在1867年到1894年间的著作为其成熟时期的著作，那么我们就可以发现，从早期著作到成熟时期的著作，马、恩的思想已经发生了真实的转变，其理论形态从对哲学意识的批判转变为对政治经济学意识的批判。这对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之间的关系而言意味着什么?是不是说马克思、恩格斯此时已经转向了科学而彻底抛弃了哲学?柯尔施在这里强调指出，马克思、恩格斯绝对不是已经转向了所谓的客观的科学，而是在既继承哲学又扬弃哲学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了。以马克思主义的金融学家希法亭为例，柯尔施指出人们往往都把科学理解为是对所谓的客观世界(如客观的经济活动领域)中的客观规律的把握。这种科学观以坚持意识与现实绝对二分为基本前提，是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的立场，与马克思对于意识与现实之间的关系的理解相差甚远。在德国古典哲学的滋养之下，马克思早已领会到在生活中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纯粹的现实，所有的现实都是以意识为形式的现实，或者说都是由意识参与建构起来的现实。如果我们要与现实打交道，就必须与蕴含在现实之中的意识打交道。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科学将只能是对现存的意识形式的批判，并通过这种批判使现实向其他的可能性敞开。因此，马克思把理论的重心转向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恰恰说明他是完全反对这种所谓的“客观科学”的。既然马、恩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是所谓的“客观科学”，那么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通过这个转变，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又有了什么新的内容?

在柯尔施看来，恰恰是由于马、恩在自觉地继承着哲学，尤其是哲学之中的总体性的维度，他们才会自觉地从对哲学意识的批判转向对政治经济学意识的批判。在其早期思想阶段，他们认为我们可以通过对任何一种意识形式的批判而展开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但随着对资本主义社会研究的逐渐深入，他们越来越意识到要真正把握住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尤其是具体地把握住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即其中所包含的各个领域的内容都能够得到充分展开)，就必须找到一个最优先的角度，该角度就是政治经济学意识批判。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政治经济学意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直接规定着人与人之间的物质联系，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其他领域的内容都可以据此而得到说明。因此，柯尔施一再强调，虽然马克思此时特别关注经济学领域，但他的理论绝不是分门别类意义上的经济学，而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总体的批判。不仅如此，其理论更不是所谓的客观的研究，而是完全以彻底颠覆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意志为前提。“这种革命的意志虽然是潜在着的，但它又无时不在，它存在于马克思的著作的每一个句子之中，它在一个又一个决定性的段落中会喷发出来，尤其是在《资本论》的第一卷中。”⁽⁴⁸⁾所以说，此时的马、恩依然是既在继承着哲学，又在消灭着哲学。

但在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们那里，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之间的关系这种张力却完全丢失了，马克思主义在他们的手中因为失去了与哲学之间的联系而失去了与革命之间的真实联系。它首先带来的是修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对立，最后又导致“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本身，沦为一种与革命完全脱离了关系的“意识形态”。究其原因，柯尔施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在1850年以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在整个欧洲都处于低潮。在这种情况之下，人们以当下的资本主义世界为“纯粹的”现实，把我们与世界之间的关系理解为通过意识而认识世界的关系。于是，马克思主义就转变为一门所谓的“客观的”科学，我们与世界之间可以通过革命实践和理论批判而逐渐展开的辩证关系被彻底地遮蔽了。在这个背景之下，修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直接指出，工人运动只能在现行的资本主义体系之内展开;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却试图继续守住马、恩的革命的预言。但二者在实际上是完全一致的，它们都因为无法找到与世界发生实践关系的中介，而离开了革命的道路。最值得注意的是，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在欧洲又开始有所复兴，在这个背景之下，“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由于已经彻底切断了与哲学的关联、丢掉了理论与实践的辩证法，实际上已经无法再通过思想的中介而重新进入到革命运动中。于是，他们就只能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作为“意识形态”从外部放进革命的队伍中。这样，马克思主义与革命之间的关系，就变成了抽象的“意识形态”与革命的关系，而不再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不可分离的辩证关系。

