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8年，弗吉尼亚的一些传统居民，大部分是州内的一些显赫的家族，成立了弗吉尼亚古迹保护协会（Association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Virginia Antiquities，简称APVA）。在其成立的最初几年里，便购买并保护了一些殖民地时期的建筑。其中包括詹姆斯顿（Jamestown）的17世纪的遗迹，威廉斯堡（Williamsburg）的兵工厂和一个位于东岸（Eastern Shore）的监狱。正如弗农冈的保护一样，他们的工作也要置于当时的文化政治的语义中去理解。南部联邦的战败导致了南方社会秩序的重建，原有的两极社会开始解体。对于那些南方的大种植园主和贵族阶层来说，不啻为一场“颠覆性的灾难”。[17]在社会的特权阶层，以及传统的等级观念瓦解后，19世纪70至80年代，新的政治力量取得了领导地位，他们的身后是企业家、工人和自由人。“他们因为无知和不正当而取得了政权。”李奇蒙德（Richmond）的保守派领导人约瑟夫·布莱恩（Joseph Bryan）如是说。[18]而19世纪90年代，美国的民粹主义运动（Populist Movement）[19]开始后，大量的普通市民获得了更多的政治权利。一些原本处于社会上层的贵族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利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图2．10）。于是他们开始保护家族的领地和财产，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那些父辈们早期建造的房屋，并开始刻意探究家族的历史，以此来区别于那些急于寻求社会地位的新兴资本阶层，试图在变化的社会环境中保持自身的地位。威廉斯堡的一位保护学者里昂·泰勒（Lyon G．Tyl－er）将此形容为：“那些幸存的人们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令人眩晕的世界，当他们醒来，发现只有通过自我保护，保留自身的遗产来与社会环境的变化做斗争。”[20]
图2．10 当时的一副漫画，联邦士兵强迫黑人投票支持联邦，而左侧心有不甘的人则是在南方新的社会中失去权利的种植园主形象
弗吉尼亚古迹保护协会于1890年在李奇蒙德举行了一场公开会议，在内战中失去了两座种植园和上百名黑奴的布莱恩遗憾地认为辉煌的过去已经成为“被蒙上阴影的传统”。他试图用家园的理念打动听众：“祖上的出生地应该被赋予一种敬畏和崇高的精神意义。那些伟大人物的家园应当被看作他们伟大精神的一部分，并应该被经常性———但不是太频繁地———加以保护，这样，对来访者来说，伟人们的那些高尚的品质才更加动人，更具说服力，更趋于永恒。”[21]布莱恩在他主编的《李奇蒙德时报》（Richmond Times）中发表文章，呼吁他的读者对弗吉尼亚古迹保护协会给予“最热心的支持”。
布莱恩的夫人贝勒（Belle），不仅是陆军上校威廉·伯德（William Byrd）的后代，罗伯特·李（Robert E．Lee）将军也对她视如己出。在贝勒的推动下，弗吉尼亚古迹保护协会具有某些妇女组织的行动特征。例如在1890年，保护了华盛顿总统的母亲玛莉·华盛顿（Mary Ball Wash－ington）在弗里德里克堡（Fredericksburg）的旧居，使这座房屋成为一座“纪念碑”。弗吉尼亚古迹保护协会也重新塑造了这位总统母亲的形象，并给予了她极高的荣誉。将她的坏脾气转而描述为“有着坚强的意志并且充满热情”，“一直教导她的儿子诚实与荣誉的行为准则”，[22]并刻意强化了这种教导对华盛顿一生的影响。
在此之后，弗吉尼亚古迹保护协会陆续保护了一些家族墓地和教堂建筑。1893年，弗吉尼亚古迹保护协会取得了詹姆斯顿的教堂遗址。作为英国在新大陆的第一块永久殖民地，詹姆斯顿被弗吉尼亚人视为这个国家的诞生地。这也暗合了对内战前旧的社会秩序的推崇。弗吉尼亚古迹保护协会充满想象力地将其形容为弗吉尼亚人的伊甸园。他们结合遗留的钟塔，重新设计建造了教堂的其他部分，使得这座小岛成为喧闹的朝圣地（图2．11、图2．12）。弗吉尼亚古迹保护协会甚至促成了一项纪念日的诞生：将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登陆的3月13日，定为弗吉尼亚日。
图2．11 詹姆斯顿的教堂遗址
图2．12 刊登在《李奇蒙德时报》上的漫画，表明弗吉尼亚才是美国的摇篮
弗吉尼亚古迹保护协会在弗吉尼亚的保护工作，更多的是一种再造运动，通过这种运动，保守主义者们可以重新构建其日渐式微的文化影响，以及他们在历史上的尊严。而这种重建，则需要对传统进行遴选，辨别，甚至改写。一位詹姆斯顿的保护者这样说：“我们为将来而珍视过去，我们在保留一栋建筑的时候，也是在为将来建造一栋建筑。”保护者们更注重纪念性，把它变为荣誉勋章或文化范本，而忽视了建筑本体的意义。协会在詹姆斯顿的保护工作被反偶像论者詹姆斯·坎贝尔（James Branch Cabell）称为“一堆遗迹和纪念碑的集合”。[23]
通过对这些具有政治意义的遗产的保护，弗吉尼亚古迹保护协会就像提供了一处“麦加”圣地，供美国人纪念那些国家的建立者，而弗吉尼亚，理所当然地在这一爱国主义的传奇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弗吉尼亚州的特殊贡献，建国的精神，白人高贵的地位和有限的民主，可以看作是弗吉尼亚古迹保护协会一系列保护工程的线索。这种再造的努力并非徒劳无功，从1902年的弗吉尼亚州议会看，政治上的保守派重新获取了对政府的领导权。这也使得历史保护者们有更多的能力对历史进行宣扬，进而构建一个心目中的精英社会。
这一时期，在历史悠久的南方地区，人们保护的动机是复杂的。建筑遗产保护的背后，不仅是对国家历史的纪念，对自身财产的保护，还有对社会认同和社会地位的诉求。建筑保护某种程度是对新兴阶层在文化与政治上的抵抗。在19世纪80至90年代，许多南方出身的历史名人的家园得到了保护。直到20世纪初，在南方及西南各州，此类保护组织依然有很多。这客观上促成了历史遗产的留存。
然而就建筑保护的目的和过程来看，在这种狭隘的视角下，建筑本体的意义并没有得以体现，大多数情况下，建筑本身的美学价值和对于城市的历史文化意义并非保护的动因。从技术层面来看，建筑的原真性没有得到强调，甚至会因为保护者的主观目的而被加以修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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