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

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

卢森堡在批判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的修正主义的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种种新的研究。她一方面努力使自己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展开对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的修正主义的斗争;另一方面又力图把这一批判在理论上转化为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的认识。她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论马克思的贡献和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之所在

卢森堡指出，如果用几句话来表述马克思为当今工人运动所作出的贡献，那么可以这样说:“马克思可以说是发现了作为一个历史范畴的现代工人阶级，也就是一个具有特定的历史存在条件和运动规律的阶级”⁽²⁹⁵⁾。在马克思以前，虽然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就已存在大量雇佣工人，这些雇佣工人由于他们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有共同的社会条件和生存条件而团结起来，摸索摆脱他们处境的出路，一部分人则寻找一条通向社会主义乐土的桥梁，但是到了马克思，才用通过夺取政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个特别的历史任务把他们联合起来，使他们上升为阶级。卢森堡强调的是，由于马克思在从当今社会的基础上自然发生的无产阶级运动与社会主义之间架设起一座桥梁，即“为夺取政权而进行的阶级斗争”，从而使无产阶级运动从自发的运动变成自觉的运动，这正是马克思的伟大贡献之所在。

卢森堡进而指出，原先当爆发自发的工人运动之时，资产阶级并不感到害怕。他们往往这样安慰自己:我们可以镇定自若，因为这些工人运动没有丝毫显示出政治迹象。但当马克思“把工人阶级的政策置于自觉的阶级斗争的基础上”，从而“把它锻造成置现存社会制度于死地的武器”之时，资产阶级就惊恐万状了。卢森堡强调，当今作为社会民主党工人政策基础的就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具体地来说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正是这一理论构成了使工人运动从自发状态走向自觉状态的思想武器。她说道:“只有对于社会民主党政策的本质和马克思主义本质都是一无所知的人，才可能设想有处于马克思学说之外的社会民主主义，即整个的有阶级觉悟的工人政策。”⁽²⁹⁶⁾

恩格斯曾经把哲学的基本问题表述为思维同存在的关系这样一个永恒的问题。卢森堡指出，如果把存在与思维这两个概念，从抽象的自然界和职业哲学家执拗地在其中绕圈子的个人思维的领域，转用到社会生活方面，那么可以认为千百年来人们始终在探索和寻求使思维和存在，也就是使历史的存在形式同社会意识相一致的方法和途径。但是事实上，尽管人们一直在竭力寻找解决这一任务的方法，“然而直到马克思和他的朋友恩格斯才找到了这种方法”⁽²⁹⁷⁾。“马克思发现迄今一切社会的历史归根到底都是社会的生产和交换的历史。这种历史的发展在私有制的统治下是作为阶级斗争在政治和社会制度中得到实现的，由于这种发现，马克思揭示了历史的最重要的动力。因而意识同存在之间、人的意志同社会的行动之间、迄今一切社会形态中的动机和效果之间的不一致才得到了说明。”⁽²⁹⁸⁾简单地说，“人类借助于马克思的思想才探明了自己的社会过程的秘密”⁽²⁹⁹⁾。在卢森堡看来，这正是马克思的伟大的理论贡献。无产阶级政党一旦把马克思的这一理论贡献作为行动的指南，就能从历史的观点懂得自己在做什么事情，因此也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也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力量的全部秘密之所在。

卢森堡反复强调的是，工人运动的不可战胜来自于对历史规律的正当把握，而这完全归功于马克思的理论贡献。她这样说道:“如果说今天的工人运动不顾敌人的种种镇压行动仍旧战无不胜地抖动它的鬃毛，那么，这首先是因为它冷静地认识到客观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到这样的事实:‘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自身的否定’，也就是造成了对剥夺者的剥夺——社会主义革命。它通过这种认识看到了最终胜利的绝对保证，他从这种认识不仅汲取了激情，而且也汲取了耐心，行动的力量和坚持的勇气。”⁽³⁰⁰⁾卢森堡认为，工人阶级由于借助于马克思主义这一行动指南把握了历史规律，从而第一次做到了把社会主义最终目的的伟大思想兑换成日常政策的零钱，并使日常细小的政治工作上升为实现伟大思想的工具。如果人们把仅仅为自己规定可实现的目标，并懂得以最有效的方法通过最短的途径去追求这一目标的政策看做现实政策，那么符合马克思思想的无产阶级政策同资产阶级政策的区别在于:资产阶级政策从日常的物质成就的观点来看是现实的，而社会主义政策从历史发展趋势的观点来看是现实的。这种区别同庸俗经济学家的价值理论和马克思的理论之间的区别完全相同。前者从市场货摊的观点出发把价值看做物的现象，而后者却把它看做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关系。

