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城市化理论

第二节　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城市化理论

一、邓小平城市化理论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性

1．邓小平是我党伟大的战略家

邓小平同志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系列重大战略思想，为中国人民开创了一条通向富强、民主、文明的光明大道，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在今天又好又快地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具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

邓小平在领导我们党创造性地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独具特色的思维原则和科学方法。正是这些思维原则和科学方法，引导着我们党和人民既高屋建瓴又脚踏实地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邓小平同志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从西南主政，到主管经济时期，再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断发展和丰富城市化理论体系的内涵。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西南，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十分特殊，这对于长期从事军队领导工作的邓小平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对此，他有着清醒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进入重庆之初，西南局计划“在城市接管工作告一段落以后，工作的重点便要转入农村，等农村工作有了基础以后再建设城市”。然而仅仅过了三个月，邓小平就在中共川东区党委扩大会上对此作出了重要调整：“把城市与农村两者并提，而且把学会管理城市提到前面。”“中国要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必须把城市搞好。没有城市，中国是不可能完成统一的。”邓小平于1950年12月，第一次概括出城市工作的五个方面，而且所有这些“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他在肃清国民党军队的抵抗和土匪袭扰，保证社会安定、梳理民族关系，同时经受住各种社会势力对共产党的观望等各种严峻的考验形式下，紧抓经济建设中心不放，给刚刚创刊的《重庆日报》题词“发展经济，交流城乡”。对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他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坚持中央制定的“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的根本方针。

在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后，邓小平同志在1962年提出了关于恢复农业生产的方针和路线，他提出要克服困难，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要从恢复农业着手。农业要恢复，一方面是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农民能够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多搞点粮食，把经济作物恢复起来。在全国要巩固集体经济，而在农村还得要调整基层的生产关系，要承认多种多样的形式，减少城市人口，调整公社、大队、生产队的体制。另一方面是工业支援农业。工业要着重解决人民吃、穿、用的问题，减轻农业的负担。为了恢复农业，还要解决市场和物价的问题，在全国推广供销合作社制度，增加市场供应，使农民增加收入。

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我国拉开了中国改革的序幕。全会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冲破了党在指导思想上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严重束缚，坚决批判和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根本原则，从而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全会在讨论1979、1980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时，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搞好综合平衡的要求。全会还讨论了农业问题，认为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就整体来说还十分薄弱，只有大力恢复和加快发展农业生产，才能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全会提出了当前发展农业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并同意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等文件发到各省、市、自治区讨论和试行。这个文件在经过修改和充实之后正式发布，接着一些重要的农业方面的文件相继制定和发布施行，有力地推动了农村改革的进程。

这次在我党历史上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稳定的政治地基，并掀开了全面改革的序幕。党的十二大以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全面展开的阶段，从农村改革转入了城市改革。邓小平同志解决城市改革的政策指导是沿着企业改革、物价改革、金融改革及建立经济特区几方面展开的。通过这些开创性的改革举措，破解了企业经营形式的“紧箍咒”，在政企分开，产权明晰的良性经营环境里，企业生产发展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与此同时，在物价稳定，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逐步完善的基础上，为了搞活经济，以证券、股市为代表的金融模式在神州大地上如火如荼地试点开来，在金融行业的重大改革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邓小平在1987年《改革的步子要加快》的谈话中，指出：“总之，农村改革见效非常快，非常显著。当然，这并不是说农村的问题都解决了。农村改革的成功增加了我们的信心，我们把农村改革的经验运用到城市，进行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这次谈话标志着全面改革乐章的强重音落在了城市改革上。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讲话时指出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又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总之，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

邓小平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从农村改革到经济体制改革，从对外开放到大力发展经济，邓小平同志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使我国的改革开放不断向纵深发展，人民群众在政策指引下，发挥无穷的智慧和创造力，变革了农村生产关系，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在城市企业改革中应用租赁、承包制等多种新的所有制形式致富奔小康，在沿海经济特区里发展外向型产业。改革的步伐推动着理论创新，而日趋完善的理论又为下一步的改革指明方向，因此，邓小平同志与时俱进的理论不断地推动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向前发展。

2．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辩证唯物史观

中国共产党是重视并且善于进行理论思维和理论创造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从共产党成立之初，就一直坚守着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的发展壮大历史渗透着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唯物史观的具体践行，以及对列宁主义的认识与改造世界这一强大的理论武器的掌握和运用。

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不同组成部分之间内在统一理论实质，是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体系结构上一脉相承哲学基础的实践思维方式。实践观点思维方式在认识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一方面坚持看到客体对主体、客观对主观、手段对目的、现实对理想基础、根源、制约和决定作用，坚持客体性原则、客观性原则和现实性原则，亦即坚持唯物论原则。另一方面，又看到实践本身所具有主体改造客体、主观变革客观、理想超越现实、手段为目的服务能动、超越、否定和批判作用，坚持主体性原则、能动超越性原则和目的理想性原则，亦即坚持辩证法否定批判原则。真正实现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内在统一。实践思维方式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不断发展的根本方法，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的哲学思维方式，它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在其发展不同历史形态之间一脉相承的哲学基础。

从马克思实践观点思维方式，到列宁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相统一思维方式，到毛泽东物质与精神相转化的思维方式，再到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既表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方式不断丰富、不断发展、不断深化的历史过程，同时也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哲学思维方式之间一脉相承的统一性。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引导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前进。

邓小平同志在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曾经说过：“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丢了就会丧失根本。”邓小平1986年接受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电视采访时说：“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一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另一个词叫共产主义。我们过去干革命，打天下，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因为有这个信念，有这个理想。我们有理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所以我们才能取得胜利。革命胜利以后搞建设，我们也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人们常常忘记是什么样的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这就是我们今天做的事。”。这一论断提出了两个极为重要的思想，一是不论从过去的革命到今天的建设，从历史到今天，都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信念、理想，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二是要取得今天和未来的胜利，仍然要坚持上述信念、理想，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实践思维方式既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理论精髓，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实践活动的根本方法。从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成功推进土地制度的改革，关注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为农村的建设和发展指明方向，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到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方针，以及后来的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和著名的改革开放政策，历史的成功实践证明了，只有坚定不移地贯彻按照实践思维方式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才能真正做到理论与实践统一，才能保证实践活动顺利进行，保证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顺利发展。

