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

第五章　西方马克思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

我国学界一般认为，“马克思学”（Marxologie）这一概念是由法国学者马克西米里安·吕贝尔（Maximiliem Rubel，1905—1996）在1959年主编的《马克思学研究》（Eludes de Marxologie）这本杂志中最先提出的，旨在通过对马克思的著作版本、思想发展以及理论观点等方面进行独立的、不带任何意识形态色彩的纯粹学术研究，以区别于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学说彻底变成一种无产阶级统治工具的意识形态。正如吕贝尔在《马克思学研究》创刊号中指出的那样，“马克思学”这个概念“与德语的Marx-Forschung(马克思研究）相当，但它同时标志着与卡尔·马克思的著作及其学派的著作相关的‘马克思主义研究’（Marxismus-Forschung），同时这种马克思主义研究也与它们相互之间所引起的著作有关”，并且明确规定了他致力于马克思学研究的三项任务是:了解马克思的著作，批判的分析的评论以及文献和图书的研究。^[1]

不过近年来也有一些学者指出，“马克思学”这一概念并不是在1959年吕贝尔创办的《马克思学研究》杂志中第一次提出，实际上，“马克思学”这个概念则是由苏联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大卫·梁赞诺夫（David Ryazanov）在从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I）的编辑工作中首次使用的。其理由是，吕贝尔曾经承认过，他所从事的马克思学工作不过是卡尔·格林贝格（Carl Gruenberg）在1910—1930年所编辑的《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以及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梁赞诺夫所做过的工作。吕贝尔虽然不是“马克思学”这一概念的首创者，但他再次使用这个概念在客观上掀起了一场马克思学的研究热潮，在西方产生了极大的反响，美国学者悉尼·胡克（Sidney Hook）甚至将其形容为“马克思的第二次降世”^[2]。

尽管在“马克思学”这一概念的创始人方面存在着一定的理论分歧，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吕贝尔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西方马克思学的基本思想和理论路向，这就是:通过对马克思生平、思想及其著作版本进行所谓的“独立研究”，主张以青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理解马克思的全部学说，从而得出“两个马克思”、“马恩对立论”以及“马克思反对马克思主义”等诸如此类的“另类结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反对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主张实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等。因此，如果从吕贝尔算起，西方马克思学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1）兴起阶段（20世纪50—60年代）。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对斯大林主义的全面抨击以及随后发生的“匈牙利事件”，既严重破坏了马克思主义的合法性和正统性基础，同时也给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不同理论传统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宿敌提供了绝佳的“机会”，只要能够论证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具有某种程度的异质性，那么苏联社会主义的合法性将不复存在。这种情况直接使得试图通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本学研究，竭力挖掘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之间不同的“马克思学”迅速成为一种研究风潮。这一阶段马克思学研究主要以法国的吕贝尔和联邦德国的伊林·费切尔为代表，此外英国的乔治·李希特海姆（George Lichtheim）、波托莫尔（Tom Bottmore）和以色列的阿温纳里（Shlomo Avineri）也是这一阶段西方马克思学的活跃分子，其中波托莫尔在1959年曾与吕贝尔合作出版过《卡尔·马克思社会学和社会哲学文选》一书。这一阶段，注重通过对马克思的早期著作特别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文本学研究，主张以青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理解马克思的全部学说等，是这一阶段西方马克思学的主要课题。

（2）发展阶段（20世纪70—80年代末）。为纪念恩格斯诞辰150周年，1975年5月在恩格斯的故乡联邦德国的乌培河谷召开了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吕贝尔应邀与会并向大会提交了一篇题为《“马克思神话”，或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恩格斯》的发言提纲。在这份发言提纲中，吕贝尔认为，恩格斯是“统治20世纪历史的神话的教父”，马克思主义是由恩格斯亲手制造出来的神话等“八项主张”(又称“反恩格斯提纲”）。这份提纲遭到了来自苏联、东德与会学者们的强烈指责，而吕贝尔本人也被告知这份发言提纲不准在大会上宣读。吕贝尔的“反恩格斯提纲”事件由此迅速升温，西方马克思学“从深藏学院高墙内的学问变成了引人注目的国际政治对象，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它的传播与发展”^[3]。这一阶段，西方马克思学的研究中心由欧洲大陆的法国和联邦德国开始转向英美，英国的戴维·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特瑞尔·卡弗（Terrell Carver）以及美国的阿尔温·古尔德纳（Alvin Gouldner）、罗伯特·海尔布隆纳（Robert Heilbroger）以及诺曼·莱文（Norman Levine）等是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而围绕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关系，坚称“马克思反对恩格斯”，“恩格斯制造了马克思主义神话”以及马克思主义蜕变为苏联斯大林主义政治统治的意识形态等，则是这一阶段西方马克思学的主要论题。