卢森堡这样说道:“我们用以战胜危难的道义力量、我们在斗争中的策略直至各个细节、我们对敌人进行的批评、我们争取群众的日常鼓动、我们的全部所作所为直至最细微的地方，这一切都贯穿了马克思创造的学说并在这一学说的光辉照耀下得到透彻的理解。”⁽³⁰¹⁾然而，在无产阶级政党内部有一些人却认识不到这一点，总认为工人运动可以脱离马克思主义也能取得胜利，从而总自觉不自觉地企图摆脱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但是认识不到不等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就不存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着，无产阶级政党企图摆脱它只能陷于幻想之中。她说:“而如果说我们有时陷于这样的幻想，认为我们当今的政策及其全部的内在力量是不依赖马克思的理论的，那么这只是表明，当我们在自己的实践中按照马克思的思想说话时……却并不知道这一点。”⁽³⁰²⁾

正因为马克思的思想使工人运动成为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从而资产阶级社会的统治者把马克思主义视为死敌。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很明白，要战胜现代工人运动就必须战胜马克思主义。这样，马克思逝世以后的历史，就是资产阶级不断企图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消灭工人运动中的马克思的思想的历史。成百的野心勃勃的资产阶级辩护士，把在理论上战胜马克思当做他们毕生的使命，当做一生事业的跳板。那么他们有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呢?卢森堡认为，他们确实“成功地使虔诚的知识阶层确信马克思的‘片面性’和‘夸张’”。也就是说，一些知识分子确实在他们的宣传下，也真的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片面的”和“夸张的”理论。但是事实上连资产阶级思想家中比较严肃的人，也不相信他们这样做会真正消除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们也认识到，面对马克思主义这样一种“基础如此深厚的学说”，只用“片面性”、“夸张”之类词汇来加以反对，是达不到任何目的的。在卢森堡看来，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之所以不能战胜马克思主义，关键在于他们实在拿不出什么东西同作为整体的马克思主义相对抗。自从马克思使工人阶级的历史观在哲学、历史和经济领域中发生作用以后，资产阶级在这些领域中就不可能再有什么重大建树了。经典意义上的自然哲学终结了，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终结了，科学的国民经济学终结了。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社会科学能够提出来同马克思理论相对抗的在任何地方都只是无理论状态，资产阶级社会科学能够提出来同马克思的认识论相对抗的在任何地方都只是对认识的怀疑。马克思学说是资产阶级科学的产儿，但是这个孩子的诞生使母亲付出了生命”⁽³⁰³⁾。

卢森堡一方面强调，“如果社会进步又提出了一系列更新的有待解决的科学问题，那么又只有马克思的方法能为解答这些问题提供武器”⁽³⁰⁴⁾;另一方面她又指出，马克思学说的一些内容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会趋向过时从而需要更新，并认为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之所在。她认为，撇开马克思的学说的“不朽部分即历史的研究方法”不谈，那么余下的内容如关于社会发展的认识确实是有时间性的。基于这样一种基本认识，她这样说道:“当今的社会还剩下一点安慰。当它徒劳地竭力去寻找一种战胜马克思学说的手段时，它没有发现对此唯一有效的手段蕴藏在这一学说本身之中。这一学说完全是历史性的，它的效用在时间上仅仅是有限的。这一学说是彻底辩证的，它自身包含着自己灭亡的确凿无疑的萌芽。”⁽³⁰⁵⁾卢森堡在这里强调了马克思学说的历史性和时间性，强调了在其自身中就存在着否定自己的因素。在她看来，正是因为马克思的学说随着时代的发展将不断被证实，从而它本身同时也是历史过程的一部分。从这一意义上说，“马克思学说就其对于现存社会制度最危险的部分来说，无疑迟早将被‘克服’。但只是同现存社会制度一起被克服”⁽³⁰⁶⁾。她的意思是说，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些内容，特别是那些批判现存的社会制度的内容，会随着现存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消亡而消亡。

