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左派与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

新左派与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相生相伴的。60年代初，虽然新左派运动衰落了，但以安德森为代表的第二代新左派对以汤普森为代表的第一代新左派进行了批判。两代新左派之间长达20年的辩论，反映了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内部两种思想的争论，同时也推动了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与新左派的形成密不可分。英国新左派是《明理者》和《大学与左派评论》这两个团体的结合。这两个团体的成员在年龄、政治经验和理论取向上都存在着一些差异和分歧。《明理者》成员是三四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们参加过反法西斯运动，其政治思想是在人民阵线的氛围中成熟起来的，对马克思主义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结。而《大学与左派评论》成员是50年代牛津大学的年轻知识分子，他们反对英国工党的保守主义，有自己的社会主义团体。但他们“与党派组织保持一定距离”^〔15〕，成员主要由外国人和移民组成。由于年龄的关系，他们与传统的劳工运动较少有联系，也基本没有经历过三四十年代人民阵线运动和反法西斯战争。因此，《明理者》成员认为《大学与左派评论》成员缺乏与劳工运动的现实联系，对《大学与左派评论》的“文化主义”及对艺术和时尚的热爱持轻蔑态度；而《大学与左派评论》成员则认为《明理者》团体存在政治上的狭隘性和思想上的落后性。这两个团体之间的冲突最明显地体现在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明理者》成员想通过批判斯大林主义，用莫里斯传统来补充马克思主义；而《大学与左派评论》成员更受到马克思异化思想的影响，注重马克思青年时期的人道主义思想。

尽管二者存在分歧和矛盾，但并没有阻止他们之间的开放性对话。除了二者都以人道主义为理论基础之外，二者还有其他类似之处。首先，二者的撰稿人部分相同，文章也经常在两个刊物之间转载。其次，到1959年，两个团体共同建立起遍布英国的新左派社团^〔16〕。而他们亲密合作的最重要原因，是他们共同参与核裁军运动。核裁军运动可以说是二者得以合作的政治基础。

核裁军运动是在苏伊士危机之后开始的，这时英国的国际知名地位开始衰落。核裁军运动的创立者希望英国能发现其国际地位的衰落，通过放弃核武器而设定道德范例来重新获得它强国的角色，从而恢复民族自豪感和世界强国地位。核裁军运动主要受到反正统文化青年的支持，象征着对现代社会体制的不满，它影响了许多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的人。《明理者》和《大学与左派评论》都将核裁军运动看成是60年代末社会主义复兴的征兆，都认为核裁军运动取代了冷战两级分化的方式，并且代表了民主和平民意见。因此核裁军运动促进了《明理者》与《大学与左派评论》的结合。

除核裁军运动之外，二者还面临相同的社会和理论背景。新左派是知识分子对共产主义者的经济决定论以及工党领导层的修正主义感到失望而做出的选择。知识分子认为，工党和共产主义领导尽管有明显差异，但根本上都是反民主的，都运用官僚组织和程序来压制少数人和平民的意见。1956年的一系列事件给知识分子造成了巨大的思想冲击，使他们即不信任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也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失望。另外，二战以后，英国社会相对稳定，开始了全面调整，福利国家形成。但美国大众文化的入侵，使英国的社会和文化出现了严重危机，一些知识分子开始深入思考这些现实问题，他们担心美国大众文化的入侵会使英国社会美国化，从而影响英国传统的工人阶级文化。由于福利国家的形成，工人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消费主义盛行，曾有的激进革命意识开始消失，这使得英国工人运动逐步退出舞台，社会主义革命理论遭遇挑战，从而使马克思主义面临挑战。因为在资本主义剥削仍然存在的时候，工人的反抗意识已经消失，而这正与传统左派的社会主义理论相左。可是，英国工党没有对这种新形势做出适宜的令人满意的解释和分析。而当时的英国共产党领导层不承认资本主义发生了新变化，还盲目服从苏共政策，导致党内严重分化，许多党员退党^〔17〕。因此，《大学与左派评论》和《新明理者》的成员都认为，二者的合并对于创立独立的社会主义运动将有很大帮助。

