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兴起及其历史作用

作为一个群体性的概念，“知识分子”一词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未曾获得过确定的内涵。即便是在某一具体的社会背景中，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之间也不存在一条明确的分界线。或者说，人们往往是把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称作为知识分子的，而那些没有受过教育或较少受过教育的人也就自然而然地被认作为非知识分子。然而，在一个国民普遍受到良好教育的国度中，可能“知识分子”一词会失去价值，因为它已经无法用来指称某个特定群体了。在20世纪，当“新左派”重谈知识分子问题时，实际上是在职业化的意义上来对特定人群加以界定的，是把那些专门生产知识的人群以及那些专门运用知识进行社会批判的人群称作为知识分子的。总的说来，每一个社会中都存在着一个可以被称作为知识分子的人群，这个群体对社会治理产生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甚至有的时候能够产生关键性的影响。

在人类历史上何时出现了知识分子群体？可能是一个很难考证的问题。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士大夫阶层；在西方的古希腊，我们也看到有着一大批可以被归入到知识分子阶层的思想家。可以这样认为，既然在古希腊存在着不事农耕工商的“逍遥学派”，也就意味着有着一个知识分子阶层。就苏格拉底有着大量时间在街头与人辩论而言，专门致力于知识创造和思想传播在当时可能就已经是一项事业了。然而，学者们一般把近代知识分子的源头追溯到中世纪，认为中世纪产生了一个没有教职而专门从事知识生产的知识分子群体。我们认为，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群体并能够对社会治理产生影响的知识分子则是近代社会的产物。尽管早在14世纪就出现了为后人所乐道的关于威廉·奥卡姆向路易四世建言的故事——“你若用你的剑保护我，我将用我的笔保护你”——可以证明知识分子的存在，但从中世纪后期的文学作品看，在出现了王权与教权之争的时候，国王更看重的是武士和剑客，对作为文人的知识分子似乎没有多大兴趣，源于王室“宫廷管理”的行政管理队伍，也更多地是由文盲担任各类官职的。

正是在近代以来的社会发展进程中，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独立的群体才在社会大分工的框架下得以产生，并独立于社会治理行动之外去用批判的眼光时时审视着社会治理过程，不断地通过提出不同意见而作用于社会治理的改善，通过制造公共舆论而对社会治理者施加压力。在20世纪中期，知识分子实现了一次根本性的蜕变，获得了技术专家的形象，即以技术专家的面目出现，并深深地涉入社会治理过程中来，特别是以政策问题建构的方式而直接地影响社会治理过程。很快地，由知识分子蜕变而来的技术专家就获得了政策问题建构的垄断权，甚至在整个政策过程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把社会治理改造成了一种“专家治国”模式。今天，我们已经不能不接受技术专家作为“理性的代表”和“科学的代言人”这样一种角色了，不能不服从他们通过政策途径而实现的社会治理了。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来推断，知识分子是在劳动分工中产生的，其产生之初，也应当归属于劳动阶级，他们深切地感知到从事某种职业活动的必要性，认识到了科学研究与教学、生产之间的联系，“他们不再认为科学需要像珍宝一样看管起来，相反，相信应该让科学得到广泛流传。学校就是车间，思想从中就像商品一样生产出来。在城市建设的过程中，除了手工工匠与商人，重又出现怀着同样的生产热望的教授们。”^[35]这些教授们的活动与城市建设紧密相连，与普通的劳动者之间不存在任何隔阂。然而，在大学出现之后，这种隔阂却很快发生了，知识分子脱离劳动者阶层的状况出现了。具体说来，随着教师和学生团体在城镇基层运动中的发展壮大，13世纪出现了大学，知识分子大多被囊括进了大学围墙之内。从此，知识分子的命运与大学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我们知道，中世纪的教权力量无处不在，中世纪的大学是属于教会的，知识分子也要依靠教会来开展活动。虽然大学最初是在教会势力与世俗势力斗争的夹缝中产生的，但随着大学社团的成功组织以及影响力的增长，教会势力与世俗国家都逐渐感到了大学的威胁，这就注定了大学以后的发展必然是面对教会势力和世俗势力的双重压迫。事实上，教会率先采取了行动，试图把大学与知识分子都纳入其领导之下，因而，学校的领导人也基本上成了大主教，最早的大学成员也基本上是教士，他们接受教会的管辖，其教学从属于教会的领导。

在知识分子产生之初，大学教师整体上依赖于学生给付的报酬为生。这使教师可以不依赖于地方当局、王侯、教会以及资助者而能获得自主性。但是，随着大学规模的扩大，已经不能够完全依赖学生的给付来维持学校的正常运转了。因为，没有这么多愿意花钱来增长知识的人，这样一来，资金来源落到了教会身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知识分子出于生存的需要而不得不请求教皇赐予领地，从而在经济上把自己和教会捆绑在了一起。当时出现的现象是：“只有心甘情愿在物质上仰赖教会的人，才能够成为大学教授。”^[36]13世纪末，当世俗王权发现了大学是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时，王室也开始与教会争夺大学，从而使大学出现了分化。一些大学在世俗王权的物质诱使下投靠了王室，以至于大学教师们要么接受了教会的教职，要么接受世俗的高层职位。所以，这时的大学教师基本上都成了主教、副主教、教会机构成员或王室顾问、部长等。

