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森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探讨

第四节　安德森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探讨^[62]

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1938—），是当代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新左派理论家和政论家。安德森的学术思想在英国新左派运动、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研究中有着重要的影响。

安德森出生于伦敦。1950年，安德森就读于英国伊顿公学，1956年以优异成绩考入牛津大学历史系，在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罗德尼·希尔顿（Roclney Hilton）、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及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Thompson）等的影响下研究历史，其后主要研究人文社会科学。

1961年，安德森到刚成立不久的《新左派评论》工作，并于次年担任该杂志的主编。作为《新左派评论》的主编和灵魂人物，安德森在《新左派评论》上发表关于传统马克思著作的评论，翻译和评论当代欧洲大陆马克思主义的作品，并对左派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下的衰落进行分析和评论。安德森在担任英国《新左派评论》主编期间，创办和主持了“新左派书局”（New Left Books，后更名为Verso出版社，Verso是“左”的意思）；凭借安德森出色的编辑工作，《新左派评论》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英美新左派的重要理论刊物，它不仅是世界上激进知识分子的标志和象征，而且也是现代马克思主义和政治分析的国际性杂志。40年来，安德森一直保持着一种激进主义的风格，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着毫不妥协的批判。1992年，安德森移居美国，主要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他先是在纽约新社会研究所从事学术研究，后转至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执教至今，主讲欧洲思想史。

安德森精通六种语言，其学术研究遍及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学、哲学、文学在内的诸多领域，而且在每一领域都不乏独到见解，尤以政治史、英国工人运动史、欧洲社会形态发展史、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研究及文化研究见长。英国著名的文学评论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就把他誉为“大不列颠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安德森的学术研究兼有政论和史论双重色彩，在学术研究上表现出强烈的批判意识以及对社会现实的热切关怀，反映了新一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对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关系的新思考。

自60年代开始著述以来，安德森已完成多部学术论著，主要有《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1974年）、《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1974年）、《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1976年）、《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内部论争》（1980年）、《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1983年）、《历史唯物主义的轨迹》（1983年）、《交锋地带》（1992年）、《后现代性起源》（1998年）以及论文集《英国问题》（1992年）。

一、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看法

(一）“马克思主义不是一国范围内的事”

在文化上，安德森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一国范围内的事”^[63]。他没有囿于英国经验主义的狭小土壤，而是走向了欧陆理性主义的广阔空间，引入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并创立了英国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又进而促成这一结构主义学派与英国传统的历史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和文化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共同构成了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的一种崭新格局。

英国文化总的特征是经验主义，这一特征发端并盛行于培根和洛克时代，随后这一理论传统被秉承下来并渗透到了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各个流派当中。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学派，无论是历史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还是文化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都带有经验主义的倾向。作为英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分支，这两个学派不仅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其主导的研究方法，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都秉承了这一经验主义遗产，在对历史、文化等问题的研究中带有明显的经验主义色彩。但是这一经验主义文化传统本身有着不可避免的缺陷。1968年，当法国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五月风暴”，随之，世界上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也爆发了前所未有的革命形势，英国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资本主义国家却没有产生任何革命的迹象。这一当代的危机使安德森产生了极大的困惑，安德森认为：“英国社会结构的轨迹——首先是没有出现强大的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就是对这一文化的最好诠释，不仅英国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从没有受到挑战，而且，这一现存的文化对于任何革命政治而言就是一种‘深层的阻碍’和‘极具毁灭的力量’”^[64]。在《国民文化的构成》中，他全面审视了英国的社会文化并猛烈地抨击它缺乏一种“总体性的理论”。英国资本主义社会既没有产生任何阶级的社会学，也没有产生任何本土的马克思主义；既没有产生像韦伯、杜尔凯姆和维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等经典的社会学家，也没有产生像列宁、卢卡奇、葛兰西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家。当五六十年代欧陆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法国的阿尔都塞、德国的阿多诺以及意大利的德拉·沃尔佩（Della Volpe）等人的思想蒸蒸日上之际，而英国人却只是囿于本国的文化。

