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述评

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述评

张应祥　蔡　禾

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过程中，马克思等人虽然对资本主义工业化时期城乡对立及城市阶级斗争进行了论述和总结，但城市问题并不占据理论的中心地位，在他们看来城市只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环境条件而不是动因。而20世纪60年代以来，伴随着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危机的出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重新发现城市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

一、资本主义城市危机与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产生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出现了一场城市社会危机，这场社会危机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城市中心区的衰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四五十年代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相对繁荣时期，作为社会经济繁荣的表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地区普遍经历了扩张和蔓延，郊区化成为城市发展的一个普遍趋势。伴随着人口郊区化，工业和许多服务业也跟着这些主要消费者的美元而迁出城市中心区，结果就使得大城市中心区就业机会减少，税收减少，零售商业和社会服务减少，公共设施和服务下降，这一切均对大城市中心区的生存提出了严峻的问题。为了挽救城市中心区，国家不得不通过财政投资或补贴的方式对城市中心区加以改造，使城市中心区成为金融、信息、管理等功能的集中地，成为大公司、银行等机构办公大楼云集之地。在这个过程中城市中心区的穷人被赶走，而有些富人则由于城市中心区的绅士化又重新吸引回城市中心区居住。对于城市的这种发展变化过程，许多批判者开始指责国家的方针政策和城市规划等是为商业利益服务的，并不服务于城市中的所有人口，尤其不服务于城市穷人。

第二，城市重构与城市财政危机。20世纪60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全球城市的发展日益受到全球资本主义力量的影响，工业资本大量从已经城市化的老工业城市流向新兴的城市化地区，使城市的发展从老工业城市转向了那些过去只经历了很低城市化水平的新兴城市地区。工业资本抛弃老工业城市不仅使老工业城市就业机会减少，失业增加，还使得这些城市的工厂厂房和其他固定资本贬值，城市税收减少，不少城市甚至出现财政危机。可以说，资本流向哪个城市，这个城市就会繁荣兴旺，而资本流出哪个城市，这个城市就会一片萧条。许多城市为了争取资本不得不向商业利益屈服，特别是向跨国公司屈服，如果不满足它们的要求资本就会撤走，城市就会陷入危机。

第三，城市阶级斗争和社会运动不断。作为城市社会危机的具体表现，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和斗争，各种城市骚乱不断，各种政治斗争和社会反抗运动如火如荼。在欧美城市中，各种社会阶级、社会团体为争夺城市资源和维护各自利益而发生的竞争和冲突，各种罢工和抗议，各种邻里组织的反抗活动等层出不穷。这一切使得城市里的阶级和种族不平等、社会冲突和社会运动倍受人们的关注。

面对城市社会里发生的这些变化、冲突和危机，一些学者开始纷纷求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试图对城市问题做出新的理论回答，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在此背景下逐渐形成，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勒费尔（Henri Lefebvre）、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哈维（David Harvey）等。

二、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的主要观点

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主张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框架下去考察城市问题，他们着重分析的是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生产和集体消费，以及与此相关的城市社会阶级斗争和社会运动，力图揭示城市发展如何连接、反映和调节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以及如何体现出资本主义的运作逻辑。

1.空间资本主义殖民化与城市空间生产

新马克思主义之前的城市理论把城市空间当作一种客观、独立的研究对象，而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空间，它看起来同质，看起来完全像我们所调查的那样是纯客观形式，但它却是社会的产物。空间的生产类似于任何种类商品的生产”。^[1]也就是说，城市空间并不是什么客观、独立的，而是一种社会产物。

那么，作为社会产物的城市空间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呢？新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是资本作用的产物。哈维指出，城市空间的本质是一种建构环境（build envi-ronment），是包含许多不同空间元素的复杂混合商品，是一系列的物质结构，它包括道路、码头、沟渠、港口、工厂、货栈仓库、下水道、住房、学校教育机构、文化娱乐机构、办公楼、商店、污水处理系统、公园、停车场等。^[2]城市空间组织就是由各种各样的建构环境要素混合构成的一种人文物质景观，是人为建构的“第二自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城市建构环境的生产和创建过程是在资本控制和作用下的结果，是资本本身发展需要创建一种适应其生产目的的人文物质景观的后果。哈维将马克思对工业资本生产过程的分析称为资本的第一循环（primary circuit），而资本第一循环中存在的内在矛盾就是资本过度积累所形成的过度积累危机。哈维认为，马克思虽然指出了资本主义存在的这种矛盾和危机，但他并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已经开始有了应付这种内在过度积累危机的办法。资本主义的应付办法就是当由工业生产中的第一循环产生的危机逼近时，投资转向“第二循环（secondary circuit）”，即资本投资于城市这个建构环境。总之，城市建构环境的形成和发展是由工业资本利润无情驱动和支配的结果，是资本按照自己的意愿创建了道路、住房、工厂、学校、商店等城市空间元素。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城市空间建构和再建构就像一架机器的制造和修改一样，都是为了使资本的运转更有效、创造出更多的利润^[3]。

