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

一　康德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

康德的历史哲学

历史唯物论不但要与资产阶级的社会学相斗争，并且要与资产阶级的历史哲学相斗争。在现时阶段上，新康德主义与新黑格尔主义的历史哲学，不仅侵蚀于社会科学的领域，还要闯入无产阶级的理论斗争的战线中，企图用唯心论来修正历史唯物论。所以，历史唯物论为要有效地克服目前流行着的新康德主义与新黑格尔主义的唯心史观，不能不更进一步去掘翻它的先行者的唯心史观，即康德与黑格尔的唯心史观。历史唯物论原是在它与唯心论的历史学说的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东西。

康德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十八世纪末叶到十九世纪初期的德国资产阶级的二重性的反映。当时半封建的德国开始抬头的资产阶级，一面欢迎法国革命的理论，一面又害怕革命的恐怖而与封建的贵族相妥协。所以，他们的历史哲学是当时资产阶级的妥协性的表现，正与他们的一般哲学一样，同是“法兰西革命的德意志理论”。

康德的历史哲学是他的二元论的折中主义的哲学在历史方面的应用。康德的折中主义之明显的表现是他的道德论。他把世界划分为绝对对立的两部分，一是自然世界，一是历史（社会）的世界。自然的世界属于必然的领域，历史的世界属于自由的领域。所以，他在自然的认识上还认定科学的意义（虽然采取唯心论的形式），但在社会的方面却认定有永久不变的道德律，即所谓定言的命令存在着。他认为道德义务的意识，是使人类与动物相区别的、先验的东西，即人类生来就具有的东西。所以在人类的行为上，因果律的原理不发生作用，只有道德律发生作用。

据康德说来，社会属于道德关系的世界，也是属于物本体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受神、宗教、信仰等所支配的。因为道德的命题是先验的、超感觉的东西。人类在其所生存着的感性的、受规定受限制的世界中，能够实现道德律，实现定言的命令。从这种处所，就发生了理想与现实、义务与感性的要求之冲突。这种冲突，只有依靠神、宗教、信仰等才能解决，才能调和。

“康德所说的定言的命令，其要点如次：‘你要在你的人格和别人的人格上，尊敬人类的品位，要常把人格当作目的使用，不要当作手段使用’。这种原理，具有极一般的形式的性质，所以成为资产阶级伪善的意识形态的一个形式”。当时法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所宣言的自由、平等、博爱等空洞的口号。可说是从康德的形式的道德律引出来的东西。这种形式的道德律，很能够隐藏资产阶级社会的真相，变为阶级妥协的精神的工具。

康德的历史观的资产阶级的特性，在他的关于所谓“德”的学说中，表现得特别明了。“他以为人们的最高义务，是自己的能力的完成，是自己的价值的保存。人们固然要想到他人的幸福，但这要靠完成自己的努力才能达到”。他以为人人如都能完成自己的幸福，便是全体社会的幸福到来的条件。这种学说恰是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的写照。利己主义主张人人都应力求自己的私利，增加自己的财富。各个人的财富的增加即是全社会财富的增加，各个人幸福的增进即是全社会幸福的增进。这样说来，现社会中贫富的差别，是利己主义完成与否的差别，与现社会制度并无关系。康德的道德理想，实是把资本主义的现实看作绝对正当的东西，而社会中一切的矛盾都在道德理想之中消失了。

康德把道德论作为他的历史观的中心，认定道德理想是支配全社会历史的永久不变的定律。人类社会的发展，由原始的自然状态而推移于法治社会与国家。原始自然状态受情欲与本能所支配；法治社会及国家是道德进步的结果。所以，他的历史观认定历史不受必然性所支配，而受自由所支配。人原有理性，有道德，都能意识自己的自由，这种意识到自己的自由的理性或道德性进步了，发展了，社会就自然的发展了。所以在康德说来，历史发展的原动力是道德。在这种纯唯心论的历史观中，一切丑恶的现实都被笼罩了，社会只有平和的道德上的改进，决不能有革命的物质的改造。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德国资产阶级与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的其次的更成熟的阶段之反映”。黑格尔的时代，是“资产阶级上升的时代，一般的是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民族运动的时代，是封建的专制制度急速破碎的时代”。但当时德国经济的政治的状况，比较英法两国是很落后的，民主革命胜利以后的法国资产阶级的现实生活，对于在经济上政治上都微弱无力的德国资产阶级，还是一种梦想。关于这一层，在黑格尔对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评语中，表现得非常明白。他说：“正义的思想，正义的观念，忽占优势，非正义的立场，不能抵抗正义而被破坏了。于是在这个正义之上，设立了一个宪法，此后一切东西，都要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自从太阳悬于天空而诸行星环绕于它周围以后，从未曾听到过人类以头脑为主即以思想为主而由此以造出现实的话。从前亚那查哥拉斯曾经说过：‘道理，理性支配着世界’。然而直到现在，人类才承认了思想必须支配精神的现实。这真是灿然的日出。一切思索着的生存物都共同祝贺了这一日。庄严的情绪风靡于当代了；人心的热情横溢于世界了。现在真像是神意与世界的调和的到来。”可是，德国资产阶级虽然憧憬于革命，而对于法国革命发展以后的恐怖状态，却感到恐惧而怀疑，反而与封建势力相妥协，想依附于封建势力来实现自己的要求了。这种倾向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反映了出来。