(二)论马克思主义的现状和停滞的原因

卢森堡认为，马克思的学说显然处于停滞状态。那么这种停滞是不是由马克思的学说本身造成的呢?她通过把马克思的学说与法国两个空想社会主义者，即圣西门和傅立叶的理论进行比较来加以说明。她指出，这两个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论对他们的后继者起了截然不同的作用。圣西门成为各种精神活动领域的整整一代杰出天才的鼻祖，而傅立叶所造就的人除了少数例外，都只不过是一个由盲从者组成的僵化的宗派，这些人在任何地方都未曾超群出众。究其原因就在于傅立叶“创建了一个直至细节都制定好了的体系”，而圣西门“给他的学生提出的只是伟大思想的一些零星片段”。“毫无疑问，一种只设计出主要线条的思想体系比一个完成了的、匀称的结构具有更多启发作用。后者不可能再有任何发展，思想活跃的人已不可能在这一方面独立地有所作为了。”⁽³⁰⁷⁾她接着就指出，如果马克思的理论是一种类似于傅立叶的学说那样的“完成了的、匀称的结构”，那么马克思的理论的这一特征决定了其必然是停滞不前的;但假如马克思的理论是一种像圣西门的学说那样的“只设计出主要线条的思想体系”，那么马克思的理论即使处于停滞状态也不是其自身所致。她认为，只要考察一下马克思的理论就不难看出，“只是在经济领域才谈得上马克思创立了一个或多或少完整的理论体系”，而马克思的理论中最有价值的“唯物主义的辩证的历史观却只表现为一种研究方法、一些天才的指导思想”，“它们使人有可能展望一个崭新的世界，开辟独立活动的无限远景，激励我们的思想大胆地飞进尚未研究的领域”。⁽³⁰⁸⁾卢森堡在这里讲得非常清楚，马克思的理论中最有价值的是唯物主义的辩证的历史观，而正是马克思的这一部分的理论只表现为一些天才的指导思想，为后人的进一步发展留下了很大的空间。于是，她得出结论:“如果说马克思的学说体系没有继续扩展，那么原因并不在于这一学说已经固定不变和完成了。”⁽³⁰⁹⁾

但是马克思的理论的停滞不前毕竟是个不争的事实。卢森堡指出，即使在历史唯物主义这一领域，除了少数成果之外，马克思的遗产也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精良的武器被束之高阁，连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本身也不像它在初期时那样没有经过精雕细琢，只是初具规模。那么这种局面到底是如何造成的呢?卢森堡认为，马克思的理论缺乏能够承担继续发展马克思理论这一事业的知识人才是一个重要原因。她激烈地批评了对马克思主义持有以下两种态度的人:其一是为了在思想上“保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而小心翼翼地唯恐偏离马克思的思想方法;其二是为了不顾一切地证明“自己思想的独立性”，而拼命设法完全摆脱马克思的思想方法。倘若对马克思主义持有这样两种态度，那么即使马克思给后人留下了巨大的发展他的理论的空间，他的理论也不会被推进的。

卢森堡认为，除了人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不当、缺乏真正能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的人才之外，阻碍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还有着更深层的原因。她向人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有超越马克思继续从理论上发展这一学说的需要吗?这就是说，在她看来，阻碍马克思的学说进一步向前发展的最根本的原因，是缺少向前发展的“需要”。

