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学习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

重视学习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

⊙朱黎明

高度重视学习、善于进行读书学习，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纵观我们党的发展史，也是一部党的读书学习史。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成长，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探索和成功，就是不断读马克思主义之书、学马克思主义之理，并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成果。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在总结我们党执政55年来的历史经验时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就是我们党在长期的读书学习与实践过程中得出的基本结论。

一、反对教条主义，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

我们党历来重视学习，是一个勤于学习、善于学习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总是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发展变化，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向全党提出学习的要求，并一再强调，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坚持党的优良传统，重视学习、勤于学习、善于学习。“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党中央结束二万五千里长征，一落脚到陕北，就根据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在1935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牢牢把握住了政治上的主动权。瓦窑堡会议决议指出:“党必须大量培养干部，使成千上万的干部到各方面的战线上去，在实际斗争中学习和锻炼，这样，才能适应新的大革命的需要。”为此，中共中央恢复了中央党校、红军大学，在延安时期共创办了30余所干部学校，同时又广泛深入地开展干部的在职教育，使各级各类干部不仅学到了理论、文化和技术，更重要的是确立了重视学习的理念，养成了学习的习惯，提高了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与本领，培养出了大批合格的干部。并且在学习中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在延安时期，中共中央领导中国革命实现几次飞跃，最终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在这个过程中，全党上下在学习马列主义的同时，注重与时代相结合，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杜绝本本主义，杜绝机械地、僵化地学习马列主义，开展了一场深入持久地的干部学习运动，这场学习运动从1938年10月起到1942年2月止，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学习运动兴起阶段，从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向全党发出开展学习竞赛号召开始，到1940年6月。第二个阶段是学习运动深入开展阶段，时间是1940年6月举行在职干部教育周年总结大会到1941年5月。这一阶段主要是提高学习质量，培养干部的阅读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加强对干部的策略教育，引导干部研究时事政策等实际问题。第三个阶段是学习运动改革完善阶段。时间是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到1942年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作风》演说前后。在这个阶段，全党开展了大规模的整风运动，主要任务是按照中央和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积极推进延安时期干部教育和在职教育的改革。

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在领导一个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着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1]为了完成这一伟大任务，我们党必须广泛深入地了解中国的现实状况，了解马列经典著作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毛泽东还号召“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2]。毛泽东提出，“一般地说，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平较低的党员。特殊地说，干部应当着重研究这些，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尤其应当加紧研究。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的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3]当时，毛泽东就强烈地意识到学习马列理论的重要性，他认为，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全面系统地、联系实际地学习并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实质，只有这样，才能大幅度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加快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步伐。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全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提出，必须加紧认真地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上至中央领导，下至每一个普通党员都要努力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并进一步做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相结合。

延安时期的干部教育工作是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为把干部教育工作落到实处，党中央健全领导机制，加大监督检查力度。1939年，中央专门设立了干部教育部，负责领导全党的学习。随后，为了“提高党内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与政治水平”，还成立了各级高级学习组。其中，毛泽东亲自担任中央学习组组长，王稼祥担任副组长。在延安整风时期，党中央还成立了总学习委员会，由毛泽东亲自任主任。总学委先后派出许多巡视团和巡视员，深入各重要机关、学校检查学习运动进行情况，听取各单位负责人的汇报。总学委还抽阅参加中央学习组全体高级干部的学习笔记，推动了学习运动的深入开展。为了确保学习取得成效，党中央明确规定，所有在职干部平均每天要学习2小时，每周至少要学习12小时，把干部学习情况作为干部鉴定的主要内容之一。二是建立学习小组制度。学习小组一般按照行政单位和文化水平高低编制，同一机关和同一部门，集中编组，一般没有秘密课程的，必须让非党干部与党的干部编在同一小组内学习，以便互相督促、互相勉励、共同提高。在延安，从中央领导到普通干部，普遍都参加到学习小组中学习。陈云和张闻天领导的学习小组，都曾被评为模范学习小组。三是健全学习指导制度。主要是:改善大课堂授课的方法，预先发出提纲和参考书目;根据文化层次把干部进行分类，由文化层次较高的甲类干部指导其他各类干部学习;由中央宣传部聘请各科顾问，帮助各支部学习指导员和学习者解答疑问;给距离延安较远的地区，设立巡回教授站;在党报党刊上介绍学习方面的新资料、新经验和新方法;成立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问题等各种研究会，加强研究，培养理论骨干，带动全党学习。