在安德森看来，英国之所以没有产生革命的行动是因为没有革命的理论，而革命的理论往往又依赖于革命的文化。“由于英国的文化传统以经验主义为主导，这一主导模式往往又与改良主义和保守主义相同谋，这对于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和行为的塑造是极为不利的。因此要想使英国社会呈现出激进的革命行动，就必须引入一种革命的理论，塑造出一种激进的意识。”^[65]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以安德森为首的年轻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以《新左派评论》为基地，大量译介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并在批判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正如安德森在《〈新左派评论〉重建》一文中所回顾的：“在认识上，《新左派评论》奉献了极大的能量进行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不同学派的介绍和批判性吸收，占领这份宏大事业达十年以上。结构主义、形式主义，还有心理特征的规范文本和原始资料，往往首先在该杂志的书页中问世。”^[66]

安德森对于英国文化的解构与建构，不仅动摇了英国传统经验主义的文化根基，同时还引入了欧陆的马克思主义理性文化，尤其是把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引入了英国文化，创立了英国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派。

(二）“马克思不是上帝”

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安德森始终怀有一种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情怀。然而安德森并没有固守于马克思主义的条条框框，他对马克思的评价是“马克思不是上帝”^[67]。安德森坚持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内展开自己独特的分析和研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作了深刻的分析和新颖的阐释，并得出了许多富有创意的结论。

安德森对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的理解超越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基础的唯一关注，走向了他们相对忽视，甚至是根本不予重视的上层建筑领域，并对上层建筑作用给予了自己独特的强调。安德森认为，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区别不同社会形态的标志，在性质上对所有经济社会形态的界定都只能以此为标准。安德森在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进行探讨和研究的时候，反对简单化的经济决定论，认为不能忽视国家形态和政治斗争，以及文化意识形态在社会形态、生产方式发展和变革中的作用。

安德森拓宽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研究的视域。他从全世界、全欧洲的具体历史条件出发，详细考察了封建主义、绝对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起源和发展，重视各种生产方式、社会形态之间的相互碰撞、接受和融合，强调了不同地区文明的独特发展道路。

对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安德森得出了一种结构主义的阐释，他并没有简单地把生产方式之间的变革看做前一种生产方式内部矛盾运动的结果，而是强调了同一时代共存的生产方式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他没有把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看做奴隶制向封建制的简单位移，看做奴隶制生产方式内部矛盾运动的结果，而是认为封建主义生产方式是同时代两种结构性要素——古代的奴隶制生产方式和原始部落的公社生产方式——在相互的冲突和碰撞中，经过不同比例的重组和融合而形成的。在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历史研究方面，安德森突破了经济一元论的线性决定观，认为这一历史过渡在欧洲是古代和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相互作用的结果。

在社会构成方面，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社会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总和，其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经济基础。生产力是生产方式的物质形式；生产关系是生产方式的社会形式，是人们在生产活动中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构成了社会运动最基本的矛盾，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理论核心。一旦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矛盾和冲突时，先进的生产力就会冲破落后的生产关系，从而实现社会的变革。但安德森通过对欧洲封建主义总危机的深入考察，得出了一种截然相反的结论：“一种生产方式中的危机的特有‘形象’，不是有活力的(经济的）生产力胜利地冲破落后的(社会的）生产关系，迅速地在它们的废墟上建立一种更高级的生产活动和社会；相反，生产力经常趋于停滞和退步于现存的生产关系之内，在新的生产力能够创造出来之前生产关系自身必须激烈地变化和重组，并结合为一种全球性的新生产方式。换言之，在转变时代，生产关系的总的变化是发生在生产力之前的，而不是相反。”^[68]安德森认为，一旦生产关系不适应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变革不是由生产力中决定性的进步引起的，而是由生产关系自身因素的衰落和崩溃所导致的。

