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与发展前景

0.2　老人居住问题的产生、意义与发展前景

人口老龄化对于国家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人口结构的变化影响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各个领域，当然也包括建筑学。研究者认为，在建筑学领域，老龄化初期造成的结果是各种老人专用设施需求的增长，而最大的影响在于老人居住问题。

老人居住问题是老人问题与人类居住问题的交集部分，是这两个重要问题间的边缘学科。除了人类共同的居住要求外，老年人因特有的身心变化产生特殊的居住要求，从而构成了独特的老人居住问题。与老人居住问题最直接对应的结果就是老人居住建筑。除了以长期居住功能限定的居住建筑属性外，研究者认为可以通过广义、基本定义与狭义3个层次来定义老人居住建筑。

广义的老人居住建筑，指使用者包括老年人或者老人家庭的居住建筑。

基本定义的老人居住建筑，指以老人或者老人家庭为主要使用者，为其设计建造（或改造）的居住建筑。

狭义的老人居住建筑，指使用者限定为老年人或者老人家庭，且具备针对老年人身心特征和生活模式的专门化设计的居住建筑。

本研究中“老人居住建筑”凡未经特别注明均指基本定义老人居住建筑。

老人居住问题的产生并非在社会老龄化之后，而是众多因素共同促成的结果。研究者认为其中最主要的4个因素分别为:自然老化、居住条件、家庭价值以及人口老龄化。老人居住问题的渊源在于人体自然老化与居住条件之间的不协调，家庭价值的变化将这种不协调扩大成社会现象，而人口老龄化则使这个社会现象变成非常严峻且无法回避的问题。

1）自然老化

老人居住问题是老人问题的一部分，也是人体自然老化所带来的问题之一。物质随着时间推移，而老化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人类无从逃避。人类的老化包含生物学与社会学两个方面。

在生物学领域里人类的个体老化是一个生理功能不断下降的过程，这个过程存在着普遍的规律，虽然对于不同的个体而言，这一过程变化可能因人而异。一般而言，首先是视觉与听觉功能的退化，继而是人体器官、肌肉组织以及骨骼功能的退化等，之后可能就会发生记忆力、思维能力等方面的退化。通过对肺活量、血液、骨骼、肌肉组织等进行医学测试，人们可以得到人体老化的正确信息，而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关心的老化标志，诸如头发变白、牙齿脱落、体形变化等未必是可信的标准。

人类的个体老化反映到社会学领域就是社会功能的变化。初期，生理功能的退化导致个体失去了社会生产参与者的身份，失去了收入或者创造收入的机会，同时往往失去了在家庭与社会上的相应地位。后期，社会生活的变化有可能加速个体的生理老化，而个体在家庭与社会中的地位有可能进一步下降，由主动地参与者退步为被动的（照护）接受者。

2）居住条件

老人居住问题的一个源头是个体自然老化，另一个源头是居住条件的变化。如果没有后者，老人居住问题就仅仅是普遍性居住困难中的一部分而已。

作为居住问题的一部分，当人类还在为低层次的需求，如保障生存权，保障基本的居住权而努力时，作为人类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老年人的居住问题不可能受到关注。人类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在古代，老人居住问题受到关注程度的变化往往是与社会经济发展相联系的；即使在社会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大多数国家也都是在基本居住问题得到解决后才有对于老人居住问题的关心。

当基本的居住权得到满足后，人类开始对居住提出更高的要求。首先是空间的大小，配套设施的完备程度，其后才有社会学角度的私密性与行为学角度的独立性。尤其是后面的两者，直接导致了老人居住问题的产生。

老人居住建筑出现至今，其历史已经超过1000年^[13]。但是在本世纪之前的1000年里，上述建筑的主要目的是对老人的收容与医疗救助。因此，如果细究起来，这种建筑更多的是收容建筑或者医疗建筑，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居住建筑。只有当一定社会范围内的居住条件得到了大的改善，而私密性与独立性被视为基本的居住需求后，人们才意识到老人居住问题不可能只通过福利收容与医疗救助得到完全解决，这才出现了由纯粹居住角度出发的老人居住问题。

3）家庭价值

老人居住问题可能是与人类家庭生活同时产生的问题，而为了解决老人居住问题而产生的建筑历史也超过1000年，但是广泛的老人居住问题却应该出现在家庭价值转变之后。农业文明中的家庭价值——以老人为家长的多代家庭（multi-generation family）与扩展家庭（extended family），在伴随着工业革命而来的城市化进程中逐渐被核心家庭（core family）^[14]所取代。当老人家庭面临收入、居住、照护的多重困境后，老人居住问题才真正成为广泛的社会问题。