卢森堡以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的不同遭遇为例来加以说明。《资本论》第一卷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到1893年《资本论》第三卷出版时，诚然也在专家狭小圈子里受到重视并且引发了几篇评论，但是从整个社会主义运动方面看，特别在已经受到第一卷思路影响的广大阶层里，第三卷确实没有引起足够的反响。卢森堡这样说道:“直到今天，这一卷的理论阐述没有唤起任何普及它的企图，而且事实上更广大的阶层仍然没有接受它，相反，新近甚至有几个社会民主党方面的人忠实地重复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对第三卷的‘失望’，这只能证明他们深深地沉浸在第一卷所提出的对价值理论的‘未完成’的表述。”⁽³¹⁰⁾在卢森堡看来，实际上从科学的观点来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到《资本论》第三卷才完成的，没有第三卷，就不能理解真正占统治地位的利润率规律，就不能理解分割为利润、利息和地租的剩余价值，就不能理解价值规律在竞争内部的作用。但为什么《资本论》第三卷没有像第一卷那样产生广泛的影响呢?卢森堡认为关键在于，《资本论》第三卷所论述的问题不管从理论角度来讲是多么重要，从实际阶级斗争的角度看它们却是无关紧要的。“对于阶级斗争来说，重大的理论问题是:剩余价值的形成是对剥削的科学说明，还有，生产过程的社会化的倾向就是对社会主义变革的客观基础的科学说明。”而《资本论》第一卷恰恰就回答了这两个问题，“它论证了‘剥夺剥夺者’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和不断发展的资本集中的不可避免的最终结果。这样就大体上满足了工人运动特有的理论需求”，“至于剩余价值在各个剥削集团之间怎样分配以及分配时的竞争在生产中引起哪些变动，这对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³¹¹⁾。总之，在卢森堡看来，《资本论》第一卷与第三卷的不同遭遇，完全取决于工人运动的理论需求。

卢森堡反复强调的是，马克思的学说是不是能够得以广泛传播并获得发展，完全取决于工人阶级对其是否需要及所需要的程度。在她看来，设想工人阶级通过他们的阶级斗争的内容就能够自动地在理论领域无尽无休地发挥创造性，只是一种幻想。尽管诚如恩格斯所说的，工人阶级在今天是唯一的保持了理论感和理论兴趣的阶级，但是工人阶级的斗争要真正对推动理论的发展起促进作用，“必须有极其确定的社会条件”。卢森堡通过分析这种“确定的社会条件”，来说明为什么工人阶级还没有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全面的需求，并进而说明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处于停滞状态。

她指出，每一个阶级社会中的精神文化都是统治阶级的创造物，其目的部分是满足社会过程的需要，部分是满足统治阶级成员的精神需要。而迄今的阶级斗争史上，一般来说，处于上升时期的阶级，也能够在取得统治地位之前预先获得思想上的统治地位。资产阶级就是如此。但是无产阶级的状况却是例外，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可能在力争向上的过程中自动地创造自己的精神文化”。“只要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还存在，在这个社会内部就不可能有资产阶级文化以外的文化”，尽管工人阶级用自己的手创造了自己的文化的物质内容，但是一方面这种无产阶级的文化必然处于“当代文化”之外，也就是说，不可能具有统治地位和合法性;另一方面，“他们也只有为了令人满意地履行他们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和社会过程中的职能所需要的限度内才被允许享受文化”。这就是说，“工人阶级只有在从他们当前的阶级状况中完全解放出来以后才可能创造自己的科学和艺术”。而他们当今所能做到的是保护受到资产阶级反动派野蛮行为摧残的文化，并创造文化自由发展的条件。在当今的社会里他们只能做到这一程度，“即为自己获得自身解放斗争的思想武器”⁽³¹²⁾。卢森堡认为，正是这种“确定的社会条件”限制着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她对马克思主义作出如下总体的评价:“马克思的创造作为科学成就来说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整体，它也已经超越了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直接需要，尽管它是为这一斗争而创造的。无论就他对资产阶级经济的详尽而完整的分析来说，还是就他的历史研究方法及其无限的应用范围来说，马克思的贡献都大大超出了实际阶级斗争的直接需要。”⁽³¹³⁾在她看来，由于马克思的学说本身已经超越了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直接需要，所以在现有的确定的社会条件下，它的运用和发展都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基于这样一个基本判断，她说道:“只有随着我们的运动逐步进入向前发展的阶段并提出新的实际问题，我们才重新到马克思的思想武库里去探索，完成和利用他的学说的一个个新的部分。”⁽³¹⁴⁾“就这样，马克思在理论上揭示的无产阶级在现今社会中生存的社会条件给马克思理论本身的命运带来了不良后果。无与伦比的精神文化的工具被束之高阁，因为它对资产阶级阶级文化没有用处，而又远远超出了工人阶级对斗争武器的需求。只有当工人阶级从他们今天的生存条件下解放出来时，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才将和其他手段一起社会化，为了全人类的幸福得到充分的利用并且充分发挥它的能量。”⁽³¹⁵⁾按照卢森堡的看法，马克思的学说之所以陷于停滞状态，是由于它本身超出了工人阶级对斗争武器的需求，而一旦工人阶级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存条件下解放出来，真正走上为全人类的幸福而奋斗的征途之时，马克思的学说就能得到充分的利用并且充分发挥能量。