两个团体还具有一定的理论共同点。首先，他们都提倡普通人的文化，认为普通人的文化真正代表了整体的生活方式，并且都认为文化在社会中具有重要作用。其次，《明理者》较《大学与左派评论》具有更系统化的人道主义思想，人道主义是他们合作的理论基础。

此外，两个团体都面临着一些严重的经营问题。《大学与左派评论》濒临破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党派咖啡馆的财政枯竭；而随着《明理者》的出版、共产党的内部斗争和《新明理者》的发展，汤普森和萨维尔等人已经殚精竭虑。这时候，两个团体认为，合并虽然有风险，但也有助于解决两个杂志现存的问题。尽管二者在理论上从一开始就存在冲突，但由于二者当时的困境，合并却是唯一现实的抉择。随着合并讨论的发展，两个杂志的编委都认识到联合可以使双方都受益。在十年冷战的两极化和政治冷漠之后，社会主义左派有望复兴，而表达这些力量的新杂志的出现，正是一种催化剂^〔18〕。

在这些政治和社会背景下，两个团体的合作成为必然。1959年12月，两个团体的合作正式建立，新左派得以形成。随后，双月刊《新左派评论》（NLR）于1960年创办。《新左派评论》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福利社会、劳工政治、大众传媒、反帝斗争和大众文化等问题，用以反思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探讨文化理论和当代的英国社会和政治问题，试图复兴社会主义，创立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政治。由于主编霍尔试图吸引不同的新左派支持人员，因此杂志比以前的两个杂志都有亲和力和折中性，因此销量大增。《新左派评论》对于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是英国新左派的重要理论财富。

总体来说，新左派具有以下五方面意义：第一，新左派知识分子积极参与共产党活动、人民阵线运动、成人教育工作以及核裁军运动，这为他们的文化研究和政治参与提供了机会。第二，他们对战后英国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富裕、消费资本主义和大众传媒等进行详细分析，对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变化作了深刻思考。第三，他们反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强调人的能动性，强调个体经验和文化的重要性。他们改造和超越利维斯传统，反对精英文化对工人阶级文化的排斥，反对保守主义者将文化看成被思考和被写作的最好的东西。因此，新左派提倡的政治，是以文化为核心的政治，其目标是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塑造激进的社会意识。这些为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基础。第四，由于新左派是文化研究团体《大学与左派评论》和历史学研究团体《明理者》的有机结合，因此在新左派发展过程中，文化研究和历史学也获得了发展。第五，新左派虽然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但也挑战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传统观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观点是：工人阶级必然预示社会主义社会的到来，文化是对现实社会关系的反映。而新左派则认为文化是日常生活和经验的表现。新左派的这些政治和理论观点促进了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产生。

霍加特、威廉斯和霍尔对于英国文化研究的发展作出了开创性贡献，汤普森则在创立独特的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起了杰出作用。霍加特、威廉斯和霍尔的文化研究和汤普森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是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形成的理论标志。一般公认的是，威廉斯、霍加特和汤普森共同开创了文化研究的先河，被尊称为文化研究之父^〔19〕。他们主要研究工人阶级文化，发掘工人阶级的抵抗潜能。但是文化马克思主义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比如汤普森和威廉斯之间关于文化的看法就有很大分歧，而自形成时起，《明理者》与《大学与左派评论》之间就存在很大矛盾。这些矛盾一方面导致了60年代初新左派运动的衰落，另一方面也促进了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转型与发展。

总的来说，大约1963年以前是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取得初期成果的阶段，这时候的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者阐述了其人道主义和文化主义思想，取得不少工人阶级文化研究的理论成果。这一时期的研究者主要以文化主义范式为基础。研究者对工人阶级文化进行研究时，虽然注意到社会结构对主体的制约作用，但他们更强调主体的能动作用。在批判精英文化主义和经济决定论的基础上，他们把文化看成与经济、政治一样，都是社会的构成要素。研究者重视主体能动性与经验的作用，这是文化主义范式的总体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