二、邓小平城市化理论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性

1．结合实际，用新的思想观点发展马克思城市化学说

长期以来，由于马克思主义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特别是由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领袖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巨大成就和崇高威望，往往在社会主义国家习惯性地形成一种思维定式，似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总是存在于书本与文献中、存在于革命领袖的言论与举措中，似乎只有从本本与领袖的言行中才能找到马克思主义的真谛，而忽视从实践中去寻求真理，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凝固化、神秘化了。

邓小平理论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继承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最重要的表现就在于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前人科学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当代社会主义实践，解放思想，发展地继承了“老祖宗”们的理论和思想。

从思想路线看，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前提和哲学基础。毛泽东一贯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神圣化，针对“左”倾教条主义，早在1930年就发表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要求“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延安整风文献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号召人们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毛泽东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20世纪中期，中国的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在一代人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它从一项解决城镇就业困难的措施演变成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重要成员的邓小平，就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给予了很大关注，在中央最早提出“以插队为主要方向”的安置办法，为安置下乡知青提供了广阔的渠道。第三次复出后，邓小平打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从广开门路就业到调整上山下乡政策，再到解决下乡知青的回城和就业困难，直至彻底结束这场运动，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1981年10月，国务院知识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起草了一份《二十五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起因、发展、失误、教训等若干重大问题，提出了基本看法：第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20世纪50年代根据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就业难的国情提出来的，是我们党解决就业问题的一次大试验。它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第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来是一个就业问题，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当成政治运动去搞，指导思想偏了，工作上有严重失误，造成劳民伤财，人民不满，也损坏了上山下乡的声誉。1981年年底，随着上山下乡问题的有效解决，国务院知青办的职责已经消失，为了加强城镇劳动就业的统筹管理，国务院知青办并入国家劳动总局，各省、市、自治区也仿照办理。至此，历时20多年的城镇知青上山下乡在无声无息中画上了句号。

邓小平同志纠正了在党中央的决策中，坚持“两个凡是”的本本主义错误，以及教条地复制苏联模式，并机械地套用党中央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制定的城乡互助方针，从文化和政治角度，来解决中国经济困难时期的城镇青年就业问题的错误。

从理论基础看，毛泽东、邓小平都主张从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毛泽东一向重视国情研究和国情教育，他说：“认清中国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反复的考察分析，认定了当时的中国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新道路，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邓小平说：“中国有自己的特点，所以我们只能按中国的实际办事，别人的经验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搬。”

邓小平领导全党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和借鉴国际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国国情和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再认识，得出了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结论，并指出：“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这就既反对了“左”，也反对了右，从而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一系列的方针政策，为我们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大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方向，开辟了新的道路。

2．邓小平城市化理论使马克思主义城市化学说在当今中国进入了新境界

城乡关系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城市发展趋势中论述最多的课题。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城市问题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最终消灭包括城乡差别在内的三大差别，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接受了空想社会主义主张农业与非农业职业、农村与城市居民相互替换、主张消除城乡对立等等观点，提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决定了城乡的分离，并认为这一状况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尤为突出，不废除私有制，城乡对立无法消除。只有废除私有制，实现社会主义，才能消除城乡对立。其具体的路径就是走城乡一体化，农村城市化的道路。同时，注重产业的合理布局，平衡城市和农村人口的平衡，“只有按照统一的总计划协调地安排自己的生产力的那种社会，才能允许工业按照最适合于它自己的发展和其他生产要素保持或发展的原则分布于全国”。最终，城市与乡村融合发展。

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移及与其相应的经济要素的集聚过程，通常来讲都是从农村到城市，即以城市为方向来实现的。然而我国的这一过程，却主要不是以向大中城市转移和集聚为方向，而是在农村自身范围内寻求通过建立和发展小城镇的途径来实现的。当然，这种“寻求”并非是人们主观随意的选择，而是我国在长期形成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下城乡关系发展的历史必然。

城乡关系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上出现的一种基本的社会关系。城乡关系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社会阶段、不同的社会制度下会呈现不同的情况。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城乡关系一般都要经过由“一体”到“分离”再最终走向“融合”的过程。我国城乡关系的演变也体现了这一规律。我国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城乡关系也是由“一体”逐渐走向“分离”的，而这种“分离”过程比世界其他国家经历的时间更为漫长。特别是到了近代，由于帝国主义入侵使我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尽管城乡经济都不发达，但城乡关系对立的程度却远远超过资本主义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这并不意味着城乡的对立就自然消除了。事实上，城乡的对立仍然存在，只不过从原来主要表现为阶级对立变成主要表现为经济对立。党和政府十分重视解决城乡对立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曾指出：“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

但是，由于我国在新中国成立后选择了以追求经济高速增长为主要目标的重工业导向的发展战略和高积累、高投资、低消费的资金积累模式，加之受“左”的思想的影响，不但没有减轻城乡之间的对立，反而造成我国长期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和二元社会结构并存的局面。

应当指出，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并非是我国特有的现象，而是发展中国家不同程度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所不同的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不仅表现在经济结构要素上的城乡相互分割，而且还表现在社会结构要素上的城乡相互分割，从而形成了二元社会结构。中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的出现，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它是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在特定条件下的自然延伸。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城市化理论结合我国的实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城市化学说，促进了农村小城镇的迅速发展，使马克思主义城市化学说在当今中国进入了新境界。

（1）乡镇企业的壮大和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农村开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首先把农村人民公社的集体经营变成农民的家庭经营，把集体生产单位还原为家庭生产单位，并以农村基层行政区域制度代替了人民公社制度。