（3）衰退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现在）。随着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的全方位坍塌，一直为西方马克思学所诟病、抨击的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合法性及其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便先后宣告死亡，冷战时代彻底结束。自此西方马克思学逐渐步入其衰退阶段。一些西方马克思学者要么开始寻求新的研究领域，像费切尔转向政治哲学，阿温纳里则转向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理论史；要么重新调整其研究方向，如英国的卡弗虽然坚持马克思学研究，但也开始附带研究后现代政治理论和性别政治学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些西方马克思学者“不计前嫌”，开始向苏联东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主动示好”，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甚至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学术融合，如一些西方马克思学者与苏联、东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于1995年协同合作，重新启动几乎夭折的MEGAI研究计划。这种迹象表明，西方马克思学已步入其衰退阶段。国内有学者据此认为，“具有鲜明冷战意识形态烙痕的西方‘马克思学’的终点，也就是超越意识形态纷争、真正科学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的起点”。^[4]

尽管西方马克思学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派，不同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之间的观点也存在着诸多差异，然而我们发现，注重对马克思的生平和著作的文本学研究，主张以青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理解马克思的全部学说，从而作出不同于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阐释范式等方面，是西方马克思学共同具有的一个鲜明的理论特质。当然这与西方马克思学形成的思想渊源和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大致将其归纳为以下三个主要方面:

首先，20世纪20—30年代西方兴起的以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为代表的一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潮为50年代西方马克思学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基础。西方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注重考察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的关系，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因素在马克思哲学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和作用，从而开创了以黑格尔主义解释和改造马克思学说的“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路向。我们权且援引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的主要观点来加以说明。在卢卡奇看来，“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这个方法就是“历史过程中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而无产阶级只有认识到自己既是历史的主体也是历史的客体，才能具有革命的阶级意识。^[5]在此基础上，卢卡奇进一步指证了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错误在于，以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反映论的“科学”阉割了马克思学说的社会历史性质，“这种看来非常科学的方法的不科学性，就在于它忽略了作为其依据的事实的历史性质”，“所以当‘科学’认为这些‘事实’直接表现的方式是科学的重要真实性的基础，它们的存在形式是形成科学概念的出发点的时候，它就是简单地、教条地站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无批判地把它的本质、它的客观结构、它的规律当做‘科学’的不变基础”。^[6]由此可见，以卢卡奇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率先展开对恩格斯、列宁等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抨击，从而开启了对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化的解释路向，为后来的西方马克思学致力于探求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紧密联系，注重挖掘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人道主义思想，竭力论证所谓的“两个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对立”以及“马克思反对马克思主义”等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例如联邦德国的马克思学者费切尔曾明确承认他自己受到了卢卡奇的影响，“在我写这些文章时，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对我有着重大影响；当然，我现在会以稍微不同的方式来描述这类问题”^[7]。

其次，20世纪30年代初由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问世所引发的一场马克思研究热潮，也是西方马克思学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学术思想背景。实际上早在1927年，苏联的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创始人梁赞诺夫就发现了这部马克思早期的手稿，并于当年部分地以俄文的形式公开发表了，只不过当时编者却将其误认为是《神圣家族》一书的准备材料而未予以重视。《手稿》真正引起人们广泛关注则是由联邦德国的两位社会民主党人S．朗兹胡特和J． P．迈耶尔推动的，他们于1932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的序言中率先提及了《手稿》对于重新解释马克思全部学说的重大意义，他们认为马克思的这部手稿是“包括马克思思想的整个范围的唯一文献”，并且“手稿表明了马克思的观点已达到了完善的高度”。^[8]由于30年代整个欧洲上空都笼罩在法西斯主义的乌云之下，马克思的手稿在当时并未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直至二战结束后，研究和讨论马克思手稿的热潮才真正到来。许多西方马克思学者(也包括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弗洛姆、马尔库塞、列斐伏尔以及阿尔都塞等）认为，马克思的《手稿》证明了以黑格尔主义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合理性，青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闪烁着黑格尔辩证法的思想光芒，是马克思全部学说的“思想基础”和“真正要素”。他们据此认为，青年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性，青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仍然是马克思成熟著作中的思想基础”^[9]。费切尔甚至援引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的名言“如果你告诉我，你是如何规定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关系的，那么我就会告诉你，你所选择的是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来表达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紧密联系，在他看来，“从特殊的角度看，关于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认识的嬗变史，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发展史”。^[10]费切尔的上述观点在西方马克思学者中很具有代表性，他们大都热衷于马克思早期著作的文本学研究，并且认为以《手稿》为代表的马克思早期著作与以《资本论》为代表的成熟时期的著作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正是在这种思想的驱动下，西方马克思学者们基于青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最后，20世纪30—40年代法西斯主义的大屠杀和斯大林主义的政治恐怖是西方马克思学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法西斯主义大屠杀及其对人的自由、生命权力的践踏，使得人们对资产阶级所谓“自由、民主、博爱”的现代性意识形态感到失望。正如费切尔所说：“法西斯主义的危险和对黑格尔哲学的重新解释，导致了对马克思的早期著作的新解释。人道主义这一马克思早期著作的真正要素，不可能再被忽视了。因此在反对这些崛起的野蛮行为的战斗中，争取青年马克思作为同盟者的时机已经成熟了。”^[11]与此同时，斯大林主义时期布尔什维克化运动及其政治恐怖事件同样遭到了西方国家的一些思想家们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强烈反感，斯大林主义甚至一度沦为社会主义国家法西斯主义统治的代名词，而苏联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这样一来，对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抨击结果就逐渐演变为对马克思主义合法性的质疑和批判。正因为如此，吕贝尔由一名反法西斯主义的战士最终走向了从事反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化的马克思学之路。

