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理论综合时期(世纪年代至今)

四、新的理论综合时期(20世纪80年代至今)

西方社会学的发展的第四个阶段主要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学家们对传统社会学理论进行修正、综合的发展阶段。经过多年的争论，越来越多的理论家认识到理论分化带来的消极影响，意识到帕森斯之后的任何理论都无法单独解释日益复杂的社会现象，并进一步认识到每种理论的长处和不足，因此，他们试图将各种理论中的优点结合起来，对社会现象采取一种多维的考察，以构造一种综合的、多维的理论。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和形成一种完整的综合理论，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学理论发展的这种综合趋势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14]。

这场新的综合运动之所以称为“新”，是因为与帕森斯时代相比，它具有一些新的特点:第一，新的理论大多采取对传统理论进行重构的方式，以发展出全面而多维的综合性理论，解释变革了的社会现实，弥补以往社会学理论的不足;第二，20世纪80年代后，越来越多的理论家认识到以往社会学理论中宏观与微观、个体与集体、主观与结构等二元对立的局限性，认为社会学理论若要发展且能更加准确地解释社会现实，必须将二者结合起来，所以，他们尝试着以不同的途径对此进行综合;第三，他们突破了“帕森斯”和“反帕森斯”的对立思维，新的理论不再谋求建立一个像帕森斯所建立的那样一种独霸天下的理论体系，而是从不同的基点出发，通过不同的方式与途径构建多种不同的综合理论，从而形成多种综合理论并存的局面^[15]。其结果是出现了一系列“综合性”的社会学理论，形成了一种与帕森斯学派曾达到的“一元综合”态势不同的“多元综合”态势。

(一)亚历山大的“新功能主义理论”

“新功能主义”是当前西方社会学界影响最广的“综合性”理论取向之一。它的提倡者包括美国社会学家亚历山大、克罗密，德国社会学家蒙奇、卢曼，英国社会学家阿切尔等一批著名学者。新功能主义的基本思路是要在坚持“功能主义传统”基本特征的基础上，广泛吸取冲突论、互动论、现象学、交换论、批判论等对立学派的研究主题及思想观点，将他们整合进功能主义的框架中去，建立起一个新的具有“多维性质”的综合性一般理论。

亚历山大(Jeffrey C.Alexander，1947—)认为，在众多的理论流派中，只有“帕森斯的分析模式为一种新综合提供了唯一可行的基础”^[16]。因为功能主义比其他社会学理论传统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它是对社会学理论进行新综合的最合适的基础。只是由于帕森斯理论本身具有的综合性质，使得它在内容上既是异常丰富的又是非常模糊并常常自相矛盾的，才使得人们对它作出不同的解释。在新的条件下，完全有必要也有可能对其作出新的解释。在亚历山大撰写和参与编辑的一系列论著当中，他努力从事于这种对功能主义传统进行重新解释的工作，并力图将其他各派的理论成果与这种重新解释过的功能主义理论结合起来，以期为新的功能主义取向确立一个有效的理论与方法论基础^[17]。此外，蒙奇以新康德主义哲学为指导;鲁曼以系统理论为形式来进行上述工作;克罗密、阿切尔、斯梅尔瑟等人则以各种局部性的研究领域为依托，来推进新功能主义取向的确立。

新功能主义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重新解释了功能主义传统，确立了后实证主义立场，重构了社会行动理论并修正与改进了帕森斯的行动结构理论和四功能分析模式。但总的来说，新功能主义目前还是一个尚待进一步发展的理论运动，它只是体现了一个新的理论方向，在许多具体问题上，新功能主义者们也还未获得一种共识或主导性认识。

(二)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

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1929—)将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韦伯的理解社会学、米德的符号互动论、迪尔凯姆的社会整合思想、马克思主义以及卢卡奇、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等人的思想融合起来，通过改造，综合在沟通行动理论之中，提出了一种被乔·特纳认为是“富有创造性的综合了各种思想的批判理论”，即“沟通行动理论”。