乡镇企业发展是继20世纪80年代初期农业改革之后出现的又一件大事。它在城市经济从计划向市场转轨之前和转轨初期，率先靠市场机制实现了产业发展，并推动经济进入高速增长轨道。它在城市化发展步入正轨之前，率先打开了一条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从农业向非农业转移、改善资源配置状况的通道。它在国有经济一统天下而且发展步履维艰的情况下，率先打开了所有制多元化和非国有经济迅速发展的局面。从1978～1995年，乡镇企业的就业人数从2800万急剧增加到1.28亿，大大改善了农民的就业和收入状况；它们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从9％急剧上升到39％（据第三次工业普查的乡镇工业企业数据和全国工业统计数据计算）。在这期间，乡镇企业总产值以大约年平均25％的速度增长（按其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计算），估计将中国经济的年增长率提高了两个百分点。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从改革前的6.1％提高到平均9.9％，上升了3.8个百分点，其中，乡镇企业的贡献约占一半，是这一期间带动中国经济增长加速的不折不扣的“火车头”。

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一个个因乡镇企业的崛起壮大而声名鹊起的“标兵小城镇”的发展模型，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以浙江乐清市的柳市镇为例，这座我国东南沿海黄金线上的美丽富饶的城镇，位于烟波浩渺、鱼龙潜跃的乐清湾之滨。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这里的记载一直是贫穷和落后。然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柳市迎来了发展的新局面，低压工业电器的集聚化生产、非公有制经济的迅猛发展，使这里声名远播，成为新闻界、经济界和理论界的关注焦点。这个奇迹般崛起的“中国电器之都”——柳市镇位于浙江温州乐清市，距温州机场35公里。全镇总面积49.88平方公里，耕地面积2.6万亩，户籍人口10.1万，外来人口11.2万。柳市系全国城乡一体化发展试验区、全国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镇、全国村镇建设先进镇，浙江省首批对外开放重点工业卫星镇和星火科技示范镇。

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柳市镇的一些能人就敢为人先，在市场需求的引导下，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涉足于低压电器产销领域。1977年上半年，温州第一家低压电器门市部在柳市镇后市街应运而生。柳市人没有放弃对发展市场经济的执著追求，即企业表面上戴着集体所有制的“红帽子”注册登记，实质上在企业内部实行股份合作制。由于这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具有产权明晰、经营自主、机制灵活、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等特征，即使在当时萧条的环境里，柳市镇的低压电器企业还是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低压电器产业以势不可挡之势获得迅猛发展，至当年6月份，柳市的低压电器门市部骤增至1000多家，供销员队伍达1万多人，低压电器从业人员超过5万人。以专业市场为龙头、小城镇为依托、家庭经营为主体、供销员为媒介、前店后厂为基本形式的“柳市现象”初步形成，柳市镇生产的低压电器源源不断走向大江南北。

就全国而言，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乡镇企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逐渐成为壮大农村经济的坚实支柱。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农村基本上是单一的农业经济，第二、第三产业所占比例很小。1978年，社队企业总产值只相当于当年农业总产值的35％左右，到1987年，也就是乡镇企业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期”，乡镇企业中第二、第三产业产值合计增加到3472亿元，这相当于农业总产值的115％，首次超过了农业总产值，到2007年，乡镇企业增加值已占农村社会增加值的68.68％，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8.52％。发展乡镇企业是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的主要渠道，从1978年，全国社队企业职工2827万人，占当年农村劳动力的9％多一点。到2007年，乡镇企业从业人员达15 090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9.13％，比1978年的9.23％提高了近20个百分点，极大地缓解了我国的就业压力，优化了农村劳动力结构。

随着农村非农产业的迅速发展和非农就业人数的增加，农民的人均收入和社区的收入也相继增加。改革开放30年来，柳市镇凭借天时、地利、人和，经济社会发展迅猛，令全国、全世界为之瞩目。近年来，柳市经济更是呈持续、快速、健康、协调发展之态势。2004年，全镇工农业总产值175亿元、财政总收入7.4亿元、农民人均收入14 698元。自1994年以来，柳市镇一直稳居温州市综合经济实力三十强镇第一位，列浙江省综合经济实力十大强镇第三位。2004年入围全国千强镇，排名为第21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增加和农民收入的增加，导致农民寻求新的致富途径，特别是寻求发展第二、第三产业的愿望不断增强。同时，由于受以城市为代表的现代文明意识的冲击，农民要求转化身份享受城市生活的愿望也日益强烈。但是，在仍受城乡户籍制度严格限制的情况下，农民向城市迁徙的愿望仍很难实现。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农村社区分别利用本地的地理优势、资源优势、产业优势、商业优势，坚持以工兴镇，以商兴镇，摸索出了一条小城镇特色的发展之路。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始终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深刻总结历史经验，从加强农业、搞活农村、致富农民入手，率先推行农村改革，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当前，我国人均GDP已超过2000美元，工业化、城市化呈现良好的发展趋势。这既是一个有利于“三农”问题得到根本解决的战略机遇期，也是一个容易忽略“三农”问题、导致社会各类矛盾凸显的社会敏感期。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中央审时度势，在新形势下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指针。

（2）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统筹城乡发展。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高度重视农业问题，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首位。20世纪80年代初期，他在规划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时指出：“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他一再强调：“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农业问题要始终抓得很紧。”如果农业不能健康发展，特别是粮食问题不能解决，就会影响整个经济的发展，甚至会影响国家的政治稳定。邓小平还从中国的全面现代化和社会稳定的全局出发，提出没有农村的稳定，就没有中国的稳定；农民不能摆脱贫困，我国就不能富裕等思想。纵观邓小平关于农业基础地位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我国人口众多，解决吃饭问题始终是一件大事。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是必须重视农业的作用，维护农民的切身利益，加快农村的改革和发展。第二，农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第三，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粮食生产是重中之重。当前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农业生产的发展，这是实现农民增收、农村繁荣的前提。因此，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我们仍然要以邓小平关于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战略首位的思想为指导，高度重视农业的地位，不断增加对农业、农村的财政性投入，增加农业、农村自身的造血功能，促使农业、农村经济与社会事业健康发展，为建设中国全面小康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它的提出及付诸实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其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扩大内需、发展经济的有效途径。目前，中国最应启动內需的地方就是农村，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能创造需求，有效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其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体现。然而，“共同富裕”不是“平均富裕”，也不是让先富起来的部分地区和人群停止发展，它的核心是“共同”，是使所有人能够共同参与发展的机会，共同提高发展的能力，共同促进发展的水平，共同分享发展的成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要赋予广大农民平等的发展机会，平等的发展能力，平等的享受发展的成果，弥合城乡差距与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其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全面进步，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没有农村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小康；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解决“三农”问题是相互统一的。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中，涌现出了很多有代表性的辉煌实例。华西村建于1961年，截至2006年有人口约30 340人，面积30平方公里。40多年来，走出了一条以工业化致富农民、以城镇化发展农村、以产业化提升农业的华西特色发展之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建设做出了示范和表率。