黑格尔《历史哲学绪论》第一章，标题为《世界史的理性观》，这便是表明他的历史哲学即是“世界理性”的历史观。他在辩证唯心论的基础上，克服了康德分离自然与历史的形而上学的见解，主张自然和历史都是“世界理性”或“绝对精神”的发展的阶段。“他把世界史的目的及历史事件之内的联结”，叫做“绝对理念之实现”。他主张历史必须通过家族、市民社会及国家的三个阶段。绝对精神在国民的历史中，在宗教、艺术及哲学中，在家族及市民社会中，都发现出来，但最后进到国家的阶段，就实现其最高的目的。所以国家是世界理性或绝对精神的最高的表现。在黑格尔看来，国家也是“建立于社会之上而预想到市民社会即经济关系的发展”的。绝对精神到达于自己的发展的最高阶段，以后便停顿起来。这样的国家，在黑格尔看来，即是当时半封建的普鲁士立宪君主国。黑格尔把这普鲁士的立宪君主国，叫做与精神所到达的绝对的永久的真理相一致的绝对的永久的国家制度。黑格尔这样颂扬普鲁士立宪君主国，固然是他的哲学所以成为当时国家所公认的哲学的原因，而其历史的根据，是由于它反映了当时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相妥协的倾向。

黑格尔主张绝对精神的辩证法的发展的径路，即是世界史。而“世界史是自由在意识上的进步——我们在其必然性上去认识的进步”。（因为“自由即是必然的洞察”）。他依照自由发展的程度，把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一人自由的东洋；第二阶段，是少数人自由的希腊及罗马世界；第三阶段，是万人自由的日尔曼世界。“东洋譬如人类幼稚期，希腊是少年期，罗马是成年期，日尔曼是老年期（但历史的老年期，不是衰老，而是完全的成熟）。而黑格尔所说的日尔曼世界之经济的内容是资产阶级的，其政治的形式即是普鲁士王朝”。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也说起“世界史之地理的基础”。他依照地理的特征，把世界划分为几种范畴，例如“具有大荒原与平原的干燥的高地”（如蒙古人所居住的中央亚细亚），“由大河川所分划所灌溉的溪谷的平地”（如中国、印度、巴比仑、埃及等），以及“与海洋有直接关系的海岸地”（如荷兰与葡萄牙等国）。他依据这些地理的差异，去说明“各处居民的生活条件、产业、国家组织、气质等的差别”。这种见解，又杂有地理吏观的成分。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虽是唯心论的，反动的，但其中却也有不少的部分违反他的意思，包含了“在某种程度促成历史唯物论的准备的深刻的命题。他也曾力说经济对于历史发展的意义，其中实践和技术的作用，劳动手段的意义”。特别重要的事情，是他关于全部历史的合法则的过程之最一般的命题。这个命题，就是他所说的“一切实现的东西都是合理的，一切合理的东西都是现实的”。这个命题，如恩格斯所说，在当时成为普鲁士政府的感激与自由主义者的愤怒的对象。因为这个命题“明明的是一切现存事物的肯定，是专制主义、警察国家、秘密裁判、检阅制度之哲学的颂扬。腓力特威廉三世是这样考察的，并且他的臣下也是这样考察的。但在黑格尔说来，一切现存物并不就是那样现实的东西。在黑格尔说来，所谓现实性的属性，同时只属于必然的东西。现实性‘在其自己的显现上’出现为必然”。这个命题在历史上应用起来，“历史上‘现实的东西’，只是历史上必然的东西”。照这样说来，就具有完全不同的革命的意义了。历史上现实的东西，发展到特定的阶段，就变为非现实的东西，就失掉自己的必然性、合理性，而由新的历史的现实性所代替了。这新旧的交替如不是和平的进行，必然是暴力的革命。所以，黑格尔的这个命题，如果彻底的应用唯物辩证法解释起来，就能暴露其革命性，而成为历史唯物论的先导。在这种意义上，历史唯物论可以说是在它和黑格尔的唯心史观的斗争中锻炼起来的东西。

