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本质及其认识论探讨

美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一直是西方美学史上极其重要而又异常困难的问题，自从柏拉图发现给美下定义几乎是不可能的，进而感叹“美是难的”^[1]以来，这一探求就显得无比的艰难。这原因在于，美的本质问题预设了一个隐匿于美的现象背后，并规定对象美或不美的根据、原因即本质，而这一本质却是极难寻求的。

美的本质问题的困难性，与对于美的不同理解相关。探讨美的本质不是从鉴赏角度判定什么是美的，而是要阐明什么是美，即美本身。这美本身是存在于各种美的事物之中，并使之成为美的事物的东西。古希腊以来，众多的哲学家和美学家对美的本质进行了不懈的探讨。这一探讨与西方认识论相关，而西方认识论基于主客体的分离，致力于认识的一般规律的发现与揭示。

为了这一历史性的显明更为清晰，还得先回到美学思想之源头。美的本质问题一直是古希腊美学思想探讨的重要问题，古希腊的哲学家与美学家较为普遍的观点，倾向于把形式作为美与艺术的本质。毕达哥拉斯学派首先使用了“本质”这一概念。在毕达哥拉斯学派看来，艺术产生于数及其和谐，而这和谐就关涉形式的问题。

在苏格拉底与希庇阿斯的对话中，苏格拉底问什么是美，希庇阿斯回答不出来，因为他无法区别什么是美，什么是美的东西。最后，美从他们那里滑掉了，遂得出“美是难的”之结论。

柏拉图力图将具体的美的事物与美本身区分开来。在他看来，具体的艺术作品作为美的东西，只能是美本身的赋予和对美本身的模仿，艺术是模仿的模仿。柏拉图明确地提出了美的本质的问题。在他看来，美的东西是个别的，是现象。而美本身则是理念，它是永恒的、绝对的与神圣的，并且关联于美的本质。柏拉图的纯形式是理念，他把理念世界的美本身作为美的最高尺度。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任何事物都包含形式和质料两种因素，形式是事物的第一本质。经由形式，质料才能得以成为某确定的事物，他力图把质料与形式结合起来。艺术通过媒介进行模仿，只是不同的艺术类别使用不同的媒介。^[2]艺术的本质是模仿，艺术起源于人的模仿的天性。

人在模仿中，既可满足其求知欲，又能获得审美的愉悦;而且，模仿构成了艺术与非艺术相区分的标志。古希腊美学思想注重形式与内容的关联与统一。在古希腊，在艺术与美的观念背后，诸神与理论理性成为思想的规定性。

在中世纪，上帝成为美与一切艺术思想的规定性，理性具体体现为实践理性，不同于古希腊的诸神与理论理性，也与古希腊重视现实生活相区分。从古希腊至中世纪，西方美学与艺术理论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一时期的美学与艺术理论被纳入到了神学之中。但是，这里的神不再是古希腊的诸神，而是上帝这个唯一的神。形式在美的创造和审美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奥古斯丁在皈依基督教以前，基于亚里士多德的整一性和西塞罗关于美的定义，他认为美是和谐，并把这种和谐分为两类，“我观察到一种是事物本身和谐的美，另一种是配合其他事物的适宜，犹如物体的部分适合于整体，或如鞋子的适合于双足”^[3]。在皈依基督教以后，奥古斯丁认为美的根源在上帝，上帝是至美、绝对美、无限美，是美的源泉，是美本身。他还受毕达哥拉斯学派之影响，把美的和谐归结为一种数学关系。

与奥古斯丁一样，阿奎那也是从神学出发来阐发其美学思想的。阿奎那认为，一切美都来源于上帝，上帝是最高的美，最高的美必定具有神性。人的审美活动在本性上是一种认识活动，它满足的不是生存需要，而是更高级的精神需要。通过感性事物的美，人可以观照或体会到上帝的美。但丁继承了阿奎那的神学与哲学思想，认为美在于各部分的秩序、和谐与鲜明。总之，在中世纪，世界与上帝的关系是被创造者与创造者的关系，上帝创造世界并赋予其形式美;同时，形式也陷入了神秘化之中。

作为一门正式学科的美学始于近代，近代的理性设立对象和客体并成为思想的规定性，这种理性是一种诗意(创造)理性，而有别于古希腊的理论理性和中世纪的实践理性。笛卡儿为近代美学与哲学思想奠定了基础，他力图从主客体的认识关系来揭示美的本质。鲍姆嘉通把美学规定为感性学，同时，他十分强调秩序、完整性与完美性。鲍姆嘉通对美学的规定，仍然隶属于一般认识论。

近代哲学对美学的规定是根本性的，美学离开了这种规定，自身难以得到确立。鲍姆嘉通认为，人的先天的审美感知力包括情感、想象等，它们既属于感性的范围，又包含理性的因素。从近代美学表现的形态来看，都受到过哲学的深刻影响。对于美的现象的本质的探讨，也是如此。美的本质被认为是隐匿于美的现象后面并决定对象美或不美的深刻的、内在的原因或根据，对美的本质的探讨就是去回答什么是美本身。经由美的现象认识美的本质，就是一种典型的认识论方法。