华西村位于江苏省江阴县，1996年被农业部评定为全国大型一档乡镇，全村共有80户人，面积0.96平方公里。从2001年起，吴仁宝和华西人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分五统”，和周边的16个村一起组成了大华西村，面积由原来的0.96平方公里扩大到30平方公里，人口由原来的2000多人增加到3万多人。

华西村坚持率先发展、科学发展，努力实现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现已形成钢铁、纺织、旅游三大产业，拥有固定资产62.77多亿元，8家上市公司，1000多个产品，2004年国税开票销售260.31亿元，今年将超300亿元。华西村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全村都是富裕户，同年，华西村人均工资收入12.26万元。同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2936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422元。华西人的收入是全国农民的41.76倍、城镇居民的13.01倍。资产最少100多万元，最多1000多万元。全村实行农村养老、医疗保障和免费教育、口粮补贴、职工送股等制度措施，实现“基本生活包，老残有依靠，优教不忘小，生活环境好，三守促勤劳，小康步步高”。华西村通过“一分五统”，把周边16个村纳入大华西，实现共同发展，还建立了两个省外华西村，得到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高度评价。华西村坚持“既富口袋，又富脑袋”，努力实现“物质精神双富有”，村里各种文化娱乐设施一应俱全，还建立了全国独一无二的精神文明开发公司、华西特色艺术团、华西之路展廊等宣传教育载体，抓好思想道德教育、素质技能培训和农村先进文化建设，村民精神生活日益丰富，整体素质不断提高，文明新风吹遍全村。华西村坚持环境优先、和谐发展，通过优化环境、绿化环境、净化环境和美化环境等途径，走出了一条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之路，成为全国首家通过国际环境质量认证的村庄，被誉为“中华环保第一村”。华西村坚持依法治村、民主建村，运用法律手段和民主程序，做到依法办事，制度管人，不断创新社会管理方式，广泛调动村民积极性和创造性，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规范有序、协调稳定、人心所向的社会局面。

这是一个闻名全国的天下第一村，被誉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面旗帜。华西村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始终坚持率先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走出了一条以工业化教育农民，以城镇化发展农村，以产业化提升农业的华西特色发展之路，形成了经济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环境优美、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建设新局面。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在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它是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全面改善农村教育、卫生、文化等设施条件，缩小城乡差距，统筹城乡发展，确保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举措。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牢固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按照城乡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支持农业的发展。

统筹城乡发展，就要正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二元结构，突破城乡发展中的种种制度性障碍，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就需要在以下三方面做出努力：

第一，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推进农业产业化。城乡产业统筹发展的切入口在于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培育龙头企业，龙头企业是农民走向市场的依托，是新型的市场竞争主体。要尽快建立一批起点高、带动力强、功能全、辐射面广、潜力大的龙头企业，带动千家万户的农民进入市场，形成一个融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为一体的农业产业化体系。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将龙头企业的改制、改组、改造与加强管理结合起来，进行综合治理。对龙头企业应实行重点扶持、优先发展的战略，保证它能真正发挥开拓市场、引导生产的带动作用。龙头企业通过农业产业化经营可以将贸工农、种养加、农科教融为一体，增强城乡产业的关联度，促进城乡产业优势互补、一体化发展。

第二，打破城乡制度藩篱，推进城乡一体化、农村城镇化。破除城乡统筹发展的体制障碍，就必须根据市场经济发展和城乡协调发展的需要，逐步建立起城乡一体化的管理制度。第一，要改革现行户籍制度，按照国际惯例，逐步建立全国统一的、以身份证管理为主的一元户籍制度，赋予全国公民平等择业和生活的权利。第二，培育统一的城乡劳动力市场，统筹城乡就业，最大限度地减少农民进城务工的就业成本，提高全社会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尤其要在户籍制度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劳动力市场的管理，清理对农民进城务工的不合理限制政策和乱收费问题。第三，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拓宽社会保障覆盖范围，把具有一定工作年限的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范围。同时，探讨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途径和模式，逐步在养老、医疗和最低生活保障等方面实现城乡统筹，最终实现城乡保障一体化。

第三，加强文明生态村建设，改善农民的人居环境。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特征之一是“乡风文明、村容整洁”，而文明生态村建设正是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为切入点，尤其重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民生活条件，逐步缩小城乡生存环境的差距。文明生态村建设可以尝试城乡互动、城市带动农村的模式，尤其是文明城市与文明生态村建立帮扶关系，城市帮助农村进行村落规划和建设，帮助农村提升文明程度，既加强了城乡间的交流，又发挥了文明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

再如地处横山脚下柏条河畔的成都郫县唐昌镇战旗村，处于郫县、都江堰和彭州市交界地带。全村面积2.06平方公里，耕地2158.5亩。全村现有各类生产、加工企业12家，其中村集体企业7家。2006年，郫县县委、县政府将战旗村列为全县新农村建设示范村、农村经营体制改革试点村和农村思想文化建设试点村。2008年被列为全省首批新农村建设试点、示范重点推进村之一。

以战旗村的成都集凤公司为龙头，注入集体资金，动员广大农户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成立了战旗村农业股份合作社。由农业股份合作社逐步集中全村耕地，交由成都集凤公司整体打造，建立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实行土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按照这种模式，持股农户可从农业股份合作社获得稳定的土地流转收入。战旗村的土地整理、拆院并院，引来了成都市小城镇建设公司的关注。2007年8月，由成都市小城镇投资公司投资近1亿元，在郫县唐昌镇战旗村新型社区打造全市首家新农村建设示范点。这是成都市被列为全国统筹城乡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后，探索打造的第一个农村新型社区建设示范点。