最后我们看一下卢森堡分析为什么马克思的学说处于停滞状态的一段总结性的话:“如果我们现在因此而觉察出运动中存在理论停滞状况，这并不是由于我们赖以生存的马克思理论无力向前发展或是它本身已经‘过时’，相反，是由于我们已经把现阶段斗争必须用的思想武器从马克思的武库取来却又不充分利用;这并不是由于我们在实际斗争中‘超越’了马克思，相反，是由于马克思的科学创造中事先已经超越了作为实际斗争政党的我们;这并不是由于马克思不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而是由于我们的需要还没有达到运用马克思思想的程度。”⁽³¹⁶⁾卢森堡在这里对马克思的学说处于停滞状态的原因的分析确实是独到的，同时也是深刻的。

(三)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内容——总体性理论

按照“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卢卡奇的说法，卢森堡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大贡献，就是把总体性理论确定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卢卡奇的这一说法是有道理的，确实卢森堡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主要是对总体性理论的研究，因为在她看来，抓住了总体性理论也就是把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和宗旨。她对马克思主义总体性理论的推崇，几乎反映在她所有的著作之中，而对总体性理论集中加以阐述的无疑是她的《资本积累论》一书。

面对资本主义的新发展，面对资本无限积累的趋势，一切机会主义一下子从资本主义的批判者变成了资本主义的辩护者，他们要求人们放弃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改革，而当这一社会的顺从者。老牌机会主义者伯恩斯坦是这样，而紧随其后的机会主义者鲍威尔(Bauer)、埃克施坦(Eckstein)等也是这样。正如卢卡奇所说的，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一书的意义，就在于从根本上揭示了他们这样做的错误之所在，使人们看清资本主义社会在资本积累这一现象背后所掩盖着的东西。而卢森堡手中最主要的思想武器就是总体性的观念以及相应的观察事物的方法。在卢森堡看来，如果不用总体性的方法来研究资本主义的积累问题，那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资本主义确实根本不存在什么问题。机会主义者孤立、静止地研究资本主义积累问题，最后走上迎合、赞颂资本主义的道路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在机会主义者眼里，剩余价值的实现、积累采取同其他的个别资产者交换的形式进行，而积累的整个问题，也仅仅是G—W—G和W—G—W这些形式在生产、流通等等过程中发生的各种变化的一种形式问题。这样积累问题就变成个别科学的一个细节问题，几乎同整个资本主义的命运毫无联系。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即作为上升时期资本主义的思想代表人物，曾经用这样的方法来研究资本主义积累问题，结果是“把资本主义社会看做唯一可能适合人的‘本质’和理性的社会”;而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家，也用这样的方法来研究资本主义积累问题，即好像资本主义的积累能够在数学公式的那种真空中进行，结果是维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永恒存在，提防命中注定的灾难性后果。卢森堡强调，必须把“积累放到整个社会环境中来看待”，这样积累问题变成了积累条件的历史问题。

