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19世纪的社会与文化因素导致了其建筑遗产保护运动的发展特色，另一方面，对于历史价值和遗产保护的认识和理解也受到了当时欧洲的考古研究和历史哲学的影响，这种影响是理念上的，也是技术上的。来自欧洲的影响和对本土建筑史的研究，扩展了美国建筑遗产保护的视野，成为其走向专业化的基础。
若要探究欧洲保护运动之根，则18世纪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时期，对于历史遗产保护来说，这同样是一个“启蒙时代”。16世纪到19世纪的一系列变化，为西方现代社会的到来奠定了基础，而其中许多变化发生在18世纪下半叶，这些变化对整个欧洲的社会文化、科技、经济、政治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启蒙运动，探讨了人、自然、社会、信仰等基本概念及其相互关系，张扬了自然哲学和理性精神。人们对于科学技术的认识促进了工业、农业、医药的发展，并间接促进了城市人口增长和新的市政管理、交通网络的变革。
18世纪的科学深深地渗入到当时的文化和社会语境之中。随着科学的怀疑和批判精神在启蒙运动中大行其道，以牛顿为代表的自然哲学的新方法不仅运用在科学领域，而且也被积极引进到科学之外的社会问题的研究中，乃至塑造了人们的思维方式。约瑟夫·本戴维（Joseph Ben－David）这样描述了科学方法向社会科学的扩散：到18世纪末，社会科学的思想潮流都使用了自然科学探究的原则，摆脱了传统的权威，只对科学程序和科学方法的权威负责。
历史哲学（Philosophy of History）一词首先由伏尔泰（Voltaire）在18世纪提出，这意味着批判和科学的史观，这在观念以及研究方法上有异于之前流传下来的编年史。在同一时期，人们对于艺术、历史和文物遗迹的概念也在发生根本变革。在此之前，柏拉图式的“拟态”的概念成为解释可见与不可见的事物和他们之间相互关系的方法。认识到宇宙事物的特性和不同，人们开始寻求科学证据，由相似推断变为寻求辨别。历史被解释为一种集体的社会经验，不同地域和时期的文化有着不同的形式和主导精神。维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和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促进了这种历史思维的进一步发展，正视文化的多元性，不以单一的标准对待不同国家的文化和价值理念。这种新的历史观念使人们认为，艺术和历史建筑是唯一的和值得保留的，这代表了一种个体文化的自我认同和表达。这种新的历史和美学观念成为西方文化的基础，也是历史遗产保护运动的哲学根源。[65]
在文化遗产保留的历史中，18世纪对于各种概念的确立是非常关键的时期，温克尔曼（Winckelman）用批判的眼光看待古代的艺术和建筑成就，作为现代考古学和现代艺术史的奠基人，他发展了历史的实证理论和对于原始物和复制品关系的理解。这成为后来保护理念的基础，推动了“原真性”这一概念的形成。另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历时感”（Patina of Age）和源自于绘画领域的“如画感”（Picturesqueness）的概念，这很快应用到对中世纪教堂等历史遗迹的评价之中。历史雕塑被认为是艺术史的最高成就，大量的历史雕塑被保留下来。对这些艺术品的保存一方面是为了其艺术价值，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对当代艺术的示范。随着对于历史艺术品的价值鉴定，人们开始欣赏雕塑和绘画的历史痕迹和缺损，并意识到其中的意义。伴随这种观念的演变，人们对于历史绘画的破损修复技术也有很大发展。而这种修复技术也正是建筑保护技术的源头之一。如果将建筑保护技术分两部分来看，一部分是对于结构的勘测与维护，这得益于工程技术的不断发展；而另外一部分关于材料的认识、保存和修复，则是与早期的艺术品修复技术与考古技术一脉相承。
除此之外，人们对于价值的理解也在不断变化之中。现代保护理论的发展建立在对文化多元性以及价值相对性的认识之上，本身即是一种思辨的过程。这一领域中存在着不同的保护方式，对各种遗产的辨别与保存都有着价值判断上的冲突。从风格式修复，到以拉斯金（John Rus－kin）为代表的保护者以历史价值为出发点，强调时间的不可逆转性（Irre－versibility）和历史真实性，价值这一概念本身已经过一系列的演变。