（3）坚持城乡统筹，走城乡一体化发展道路。城乡一体化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促进城乡居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变化的过程，是城乡互相吸收先进和健康因素、摒弃落后因素，逐步形成相互融合、共同发展的新型城乡关系的过程。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就是要把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综合研究，通过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推进城乡规划建设、产业发展、市场信息、政策措施和社会事业发展的一体化，努力改革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在政策上的平等、产业发展上的互补、国民待遇上的一致，让农民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样的文明和实惠，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要坚决摒弃先城市后农村的传统发展理念，树立统筹城乡发展观念，着力解决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努力缩小城乡差距。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扭转了重工业轻农业偏向的发展战略，但是政府的财政偏向依旧没有改变；体制转轨为城市工业经济带来了发展机遇，但农村经济仍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弱势产业，没有得到国家财政的足够支持，城乡差别发展的态势并没有得到扭转。只有坚持城乡统筹，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彻底纠正城市和工业偏向的发展观念，才能切实推进城乡一体化。

要实现城乡一体化这一宏观的发展目标，就需要用城市化的水平来衡量，当前中国的城市化是传统农业经济社会转变为现代工业经济社会的过程及其结果。它既是一个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革过程，又是一个城乡一体化的进程。

（4）工业化推动城市化的进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城乡统筹为前提，以新型工业化为动力，以产业为支撑，以和谐共享为准则，坚持制度创新，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建设城乡经济、社会和生态和谐发展的思路成为这个时代经营范例模式的主旋律。

石狮市位于福建东南沿海，原隶属晋江县，1988年撤镇建市。建市20年来，石狮市充分发挥福建省综合改革试验区的作用，城市化取得了巨大成就。党的十六大以后，石狮市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城乡统筹，成为全省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县域，并率先进入城市化的最高发展阶段——城乡一体化阶段，进入全国县域城市化先进行列。从昔日的农村地区进入到现在城市化的最高阶段，石狮市因地制宜地走出了一条具有县域特色的新型城市化道路。石狮建市之初就提出了城乡一体化的构思。1988年，首届市委、市政府提出了“以城带乡、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思路。

中国长期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如土地、户籍、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一系列制度，使城乡之间产生了巨大差异，也是城乡一体化的制度障碍。只有不断进行制度创新，才能形成和谐共生城乡一体的新格局。在这方面，石狮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改革城乡土地管理制度，促进土地流转。城市化对资金的要求非常强烈，而建市时国家只给了500万元开办经费，当时的财政收入也只有1916万元。面对城市化捉襟见肘的资金困境，石狮市委、市政府不等不靠，进行了城市土地制度改革，将传统的无偿、无限期、无流动的土地使用制度改为有偿、有限期、有流动的城市土地使用制度，仅此一项，1988～1994年直接的土地收益就达到7亿元，这些钱解决了城市化面临的资金瓶颈，为城市化的高速发展创造了条件。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土地越来越成为制约石狮发展的重大瓶颈。项目要上马、企业要发展，却找不到可用的土地。为了保障重点项目和新农村建设用地需要，石狮政府坚持区分轻重缓急，严格土地预审、审批、批后管理。对重点建设项目用地、重大利用外资项目和规模较大企业用地优先予以保障，对投资规模小的一般工业项目引导进入标准化厂房，原则上不再单独选址、供地。在镇村土地管理方面，坚持循序渐进、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合理布局的原则，完善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及专项规划、村庄和集镇规划。科学运用好土地资产经营，不断完善土地收购储备和经营性土地招拍挂制度，为城市发展和新农村建设集聚资金，把房地产开发引向沿海镇区。旧城区和“城中村”的改造要严格按照城市化的标准，整区连片、高起点进行改造，提高容积率，降低建筑密度，完善配套设施，提高品位。为了保障失地农民的权益，石狮在征用农民土地时试行土地回批补偿制度，回批的土地允许农民建设与工厂配套的宿舍出租给工人，此举使失地农民有了稳定的收入，减少了征地的阻力。

建立统一的城乡就业服务体系，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石狮建市后，从加强劳动力市场建设，规范管理民办职业介绍所，推行劳动合同制度和完善维权工作机制等方面入手，围绕“劳动关系和谐稳定，管理服务规范高效”的目标，积极推进石狮城乡劳动就业发展与和谐劳动关系建设。早在1992年石狮劳动部门就成立了公办职业介绍所，同时民间职业介绍机构也发展起来。2002年又把分散的10家民间职业介绍所与公办职业介绍所集中在一个场所，形成了以民间职业介绍为主，政府部门监管的劳动力市场模式和“一站式”的综合服务。近几年每年进入这个劳动力市场求职并介绍成功的约2万人。同时石狮还创新就业新模式——“异地培训、石狮就业”，先后与18个省市建立劳务培训、合作基地，建立引进人力资源的长效机制，吸纳了30万外来劳动者，为全省乃至全国的就业、再就业工作作出积极贡献。为了维护外来工的权益，促进他们融入石狮社会，在全省率先出台《关于优待外来务工人员的暂行规定》。规定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外来务工人员可以参与劳动模范的评选，享有政协委员、党代表的推荐，依法参与人大代表的选举权；在子女入学上实行就近入学，享受所在企业所属区域生源同等待遇；放宽外来务工人员的落户政策，凡在石狮有居住条件、合法职业及经济来源，与企业签订、履行劳动合同两年以上，自觉实行计划生育，经所在企业申报，均可在房屋所在地公安派出所申请登记常住户口。这些规定基本消除了农民进城务工的体制性、政策性障碍，有效促进了城乡之间劳动力的流动，也为外来人员融入石狮社会创造了条件。

建立城乡融合的社会保障体系。石狮市高度关注民生问题，加快推进各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财政投入不断加大，城乡居民的生活保障水平逐步提高，构建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走在全省前列。社保“五险”（养老、医疗、生育、工伤、失业保险）是各类社会保障的核心。近两年来，石狮大力扩大社保“五险”覆盖面，保障对象由国有机关、企事业单位扩大到非公有制单位，到目前为止，参加养老、医疗、生育、工伤、失业保险人员人数已接近4万人。2004年起实行城乡统一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调整市、镇低保金比例，克服镇、村“以钱定人”、“以钱定补差”的现象，并制定出台《石狮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施细则》。规定从2004年1月起，凡持有本市常住户口的居民，凡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本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均可以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实行低保城乡一体化，城乡同一标准。当年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户月人均收入200元，2008年1月起提高为300元，高于全国许多大中城市的低保标准。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建市20年以来，得益于工业的快速发展以及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升，石狮市的产业不断优化升级，石狮市的广大农民，也在不断向产业工人，甚至向企业主转化，最后，石狮市的经济社会结构，也快速从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高度工业化的城市型社会转型。