卢森堡用总体性的方法观察资本主义社会的积累问题，不但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无限制的积累是不可能的，是有其界限的，而且从中进一步得出结论——资本主义社会的灭亡也是必然的。例如，她通过研究“作为积累领域的军国主义”后得出这样的结论:“资本把历史的必然性变为一个有利因素:即资本主义世界越来越激烈的竞争本身就提供了一个头等容量的积累领域，资本越来越多地利用军国主义作为一个对外政策的补充借以占有非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这种军国主义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同样地产生作用，那就是把购买力从非资本阶层转移出来。这样，简单商品生产的代表者和工人阶级受到同样的影响。换言之，以他们的牺牲，通过掠夺前者的生产力和压低后者的生活水平，资本积累被提高到最大限度。不待烦言，经过一定的时期，国内外资本积累的条件将变为自己的对立物，那就是变为资本没落的条件了。”⁽³¹⁷⁾“资本通过军国主义，愈加残酷地想消灭国内外非资本主义阶层、愈加压低整个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那么，在世界资本积累的逐日历史上，变动也就越大。它将成为一连串的政治和社会灾难的痉挛，在这样的条件下，加上周期性的经济灾祸或危机，积累已不可能再进行了。但在正式到达这个资本自己创造的经济绝境之前，国际工人阶级起来反抗资本的统治已成为一件必要的事情了。”⁽³¹⁸⁾

卢卡奇指出，在卢森堡那里，“承认积累问题发生了问题就意味着承认这些‘坏的方面’是同资本主义最内在的被卢森堡恢复了的马克思主义总体性方法本质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因此，这种承认意味着必须把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世界革命理解为发展的必然性”⁽³¹⁹⁾。“如同青年马克思的总体考察透彻地阐明了当时还繁荣着的资本主义的垂死表现一样，在卢森堡的考察中，资本主义的最后繁荣由于其基本问题放进了整个历史过程中，而具有了一种可怕的死亡之舞，一条走向不可避免的命运的俄狄浦斯之路的性质”⁽³²⁰⁾。哪怕我们只是阅读一下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作为全书“结语”的最后一段话，也会赞同卢卡奇的评价:

资本主义是第一个具有传播力的经济形态，它具有囊括全球，驱逐其他一切经济形态，以及不容许敌对形态与自己并存的倾向。但是，同时它也是第一个自己单独存在的经济形态，它需要其他经济形态作为传导体和滋生的场所。虽然它力求变为世界普遍的形态，并正由于此，变为世界普遍形态也是它的倾向，然而它必然要崩溃，因为它由于内在原因不可能成为世界普遍的生产方式。在自己的生命史上，资本主义本身是一个矛盾，它的积累运动带来了冲突的解决，但同时，也加重了冲突。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除了实现社会主义外，没有其他的出路，而社会主义的目的不是积累，而是以发展全球生产力，来满足劳动人民的需要。因此，我们看到，社会主义由于它本身的特质，是一个和谐的、普遍的经济形态。⁽³²¹⁾

卢森堡在运用总体性方法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积累问题的同时，反复强调这一方法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她的《资本积累论》一书开宗明义就指出:“卡尔·马克思曾促使我们注意社会总体资本的再生产问题，他在这一点上对经济理论作出了一个不朽的贡献。”⁽³²²⁾在她看来，正是由于马克思着眼于从总体上研究资本，或者说研究的是总体资本而不是个别资本，从而才对经济理论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也正如卢卡奇所指出的，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方法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再生”，而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一书，在这一点上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卢森堡高度赞扬马克思的总体性方法，甚至把其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但她认为马克思的总体性方法并不表现于《资本论》之中，也就是说，贯穿于《资本论》的并不是总体性方法。她认为按照马克思扩大再生产的图式，要实现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部类的全部剩余价值，必须在两部类以外具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在资本主义生产的两部类以外的具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是在非资本主义领域，也就是说是在农民和手工业经济中产生的。她强调，正是资本主义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一个非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环境，资本主义需要非资本主义阶层作为实现剩余价值的市场、部分生产资料的供应来源以及劳动力的后备来源。“总之，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资本积累，不管它的理论如何，在一切方面是依存于非资本主义的社会阶层及社会结构形态的。”⁽³²³⁾在她看来，只有这样来思考，才能理解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要争夺殖民地和对不发达国家的控制权，为什么要实行保护关税来防止外国商品侵入国内，才能理解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军国主义在转移非资本主义阶层的购买力、帮助资本积累方面所起的作用，也才能理解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的真正原因所在:当世界上所有非资本主义领域在资本主义侵蚀下丧失殆尽之时，资本主义的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就无法正常进行，而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末日来临了。卢森堡指出，非常遗憾的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并没有充分地注意到非资本主义领域对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和资本积累的重要性。在她看来，“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图式之所以不能说明积累过程实际上如何进行以及历史上如何完成”，根本原因就在于马克思并没有将资本主义的生产领域与非资本主义的生产领域“总体地”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她明确地指出，“马克思的积累图式没有解答扩大再生产是为着谁进行的这一问题”，在马克思那里，“好像资本主义生产，总是自己实现全部剩余价值，并应自己的要求，来使用资本化的剩余价值的，这是马克思在分析他的图式时所给人的印象”，“他好像反复地试图以货币手段，即资本家与劳动者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来表现图式中的流通问题”⁽³²⁴⁾。总之在她看来，马克思的《资本论》缺少的就是非资本主义经济领域这一维度，而这又是由于缺少总体性的目光所引起的。