传统马克思主义者把经济看做上层建筑的“真正基础”，认为经济基础的作用是最终的、决定性的，一切都可以还原为经济的层面，并且通过经济而获得最终的解释。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安德森基本上遵循了阿尔都塞对于社会构成的“多元决定论”的解释，不仅强调经济基础的最终决定作用，而且认为政治、法律、文化和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同样具有自身的积极性，它们对于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安德森认为，“不管是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都不可能脱离其政治、法律和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来加以界定，因为上层建筑决定着显示其特征的超经济强制的类型。这些法定依附关系、产权和主权的具体形式决定着前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而绝不仅仅是附属的或偶然的暂时现象，它们构成了前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决定性生产方式的主要参数”^[69]。在对封建主义社会的界定中，安德森就反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封建主义的一种简单化定义，反对他们把封建主义仅仅看做经济基础这一经济性的参数，而忽视了政治、文化、法律、国家等上层建筑要素。安德森认为，封建主义的本来定义应该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体；上层建筑要素并非纯粹经济基础的附属物，它一经形成，便具有了自身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而且这些上层建筑作为社会结构的要素之一也一定会参与到整个封建主义的剥削机制中，并渗透到其内部结构之中，从而成为封建主义的固有的或本质的特征，而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特征。

(三）“历史唯物主义属于未来”

安德森认为，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是要使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面向现实生活，面向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在安德森看来，历史唯物主义是起源于一种真实的、自律的价值稳定性，并具有用自身概念来解释其研究方式变化的内省、灵活性的理论，必须根据具体的社会现实实践进行自我修正。也就是说，在某些特定的时候，当历史唯物主义试图解释自己发展时，必须赋予外在的历史和发展了的社会现实以一种第一动因的地位。基于此，未来的历史唯物主义就不能被简单地界定为引导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在安德森看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社会之间实际关系的复杂性和多义性，被这种回答明显地简单化了。

第一，“社会主义社会”不只是历史进程的一个实际终点，在地平线上等着我们，同时还是关于原则和价值观念的运动。在这一运动的背后，现在和过去一直都存在着激情和辩论、行动和发展。

第二，作为一种文化和政治力量的社会主义，既在时间上先于历史唯物主义，又在外延上超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范围。在安德森看来，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并不仅仅是历史唯物主义所独有的。在马克思以前和自马克思以来，都有许多重要的社会主义思想家，他们的著作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结构很少有或没有直接的关系，因此在这两者之间不能等同划一。

第三，安德森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在整个社会主义思想和文化范围内之所以居于全面的统治地位，并在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理论中成为科学的典型，就在于历史唯物主义与其他的社会主义思潮在以下三个方面的严格区别:①具有理性系统的真正能力。“这种能力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来自他们对‘德国哲学，英国经济学和法国政治学’所作的综合，这种综合产生了一套具有内在联系的概念和命题，它们所涉及的社会形式和社会实践的范围比任何其他理论学说都要广泛”^[70]，而不是像其他的社会主义理论一样，只在创始人在世时有影响，经过短暂的兴盛之后，便因为不适应时代的需要而灭亡了。未来的历史唯物主义需要进行跨年代的、有内在联系的争辩和交流。②历史发展的理论。历史唯物主义是能够把前后相继的历史发展，以及独特的社会经济结构结合起来，并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加以阐述的历史发展理论。③反对资本主义的激进政治战斗号召。历史唯物主义，不像其他的劳工激进思想，如无政府主义等，虽然曾经影响很大，却没有取得任何功效，最后只能变成乌托邦。

在安德森看来，未来的历史唯物主义只有坚持上述三个方面的特征，才能区别于其他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思想。但在很长的时期内，历史唯物主义由于在社会主义运动内部从未碰到任何真正重大的理论挑战，这种优势反而成为社会主义取得根本性胜利的阻碍，致使历史唯物主义未能对当代的重大历史转折点作出完整或较自信的说明。

正因为如此，安德森认为：“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反思与重构是必需的，也必然是双重的。一方面，必须把一定阶段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命运，首先置于国内和国际斗争的复杂网络体系之内，因为这些斗争确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特征。另一方面，历史唯物主义本身的思想工具又是用来把握这些斗争的过程的。所以致力于了解世界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与始终力图改造世界的群众实践是相统一的。”^[71]

在安德森看来，历史唯物主义是一门关于历史的学说，同时又要表现出这种学说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学说只有在变化中才可免除错误。这首先表现在马克思本人那里，是一个逐步变化的过程，马克思青年时期的思想和成年时期的思想是有差异的。其次，是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继承人的思想，是有“历史”的。