石狮以工业立市。2007年，石狮工业总产值427.87亿元，是1988年的125.84倍，年均增长28.10％。在石狮工业的快速发展过程中，纺织服装业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以纺织服装为主的中小企业，是石狮最主要的产业组织形式。这些企业既独立自主，又相互依赖，既有专业分工，也有资源互补。它们在石狮及周边地区的大量集聚，形成一个稳定的“小企业，大群体”的产业集群模式。可以说，正是这种产业集群，为石狮经济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具体来说，截至2007年，全市纺织服装企业达3000多家，年产服装5亿多件（套），年产值超过250亿元，占当年全市工业总值的65.6％，对国民经济贡献率超过60％，已形成包括合成纤维、休闲男装、新型面料、五金辅料、西裤、童装、染整等8大产业集群以及包括服装、布料、辅料、面料、纺织服装机械设备在内的5大纺织服装市场。更值得一提的是，作为闽派服装的发源地，石狮纺织服装的发展，带动了周边地区同类产业的发展，以石狮为中心的闽派服装产业集群，汇集了10 000多家服装及配套企业，成为福建规模庞大、产值超千亿的产业板块。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壮大，以及完整的产业链与专业化市场的形成，不仅降低了采购成本和销售成本，而且降低了企业的学习成本和产业的进入成本，极大地激发了石狮人的创业热忱，使石狮成为一个“老板满天飞”的地方。而创业的激情，正是一个地方经济社会获得持续发展不竭的精神动力。人们称石狮的这种创业热潮为“蚂蚁效应”与“裂变效应”。前者主要是指成功的示范效应，带动一批又一批企业的诞生；后者则是指家族企业做大之后不断分化，带动一批又一批企业的诞生。

与此同时，工业的发展，有效带动和促进了现代商贸、旅游、港口、金融、信息服务等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1988～2007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18.87％，2007年达到118.40亿元，是1988年的26.67倍。与此同时，石狮的商业环境也日益健康、优化，2007年石狮市成为福建省唯一入选《福布斯》“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的县级市。

最后，工商业的快速发展，有效地带动了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农业总产值占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比例虽然连年下降，但是，其总量与规模却不断扩张。2007年，农业总产值23.30亿元，是1988年的7.77倍，期间年均增长8.90％。更重要的是，随着以工业化带动的整体经济社会的发展，农业产业化水平不断提升，农民素质不断提高，村容村貌日新月异，农村各项事业也都蓬勃发展。

石狮工业化对城市化的强力推动破解了中国城市化长期滞后于工业化之困境。那就是从管理相对简单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起步，这种产业需要资金较少，几乎人人均可投资办厂经商；技术含量较低，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很强；管理相对简单，多数人均有能力成为业主或企业家。巨大的赚钱效应，吸引着石狮人源源不断地投入工业化的进程中，形成了全民皆工、全民皆商的局面。以石狮街道办事处为例，其29个村和4个居委会，人口约10万，就拥有1200多个工厂，平均每83人一个；有3000多家商业个体户，平均每3个人中就有一个老板。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加上政府的适时引导，石狮城乡逐步实现了在政策上的平等、产业发展上的互补、国民待遇上的一致，农民同步分享了现代化的文明成果与实惠，为石狮最终实现高水平的城乡一体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5）我国城市化水平的迅猛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是我国历史上城市化发展最快的30年，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全面的进步，城市化水平得到了大幅度提高。

第一，城市人口大量增加。我国自古以农业社会著称，城市人口比例很小，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只有10.6％。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城市化进程也逐步推进，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改革开放以前国民经济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城市化水平较长时间徘徊不前，到1978年底我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只有17.92％，30年间城市化水平提高了7.32个百分点，年均上升0.26个百分点。这个速度与旧中国相比，城市化步伐大大加快了。但与国外横向比较，特别是与一些经济发展迅速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的城市化速度是比较缓慢的。1950年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约28％，到1980年大约达到40％，30年间上升了12个百分点，比我国多增近5个百分点。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工业化、现代化步伐的加快，特别是农村地区第二、第三产业经济的迅猛发展，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速度和规模创历史纪录，我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改革开放以前，农民与市民从就业到户口管理严格分开，除按国家计划招考招工等少量农转非外，严格控制农民向城市流动。改革开放以后农民可以自由地从事非农经济活动，农民进城务工经商的日益增多。特别是1985年国家明确规定允许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开店设坊、兴办服务业的政策出台后，进城的农民更多了。与此同时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吸收了数以千万计的农民进入乡镇企业就业。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大量乡村人口进入城镇，城镇人口的比重不断增大，城市化水平逐年提高，2006 年中国城市化率达到43.9 ％。从总体上看，在不到30 年的时间内，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城镇人口由1.72 多亿增加至5.77 多亿，净增加4 亿多人，2006 年中国城市化率比1978 年增加了25.98 个百分点，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可以说，近30 年是当代中国城市化发展最快的时期。

我国人口基数大，城市化水平上升一个百分点就意味着增加上千万的城市人口。1998年我国城市化水平尽管只有30.4％，但城市人口数量有37 942万人，相当于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5个国家城乡人口的总和。这些国家的城市化水平虽然都在80％左右，但城市人口绝对数都只有几千万人，最多的是日本，但也没有超过1个亿。美国是中国以外城市人口最多的国家，但绝对数也只有两个亿。所以，中国虽然不是世界上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国家，但却是世界城市人口总量最多的国家。所以，从城市人口增加的总量看，30年来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巨大成就更为突出。