由于城市空间资本主义殖民化，现代资本主义已经从一种在空间背景中生产商品的系统发展到空间本身成为一种商品而被生产的系统，这样一来，城市空间的组织和变化就与资本主义体系有机联系起来。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十分关心城市空间组织是如何去反映、表达并影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的。在他们看来，城市空间并不仅仅是一种“容器”，在这种“容器”中某些社会或经济过程得以进行和完成。他们认为空间和社会并不是相互分离和独立的实体，社会组织和空间过程不可分离地交织在一起。因为城市空间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和形成的，因此它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一种表现。因此，当资本主义被再生产时，城市空间形式也被再生产；当资本主义经济结构调整以对面临的危机作出反应时，其城市空间也将被重构调整。不过，现有的城市空间安排也会约束和塑造资本主义再生产或重构调整的方式，因为空间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固定”或“冻结”在那些已经表达了以前经济活动模式的形式中去了。所以，当资本主义经济结构调整时，它立即就会遇到现有城市空间形式对任何变化的约束和调节。故当资本主义变化时如果城市空间也发生变化，那么它就只能是这样一种情况，即资本主义在一种已有的城市空间布局景观中变化，并且通过它们来变化，而这种已有的空间布局是不能简单由一种行动意志所重塑的。索贾（E.Soja）将其概括为“社会空间辩证法”（social-spatial dialectic）：“有组织的空间结构本身并不是具有自身独立建构和转化规律的结构，它也不是社会生产关系中阶级结构的一种简单表示。相反，它代表了对整个生产关系组成成分的辩证限定，这种关系同时是社会的又是空间的”。^[4]这种观点认为在划分为统治和剥削阶级的社会结构与划分为中心与边缘的空间结构之间有一种对应的关系，因为二者都是由相同原因引起（资本主义），表达了相同的事情，同时又相互塑造。这种社会空间辩证法的核心就是“社会生活的空间性是社会的物质构成的”。^[5]在这种观点看来，表现在空间中的问题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的必然表达，这种矛盾会受到现有空间安排的调节，并因当前空间模式的惰性与新经济势力之间的紧张而加剧。

2.劳动力再生产的空间单位与集体消费

随着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化的发展，人口日益集中到城市地区，整个社会的劳动力也就日益集中到城市。这样城市在资本主义系统中就执行了一个重要功能，成为劳动力再生产的空间单位。“城市对我而言更直接意味着与劳动力有关的过程，而不是它直接应用到生产过程中……城市单位因而看起来是伴随生产过程的再生产过程。”^[6]

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城市社会中，一个基本的结构性矛盾就是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即劳动力的再生产与再生产劳动力必要消费品的供给之间的矛盾。劳动力再生产是在日常基础（通过现存工人的劳动能力的再生产）和代际基础（通过新一代工人取代已有工人的生产）上来完成的。它包括了简单再生产（消费的劳动力再创造）以及扩大再生产（发展新的劳动能力）。这些再生产的实现手段是消费方式——住房和医疗，社会服务和学校，休闲设施及文化娱乐等。例如，如果没有充足的医疗卫生设施，就难以保证劳动力的健康；如果没有必要的文化教育设施，就难以再生产出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应的、具有一定知识和技术素质的劳动力。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劳动力的需要与资本利润最大化需要却存在着矛盾。尽管资本主义体制要求要有充分的劳动力再生产作为其持续生产和积累的先决条件，但单个资本主义生产者却发现投资于那些对于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商品的生产越来越无利可图。卡斯特尔以法国住房建筑业为例说明了这一点。他指出，在法国，无论是从工人的角度（工人需要有住处）还是从整个工业资本的角度（劳动力需要廉价而有效地再生产）都对低成本的工人阶级住宅极度需求；但是由于资本发现投资建造低成本的工人阶级住宅毫无利润可图，因此尽管有巨大的需求却很少有企业去投资。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部分原因就是因为这种广泛的需要并不能转化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即工人无力支付购买）；而建造住房供出租又需要资本长期投入，这些均使投资利润实现成问题。此外，由于建筑业被许多小生产商分割，每个生产商只雇用了少数工人，因而整个行业缺乏技术创新，这也使得住房生产中剩余价值难以实现。^[7]