安德森进一步论述道：“我认为历史唯物主义要有更大的发展，就不仅应该冷静而又坚定不移地重新检验经典思想家从马克思、恩格斯直到列宁、卢森堡和托洛茨基的遗产，力求鉴别、批判和解决他们本身固有的疏忽或混乱。它还应该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马克思主义编史工作所取得的基本成果(尤其在英美地区）取得一致。这种成果迄今被置于一直受哲学学科所统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心范围之外。这二者的对立和结合将导致重新考察历史的全部法则和意义，在现有的水平上使思想体系完全适应于现在和未来。”^[72]

在安德森看来，这样做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始人所希望的。马克思在世时，他的学说已经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曲解。马克思不仅对那些同时代的评论家误解自己的思想感到厌烦，而且对来自他的追随者的误解和误读更是感到气愤，甚至希望和他们完全划清界限。所以恩格斯在1890年8月致保尔·拉法格的信中写道：“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73]

因此安德森认为，有必要探究经典马克思主义原文的可靠性，不但不需要事先设想它们必然是首尾一贯的或者是肯定正确的。而且要坚信，“当代社会主义者最重要的责任，也许是把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弱点找出来，说明它们的历史原因，并使之得到改正”^[74]。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策略的研究者，真正要做的是指出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遗产中看来并不恰当或并不令人满意的某些关键领域。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那里存在的错误和疏忽，“可以说是对他的预见所付出的典型代价。现在可供利用的有关资本主义历史的科学知识——比他所能利用的要丰富得多——应使今天的历史唯物主义能超过这些预见”^[75]。

二、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特征

安德森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确切称号”，而“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核心。据此安德森就把“理论和实践的统一”问题作为判定经典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尺度。在他看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尽管存在种种内部分歧和对立，但它们却具有一种共同的学术传统，这就是“理论和实践的脱离”，即社会主义的理论与无产阶级的实践之间始终是相互脱离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始终有它的独特性，使它作为一个完整的传统具有明确的定义和区分的界限。西方马克思主义首要的最根本的特点就是，它在结构上与政治实践相脱离”。^[76]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安德森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个指称“精确的空间或时间”的概念，而毋宁说，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产物，是在社会主义理论和工人阶级实践之间日益分离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一股既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法西斯主义的戕害，又反对斯大林主义专制集权的理论思潮。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一书中，安德森在“发生学”意义上分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过程。在他看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既有其“外部决定因素”，也有其“内在决定因素”。

所谓的“外部决定因素”，在安德森看来，就是指从1918年至1968年间长达半个世纪的黯淡的历史时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年代和地区分布，为它在整个社会主义思想发展中所处的地位，提供了一个初步的形态结构”。^[77]外部决定因素主要包括资本主义社会的法西斯主义、苏联的斯大林主义强制以及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繁荣景观等。安德森指出，在一战和二战期间，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法西斯主义和苏联的斯大林主义分别以不同的方式侵袭了欧洲的工人阶级运动，并且它们都瓦解和破坏了与西方无产阶级群众性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潜在力量，加之西欧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普遍失败，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在政治上处于被动孤立的境地，在思想上陷入悲观失望的情绪。“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隐蔽标志只是一个失败的产物而已。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外部传播的失败，以及它在俄国内部腐败的原因和后果，是这个时期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传统的共同背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作都毫无例外地产生于政治上孤立和失望的环境之中。”^[78]另外安德森还指出，二战后资本主义世界在经济上保持较长时期的快速增长势头和繁荣景观，以及在普选权基础上建立的代议制民主制度等新的社会形势，也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构成了可怕的理论挑战”，同时对西方马克思主义通过各种途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所谓的“内在决定因素”，在安德森看来，就是由于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一部最重要的作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时已晚的发现”（1932年），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印象”。在他看来，马克思的这部《手稿》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最主要的影响在于，使得它颠倒了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轨迹，从而将其对成熟马克思的(特别是其《资本论》）“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理论兴趣转移到青年马克思的“哲学”中来了，尤其是推崇青年马克思哲学中的黑格尔因素——辩证法。这样一种理论兴趣和研究目标的倒置，则直接导致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越来越脱离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安德森指出：“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整个说来，似乎令人困惑地倒转了马克思本身的发展轨迹。马克思这位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始人，不断从哲学转向了政治学和经济学，以此作为他的思想的中心部分；而1920年以后涌现的这个传统的继承者们，却不断地从经济学和政治学转回到哲学——放弃了直接涉及成熟马克思所极为关切的问题……在这一意义上，似乎整整转了一个循环。”^[79]