考古学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上半叶开始进入黄金时代。欧洲考古学家的足迹不仅遍及意大利、希腊，而且远及欧洲以外的广大地区，特别是与传统欧洲保持密切联系的近东地区。大批古代实物和文字史料被发现并得到整理和发表。揭开了一个崭新的古代世界，极大地改变了西方史学界对古代史的一些错误观念。并在史料积累基础上发展出了一些新的辅助学科。这些考古发现中很多都与古代城市和建筑有关。大量文物建筑被搬入欧洲的博物馆中，这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以原真性为核心的现代文物保护与修复学的形成。
这一时期，历史和文化学者们对考古和文物的分类研究有着空前的热情，这种浪潮起源于意大利及地中海沿岸，后来扩展到其他地方。伴随着自信心的膨胀，人们试图理解文化的起源，记录和探究自身的历史，并将其置于理性和批判的眼光之下。百科全书派即是这一精神的体现。另一方面，社会发展也为文化的进步提供了物质基础。印刷的质量大大提高，出版已成为一种较为广泛的商业活动，很多历史文化书籍得以出版，昔日作为神圣殿堂的图书馆也开始向大众敞开大门。1696年至1701年，劳伦那·贝格（Lorena Beger）出版了三卷普鲁士艺术品和文物的编目。同时，Leidon出版了两部有影响的著作：雅各布·乔诺维斯（Jacob Gronovius）的《希腊文物》和约翰那·格瑞维斯（Johann Georg Graevius）的《罗马文物》。[66]许多早期的建筑书被再出版，威特鲁威、帕拉第奥、斯卡莫齐和维尼奥拉等人的著作成为必不可少的工具书。
早在17世纪，文物研究即在欧洲开始盛行。跟随17世纪早期阿伦德尔（Arundel）伯爵和英国建筑师因尼格·琼斯（Inigo Jones）的足迹，18世纪的许多英国艺术家开始访问意大利等国以及参观古代艺术品。在当时的欧洲特别是英国，这种潮流逐渐成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绅士的必修课，后人称之为“Grand Tour”。罗马人这样说道：“要是我们的圆形剧场可以移动，英国人就会将它们搬走。”这种古迹探索的足迹一直延伸到地中海东部和希腊，以及土耳其的一部分。旅行者们还建立了相关组织，包括1717年建立的古物协会（The Society of Antiquaries）和1734年建立的迪勒坦提协会（The Society of Dilettanti）。[67]
这一早期的历史哲学、美学与考古的重大发展和研究热潮为现代保护运动的产生做了哲学层面的铺垫；考古技术和艺术品修复技术的发展为现代保护运动做了技术层面的积累；原真性、历时感、历史价值等概念则成为现代保护运动的认识基础。这得益于当时的历史和艺术的诸多成就，而历史学者和艺术家的思想一直领先于建筑遗产保护的发展，这种领先促进了建筑遗产保护的进步。
发生在欧洲大陆的这些变化并非与美国全然无关。时至今日美国依然认为英国殖民时代对于美国历史文化的形成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早在17世纪初，随着英国殖民地的建立，法国放弃了对新大陆的控制权，英国拥有了密西西比河以东的所有土地，殖民者们开始基于英国的文化传统，构建新世界的文化。这也使得美国大陆与欧洲在文化上保持着一致，事实上，由于移民本身即来自欧洲，他们的母语以及他们的绝大部分历史都根植于欧洲大陆。在17世纪后期，查理二世复辟后，地缘政治的因素使得英国加强了对殖民地的控制。在另一方面，这也加强了英国与殖民地之间文化上的往来，一些在欧洲出版的书籍通过海上传至美洲大陆。丹尼尔·布尔斯廷曾指出，在整个殖民时期，美国的书籍基本上全部是从英国进口的。在当时，航海的速度已经得到很大发展，并大大超过了陆地交通的速度。从英国的港口城市到美洲殖民地的时间甚至比到英国本土某些地方的时间还要短，这使欧洲18世纪以来的文化成果迅速传至了美洲大陆，特别是英国的一些历史学家的著作。拉斯金等保护学者的理论著作对于美国的建筑遗产保护运动也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在19世纪后期，美国保护运动视野的扩展，与欧洲特别是英国的保护哲学的传入有很大关系。1902年，哥伦比亚大学的海姆林（A．D．F．Hamlin）教授系统介绍了欧洲当时的思潮，并十分推崇拉斯金和莫里斯（William Morris）的历史保护哲学。威廉·穆塔夫（William J．Murtagh）写道：“关于对历史建筑本身的保护意义，并非完全来自埃伯顿，这种思想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在美国人的意识里发芽，而其来源则是像英国的约翰·拉斯金和威廉·莫里斯那样的学者。不知是否因为文化的共通性，他们的思想很快影响了北方的新英格兰人。拉斯金，这位有巨大影响的雄辩家，他的著作在美国就像在英国本土一样流行……他的这种激情的语言，影响了整整一代人。”[68]