新康德主义的历史哲学

十九世纪后半期，对抗历史唯物论而出现的资产阶级的历史观，是新康德主义的历史哲学。历史唯物论暴露了历史的发展法则，特别是现代社会的发生发展及其必然没落的法则。新康德主义的历史哲学，却从根本上否定历史的客观的合法则性。

新康德主义的历史哲学，是继承康德的历史哲学的传统的。康德形而上学的分离自然与社会，把自然作为必然性所支配的世界，把社会作为以自由为原理的伦理的世界。因而历史是受自由的道德律所支配，不能有什么必然的发展法则。新康德主义继承这种思想，把它发展起来，彻底的否认历史的客观的合法则性，借以克服历史唯物论。

新康德主义的历史观可以分为两派：一是伦理史观或伦理的社会主义，这是玛尔布尔克学派的理论；一是采取所谓文化科学的认识论的历史哲学，这是巴敦学派的理论。

伦理史观或伦理的社会主义的根本主张，是所谓伦理对于经济的优位的见解。伦理的社会主义的创始者是黑儿曼·柯亨。柯亨主张社会是在“道德的诸人格的交通”之上成立的，所以只能作目的论的考察，不能作因果论的考察，当作道德的人格看的各个人“纯粹意志的活动”，即是规定社会过程的原理。因此他认为历史唯物论所主张的经济优于伦理的见解是错误的。同时他又指摘历史唯物论之中也含有道德的精神，这虽是与历史唯物论本身相矛盾的，可是历史唯物论的错误，却由其本身中所含有的道德精神订正了。因此，他主张社会主义应该是从伦理学引出的“近代世界史的将来的道德的纲领”，它并不是解决物质问题的理论，而是解决精神问题的理论，人类只有增进道德上的进步，才能到达于理想的社会。柯亨用伦理主义修正历史唯物论，除去历史唯物论的科学的精神，使它变为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

继柯亨之后，建设所谓社会哲学、法律哲学、展开伦理的社会主义的人，有纳特福、西达姆拉、西达登加、佛连答等。他们都有一致之点，就是用“社会的唯心论”对抗历史唯物论，否定社会发展的因果性而主张目的论，力说伦理、“道德的精神”的作用对于经济作用的根源性。这个学派，对于促进第二国际之理论的堕落是有力的思潮，这是要记住的。

其次，巴敦学派（其代表的人物是里喀特、温德邦特等）建立了新康德主义的历史哲学。他们的历史理论，也是从自然与社会之形而上学的对立出发的。在他们看来，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绝对不同。第一，自然现象是重复的，所以能在重复的现象中发见它的法则，而社会现象不是重复的，所以不能发见它的法则。第二，自然现象可以用人工把它再生产出来，能够发见其本性所暴露的必然性，而社会现象却不能再生产，即无由发见它的法则。第三，自然现象的发生大都是必然的，而社会现象的发生却完全是偶然的。第四，自然现象的发生，与人类的意志无关，所以有一定的因果律可以探寻，而社会现象是有意志的人类的合目的的活动，是完全自由的。第五，历史由伟人所创造（伟人即是伟大的人格），决不受什么法则所支配。基于上述理由，所以他们主张自然现象受机械的因果律所支配，而社会现象却受各个人的目的活动所支配，历史的过程中决不存有一般的合法则性。

新康德主义者根据上述的理由，主张自然和历史的研究方法是完全不同的。如里喀特所主张，自然研究的方法是普遍化的方法，即是从引起自然现象的原因的见地去探寻自然的法则。至于历史研究的方法，是个别化的方法，即是从价值的见地，把各个现象实行分类的研究。而各个现象的价值，是由于把这现象还原于理想的指导原理的事实决定的。这些指导原理，是道德、宗教、美学等等的规范，都是由科学家所选择的东西。所以历史的研究（即历史科学），只是历史的事变、事实及人物之个别的记述。于是“里喀特在事实上废除了关于客观的社会的历史过程的科学，把它变为个人的事件之规范的评价了”。即历史科学变为记述的、伦理的或规范的科学了。