在此基础上，安德森紧紧围绕“理论和实践的脱离”这一中心问题，着重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点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

其一，认识论问题始终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在安德森看来，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普遍对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表现出极大的理论兴趣，而在这部《手稿》中，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具有明显的黑格尔主义色彩，因而通过对认识论的问题的讨论，试图恢复马克思思想中黑格尔的辩证法因素，则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理论时尚。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以及马尔库塞的《理性与革命》和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等大量著作都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理论倾向。安德森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相当大量的作品成了冗长、繁琐的方法论。马克思在他的任何发展阶段都没有推崇过这种做法。在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认识论的主题所占主导地位的程度，可以在其代表作的题目中看出来。”^[80]

其二，使用艰涩难懂的专业化术语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一个鲜明的特点。在安德森看来，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大都具有哲学专业的学术背景，加之他们或长期脱离政治实践，或身陷监狱受制于残暴的检查制度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因而大部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都“超过了语言复杂性的必要极限”而“从来没有由于要同无产阶级读者建立直接或积极的联系而有所约束”。在他看来，卢卡奇的语言繁琐难解，充满学究气；葛兰西因长期监禁而养成使人绞尽脑汁的支离破碎的深奥文风；萨特的语言则犹如炼金术士的一套刻板的新奇词汇的迷宫；阿尔都塞的语言则充满女巫般的遁词谜语等。^[81]

其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日益被资产阶级文化同化。安德森指出，经过两次世界大战洗礼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在战后表现得更具生机活力，特别是在经济上表现出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有力的崛起态势，这就“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的主要部分重新获得了相对活力和对社会主义思想的优势”，因而能够持续“保有世界上为数最多、训练最佳的知识分子阶层的效忠”。另外安德森还指出，囿于斯大林主义及其官僚主义的长期统治，社会主义文化本身受到了极大损害而陷于瘫痪，这就更加使得社会主义文化在与资产阶级文化之间的较量与角逐中普遍处于下风。因此在安德森看来，这种情况将直接导致一个严重的后果，这就是“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指针不断摆向当代的资产阶级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无产阶级实践之间原有的关系，却微妙而持续地被马克思主义理论同资产阶级理论之间的一种新的关系所取代”^[82]。同时，这也是在很大程度上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带有理论和实践相脱离的根本特点。

其四，西方马克思主义惯于用马克思以前欧洲唯心主义的哲学权威来阐释马克思本人的哲学思想。安德森认为，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日益被资产阶级文化同化，这就使得“它们无一例外地依赖马克思以前的哲学——以此阐明马克思本人的哲学，使之合法化，或加以补充。这样被迫返回到马克思以前去寻找一个有利地位来解释马克思著作本身的意义，这一事实是表明西方马克思主义基本历史状况的又一个启发性标志”^[83]。在他看来，由于马克思早期哲学著作都是未出版的手稿，加之在其成熟著作中就没有再度涉猎纯哲学领域，这对马克思以后的继承者们而言，马克思的哲学尤其是其早期著作中的哲学思想就变得模糊不清了，因而对他们来说，在马克思以前的欧洲思想范围内求助于大量的哲学权威，试图为他们对马克思本人哲学思想阐释的合法性提供有力的辩护。在安德森看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试图建立起一个上溯到马克思以前的学术渊源”的做法是“有着某些合理性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何创造性发展本身，必然要对马克思本人所忽视或绕过的复杂的认识史，作一番重新考虑。马克思著作本身的现有出发点，则为数太少、范围太窄，因此这种重新考虑就非要不可。与此同时，长期求助于马克思以前的哲学传统所带来的危险，是不需再作强调的:它们之中所包含的大量唯心主义的或者宗教的主题是人所共知的”。^[84]