除了新英格兰文化上的特点，其港口密集的地理优势也是不可忽略的，新英格兰地区有着良好的海港资源，造船业、伐木业、渔业、制造业等非常兴旺。至18世纪中叶，悬挂英国旗帜的船只中有三分之一出自北美殖民地，其中绝大部分是新英格兰制造，因此这一地区不仅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也是各种欧洲先进文化的传播地。如同英国的贵族青年在18世纪到地中海沿岸追寻古典艺术的足迹，美国特别是新英格兰的那些家境殷实的青年学子，也会到欧洲学习和游历，这形成了当时的一种风尚，成为美国人的“Grand Tour”。
19世纪末对于美国的历史研究也是一个重要的时期，在此之前，由于历史原因和地域主义的影响，各地方都着眼于本地的历史研究，并没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美国史。国家历史只是由各地方史拼凑而成，看不到一个全国性的历史图景。1884年，美国历史协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宣告成立，为历史学家们提供了研究美国历史的基础。与之前班克罗夫特的民族主义和浪漫主义史学相比，这一时期的史学研究更为专业化，从实证主义史学的角度出发，接受的是兰克的严密考证、注重档案文献的方法。某种程度上，这种实证主义的观念成为20世纪早期美国建筑保护运动中注重史据考证之特点的史学基础。
图2．29 费城百年博览会
1876年，为了庆祝独立百年，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型博览会———费城百年博览会（Philadelphia Centennial Exposition）在费城的费尔蒙特公园（Fairmount Park）举行。这次博览会作为一个契机，使美国人开始对本土的建筑进行重新认识（图2．29）。博览会上出现了一系列关于美国的建筑和装饰历史的介绍，受到了广泛关注。促进了人们对于历史建筑风格和建筑遗产保护的认知。特别是18世纪殖民地式的建筑风格被赋予了美国独立与自由的精神内涵，成为国家精神的物化与象征。从而引发了社会对于这一风格的追捧。建筑风格与国家精神的嫁接固然是出于一种自我塑造的需要，但却使得大量的殖民地建筑得到保护，相比之下，当时的古典复兴和维多利亚风格的建筑则乏人问津。另外，殖民地式的建筑语言也频频出现在新建筑中，并逐渐形成一种“殖民地复兴式（Colo－nial Revival）”的建筑风格。
到19世纪80年代末，美国18世纪的殖民地建筑风格已经成为大众潮流，并且在专业领域也已经获得了认同。美国的批评家们将美国早期的建筑同高尚的道德准则联系起来。约翰·史蒂文斯（John Calvin Ste－vens）和阿尔伯特·考伯（Albert Winslow Cobb）于1889年声称：“不论民主精神最早从哪里产生，我们的殖民主义时代及早期的工匠建筑师展现了一种纯粹的美。无论是费城还是从普利茅斯（Plymouth）到波特兰（Portland）的新英格兰海岸；在这片人们曾对王权的暴政和黑奴制度奋起抗争的土地上，我们找到了真正的精巧与优美，谦和与适当的细部设计，以及对建筑构图的熟练驾驭。”[69]这些发展不仅导致了殖民地复兴式建筑的产生，而且开始将建筑风格与美学作为建筑保护的标准。
在费城百年博览会之前，人们就开始对美国历史上的住宅式样产生了兴趣。1874年，《纽约写生》（New York Sketch Book）刊登了一张位于新港（Newport），建于1728年的毕绍·伯克利住宅（Bishop Berkeley House）的照片。次年，又刊登了一张位于新泽西莫里斯顿（Morristown）的雅各布·福特前革命大厦（Jacob Ford Pre－revolution Mansion）的门廊绘画。百年国庆后，美国的本土建筑，尤其是殖民地风格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1877年，建筑师查里斯·麦克金（Charles Follen McKim），威廉·米德（William Rutherford Mead）和斯坦福·怀特（Stanford White），以及助手威廉·毕格罗（William Bigelow）一行，选择了新英格兰的几个城镇，开始了一次研究旅行。这次旅行中他们走访了马布莱希（Marblehea）、塞伦（Salem）、纽伯里波特（Newburyport）和波茨茅斯（Portsmouth）的一些18世纪的建筑。对许多重要的殖民地风格住宅（Colonial Houses）进行了写生与简单测绘。[70]