近代不少的美学流派及其思想本身，就是哲学在关于艺术和美的问题上的直接运用。如果美学把艺术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那么美学也就是艺术哲学，这方面以黑格尔为代表。在经验主义美学和理性主义美学中，许多概念也是从哲学中挪用和借鉴过来的。如经验主义美学对经验的强调，理性主义美学对理性的强调都受哲学的深刻影响。

在布瓦洛看来，诗人固然需要天才，但更需要理性。伏尔泰虽然反对对美的理性思考，但他关于美的经验主义立场仍然是理性哲学的。狄德罗强调美在于关系，这种关系与事物各部分之间的秩序、安排和对称等相关，从而表明了其理性的成分。

康德力图在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之间建立联系，从而避免经验主义的怀疑论和理性主义的独断论。虽然，康德的这种努力并不彻底，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为席勒创立他的活的形象美学提供了必要的原则。近代哲学为近代美学奠定了一个理性的前提。在席勒看来，如果需要指出这一概念的话，那么美的纯粹理性概念只能用抽象的方法去寻求，并可以由感性—理性本性的能力中推论出来。在此，理性仍然具有指引性。

由此可见，理性概念是近代美学摆脱不了的形上框架。“什么是美的?”这样的审美判断是一个正题判断，它相关于审美对象中的标志，与美的理想相关切。在康德那里，审美判断既有理解力因素，又有理性因素，它把认识领域与伦理领域联结起来。席勒则更强调对理想美的追求。而这一理想有待于不断的切近，在费希特看来，所以任何一个确定的正题判断，我们都不能给它指出根据;但在处理一般正题判断时，人的精神是以自我自己对自己的绝对设定为根据的。总之，近代的认识论哲学为美学学科的建立，奠定了一个理性的基础。而且，在根本意义上规定了美学思想的研究。

近代哲学对美学的规定，使得美学往往成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作为哲学的美学，如艺术哲学。当然，不少的美学家认为，美学已从哲学分离，不应再称为艺术哲学。在近代，这是一种普遍的情况。而受文学影响较多的美学，或文学中的美学研究，则更多地被称为文艺美学。

但是，文艺美学的存在，并未改变近代美学受理性哲学规定的根本状况。虽然，文艺美学主要致力于文学和艺术在审美创作和欣赏中的规律和特征的研究，但却不可能摆脱哲学的规定。一旦当人们就美的本质深入探究之时，美学再也不可能完全独立于哲学了。当然，有时人们对美学的研究也企图回避哲学的概念或话语，但美的那些哲学问题并未真正解决。

康德提出并阐发了他的“先验形式”的概念，认为审美无涉功利和利害，美基于对象的形式，而与对象的存在和质料无关，形式是主体为客体赋形。审美的愉悦不同于感官的愉悦和道德的愉悦，它只涉及对象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形式，是主观性的愉悦。同时，“正是从康德开始，美学——超验的美学而不是某种艺术理论——成了认识论的基础所在”^[4]。

真善美有了区分，因而艺术也不等同于认识论真理。德国古典美学始于康德，在黑格尔那里达到了理论的顶峰。这些美学家们提出了各自的美学思想，但都有其形而上学设定，如康德把艺术作为自由的游戏等。但在把理性作为其思想的规定性方面，他们的观点却是一致的。

在黑格尔看来，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理念作为内容，感性显现则属于形式。“按照它的纯粹形式的方面来说，自由首先就在于主体对和它自己对立的东西不是外来的，不觉得它是一种界限和局限，而是就在那对立的东西里发见它自己。”^[5]他力图从这种对立中去发现自由。在黑格尔那里，美的艺术的领域属于绝对心灵的领域，而自由是心的最高的定性。艺术毕竟关联感性(显现)，而被置于哲学之下。

黑格尔仍然强调艺术品与理念的某种符合，他所说的美学则是艺术哲学。作为艺术哲学，美学是研究绝对精神的艺术阶段的科学。艺术的内容是理念，形式是直接的具体形象。宗教是以表象的形式表现理念，宗教高于艺术。哲学高于宗教，它以概念形式表现绝对理念或绝对精神。谢林的美学思想建立在同一哲学的基础之上，唯有在艺术中才能把绝对的同一性直接反映出来，艺术哲学是同一哲学体系的重要环节和最终完成。

近代及其以前的美学，在探讨美的本质与艺术之谜的问题的时候，遇到的困难是巨大的和难以解决的。同时，还牵涉到许多美学和艺术哲学中的重要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在通常的艺术哲学和美学的框架内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彻底走出近代所设定的形而上学整体框架。在对艺术与美的本质的形而上学解构的基础上，探求美学发展的新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