对于第三个阶段，柯尔施尖锐地指出，此时马克思主义遇到了从未有过的严重危机。具体而言，此时无产阶级革命的高潮重新在全世界兴起，革命在呼唤着理论的加入，但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却已经彻底丧失了介入革命的能力，已经无力通过思考革命中的问题而介入和推动革命的进程。马克思主义陷入了一场决定性的危机，如果我们无法从危机中走出，革命也将因此而彻底失败。柯尔施在1923年写作《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时候，对以列宁为代表的第三国际还抱有非常乐观的态度，认为它代表着克服危机的希望;但在经历了第三国际在意识形态上的“布尔什维克化”以后，他在1930年的《反批评》中就对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持完全批判的态度。他认定，第三国际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和第二国际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在根本上完全一致，他们所坚持的都是与革命实践完全脱离了的“意识形态”。不仅如此，在第三国际那里，这种坚持还已经被具体地转变为“意识形态的专政”(the dictatorship of ideology)。与这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相对立，“西方马克思主义”试图通过直接回应革命中的问题，尤其是革命中的意识形态问题而重新建立起理论与革命实践之间的辩证关联。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重新复活辩证法的努力代表着克服危机的希望。

(二)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的实质和根源

从上面的论述中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的实质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已经由关于革命的理论而下降为纯粹的“意识形态”。纯粹的“意识形态”指已经完全与革命实践脱离了关系的抽象理论。这一方面使革命本身丧失了思想的环节，成为无思想的革命;另一方面在革命队伍中产生了“意识形态的专政”的现象。黑格尔在法国大革命时代已经看到，一旦革命没有了思想的环节，它就失去了与现实发生具体的关系并改变现实的能力，所谓的“纯粹的”实践在现实中只能产生破坏性作用。马、恩在19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也已经看到，只有经过思想的环节，从工人运动中自发产生的新的原则才能获得具体的内容，社会主义才能从空想转变为科学。因此，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来说，无思想的革命必然意味着巨大的危机。与此同时，它又由于“意识形态的专政”而被进一步地掩盖和强化。简而言之，意识形态的专政指把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唯物主义哲学”作为绝对的标准，用它来裁决革命队伍中所出现的所有各种不同的思想。它一方面以革命的理论自居，而彻底否认还存在着革命中的意识形态问题亟待解决;另一方面，又通过所谓的裁决，彻底地制约了其他科学的发展，制约了人们在思想领域的努力。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在“意识形态的专政”中就此达到了极致。

那么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产生的根源究竟是什么?通过柯尔施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具体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危机其实在第二个阶段就已经出现了:1850年以后，当革命似乎已经从资本主义世界中彻底退场以后，无论是修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还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都已经被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所掌控，都采取了实证的、非革命的立场。这最集中地体现在他们关于科学的观念以及关于意识与现实二分的信仰之中。在这种情况之下，当革命在生活中再次成为可能的时候，他们就无法找到中介，挣脱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这种无力直接地表现为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意识形态”⁽⁴⁹⁾，强行灌输到革命队伍中。因此，他们此时虽然在重复着马、恩关于革命的语言，实际上却依然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牢牢控制着。到了俄国的马克思主义那里，这种情况更加严重:柯尔施在《反批评》的最后一个部分特别对俄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作了简要分析⁽⁵⁰⁾，他指出俄国的马克思主义也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它在理论上自始至终都一直在追求所谓的“正统”，与其革命的实践相互分离。又由于普列汉诺夫的中介，它在理论上自然地与第二国际的考茨基的马克思主义达到了一致，二者在根本上都处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控制之下，是一种非革命的立场。

那么修正主义的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究竟缺少什么?这些理论家们为什么尽管有主观上的意愿，却仍旧无法跳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掌控，重新达到革命的高度?柯尔施以列宁为例，明确指出他缺少的是在德国古典哲学那里已经达到的辩证法的高度。列宁在理论上很想成为一个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却没有跟着马、恩的步伐来实实在在地走对黑格尔进行扬弃的道路，而是把这个过程直接地看做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转变过程。其结果是，他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完全暴露出自己还处于早期近代哲学的水平，还局限在“朴素的唯物主义”的立场之上，根本没有达到德国古典哲学的高度，无法理解为什么只有辩证法才能够给人们创造历史的行为留下空间:“他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的争论重新拖回到前德国唯心主义的阶段，德国唯心主义之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发展早已就扬弃了这一阶段。”⁽⁵¹⁾具体而言，这就是说他根本没有理解德国古典哲学已经洞见到所谓的“绝对”，既不是抽象的精神，也不是抽象的物质，而是同时包含这二者于其中的观念的辩证运动。当然他更加不能理解马克思后来又怎样把观念的辩证运动转变为了历史的运动。只有在对历史的自觉中，我们才能够超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才能自觉地通过有思想的革命而实现对世界的改变。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们由于没有达到这样的认识，就依然还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信徒。因此，革命的成与败就完全地维系在辩证法的重新复活这一关键环节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