在这种尚古的热潮中，新创立的《美国建筑新闻》（American Archi－tect and Building News）和《世纪杂志》（Century Magazine）一起推动了人们对于殖民地住宅的兴趣。1877年11月，设计过美国自然博物馆及其他一系列重要建筑的著名建筑师克莱夫兰德·凯迪（J．Cleveland Cady），在纽约建筑师协会做了一次报告。他并没有讨论欧洲的建筑风格对于美国纪念建筑的影响，而是充满敬意地探讨了新泽西的荷兰殖民式风格的农庄建筑。
越来越多的新英格兰保护工作者的工作在东海岸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对于历史价值与美学价值的重视很快为人们所接受。最起码，建筑与装饰艺术在整个文化中不再是可有可无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威廉·埃伯顿（William Sumner Appleton）和他的新英格兰古迹保护协会（SPNEA），后文对此有专门论述。1925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开放了美国馆，25个房间里展出了殖民时代到联邦时代的建筑艺术，尽管建筑艺术是展览的主题，但其地域主义和本土自豪感却表露无遗。正如在展览的献辞中讲到的：“迄今为止，美国的历史并没有在我们的城市中形成广泛的背景，作为一个礼物，这栋建筑致力于美国的艺术，将美国历史视觉化地呈现在每个纽约市民的面前。这种视觉化的历史只有在新英格兰和那些历史地标得以保存的城市才可以见到。幸运的是，那些不注重历史的时代已经过去。传统是一个国家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美国人已经失去了对传统的认识，对他们来说，舞台的背景连同演员一起消失了。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已经不知道我们的父辈们为什么而战斗和牺牲。国人思想的巨大改变和外来思想的汇入，已经与共和的缔造者们所设想的大不相同了。”[71]
在20世纪20年代，费尔蒙特公园（Fairmount Park）幸存的一些18和19世纪的房屋，受到了费城艺术博物馆的管理。该馆馆长费斯克·肯贝尔（Fiske Kimball）曾于1920年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做了一系列关于美国早期建筑的演讲。这些讲稿两年后得以出版，题为《美国殖民时代和共和时代早期的主要建筑》（Domestic Architecture of the American Col－onies and of the Early Republic）。肯贝尔本人也是著名的建筑保护学家，后来担任美国建筑师协会（American Institute of Architects，简称AIA）的建筑保护委员会主席，从事了很多建筑遗产保护工作，对这一领域有较大影响。后文还有论述。
对于本土建筑历史的认识对美国的建筑遗产保护有很大的推动作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大量殖民地时期的建筑得到了保护，除了建筑的纪念价值之外，建筑艺术本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这在很大程度上拓宽了建筑遗产保护的视野。从这些发展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本土建筑研究和建筑遗产保护的互动关系。欧洲历史哲学和保护思想的植入以及对于美国建筑历史和艺术风格的研究，使得美国的史迹保护获得了更为广阔的视角与更为深层的哲学基础，并开始形成现代的保护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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