在学习运动中，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自始至终都坚持带头学习。1939年5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共产党要领导革命，就要发起学习运动”，他指出:“是因为干部担任着领导责任;是因为工作中的缺陷需要克服;是因为建设一个有战斗力的大党需要大批有学问的干部做骨干。因此，领导干部必须带头学习”。在这个时期，毛泽东精读了《资本论》《反杜林论》《谈谈辩证法问题》等大批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毛泽东的影响下，延安成立了大量的学习研讨会、学习小组，中央领导同志都积极参加各种学术研讨活动，另外还出版了大量的理论著作，推动各种学习活动的开展。在领导干部的带领下，全党上下形成了浓厚的学习氛围。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下了一番工夫，像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等文章，就用广大干部、人民大众能听明白、听懂的话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讲了出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经常到许多学校去讲课，他们讲课的内容也大都深入浅出，非常生动、活泼、有趣，给学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在延安流行的几句话，生动形象地反映了全党在艰苦的环境中不断加强学习，是当时热火朝天学习场面的真实写照:“认字就在背包上，写字就在大地上，课堂就在大路上，桌子就在膝盖上”。学习运动的开展对于提高全党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卓有成效地推进党的建设，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1941年5月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毛泽东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他指出，党内存在主观主义，这种主观主义的态度，“不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4]在中华民族深受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党领导全国人民艰难抗战的年代，我们党于1942年2月至1944年5月开展了历史上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即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这一运动的实质，就是读书学习。随着运动的深入，在党内外引起了关于怎样从实际出发，而不是教条主义地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深入思考和讨论，极大地推动了全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运用。延安整风对于全党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加强全党的团结统一，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经过六届七中全会和党的七大，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紧密地团结起来，为夺取抗战的胜利，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总结中指出:“我们比较缺乏的是马、恩、列、斯的理论，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低，虽然也翻译了很多书，可是实际上没有对马、恩、列、斯的著作做很好的宣传。所以现在应当在全中国全世界很好地宣传马、恩、列、斯关于唯物主义、关于党和国家的学说，宣传他们的政治经济学等等”^[5]。七届二中全会要求党的干部读十二本马列主义著作:《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列宁主义基础》《联共(布)党史》《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斯大林论中国》《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毛泽东说，“如果在今后三年之内，有三万人读完这十二本书，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6]

新中国建立之初，在一个一穷二白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面临的情况非常复杂，任务非常繁重。全党认真并学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凸现出来。为推动全党在新形势下加强学习，从1950年下半年开始到1954年春，我们党先后进行了整风和整党。1951年2月，党中央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明确指出:“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必须极大地加速起来。这是提高干部、改进工作的根本方法。”《决定》(草案)还指出了当前存在的问题:“没有全国统一的关于理论教育的制度，缺少适当的初级和中级的理论学习资料，缺少理论教员和指导自修的顾问。没有进行理论的通俗化工作，缺少关于理论的通俗书籍、通俗论文和通俗讲义。党的报纸刊物很少刊载理论文字，不善于运用理论来解释和指导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缺少对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批评，因而使党的宣传限制在狭隘的范围内和低下的水平上。”“现在国内战争已经基本上结束，党正面临着建设新中国的复杂任务，全党有系统地学习理论，比较过去任何时候都有更好的条件，也更加迫切需要。”由于“理论学习的不发展，经验主义倾向的存在，正是目前党内一部分干部对于党的政策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在工作中缺少坚定性和远见，缺少对于新鲜事物的敏感，产生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事务主义倾向以至功臣思想蜕化思想的根本原因。党在学习问题上的任务，就是彻底纠正任何忽视理论的经验主义的危险倾向，就是领导全体党员在统一的制度下无例外地和不间断地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有系统的学习，以便逐步地造成全党的理论的高涨”^[7]。《决定(草案)》还对理论学习的内容、方法、时间、教员等都作了细致规定。为了鼓励和促进全党学习理论，毛泽东在不同场合都强调了学习的重要性和重大意义。1953年9月，中央召开了全国干部文化教育工作会议，同年12月发出了《关于加强干部文化教育工作的指示》，对干部的文化知识学习作出了具体规定。1954年12月，中央发出《关于轮训全党高、中级干部和调整党校的计划》，要求建立党的各级干部的培训制度，有计划、有步骤地把全党各方面的高中级干部调入党校进行培训。1955年3月，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说:“只要我们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一句话，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主义错误，我们的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是一定能够达到目的的”^[8]。1956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9]。1959年6月，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讨论读书问题时指出:“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10]。这些思想对于全党充分认识进一步学习理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有深刻的启示。