哈贝马斯认为，并不是所有行动都是沟通行动，只有以“语言”为媒介，为“理解”服务的，使行动者“得到合作”的行动才是沟通行动。他从社会行动的意义上把社会行动分为“目的合理行动”与“沟通行动”两类。“目的合理行动”是“以成就为方向”的行动，“沟通行动”则是以“理解为方向”的行动。他采用了沟通行动、生活世界和系统三个基本概念，利用社会学家已有的思想成果，对社会过程中这三者的性质、机制及其互动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讨论。他认为，一个理想的社会必须满足沟通行动得以形成的基本条件(可理解性要求、真实性要求、正确性要求与真诚性要求);现代社会的根本问题是社会的系统过程侵占、扭曲了作为沟通行动之前提条件的生活世界，从而阻碍了沟通行动的合理化;重建系统与生活世界之间的关系，使整个社会建立在合理的沟通行动基础之上，正是批判理论的基本目标。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从批判理论的角度会通了社会学中宏观与微观、主观与客观等诸种不同的理论取向，又以其他各家各派的思想来改造批判理论，从而构成了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综合性社会理论^[18]。

(三)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

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1938—)的结构化理论具有高度的综合性，他的理论综合了包括语言哲学、现象社会学、本土方法论、拟剧理论、现代解释学、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沟通行动理论和后现代主义等多种理论，特别是大量吸收了马克思、迪尔凯姆和韦伯的思想，构建了极具综合性的“结构化理论”。

在这一理论体系中，吉登斯抨击了以往理论传统中诸如个人与社会、微观与宏观、主观与客观之类的二分法，认为这些方面并不对立，它们双方都是相互包含的，并不构成各自分立的客观现实。为此，他提出具有原创性的“结构二重性”概念，即社会结构是由具有能动作用的人在互动中建构的，同时，这种结构又影响行动者的互动，他们是改造或再造社会结构过程的媒介。在《社会的建构:结构化理论大纲》一书中，吉登斯对其“结构化理论”作了最系统的论述。他将社会结构概念化为“规则”和“资源”。规则是指能为行动者所理解并可运用于各种场合的一套方法和技巧;资源是行动者为完成其所做的一切事务而在其活动过程中予以运用的所有要素。吉登斯将“结构”理解为不断卷入到社会系统再生产过程中的规则和资源;“结构”不仅对人的行动具有制约作用，而且也是行动得以进行的前提与中介，它使行动成为可能;“结构”还具有“转换性”和“传递性”，可以随行动者的活动需要转换为许多不同的模式和外观，可以随行动者在具体情境中使用它而得到改变。总之，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既是其不断组织的实践条件，又是这些实践的结果。结构并不是外在于个人的，它既有制约性同时又赋予行动者以主动性，这就是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所强调的中心思想。

(四)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

理性选择理论是以理论综合为自觉目标的另一种当代社会理论。这一理论学派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社会学研究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理性选择理论借鉴和扩展了经济学的“理性选择”，不仅用它来解释人们的经济行为，而且试图解释更广泛的社会行动。这一理论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James S.Coleman，1926—1995)。科尔曼在《社会理论的基础》一书中为这一学派建立了较完整的理论体系。

理性选择理论的基本原理是，一个行动发生的可能性是行动者所期望从多种可能的行动结果中获得的功利的函数^[19]，也即行动者所追求的是价值或利益的最大化。该理论以“理性人”为出发点，认为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理性行动不仅仅追求经济效益，而且还包括社会、文化、情感、政治等目的。理性行动是为达到一定目的而通过人际交往或社会交换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性行动，这种行动是否理性需要通过行动者自己的眼光来衡量。理性选择理论主张个体方法论，它试图通过解释社会制度的形成以及有目的的行动者的行动所产生的社会后果来对社会秩序作出说明。