第二，城市体系基本框架初步形成。1978年全国共有设市城市193个、建制镇2173个，到1998年全国市增加到668个、镇19 200多个，市镇总数增加了17 500多个，比1978年增加了8倍多。设市城市是我国城市体系的主干，数量虽然只有668个，但市区城市人口总计有两亿多，占全国市镇总人口60％以上。在城市数量增多的同时，城市体系结构进一步改善。一是中心城市数量增多，规模扩大。1978年5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只有40个，其中1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只有13个。到1998年非农业人口50万以上的大城市增加到86个，其中1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有36个，50～100万的有50个，与1978年相比，这些大城市的人口规模和经济实力都大大地提高了一个档次，绝大多数城市真正发展成对周边地区有较强辐射力的区域经济中心。二是大中小城市比例向更合理的方向推进。1978年20万人以上的大中城市占城市总数的51.8％，2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占城市总数的48.2％，也就是说小城市的数量比大中城市数量少，这种大中小城市比例不符合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适应中国特色城市化的客观要求。因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加快了小城市的发展步伐，到1998年20万人以下的小城市数量超过了大中城市数量，占城市总数的比例达到了55％以上。三是设市城市空间分布更为广泛，地域覆盖面更大。1978年全国200多个地区和自治州管辖区域里，有100多个行政区域没有设市城市。到1998年，没有设市城市的地州管辖区域只有20来个，90％以上的地级行政区域里都有设市城市。截至2007年底，全国设市城市共656个，其中地级以上城市287个、县级城市369个；建制镇1.9万个，全国城镇人口已达5.94亿，城市化水平达到44.9％。

第三，城市综合配套建设取得显著成绩。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据有关资料计算，1978年我国设市城市建成区面积只有6000多平方公里，到1997年设市城市建成区面积达到20 000多平方公里，扩展了3倍多。市政工程、文化环卫和居民住房等硬件建设都向现代化都市迈进了一大步，城市的现代化水平跃上了一个新台阶。

市政工程建设。设市城市道路铺装长度1980年为30 167公里，1997年达到138 610公里，增加4.6倍。平均每万人占有量由3.4公里上升到7.1公里。公共汽（电）车总量1980年为32 341辆，1997年增加到169 121辆，增加5.2倍，平均每万人拥有量由3.6辆增加到8.6辆。自来水年供应量1980年为88.3亿吨，1997年达到476.8亿吨，增加5.4倍，居民用水普及率由83.2％上升到95.2％。下水道长度由1980年的21 739公里增加到1997年的119 739公里，增加5.5倍，平均每万人拥有量由2.4公里上升到7.8公里。煤气管道长度由1980年的5619公里增加到1997年的41 475公里，增加7倍，居民用气普及率由16.8％提高到75.7％。特别是邮电通信事业突飞猛进，促进了信息社会的发展，市内电话由1980年的134 175户增加到1997年的52 444 027户，增加390多倍。

文化环卫建设。改革开放以来，城市文化生活空前活跃，很多大中城市的文化生活十分丰富多彩，几乎可与发达国家城市相媲美，而且内容比西方城市要文明健康得多。改革开放以来，城市文化生活飞跃发展的典型代表是电视的普及。20世纪70年代末期我国城市居民只有极少数家庭拥有一台黑白电视机，现在城市居民家家户户都有彩色电视机，而且有的家庭在两台以上，城市人口电视覆盖率早已达到100％。建设生态城市是现代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特别是90年代以来，我国城市建设中越来越重视治理环境污染，加强城市环境保护。1980年全国城市绿化面积85 543公顷，到1997年增加到682 238公顷，增加近8倍，平均每万人拥有绿地面积由9.6公顷增加到35公顷。城市公园由1980年的679个增加到1997年的3818个，增加5.6倍，公园面积由16 192公顷增加到68 933公顷，增加4.3倍。

居民住房建设。改革开放使我国城市住房制度改革得到稳步推进，住房建设得到快速发展。城市居民住房逐渐开始告别短缺阶段，进入住房数量与住房质量提高并重阶段，住房制度改革促进了住房建设的快速发展。1978年以前，我国城市住房竣工面积仅1800万平方米左右，从1979年开始，随着住房投资体制的改革和住房投资渠道的多元化，我国城乡住房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连续多年达到7％左右。城市住房竣工量呈加速增长趋势，1985年达到1亿平方米，1993年达到2亿平方米，1996年达到3亿平方米，连续迈上三个台阶。1979～1997年，全国新建城市住房近32亿平方米。城市居民人均居住面积由1978年的3.6平方米增加到1997年的8.8平方米。

当然，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建设取得的成就不只是这几个方面，而是全方位的进展，改革开放的主要成果在城市得到了集中的突出的体现，城市形态展现出现代化都市的风貌。

3．邓小平城市化理论的伟大实践，使马克思主义城市化学说在当今中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长期以来，一些人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既没有系统研究过城市问题，也没有管理过城市，因此，不可能有系统的城市理论，事实证明，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众所周知，任何科学的理论都必须建立在一定的主客观条件之上，而马克思、恩格斯的一生大部分主要在巴黎、布鲁塞尔、柏林、曼彻斯特等大城市渡过，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城市的产生、发展以及未来的趋势有其独到的见解，尤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中有精辟的论述和总结。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原始社会的考察、深入地研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城市不是从来就有的，城市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的结果。生产力是城市产生和发展的基本动力，决定着城市发展的内容和形式。就是说，在农业生产力发展能够提供足够的剩余产品的前提下，出现了城乡分离的社会分工，使少数人可以完全脱离农业生产而专门从事工商和文化的活动，同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生产要素不断集中，由此而开始了人类文明的城市发展史。城市的出现、城乡的分离是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的，他的产生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城市的出现促使原始社会的解体，人类社会进入文明的时代，诚如恩格斯所说：“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故，他们的壕沟深陷为氏族制度的墓穴，而他们的城楼已经耸入文明时代了。”

城市的产生、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原始社会晚期出现了用墙垣将部落的居住中心围起来以抵御外来侵略的现象，这便是最早的“城”的本意。但是，它还远远不具备我们所说的“城市”应有之意。而近代以前的城市主要是政治、文化（宗教）中心，城市商业和手工业等经济活动还处于从属和次要地位，这种城市形态还属于古代的城市。伴随着产业革命，社会生产力质的飞跃，社会分工进一步加深，出现了完全以市场交换为目的的资本主义大工业，城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工厂的大量集中使城市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市政、金融、商业和交通等领域的发展进一步提高了城市的经济地位，农村则日益退落为从属地位，近代城市应运而生。

