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新综合

既然我们承认，理论的综合，不应是各种理论因素的拼凑或堆积，而应是各种理论的一种有机的结合，应该形成一个有自身内在逻辑的体系，那么，我们就面临一个如何使既有的各种经济理论获得某种有机统一的问题。

使既有的各种经济理论获得有机的统一，使它们在一个有机的整体中各得其所，处在恰当的位置上相互联系，一般说来有两种情况或两种方法。一种就是创造出一个全新的理论结构，而将以往产生的各种理论素材作为这一全新结构的组成因素包括进来。一般说来，这往往是在一门学科创建初期发生的情况，其结果是一门学科体系的形成。但是，当一门学科已经过相当程度的发展和积累，各种理论已不是作为一些零散的理论观点存在，而是本身就已构成某种具有系统性的知识体系的情况下，作为整个学科向更高级阶段发展过程的理论综合，便往往是按照另一种方法进行的，这就是以某一种容量较大的理论为基本理论结构，或者说以其为新体系的理论结构的基础，而将其他各种理论的科学内容包括进来。

在笔者看来，经济学目前发展阶段所面临的任务，并不是初创期新体系的建立（亚当·斯密的理论体系在当初完成了这一任务），而是如何对已经形成的各种理论体系进行有机的综合。

因此，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在各经济理论体系之间进行比较和选择，作出一个理性的判断，看哪一体系更适合作为综合的基础结构。

这就使我们必须进一步比较研究各种经济理论在基本理论结构上的差异。

前面已经提到，理论结构的差异，是各种理论从总体上考察时表现出的基本差别的第二个方面。

在第2章中，指出了新古典主义在理论结构上作为一个封闭的体系的基本特征，也就是在假定各种经济背景条件（现在我们事实上已经将它们归纳概括为三方面的条件：物质技术条件、社会关系条件和主观信息知识条件）为一定的前提下，研究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而各种背景条件本身却是孤立的、不变的，若发生变化也是外生的，与经济运行过程本身无关，相互之间也不存在内在的联系。在第3章中，指出了凯恩斯主义在理论结构方面的特点是着重地分析了一个背景条件即信息预期的不完全、不确定对整个体系运行的决定作用（后凯恩斯主义还分析了一些社会制度因素如分配关系等），而预期不确定这个事实本身也是外生的。因此，它虽然因这种分析而推翻了传统经济学的许多理论命题而自成体系，但在基本理论分析结构上与传统的新古典主义并无多大的差别。

与此相区别，第4章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结构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它的开放性：作为新古典主义体系背景条件的一切主要经济因素在马克思主义体系内都具有内生性；它不仅分析了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分析了背景条件的变化规律和它们的相互关系（如技术进步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和变化规律等等），同时也包括了对经济变量和背景条件变化之间关系的分析（见第4章第5节）。

这样，从总体上看，在我们面前摆着的是两个有着显著差异的理论结构，一个是正统经济学的封闭的体系——它分析的是被封闭在给定的背景条件之内的经济运行；另一个是马克思的开放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一切都是可变的，没有封闭着的限界。