科尔曼的理论概念主要在两个分析层次上展开:一个是基本行动层次，另一个是系统行动层次。基本行动是指两个行动者互相依赖的行动，与这一层次相联系的基本概念有行动者、资源、行动者的利益、简单社会关系(包括权威关系、信任关系)。系统行动包括三方面或更多的行动者，与此相联系的概念有复杂关系(如权威结构、信任结构)、社会规范、社会资本、法人行动。

科尔曼对美国社会学中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之间、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之间的脱节现象表示不满，提出要探讨将它们连接起来的方式。与迪尔凯姆等人一样，科尔曼坚持认为社会科学的主要任务应当是解释社会现象，而不是解释个人行为，“社会科学应当以解释社会系统行为为重点”。但他又接受韦伯等人的主张，指出社会系统行为归根结底是许多个体行为相互作用的结果，必须以对个体行为的微观分析为基础来解释宏观的社会现象。他提出任何以个人行动为起点来阐述社会现象的理论必须包含的三个组成部分:(1)将宏观现象转化为微观行为;(2)个体行为的分析，在科尔曼这里，个体行为被描述为以利益最大化为原则的“理性选择行为”;(3)微观的个体行为如何构成宏观现象。

(五)布迪厄的“实践社会学理论”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提出的“实践理论”也是一种在当代具有广泛影响的、富有强烈的理论综合色彩的社会学理论。布迪厄力图将那些长期困扰社会科学的二元对立，如主观与客观的对立、宏观与微观的对立、结构与主体的对立、符号性与物质性的对立等运用结构主义与建构主义两种途径进行沟通，提出一套更为全面、更为合理的分析社会现实的研究模式。布迪厄认为，社会学的任务就是“揭示构成社会宇宙的各种不同的社会世界中那些隐藏最深的结构，同时揭示那些确保这些结构得以再生产或转化的‘机制’”。他倡导把社会学作为一门整体性科学，号召打破由学术分工带来的人为学科界限，综合使用各个学科的理论、观点和方法，根据研究对象的特点选择合适的理论和方法，克服科学中存在的唯理论主义和唯方法论主义。

布迪厄试图建立一种实践理论，可以用来分析特定的群体或个人实践的机制，这便是围绕实践、结构、场域、资本与惯习建立的理论。实践是社会研究的首要对象;结构既有客观的社会结构，也有主观的精神结构;场域是由许多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所构成的网络，客观社会结构由无数具体的场域所构成;资本是个体可以利用的各种经济的、社会的与符号的资源;个体的主观精神结构称为惯习。布迪厄认为，一方面，实践受到惯习的指引，人们在惯习的指引下，运用各种可得资本，通过实践不断形塑、建构起“场域”，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同时也不断地创造、再生惯习本身;另一方面，惯习又受到场域及机构的制约，是后者在个体主观世界中的内化，场域及结构通过塑造惯习而制约着实践。因此，实践既是能动的又是受动的。布迪厄确立了一套与此观点相对应的社会研究方法，并将其运用于经验研究，为人们提供了若干具体的研究范例。

除了以上列举的诸位学者及其理论活动之外，理论综合的趋势也出现在其他一些理论传统的发展过程中。柯林斯致力于把交换论、互动论、拟剧理论等微观社会学的思想结合到冲突理论模式中去，力图在冲突理论范围内实现微观、宏观理论的结合;符号互动论者们也力图“重建”布鲁默的思想，努力将符号互动理论推动到“后布鲁默主义时代”;艾默生、库克等人则提出了“网络交换理论”，试图以此为基础来解决宏观与微观的联结问题。凡此种种，都推动了社会学各种取向之间的相互渗透、相互接近，在西方社会学界构成了一种全新的发展态势。当然，确切地讲，西方社会学的“新综合”阶段还刚刚开始，成熟的综合性成果还不多见，现状与目标间还有相当的距离，学者们还在继续努力^[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