新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在资本主义城市社会，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须的商品供给潜在危机是资本主义内在、固有的，这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本性决定的。因为消费关注的是商品的使用价值，生产关注的是商品的交换价值，资本追求的是利润和交换价值，而劳动力要求的是需要和使用价值，这二者之间很难一致。这就导致了那些对劳动力再生产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巨大消费空白空间，而这些空白的消费品生产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整个资本主义经济都是必要的，^[8]并由此造成了资本主义城市社会的“集体消费（collective consumption）”的危机。卡斯特尔对“集体消费”的定义是“问题的特点和规模使得消费过程的组织和管理只能是集体而不是别的什么人。”^[9]集体消费危机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城市问题的具体表现，主要表现为住房供给短缺、医疗健康保护不够、社会设施缺乏等方面。城市集体消费危机造成了整个城市社会新的政治紧张并带来新的矛盾和斗争，国家为了维护社会稳定被迫干预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以试图填补消费空白，结果就是越来越多的社会必要消费由国家负责来提供。卡斯特尔认为，政府对集体消费品供给的干预本质上是服务于私人资本的，对维护资本主义体系至少产生了四个方面的影响：（1）再生产出资本主义各个方面所要求的劳动力；（2）通过对下层群体一些经济要求的让步缓和了阶级冲突，使政治统治关系得以稳定；（3）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经济需求，防止了消费不足和供给过剩的危机；（4）通过政府向非营利部门的投资，从而保障了私人资本的获利。^[10]

3.城市社会的阶级斗争与社会运动

在资本主义城市社会，伴随着空间资本主义殖民化以及集体消费的出现，城市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也表现出新形式，主要表现为围绕城市建构环境的阶级斗争和集体消费危机引发的城市社会运动。

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城市社会，阶级斗争的焦点不同于马克思主义时代的“工厂车间”斗争，当代的阶级斗争已经超出了工作场所，对城市空间的使用成为城市阶级斗争的重要部分。城市空间资本主义殖民化使得城市建构环境的生产负载了资本主义的逻辑和矛盾，即为了资本积累、为了剥削劳动力而生产，空间生产过程中的基本矛盾就是剥削空间以谋取利润的资本要求与消费空间的人的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也就是利润和需要之间的矛盾，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的政治表现就是阶级斗争。对资本而言，城市空间的开发意味着红利、租金、利息以及资本的获得；但另一方面，工人是城市空间的消费者。由于资本总想试图使利润最大化，因此工人从资本那里获得的东西就代表了一种“利润的损失”，这样双方在城市空间的使用上就会出现冲突和斗争。由城市空间使用引发的矛盾是资本主义制度内资本家、工人阶级之间阶级冲突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这是一种关于生活、居住等生存条件和成本的斗争。围绕着城市建构环境的生产和使用，劳动力、土地资本及租金占有者以及那些通过生产这些商品来寻求利润的建筑商三方展开了斗争。以劳动力为例，由于这些建构环境的生产成本和质量影响着劳动力的生活标准，因此劳动力在居住场所寻求保护和提高其生活标准时就参与了一系列与城市人造环境的生产、管理和使用有关的各种斗争。这种斗争主要表现为：社区有关地主（房东）过度租金占有的斗争、对“有害”设施地点的社区冲突，住房建筑成本通胀的社区冲突、有关恶化的城市基础设施服务成本的社区冲突、缺乏可获得雇佣机会和服务的社区冲突、有关高速公路建设和城市更新的社区冲突，有关“生活质量”和审美问题的冲突等。^[11]