西方马克思学虽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理论学派，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之间的思想观点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但注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平思想、著作版本的历史考察，主张将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的思想作严格区分，并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马克思与恩格斯、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坚持以青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理解马克思的全部学说，反对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主张实现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道路是西方马克思学共同坚持的基本观点。西方马克思学的主要观点如下:

（1）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基本上没有关系。一些西方马克思学者紧紧抓住马克思本人曾拒绝承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这句话，明确主张将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区别开来。法国学者吕贝尔首开马克思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先河，在他看来，尽管恩格斯是马克思思想遗产的继承人，但他实际上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一方面，恩格斯置马克思生前的“禁令”于不顾，擅自使用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从而致使“马克思主义”术语泛滥；另一方面，恩格斯在不知不觉中“建立了一个与马克思本人的意向毫无共同之处的混合思想体系”^[12]，而且这种思想体系在今天已完全蜕变成为知识分子精英加以利用的意识形态，这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人道主义思想。吕贝尔由此开创了通过独立客观、非意识形态的研究马克思生平著作和思想发展的“马克思学”，以区别于被意识形态化了的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吕贝尔的马克思学得到了许多西方马克思学者们的积极响应，费切尔曾宣称，“独立于任何组织和政党之外，是每一项真正的科学研究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在单个地回到马克思的批判学者那里”，“才有对马克思的全部作品最好、最成功的评价”。^[13]

（2）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是根本对立的。西方马克思学者进一步提出，恩格斯将“人道的马克思”解释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是由恩格斯制造出来的神话，实际上是无产阶级政党实现其政治统治目的的意识形态。这样一来，造成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根本对立的责任主要由恩格斯来承担。在西方马克思学者看来，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对立体现在:①在自然观上，由于马克思坚持从人本主义出发，注重人的实践活动对人的本质的积极作用，因此这与恩格斯主张自然辩证法的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是根本不同的，因为当恩格斯把辩证法运用于自然界，他就以“辩证唯物主义”名义把历史过程中的主客体关系等同于自然界的因果关系，这从根本上消解了马克思学说中人的主观能动的意义，因此他们竭力反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主张历史辩证法。②在认识论上，他们认为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者坚持的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背离了马克思中的黑格尔的辩证法，并且将这种反映论贬斥为旧唯物主义的机械反映论。如费切尔认为，恩格斯和列宁的认识论是一种“天真的现实主义(反映论），事实上不能辨认在社会发展整体中发现的存在和意识之间的特定联结。反映论本质上是非辩证的”^[14]。③在历史观上，他们认为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只是一门有关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科学，它已完全涤荡了马克思学说的社会批判功能和人道主义诉求，因为这种“在实证自然科学意义上理解的理论失去了马克思和黑格尔所阐述的与社会历史的统一，变成一种单纯的认识工具或阶级斗争的武器”^[15]。

（3）主张实现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西方马克思学者普遍责难恩格斯、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认为这种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由于对资本主义社会作了一种实证科学意义上的因果性分析，不仅从根本上褫夺了马克思学说中的人道的、伦理的诉求，而且最终蜕变为一种由少数精英分子组成的无产阶级政党实现和维护其政治统治的意识形态。在他们看来，马克思学说中虽然有科学的因素，但从总体上来说，马克思全部学说的核心是激进的人道主义，这种人道主义蕴含着乌托邦精神的伦理诉求。法国学者吕贝尔就曾明确将马克思视为最大的“社会乌托邦主义者”。他认为，“由于马克思提出恢复具有充分人性的人的见解，因此，他就站到了最伟大的社会乌托邦主义者的行列”，并强调指出，与恩格斯、列宁等人坚持的科学社会主义不同，马克思“是从社会主义走向科学，而不是从科学走向社会主义”。^[16]在此基础上，西方马克思学的大部分学者主张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实现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