其五，西方马克思主义没有形成一个统一明确的思想“地形图”。安德森还特别指出，由于绝大多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都是来自于大学体系中高水平的学术专家，长期远离现实的政治实践斗争而封闭于学府大院里从事抽象的理论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他们对外界情况不甚了解而显得极度闭塞；另外他们各自使用艰涩难懂的密码式的哲学语言最终也导致相互之间不太关心或了解而经常处于彼此隔绝状态。这种状况从根本上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相互之间无法形成广泛而深入的学术对话和学术交流，“令人惊奇的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中，不曾有过一位理论家对另一位主要理论家的著作进行过认真的评价或持久的批评……它们至多只有一些草率的诽谤或者偶尔的表扬，既是粗率的也是肤浅的”，为此安德森还专门列举了许多例子加以说明，如萨特对卢卡奇进行的“含糊其辞的评语”，阿多诺对萨特“支离破碎和颠三倒四的旁白”以及科莱蒂对马尔库塞进行的“恶毒谩骂”等。^[85]在此基础上安德森总结道，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对他们自己的思想从来没有提出任何确切的或适当的“地形图”，也是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中的一个鲜明的特点，并且这个特点“也标志着他们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原则的重大背离”^[86]，从而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无产阶级的实践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始终是彼此分离的。

【注释】

[1]转引自曾枝盛：《重建马克思学——〈吕贝尔马克思学文集〉导言》，《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1期。

[2]参见曾枝盛：《重建马克思学——〈吕贝尔马克思学文集〉导言》，《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1期。并参见鲁克俭：《国外马克思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导论第1页。

[3]张亮：《西方“马克思学”的兴起、演化与终结》，《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4]同上；还可参见胡大平：《穿越西方“马克思学”神话，走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处》，《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5]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48～50页。

[6]同上，第54～55页。

[7]转引自孙伯鍨、曹幼华：《西方“马克思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3页。

[8]转引自孙伯鍨、曹幼华：《西方“马克思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6页。

[9]孙伯鍨、曹幼华：《西方“马克思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3页。

[10]费切尔：《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学批判到世界观》，赵玉兰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9页。

[11]转引自孙伯鍨、曹幼华：《西方“马克思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8页。

[12]同上，第18页。

[13]费切尔：《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转引自孙伯鍨、曹幼华：《西方“马克思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2～23页。

[14]同上，第37页。

[15]同上，第38页。

[16]费切尔：《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转引自孙伯鍨、曹幼华：《西方“马克思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0～41页。

[17]本部分主要参考了如下研究成果:孙伯鍨、曹幼华：《西方“马克思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叶卫平：《西方马克思学研究》，北京出版社，1995年；鲁克俭：《国外马克思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吕贝尔：《吕贝尔马克思学文集》(上），郑吉伟、曾枝盛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曾枝盛：《重建马克思学——〈吕贝尔马克思学文集〉导言》，《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1期；刘金昌：《吕贝尔马克思学“三大观点”评析》，中国人民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18]J．奥马莱、K．阿尔戈津：《吕贝尔论卡尔·马克思:五篇论文》，剑桥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2页。

[19]J．奥马莱、K．阿尔戈津：《吕贝尔论卡尔·马克思:五篇论文》，剑桥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3页。

[20]这份刊物属于法国科学研究中心“实用经济学研究院”刊物《经济与社会》的一个分册，即《实用经济学手册》。《实用经济学手册》每年出版四期，其中一期就是由吕贝尔主持出版的马克思学的相关内容。《马克思学研究》杂志自创刊以来一直到吕贝尔逝世前，共出版了三十多期。

[21]指二战。——引者注

[22]参见曾枝盛：《重建马克思学——〈吕贝尔马克思学文集〉导言》，《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1期。

[23]J．奥马莱、K．阿尔戈津：《吕贝尔论卡尔·马克思:五篇论文》，剑桥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17页。

[24]转引自曾枝盛：《“神话”中的神话——吕贝尔“反恩格斯提纲”批判》，《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第18辑），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91页。

[25]转引自刘金昌：《吕贝尔马克思学“三大观点”评析》，中国人民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5页。