在劳动力再生产领域，政府对集体消费品供给的干预导致了集体消费问题的政治化。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由于政府对集体消费品供给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大，这就使得政府支付了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而私人资本获取了这些劳动力创造的利润。换句话说，城市政府为再生产劳动力支付了越来越多的成本，而私人资本却将这些劳动力创造的利润保留在自己手中。其结果是，城市政府在集体消费领域承担的责任越多，增加社会供给越多，政府本身的财政收支就越不平衡，最终导致城市的财政危机。面对财政危机，城市政府的一个办法就是增加税收，但这种办法是不可行的，因为对资本家征税会削弱私人部门的利润，而在资本全球化时代，这种征税会使资本逃离城市，选择其他国家的城市或地区；而对个人征收所得税作用又十分有限，且从长远看会抑制消费而起反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城市政府在维持重要但又毫无利润可图的公共服务中，其干预的代价就是通货膨胀和日益增长的公共债务。面临着通货膨胀螺旋式上升以及日益加剧的经济衰退，政府的反应就是削减社会开支水平和重新安排资源，从支持劳工转向支持资本。这就导致了集体消费供给的危机，于是就出现了住房短缺、医疗保健极差、学校不够、交通设施很差、文化娱乐设施不够等问题，结果就会出现各种城市反抗运动，于是政府干预消费过程又再现。但这次不同的是，整个消费领域现在已经政治化，国家承担供给社会资源的责任越多，它就包含了越多将城市社会日常生活组织化，结果日常生活就越政治化。如果说日益增长的集体供给水平的一个功能是满足下层阶级的要求，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这种供给水平下降所带来的对政府本身的一股更强和更政治化组织的下层阶级的反抗。

卡斯特尔将城市集体消费问题引发的城市社会反抗和斗争称为城市社会运动，在当代资本主义城市社会，城市运动已经成为影响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由于人们的社会利益与其所在社区紧密相联，城市社会运动带有很强的社区性。有关社区公共设施资源的争夺，如住房、学校、医疗保健、交通、环境保护等经常成为城市社会运动的核心内容。例如，卡斯特尔分析了巴黎的住房政策与城市社会运动。在巴黎，政府为了对民众的住房需求作出反应，制定了一个复杂的住房生产和分配体系，住房由此被社会化，成为一种公共服务，这些公房集中在一起成为新的城市组成部分。由于这些住宅区有大致相同的生活条件，因而更容易使这里的居民认识到他们之间的共同性，面对城市问题，他们更容易产生共同的保护意识并组织起来争取自己社区的利益。在巴黎人们就组织起了租房者工会。卡斯特尔把这种现象称为“集体消费的工联主义”。^[12]卡斯特尔通过对城市社会运动的分析，认为社会运动是对社会统治的反抗，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它们对城市和社会产生了主要的影响”。^[13]

三、简　　评

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城市社会变化的现实，代表了对城市社会的一种全新看法，为理解和分析城市社会变迁提供了独特的理论视角，其突出贡献和特点主要表现为：

第一，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在空间生产和集体消费领域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在阶级斗争领域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其分析的重点是工业领域的生产，并没有关于空间生产及其矛盾的理论，而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则根据资本主义发展新形势，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城市空间生产的逻辑及其矛盾进行了开创性分析，弥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对空间分析的空白。在消费方面，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对发达资本主义阶段集体消费问题的分析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种开拓。另外，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对城市社会的阶级斗争和矛盾的分析也具有继承和创新性。

第二，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为丰富和发展城市社会学理论作出了很大贡献。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受城市社会学主流理论范式——人类生态学（Human Ecology）的支配和影响，城市社会被看作是一个独立的分析单位，其变迁是一个功能分化以适应环境变化的过程，是寻求人口、社会组织、环境以及技术之间的均衡发展过程。而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则提出了看待城市问题的全新视角，它认为现代城市屈从于一个更大系统，是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资本主义体系包含着内在的基本矛盾，正是这些基本矛盾影响和决定着资本主义城市的发展和变迁。城市的发展连接、反映并调节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城市的变迁是与资本积累、资本循环以及集体消费等资本主义运作过程相联系的，体现了资本主义的运作逻辑。

第三，旗帜鲜明的批判立场。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者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对资本主义城市社会现实持批判分析的态度，注重对城市社会变迁和社会冲突的考察。在新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城市是资本积累和阶级冲突集中的场所，资本主义体系下的城市充满着相互对立的关系和力量，是不同阶级、不同利益群体争夺各种城市资源的斗争场所。他们关注在城市发展和变迁中，谁是受益者，谁的利益被侵害了，政府制定的社会政策为谁服务。