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理论探索创新，重视学以致用风气的养成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为了克制林彪、“四人帮”对党和社会造成的思想混乱，肃清“两个凡是”的错误观念，1978年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有力地推动了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吹响了新时期思想解放的进军号。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着重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事实求是的观点，他说:“我们说的做的究竟能不能解决问题，问题解决得是不是正确，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是否善于总结经验，针对客观实际，采取事实求是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11]。邓小平强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和根本点。

进入新时期，在社会主义建设经历重大转折的历史关头，邓小平大力支持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提出要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目的就在于推动全党的读书学习，为启动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思想基础。特别是邓小平提出的“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不仅向领导干部提出了读书学习的任务，更是为领导干部指明了读书学习的目标和路径。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是在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邓小平认为，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实质上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问题，他告诫全党，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号召全党“必须再重新进行一次学习”。“根本的是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当前大多数干部还要着重抓紧三个方面的学习:一个是学经济学，一个是学科学技术，一个是学管理。学习好，才可能领导好高速度、高水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2]。他要求全党要从实践中学，从书本上学，从自己和人家的经验教训中学，在学习中要克服保守主义和本本主义。

在邓小平这些思想的指导下，全党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历史性课题，进行了认真学习和艰辛探索。拨乱反正，全面改革，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到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些历史性转变是与我们坚持解放思想，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分不开的。1985年，邓小平深切地对党的干部提出要求: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本身”。因此，他希望党的各级干部，“首先是领导干部，在繁忙的工作中，仍然有一定的时间学习，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从而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13]。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江泽民同志反复强调，要把学习问题放到突出位置。他要求全党“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心内容是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党员领导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要带头学好用好。要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的战略思想和理论观点，认真学习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科学态度和创造精神。学习要联系实际，要精，要管用。通过学习，使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念，不断提高政治素质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使精神力量变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巨大物质力量”^[14]。1998年11月至2000年底，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中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内容的“三讲”学习教育活动，其中，“讲学习”是第一位的，是“讲政治”、“讲正气”的基础，这项学习教育活动成为我们党为加强自身建设进行的一个新的创造性探索。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之一。“十六大”报告提出:“党在思想理论上的提高，是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发展的思想保证。必须把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武装全体党员，在全党兴起一个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高潮。党员干部特别是中高级干部要带头学习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为勤奋学习、善于思考的模范，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模范，勇于实践、锐意创新的模范。在全党深入进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教育，大力弘扬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的精神，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15]全党围绕中心、服务大局，通过开展一系列学习和思想理论建设活动，提高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三、努力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明确提出了建设学习型政党和形成学习型社会的重大任务，将全党的学习摆在了更为突出的位置上，将“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共同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提出了学习贯彻的根本要求和工作部署。十六大以来，各地区各部门围绕主题、把握灵魂、狠抓落实，形成了学习贯彻十六大精神的热潮，取得了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明显成效。

为了适应建设学习型政党的需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创立了中国重要政治家集体学习的形式。2002年12月26日胡锦涛同志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我们党要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必须坚持把学习作为全党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不断加强，不断推进，努力使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科学文化水平不断有新的提高。胡锦涛同志强调，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学习问题，始终把学习作为一项关系到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战略任务来抓。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同志都反复强调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坚持和加强学习。领导干部加强学习，首先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关键是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本质，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和解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实际问题。其次，要学习经济、政治、文化、法律、科技、管理、历史、军事等方面的知识。