一般来说，对一个封闭的理论体系较容易进行严格、精密的分析，而一个开放的体系则较难把握，尽管它更接近现实。因此，正统经济学已经率先使其理论在分析方法和精密程度上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些内容在目前甚至还没有确立起严格的数量分析方法。但是，在理论结构的宽广程度和发展前途上，马克思主义却显然有着无可置疑的优越性。新古典主义把经济的几乎所有基本因素假定为不变的背景条件，在一定意义上不过是宣告对这些最重要的东西无可奉告，比如关于决定收入分配的“禀赋”的分配，新古典主义在任何场合都视其为既定的前提，相对于每一种“禀赋”的分配，都可以确定一个帕累托最优。有人指出，这不过表明了“关于收入分配这个问题，经济学家作为经济学家说不出任何东西，因为决定任何初始收入分配的是历史而不是经济学”（克里斯托尔和贝尔，1985：215）。“经济学（这里指现代西方正统经济学——引者注）的全部传统做法是不断排除‘外生’因素，把这些因素只作为‘已知’的，并且不断加强‘内生’分析与精密观察。精神活动致力于建立逻辑的以及常常是数学的模式，以谋求完全人为的和相互毫无联系的某种‘体系’的‘最优化’，这是一种异想天开的精神活动，而所有这些‘体系’是建立在几个毫不关联的假设之上的”（E.舒马赫，1985：37）。从理论发展的全过程来看，笔者并不认为这种特点就能否认新古典主义理论的科学价值，马克思主义者也应该学习新古典理论家的那种力求形式完美、结构严密的精神活动。但是，就迄今为止的整个理论结构而论，新古典主义虽然看上去洋洋大观，其容量实际是相当狭窄的。相对于开放的马克思主义体系来说，它实际显得不过是一个被暂时封闭的，因而在分析上较为成熟的局部（就理论的整体与局部的关系而论，这有点类似于牛顿力学与初创时期爱因斯坦物理学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作为一个更为广阔、更为全面的基本理论结构的特点具体表现在：（1）一切基本经济因素和一切作为现象形态的经济变量在这一体系内都具有内生性，都可作为内生变量处理。因此尽管在一些方面，理论分析尚显粗糙，但具有将各种理论包容进来的巨大容量。（2）它对每一经济过程和每一基本经济范畴，都指出了它们的二重性，即物质关系的规定性和社会关系的规定性（见第4章），指出了这两个方面的基本关系。因此，尽管它着重分析的仅是社会关系方面，因而在一些经济过程和经济变量的分析中，不适当地忽视了物质活动本身的作用，但只要适当地将物质关系引入，进行综合，便较容易地产生更全面、精确的理论（在这方面，新古典主义由于完全忽视社会关系的分析和意义，制度因素完全是外生的，因而很难将其植入分析的内部结构）。（3）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特别重视对基本经济因素的分析，至今基本上仍主要侧重于一些本质范畴的研究，但同时也建立了基本关系、本质范畴与运行机制、现象形态之间的桥梁。因此，尽管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日常经济生活中的能观察到的经济变量和经济现象的分析仍然显得较弱，但是将新古典主义等理论对现象形态的分析经过适当加工而置于马克思这个地基之上，显然要比为较为强调现象形态分析的其他理论挖一个地基更容易些。

当然，将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综合的基本结构（或者更严格、谨慎一些地说，将其作为新综合理论结构的出发点），也要求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进行发展和改造，吸取其他理论在各方面具体问题分析中的方法和结构上的优点。此处当然还无法具体而详细地勾画应该如何进行这种改造，但有必要指出以下一些方法论上的基本问题。

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创立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结构之所以具有宽广、开放的优点，也从这些哲学方法论上受益匪浅。但也正因如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一个从哲学中解放出来的问题，这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同一事物在哲学中与在经济学中所处的关系不同，因而存在着将哲学范畴转换为经济学范畴的问题。这里指的主要是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几个基本范畴。在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社会历史观中，社会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即生产方式，构成社会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对生产方式的研究，目的是说明社会形态的性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物质、经济方面的根本原因。但是，经济学的任务却显然不是为了说明社会形态和上层建筑的性质和发展变化。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它研究的是人的一种特殊的活动，即经济活动。这个研究对象与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历史研究对象的差别是，人的活动总是一种有目的的活动，而不像自然界和人类历史本身那样，表现为一种自然的、无目的的过程。作为一种有目的的活动，其本质特点是包含着目的与手段（或条件）的关系，这也就决定着经济学分析结构应具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要研究行为目的与限制条件之间的关系（见第5章第5节）。而当我们从这个角度考察问题时，我们便可以发现：哲学中的生产力事实上构成了经济学中的物质、技术条件，生产关系构成经济学中的社会条件，而作为二者对立统一的生产方式构成整个经济活动的客观条件；所不同的在于它们所处的相对关系不同。在哲学中，它们相对的是上层建筑；而在经济学中，它们相对的是作为经济行为主体的有目的的活动目标，即经济利益。这一分析并不一定意味着完全放弃在经济学中使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等概念术语，因为经济学仍然要研究二者关系本身。但是，我们必须明确地在不同学科的差异中把握它们。这对建立科学的经济学理论结构具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对于改造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结构，为行为目标、物质需要等因素在分析结构中确立起应有的地位，使数量分析精确化等等，有着重要的作用。^[5]

2.辩证逻辑向形式逻辑转化的问题。马克思《资本论》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以辩证法作为考察经济范畴的基本方法，基本范畴之间的关系，具有矛盾由抽象到具体上升的性质。这使马克思主义在分析经济关系，分析经济事物的本质与现象的关系，分析经济运动的规律和发展趋势等方面，具有独特的洞察力。但是，这种方法在使经济学概念获得进一步的质和量两方面内涵，在对经济范畴和经济现象进行数量分析的问题上，迄今还具有一定局限性。这是因为，辩证逻辑只有以某种特殊的方式转化为形式逻辑，才能用于数量研究。事实上，数学中正是把辩证逻辑通过微积分学转化为形式逻辑，才使对数量之间的辩证关系（动与不动、有限与无限等）的分析得以发展起来。在经济学中，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价值形态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二重性等等，也必须经过从辩证逻辑转化为形式逻辑的过程，才能得以对它们进行量的分析，获得进一步严格、确定的理论结论。这里丝毫不否定在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已有的数量分析的成就，只是想指出，若想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得以进一步在数量分析方面发展，包容现代其他经济学的许多内容，就必须进一步进行某些方面的辩证逻辑向形式逻辑转化的工作。