“里喀特的历史哲学明白的表示了：对于社会史之唯心论的见解是全无成果的；唯心论对于社会历史的过程之认识，是完全无用的。

新黑格尔主义的历史哲学

新康德主义的历史哲学也和形式社会学一样，对于历史唯物论的斗争是一件无效的武器，所以随着帝国主义政治的经济的情势的推移，资产阶级哲学的潮流，就由新康德主义推移于新黑格尔主义。于是，新黑格尔主义就在历史的领域中采取新的历史哲学的形态来和历史唯物论相对抗了。

新黑格尔主义的历史理论的祖国是现在的德国。德国在前次世界大战以后，国内的阶级斗争异常激烈，资产阶级的政权几乎不能支持，殖民地也丧失了。所以德国资产阶级，为了复兴自己的势力，不能不提倡国家主义、国民主义，引诱无产阶级为祖国牺牲，企图世界殖民地与市场之新的分割。所谓新黑格尔主义的哲学及其历史理论，是从这种社会的根据上生产出来的。这种历史哲学现在已成为一般的法西斯的历史观了。

新黑格尔主义是黑格尔哲学的复活，是已死的东西的复活。新黑格尔主义的历史理论的根本观点，是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采取出来的，主要的是所谓历史是精神的过程以及现代国家是合理的有机体的见解。新黑格尔派从黑格尔的这种见解创出了大资产阶级独裁及国民排外主义的理论。

新黑格尔主义的历史理论，反对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高唱全体主义。所谓全体主义，即是国民主义，国家主义。所谓国民和国家，在新黑格尔派看来，即是同一性、统一、普遍及共同体。例如，笛格拉说：“民族以及国民，是决定的现实性，个别者没有反抗它的任何原则上的固有的权利。”宾德尔说：“国家是主观精神与客观精神之完全的统一，是自由的现实态”，“是个别者与一般者的统一”。赫拉说：“在黑格尔的价值的系列中，国家常是最高的东西，它常是绝对的价值。真、美、善的理念，只对于国家才有相对的价值。”西奔古拉说：“世界史是国家的历史”，“国家，在黑格尔说来，是历史的创造者”。意大利的新黑格尔派金提雷，主张国家是道德理想的完成，不服从国家便是最大的罪恶，因为国家所用的权力都是道德的。

基于上面的说明，可以知道，新黑格尔派的历史理论的中心，即是国民、国家。国民和国家是全体的东西，阶级在它当中被扬弃了。国民主义，国家主义，是超越时间与空间的永久的必然的东西。国家是社会史的发展的最高阶段，是最高的道德，超越于艺术、宗教与文化之上。于是金融贵族的寡头政治，在这种国民主义、国家主义的烟幕弹之下，就幻变而为全民政治、全体主义了。法西斯主义之反对议会政治与政党政治，就是从这种见解出发的。法西斯主义不但反对社会主义，并且也宣称反对资本主义。这种反资本主义的主张，好像是不可思议的。实际上这并没有什么奇怪。法西斯主义所反对的资本主义，是指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的精神说的，因为个人主义含有社会原子论的性质，是破坏全体主义的东西。至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却是法西斯主义的基础，除此以外，法西斯主义并没有独特的生产方法。

国民主义、国家主义，既然是至高至上的东西，所以一个国民及其具体的表现的国家，就不能不拥护自己所固有的原理而增进自己的利益。结果，国民与国民之间，必然发生利害的冲突，而引起国际间的战争。这种战争，在新黑格尔主义者看来，是必然的东西。如西奔古拉所说：“国家的历史，是战争的历史”，“战争是最高的人类的存在之永久的形式，国家是为着战争而存在的”。宾德尔也说：“黑格尔把战争当作国民的自由之必然的拥护手段表象了。”因此，新黑格尔派所主张的国民主义、国家主义，必然的要表现为军国主义，排外主义。如没有军国主义，排外主义，帝国主义者就不能实行世界的再分割。

根据上面的说明，大概可以明白知道，新黑格尔主义的社会学说，只是法西斯的国民主义、国家主义之哲学的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