胡锦涛同志强调，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认识到，现在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日新月异，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丰富多彩，如果我们不坚持学习、不刻苦学习，势必要落伍，将难以胜任我们所肩负的重大职责，要做合格的领导者和管理者，必须大力加强学习，努力用人类社会创造的丰富知识来充实自己。领导干部加强学习，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中央要求领导干部加强学习，根本目的是要提高我们党执政兴国的本领，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提高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本领。关于如何加强学习，胡锦涛同志提出了方法论原则:一是要紧密联系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要求来进行，二是要紧密联系认识和解决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来进行，三是要紧密联系自身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改造来进行，四是要紧密联系更好地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来进行。这样才能学得生动、学得深入、学得有效。这些重要论述为新时期开展学习活动，加强思想理论建设指明了方向。十六大以来，我们党把中央集体学习作为一项制度坚持下来，到2009年9月为止，中共中央政治局共进行了60次集体学习，请专家学者们走进中南海怀仁堂，就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科技、历史、国际问题、社会、军事、党建等方面重大问题进行专题讲解。这项学习制度对于推动全党的读书学习，推动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2008年9月，我们党为适应新形势，完成新任务，实现新发展，在全党开展了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这是党的十七大作出的战略决策，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的重大举措，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和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继续，是深入推进改革开放、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迫切需要，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的必然要求。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就是要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条件下，更好地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和统一全党思想，动员全党更好地为实现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宏伟蓝图和行动纲领而团结奋斗。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是在深刻变化的国际环境中推动我国发展的迫切需要，是落实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新要求的迫切需要，是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迫切需要。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把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作为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抓紧抓好，实在是很重要，很及时。这是我们党总结国内外政党建设的经验教训，科学分析当前形势，着眼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永葆先进性而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必将对我们党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工程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人生成长之梯、政党巩固之基、国家兴盛之要。学习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固有特质，国际共运第一个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是学习的结晶，中国共产党在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不断夺取事业胜利的实践也是学习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能够从胜利走向胜利。在党的发展进程中，并不是说不犯错误，没有失败，而是在于不断学习，不断纠正自己的错误，不断追求真理，从而能够在失败中重新站起来，继续走下去。如果共产党不能不断学习，纠正自己的错误，那么不可能开创今天这样大的局面。

世界在变化，形势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在深入。在这知识爆炸时代，中国又处在一个大变革、大发展的阶段，各行各业的发展是斗转星移、日新月异。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中国共产党以开放的胸怀、全球化的眼光，将20世纪90年代从国外引进的一系列“学习型”理念运用于党的建设的新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重大发展和创新。我们要准确理解“学习型政党”的内涵，这里所指的“学习”，是对传统意义上学习的超越和提升，是一种在科学学习观指导下的全面学习。应将其放在知识经济、学习型社会背景下，结合组织学习理论，深化对其内涵及特征的理解和把握。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要清醒地看到，全党的学习状况、党员干部的思想理论素养同党的执政能力与先进性建设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必须更加自觉勤奋地学习。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要在全党确立全员学习、终身学习的理念，强化对学习的组织、指导和服务;树立以运用为目的的正确导向;抓好建设学习型党组织这项基础工程;构建开放的党员干部教育培训格局，鼓励和引导具备培训资质的国内外培训机构参与党员干部的教育培训，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作出贡献。我们党只有始终按照科学理论武装、具有世界眼光、善于把握规律、富有创新精神的要求，不断学习，善于学习，才能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

参考文献

［1］武湖:《学习型政党是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重大贡献》，《党建导刊》，2010年第4期。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3页。

[2]《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3页。

[3]《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2—533页。

[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9—800页。

[5]《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0页。

[6]《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61页。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版，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22—123页。

[8]《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3页。

[9]《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页。

[10]《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5页。

[1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4页。

[1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3页。

[1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6—147页。

[14]《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8、246页。

[15]《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