但是，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本身也存在不少问题，尤其是其结构决定论。在新马克思主义学者看来，城市社会的发展和变迁完全是资本主义“深层次社会力量作用的表现”，完全忽视了人的行动和反应对城市社会发展和变迁的作用，忽视了每个城市地方独特变量对城市发展和变迁的影响。正因为如此，在新马克思主义学派之后，城市社会学理论研究又出现了一个转向，即新城市社会学（New Urban Sociology），新城市社会学理论以资本主义以及全球化为背景和出发点，在此前提下，着重分析城市社会地方变量的差异性和独特性，以及这些差异性和独特性对城市社会发展和变迁所产生的影响，强调人的行动的重要性，特别是对权力精英或一般市民共同体在影响地方未来发展中的作用给予了极大关注。

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理论作为一种理论视角对于我们看待当前中国城市社会的发展有重要启发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城市经济社会体制改革，我国城市社会发展也出现了很大变化，随着政府经营城市理念的引入，以及城市土地开始实行市场化交易和拍卖，城市建设由原先政府单一投资向多元化主体投资转变，尤其是随着住房商品化改革进行，房地产业在城市发展中的影响越来越明显。资本力量在城市空间的生产及塑造城市建构环境的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大，资本造城现象十分明显，很多旧城改造或拆迁，新的城市建设都由一些房地产商经营，一些城市区域的大片大片土地被房地产商开发。而伴随着这些进程，城市发展和变迁中的社会矛盾也越来越多，例如围绕商品房这一建构环境的业主与房地产商之间的利益矛盾和斗争就在很多商品房楼盘中不断出现，围绕着房屋拆迁或征地过程的矛盾也十分多，对于这些城市社会发展和变迁现象的理解和认识，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理论给了我们很好的分析视角，值得国内城市社会学研究者借鉴。

原载《学术研究》2006年第3期

张应祥、蔡禾，张应祥，男，1973年生，中国社会学会城市研究专业委员会理事、广东省社会医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广东省人口文化促进会常务理事、广东省企业文化研究会理事。蔡禾，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院院长、教育部跨世纪人才、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社会学学科（规划）评审组成员、中国社会学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与社区发展，出版有《城市社会学：理论与视野》、《失业者群体特征及其社会保障》、《文明与代价——婚姻的嬗变》、《社区概论》、《现代社会学理论述评》等著作/教材；在《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管理世界》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六十多篇；曾获得第四届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广东省首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奖励十余项（含合作）。

【注释】

[1]Henri Lefebvre，“Spatial Planning：Reflections on the Politics of Space”，in Richard Peet（ed.），Radical Geography：Alternative Viewpoints on Contemporary Social Issues，Chicago：Maaroufa Press，1977，pp.339—352.

[2]D.Harvey，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Basil Blackwell，1985，pp.15—16.

[3]蔡禾主编、张应祥副主编：《城市社会学：理论与视野》，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8页。

[4]E.Soja，“The Socio-Spatial Dialectic”，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1980，70，p.177.

[5]E.Soja，“Regions in Context：Spatiality，Periodicity and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Regional Question”，Society and Space，1985，no.3，p.208.

[6]M.Castells，The Urban Question，Edward Arnold，1977，pp.236—237.

[7]M.Castells，The Urban Question，Edward Arnold，1977，pp.149—169.

[8]M.Castells，City，Class and Power，Mecmillan，1978，p.18.

[9]M.Castells，“Theory and Ideology in Urban Sociology”，in C.Pickvance（eds），Urban Sociology：Critical Essays，London：Tavistock，1976，p.75.

[10]P.Saunders，Social Theory and the Urban Question，London：Hutchinton，1986，p.197.

[11]D.Harvey，“Labor、Capital and Class Struggle around the Built Environment in Advanced Capitalist Societies”，in Kevin Cox（ed），Urbanization and Conflict in Market Societies，Methuen ＆ Co.Ltd.，1978，pp.11—12.

[12]M.Castells，TheCity and the Grassroots，Adward Arnold，1983，p.94，pp.212—329.

[13]M.Castells，TheCity and the Grassroots，Adward Arnold，1983，p.94，pp.212—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