虽然知识分子在中世纪是依赖于占统治地位的教会势力而存在的，却也表现出了一种努力远离统治集团的倾向，特别是在教权与王权争持不下的时候，知识分子甚至有着属于自己这个群体的独特价值观，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自己的自主性。一般认为，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并不属于哪一个阶级。尽管知识分子主要活跃于经院和以经院哲学家的面目出现，而且在教学与研究中使用的主要是经院哲学方法，注重于语法和论证方法，信奉圣经经文的权威，努力在圣经经文中去追寻抽象的、永恒的真理，但他们却与教会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似乎拥有一种受到先验价值观影响的意识形态，并力图维持这样一种意识形态。更为重要的是，知识分子在哲学、神学、历史和文化等领域总是以“通才”的面目出现，以此与教会中的神职人员相区别。而且，更多的经院学者保持着一种相对于神职人员的高傲，以至于罗马教廷在一些大主教出缺的时候很难说服经院学者替补之。

中世纪的知识分子不仅努力保持与教会间的距离，而且由于他们所使用的经院哲学的方法和语言也使他们脱离了世俗生活。此时的知识分子主要使用的是拉丁语，这在当时社会中属于一种“高贵”的语言，无论是教会的信众还是王室的臣民，都因为语言方面的原因而被排斥在了知识分子群体之外。因此，知识分子既远离了当时正在兴起的市民社会，也疏远了普通教徒，成为一个独享拉丁文的优雅斯文的群体。尽管如此，葛兰西所说的那种情况也一直存在着，那就是，统治精英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在意识形态上征服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往往被用来在宗教、文化和社会生活上完成统治功能。事实上，在知识分子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后，教会就一直在努力争取它，而且也确实把大部分知识分子吸收到了教会之中，或者，让知识分子通过自己表面上的独立而为教会服务。教会往往施展引诱和惩罚两手，对于那些愿意向教会靠拢的，则赐予教职；对于那些不愿意服务于教会的人，则贬为异端并施以惩罚。所以说，“不管怎样，那种认为传统知识分子能独立于阶级政治之外的观念，从来都是纯粹的神话。”^[37]

总的说来，在中世纪，知识分子在兴起之初是以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的，但它很快就在教会与王室的争夺中分裂了。一部分知识分子依附于教会，而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则依附于王室，成了从属于不同权威的依附群体。不过，由于知识分子主要从事的是文化工作和其他一些非技术性的工作，致力于宣传道德标准、信念体系。所以，与经济制度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联系，与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相脱离。“传统知识分子被看作是跨时代共享的历史信念和价值的承担者；那种永恒感、和谐感只不过是幻想。无论他们的观点表面上看来与世俗的社会利益有多么远的距离，知识分子依然坚定而有组织地把自己安置在统治阶层内部。”^[38]

到了中世纪后期，知识分子已经完全归附于世俗统治阶级，大学成员们替自己建立起贵族体制，求助于各种手段以进入贵族社会，知识分子开始过上了贵族生活。“他们用他们的衣着和他们职位的标志搞起贵族的象征。讲桌越来越多地装饰起华丽的华盖，使他们显得与众不同，高高在上，神气活现。金指环和博士四角帽，以及人们在‘正式集会’或‘开学’的日子献给他们的帽子，也日益变得不再是职务的标志，而成了荣誉的象征。他们身披长袍，披风的兜帽是灰鼠皮做的，经常还带着银鼬皮衣领，更重要的还有在中世纪作为社会等级和权力象征的皮手套。”“博士学位通过后的庆祝活动，也越来越多地加上了贵族趣味的内容：芭蕾舞，戏剧演出，体育竞赛。”^[39]教师的头衔也经历了变化，起先在12世纪，“师长”往往是对手工业师傅、工场领导的称呼，而到了13世纪，师长则专门用来称呼教师。而且，很快地，“教师们并不教学生成为有用的人，而是要教学生怎样让人叫‘拉比’。”在福音书中，“拉比”是对主人的称呼。当知识分子乐意于人们称他们为“拉比”时，实际上已经自喻为“主人”了。在14世纪，这是一个非常流行的现象。经历了这一转变，知识不再是知识分子冥想的材料，也不再代表知识分子无私的追求，而是变成了占有财富的工具，知识分子也借此跻身于身份精英阶层。

正是在14世纪，人文主义思潮开始兴起，并对经院哲学形成了冲击。当然，在人文主义兴起之初，与王室之间是有着密切联系的。因为，早期的人文主义者是贵族，他们置身于封闭的研究院里进行写作，不是在大学里而是在“王室学者学会”里从事教学，直接为王侯效力。可能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人文主义者逐渐地投身到了世俗王权反教权的斗争之中，成为王室依靠的力量。随着反教权运动的扩大化，需要号召广大教众转投到王室一边来，人文主义者也就走出了王室的教学机构，一场声势浩大的人文主义运动也就随之展开了。当面向社会时，人文主义的标识性特征也逐渐明晰了起来，那就是高扬理性和反对宗教神秘主义。

由于人文主义者强调理性与知识，反对宗教神权对人们思想和精神的禁锢，对教会造成了实质性的冲击，使世俗王权与教会的长期较量有了一个了断。结果是，世俗王权从此开始占据了上风。这就是人文主义对国家的出现所作出的贡献。正是人文主义者的这一贡献，使得世俗国家从根本上摆脱了神权国家的控制。同时，以人文主义为标识的知识分子也在这一过程中确立起了自己的地位，那就是成了理性与科学的化身，并得到了王室更多的器重，能够在王室的社会治理中发挥更多的作用。从这段历史看，人文主义运动催生了绝对国家，使王权在与教权的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也正是由于人文主义者作出了这一贡献，以至于他们更加充满信心和有了自傲的资本。进而，他们也变得并不热心于世俗王权的具体社会治理事务，而是把张扬理性和致力于科学研究作为他们应当承担的使命。所以，此时的知识分子并没有深深地介入到政治过程之中去。用埃里克·约翰·霍布斯鲍姆（Eric John Hobsbawn）的话来说，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还“是前政治人群。他们还未找到或刚开始发现一种具体的语言来表达他们对世界的抱负”^[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