总之，根据理论分析结构的优越性，笔者认为现阶段经济理论的新综合，应该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体系基础之上^[6]，可称之为“马克思主义新综合”。当然，在此这还不过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一个口号，具体内容还有待于以下各章的讨论和本书之外的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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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几章主要是从总体上对各种经济理论体系进行说明和比较，一方面分析各自的特征，另一方面也分析它们在经济学学科整体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这种分析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一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下一篇将在各种具体理论问题上对不同的经济理论体系进行分析比较，重点在于说明各种具体理论问题上不同观点之间的关系。这种具体分析，一方面是本章提出的基本观点的应用，另一方面也是对这种基本观点从各方面的进一步具体说明。相对说来，下面的具体理论的研究，或许更为重要。概论是不可缺少的，但若没有具体的实实在在的理论内容作为补充，概论就只是空论。

【注释】

[1]抽象与具体这一对范畴，往往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这里特别地在以下的意义上使用这对范畴：抽象指客观对象某方面属性在思维中的反映；具体指客观对象整体在思维中的反映。马克思在按这种意义使用这对范畴时曾指出：“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3页）

[2]这里引述一下物理学家和科学学家尼尔斯·玻尔关于物理学发展中的“互补原理”的论述，也许可以使我们获得某种借鉴和启发。所谓“互补原理”，就是指“把互相排斥的两种图像互相补充成为统一的整体性知识”。玻尔指出：“互补性概念绝不包括和科学精神不相容的任何神秘主义”。他认为：“当人们企图按照经典方式来描绘一种原子过程的历程时，所得的经验可能显得是相互矛盾的；但是，不论如何矛盾，它们却代表着有关原子系统的同样重要的知识，而且，它们的总体就包揽无余地代表了这种知识；在这种意义上，这样的经验应该被看成是互补的。”（玻尔：《原子物理学和人类知识》，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00、80页）

[3]自从20世纪70年代初西方经济学“新危机”提法出现以来，经济学家已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1981年，在美国出版了一本名为《经济理论的危机》的论文集，探讨新的理论体系发展的各种可能性。作者之一I.克里斯多尔指出：“经济理论发生了危机，是由如下的事实来证明的：在我们的眼光中，这个没有争议的理论体系是在日益缩小而不是日益增长。在这些日子里，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费尽心机致力于废除我们的大学教科书中仍然深信不疑地加以宣扬的东西。今天，经济学中的几乎一切东西——几乎每一个概念，每一个原理，每一种方法——都已经变成为争论而进行的公正的竞赛。”（贝尔和克里斯多尔，1985：271）编者贝尔和克里斯托尔在前言中说道：“假如我们看到一种知识结构在分化瓦解，发现它的碎片形成了相互对抗的学派，那么，最终会带来的东西——如果我们钻研一下任何科学的历史——将是一种综合了更多内容的新的结构。虽然要讲出它会是什么样子还为时过早，我们猜想它将会在不同程度上，把这里提出的各个论点包含的因素结合在一起。”（同上）

[4]这可以以苏联20世纪50年代初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为代表。这个理论体系至今事实上仍是正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教科书的“范本”，尽管其中的某些具体提法已有了很大的改变。

[5]这在当前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一方面，经济行为主体的行为目的和行为方式是不明确的，从而不能在理论上得出确定的、逻辑的结论；另一方面，所谓“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分析与生产方式的分析，至今不能获得有机的统一。

[6]理论综合时的理性选择，或许还应考虑其他因素。前面分析的各种经济理论之间的另一基本区别，即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考察角度的差别，似乎也应成为重要的选择标准之一。但是，笔者还不能确定在综合过程中是以社会经济活动的物质内容为基础更优越，还是以社会形式为出发点更优越，因此此处不作考察。另一个可能的选择标准，即阶级性标准也是重要的，即使我们目前仅仅研究的是实证理论的问题。但由于阶级性标准本身的社会性特征，必然出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情况，争执不下时还是要诉诸其他的非阶级性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