关于城市的作用。以发展变化的观点看待城市的作用，用生产力的观点看待城市的功能。揭示了城市作用由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趋势是马克思、恩格斯分析城市作用的特点。如前所述，城市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作用和功能是不一样的，第一阶段的“城”仅仅具备防御的作用，抵御外来侵略者，保障本部落成员的生命、财产安全。随着城市发展进入第二阶段，社会分工不断扩大，城市具有地域政治中心的政治功能，此时，虽然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此时自然经济仍占据统治地位，城市的经济作用还不是很凸现。第三阶段，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和近代城市的出现，城市的作用有了质的飞跃，城市逐渐成为贸易、工业、商业、航运、地方中心。城市的经济功能彰显，文化功能也得到了空前的发挥，并着重论述了城乡关系发展的趋势是融合，是一体化。

邓小平同志领导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他认真总结了国际国内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科学分析了我国的基本国情，系统地提出了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而邓小平的“三农”思想以及与之相关的城市化思想，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城市化理论的伟大实践，使马克思主义城市化学说在当今中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关于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同步发展的思想。邓小平同志及时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镇企业和农村小城镇发展的新鲜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我国农村工业化与农村城市化同步发展的思想。他认为，乡镇企业是大量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型蓄水池。我国农村要走以乡镇企业为骨干，以农村城镇化为主要载体的农村工业化发展的道路。他的这一思想为我国农村现代化发展指明了方向。

（2）关于坚持以市场为取向的农村改革思路。邓小平同志的农村改革思想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理论基础，是对马克思主义农业思想的杰出贡献。他强调，要加快发展农村生产力，对传统的僵化的农村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是必然选择。他指出：“多年的经验表明，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并高度评价了农村改革的深远意义。早在1984年，邓小平就明确指出：“这几年进行的农村的改革，是一种带革命意义的改革。”把改革同革命联系起来，使我们对农村改革的艰巨性和长期性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在邓小平同志关于农村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的思想指导下，我国农村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3）走以乡镇企业为依托、主要依靠农民自己实现农村工业化的道路。尽管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具体道路不同，但其基本的共同点都是走工业化道路，通过发展城市大工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而改变二元经济结构。在城市工业化方面我国进行了很长时间的尝试。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们走的基本上是城市工业化道路，即主要是国家投资（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利用工农产品剪刀差积累的）建设一些重工业项目，资本密集，吸纳劳动力较少，结果工业化搞了几十年，连城市本身的新增劳动力都吸纳不了。实践证明，这种把广大农民拒之门外的孤立的工业化道路在我国是走不下去的，因为全国有80％的人口在农村，农民不进入工业化进程，整个国家的工业化也就无法实现，而我们农村有那么多的剩余劳动力要依靠国家、依靠城市工业来吸纳安排，既不现实，也不可能。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使我国的工业化道路发生了历史性转折。乡镇企业在短短的15年间，不用国家投资，农民用自己的钱搞工业化建设，创造了数万亿元的产值，开创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以乡镇企业为依托实现农村工业化是农民的伟大创举，是我国农村发展的独特道路。

（4）走发展小城镇、建设星罗棋布的农村小城市实现农村城市化的道路。农村工业化必然带来农村城市化，城市化是世界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共同趋势。我国国情决定了我国城市化道路不可能走一般发达国家发展大中城市的城市化道路，而是在乡镇企业发展的基础上，发展和建设小城镇，让转移出来的农民进入这些城镇，允许职业和身份的变动，逐步增加城镇人口的比重，减少农村人口比重，搞好农村小集镇的建设，有计划地将一批县城建设成为中小城市，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城市化道路。

（5）关于大力推进农业工业化、农村城市化同步发展的思想。根据国家统计局2008年2月28日发布的“200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7年年末全国总人口为132 129万人，乡村人口为72 750万人，占总人口的55.1％，有数亿农村剩余劳动力亟待转移，这是一个跨世纪的严峻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实际上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道路问题。新中国成立以后的长时期里，我们走了一条城市——工业，农村——农业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发展道路，结果连城市自身的新增劳动力都消化不了，而数亿农村剩余劳动力，是被长期强制性地滞留在14亿亩土地上，全国工农业产值之比已达7∶3，而非农业人口与农业人口之比却是倒三七开，形成一种畸形的城乡人口结构，成为农村乃至全国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

邓小平同志及时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镇企业和农村小城镇发展的新鲜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我国农村应走农村工业化、农村城市化同步发展道路的重要思想，这是邓小平同志为我国农村现代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建树的一座极为重要的丰碑。邓小平同志认为，乡镇企业是大量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型蓄水池。邓小平同志指出：“大量农业劳动力转到新兴的城镇和新兴的中小企业，这恐怕是必由之路。决不能老把农民束缚在小块大地上，那样有什么希望？”他非常满意地指出：“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虽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农民不往城市跑，而是建设大批小型新型乡镇。”

在秉承邓小平的城市化理论基础上，党中央新一代领导人开拓创新，不断开辟城乡一体化发展新纪元。

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央提出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党的十六大吹响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军号角，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十六届五中全会又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党的十七大要求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强调，坚持改革开放，必须把握农村改革这个重点，在统筹城乡改革上取得重大突破，给农村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为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新的活力。可以说，这是继5年前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后，首次向全党全社会发出“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总动员。

当前，城乡基础设施差距较大，城乡社会事业发展差距较大，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深层次矛盾突出，农村资源要素持续外流。城乡居民收入比从1978年的2.6∶1，扩大到2007年的3.33∶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趋势仍未得到有效遏制。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总体上相差10年左右。推动科学发展，构建新型城乡关系，迫切要求加大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力度，在统筹城乡中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加速形成城镇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互促共进机制。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是我们党对广大农民作出的庄严承诺，也表明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更加重视解决广大农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根本措施并作出了具体部署：“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范围，发展农村公共事业，使广大农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繁荣发展农村文化、大力办好农村教育事业、促进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可以预见，随着一项项措施的陆续出台，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步伐将不断加快，统筹城乡机制将逐步建立，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崭新格局将逐渐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