[26]转引自鲁克俭：《国外马克思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121～122页。

[27]转引自孙伯鍨、曹幼华：《西方“马克思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65页。

[28]J．奥马莱、K．阿尔戈津：《吕贝尔论卡尔·马克思:五篇论文》，剑桥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32页。

[29]同上，第80页。

[30]转引自孙伯鍨、曹幼华：《西方“马克思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44页。

[31]目前国内学者有两种译法:一是“费切尔”，二是“费彻尔”，本书采用第一种译法。本节内容主要参考了如下研究成果:孙伯鍨、曹幼华：《西方“马克思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费切尔：《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学批判到世界观》，赵玉兰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32]孙伯鍨、曹幼华：《西方“马克思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82～83页。

[33]费切尔：《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学批判到世界观》，赵玉兰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1页。

[34]费切尔：《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学批判到世界观》，赵玉兰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6页。

[35]同上，第155～156页。

[36]同上，第59页。

[37]费切尔：《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学批判到世界观》，赵玉兰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7页。

[38]同上，第73页。

[39]同上，第72页。

[40]费切尔：《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学批判到世界观》，赵玉兰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65～166页。

[41]费切尔：《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学批判到世界观》，赵玉兰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92页。

[42]同上，第267～268页。

[43]同上，第274页。

[44]费切尔：《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学批判到世界观》，赵玉兰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70页。

[45]同上，第277页。

[46]同上，第275页。

[47]本节主要参考了如下研究成果:张秀琴：《马克思意识形态观的德国传统及其流变——戴维·麦克莱伦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解读》，《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7），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李宏伟、王珍：《全球化、宗教及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戴维·麦克莱伦教授访谈》，《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魏小萍：《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何在？——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大卫·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访谈录》，《马克思主义研究》，2000年第6期。

[48]转引自张秀琴：《马克思意识形态观的德国传统及其流变——戴维·麦克莱伦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解读》，《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7），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

[49]戴维·麦克莱伦：《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译丛》，1993年第3期。

[50]戴维·麦克莱伦：《全球化与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10期。

[51]戴维·麦克莱伦：《全球化与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10期。

[52]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第3版），李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导论第2页。

[53]同上，导论第3页。

[54]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第3版），李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73页。

[55]同上，第374页。

[56]同上，第374页。

[57]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第3版），李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92页。

[58]同上，第285页。

[59]同上，第374页。

[60]同上，导论第5页。

[61]同上，第374～375页。

[62]本节主要参考了如下研究成果:施雨华、杨子：《我们的支持和反对——对话安德森》，《南方人物周刊》，2007年第3期；乔瑞金、师文兵：《历史主义与结构主义——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哲学探索的主导意识》，《哲学研究》，2005年第2期；李瑞艳：《安德森的社会批判思想及其建构的马克思主义》，山西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以及鲁绍臣：《反思与重构——佩里·安德森的历史唯物主义“图绘”》，复旦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

[63]Perry Anderson，Argument within English Marxism，London：Verso Press，1980，p． 149．

[64]Lin Chun，The British New Left，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Ltd． ，1993，p． 88．

[65]参见李瑞艳：《安德森的社会批判思想及其建构的马克思主义》，山西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第8页。

[66]Perry Anderson ，“Renewals”，in New Left Review，January-February 2000．

[67]转引自施雨华、杨子：《我们的支持和反对——对话安德森》，《南方人物周刊》，2007年第3期。

[68]佩里·安德森：《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郭方、刘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16页。

[69]参见鲁绍臣：《反思与重构——佩里·安德森的历史唯物主义“图绘”》，复旦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01页。

[70]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余文烈译，东方出版社，1989年，第121页。

[71]鲁绍臣：《反思与重构——佩里·安德森的历史唯物主义“图绘”》，复旦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05页。

[72]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余文烈译，东方出版社，1989年，第17～18页。

[7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5页。

[74]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铦等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40页。

[75]同上，第141页。

[76]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铦等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1页。

[77]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铦等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1页。

[78]同上，第58页。

[79]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铦等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8～69页。

[80]同上，第69页。

[81]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铦等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1页。

[82]同上，第72页。

[83]同上，第77页。

[84]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铦等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9页。

[85]同上，第89页。

[86]同上，第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