卢森堡对《资本论》缺少总体性的眼光的批评应当说是明确的，所以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关于马克思的《资本论》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并不对立的说明，显得没有说服力。但是卢卡奇强调卢森堡是沿着马克思的思路，把马克思“未竟的理论”深入下去是正确的。卢卡奇还强调，就对资本的积累问题的分析而言，马克思的《资本论》仅仅是一部“未竟著作”，“这一著作正好在这个问题必须展开的地方中止”⁽³²⁵⁾，因此必须承认从马克思对资本积累的分析，尚看不出他明显地使用了总体性的方法。在卢卡奇看来，罗森堡的工作是根据马克思的思路，使用总体性的方法，对资本积累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就是说，“罗莎·卢森堡只不过根据马克思的思想把他的未竟之作思考到底，并按照他的精神对它作了补充而已”⁽³²⁶⁾。

卢森堡认为，尽管马克思的《资本论》并没有充分地体现出总体性方法，但马克思的其他一些著作则生动地运用了总体性方法。她特别提到了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一书，认为马克思的这一著作生动地运用了总体性方法。卢卡奇注意到了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之间的一致性和继承性。卢卡奇详细地考察了卢森堡在《资本积累论》一书中的表述方式、所运用的方法，与马克思的一些著作，特别是与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的具体联系。他指出:“《资本积累论》重新采用了青年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使用的方法和对问题的提法。正像《哲学的贫困》分析使李嘉图的经济学能够产生和发生作用的历史条件一样，《资本积累论》把同一方法运用于《资本论》第二卷至第三卷未完成的研究。”⁽³²⁷⁾马克思当年知道，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作为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必然要使自己发现的“自然规律”同社会现实一致起来，必然要由此出发把资本主义社会看成是唯一可能适合人的“本质”和理性的社会。而之所以具有这种必然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不能总体地认识问题，于是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推出总体性的方法来推倒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结论。卢森堡同样知道，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家作为小资产阶级的工人贵族的代言人，必然要把资本主义积累理解成似乎可以“在数学公式的那种真空中进行”，必然要由此出发去维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永恒存在。而之所以具有这种必然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背叛了马克思的总体性方法，于是卢森堡就通过复归马克思的总体性方法来与这些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家相抗衡。

卢卡奇认定《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完成的“第一部成熟著作”。马克思在这一著作中不仅用总体性的方法追溯了蒲鲁东的观点的真正来源，即一方面追溯到李嘉图，另一方面追溯到黑格尔;而且又用总体性方法分析了蒲鲁东在什么地方、怎么样，以及为什么必然误解李嘉图和黑格尔;更用总体性方法无情地研究了蒲鲁东的自相矛盾，深入探讨了产生这些错误的连蒲鲁东自己也不知道的原因。马克思的所有这些做法都被卢森堡在《资本积累论》一书中所熟练地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