在工业革命之前的漫长时间里，出于农业文明的社会需要，传统的多代家庭与扩展家庭是最主要的家庭结构模式。但是工业化伴随着城市化的出现，其结果就是以核心家庭为主的新的家庭结构的产生，或者说是以老人家庭与年轻人家庭组成的社会结构的形成。

由于人口寿命的原因，老人的居住与照护在历史上几乎不构成社会问题。现代以前，受限于公共安全与公共卫生的约束，人类的平均寿命远低于现代的水平。65岁以上的老人作为社会群体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而偶见的长寿老人也往往能得到相当程度的尊重。长寿证明了他们拥有超过社会平均的生活水准，同时丰富的生活经验也会被奉为一种财富，尤其在教育未普及的古代。在老人稀少且普遍受尊敬的前提下，以老人为家长的多代家庭是有优势的。除了受尊敬的家长，家庭成员的数量也代表着劳动力的多寡，社会关系网的大小。而农业社会中人的生存成本与赡养老人的成本也相对有限。综上所述，工业革命前老人居住问题一般情况下仅面对那些没有家庭支持的无依老人。这也是历史上老人居住建筑的雏形都是以收容为目的的福利性建筑的原因。

但是在工业革命后，城市化将传统的家庭价值逐渐扭转^[15]。政府、宗教与其他社会组织的出现建立了新的社会组织关系，取代了以亲缘为纽带的传统家庭社会组织关系；对国家、婚姻家庭的忠诚取代了传统的血缘忠诚；对个人自我价值的追求进一步削弱了传统的家庭纽带^[16]。城市密集居住的生活方式和更高的生活成本，使得小规模的家庭结构比大规模的家庭结构更有竞争力。尤其是伴随劳动能力与收入的逐渐衰退，老年人成为家庭经济的负担。另一方面，随着教育水平的普遍提升，老年人生活阅历的重要性逐渐下降，相反却可能因为学习能力的下降而受到某种形式上的歧视。诸多因素综合在一起，导致传统的家庭价值观逐渐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以核心家庭为主流的新家庭价值，亦即由多代家庭与主干家庭分化为老人世代家庭与年轻人世代家庭。

家庭价值的转变使老人家庭陷于多重的困境之中。年轻人家庭的独立，造成了老人家庭独代居住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不仅体现了老人在家庭中地位的下降，更带来了经济的窘迫，居住的困难，乃至照护的匮乏。

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贫困问题。以号称第一个福利国家的英国为例，1870年到1914年间英国老人的贫困比例相当高。1890年，65岁以上人口贫困比例17.9%，1892年为19.5%。有学者认为，1890年代英国25.9%的65岁以上老年人口为贫民，也有学者认为这一比例可能高达29.3%。由于害怕失去收入，很多老人在70岁以后仍旧坚持工作^[17]。除了老人的贫困问题，居住问题也很突出。城市化，尤其是快速城市化阶段，城市的居住条件非常恶劣。对于原先就处于贫困中的老人而言，这种恶劣的居住条件无疑使他们的困难进一步加重。尽管家庭价值发生了转变，但是对老人非正式照护（informal care）的主要来源仍然是其家庭成员^[18]。可以提供非正式照护的家庭成员减少了，其实际工作量也就相应地增大了。尤其是当妇女也参加工作后，这种非正式照护的来源就更加捉襟见肘。

虽然工业化国家之前都有专门的福利性机构收容没有家庭支持的老人，但是根本无法应付如此大规模出现的独代居住老人。结果是一方面福利机构人满为患，条件急速恶化，另一方面仍无法收容城市中越来越多的独代居住老人。综合上述原因，传统家庭价值被改变后老人的生活情况大幅度恶化，老人问题成为广泛的社会问题。

从19世纪末期开始，西方工业国家开始建设以养老金为标志的社会保障制度。这种制度保证了城市人口在年老后不会因前述的原因而失去生活来源。但是这种制度一方面保护了老人的权利，另一方面也解除了年轻世代对老人世代的赡养责任（在福利国家的北欧，已经从立法角度解除了年轻人对老人的经济赡养责任）。因此，社会保障制度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推进了家庭的分化与老人独代家庭的出现。

家庭价值的变化对于老人居住问题，尤其是对应的狭义老人居住建筑规模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力。以同为东亚四小龙的新加坡与中国台湾为例，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与人口老龄化进程基本相当的背景下，狭义老人居住建筑在新加坡的发展规模仅相当于中国台湾的一半。在对此现象的具体分析中，研究者认为，新加坡在维护传统家庭价值上所取得远胜于中国台湾的成绩可能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表0.3）。

表0.3　中国台湾与新加坡的数据对比

资料来源:1.台湾“内政部”主计处；
2.新加坡统计署；
3.美国中央情报局。

4）人口老龄化

如果说人体自然老化、居住条件与家庭价值的变化是3个诱因，那么人口老龄化则可以看做将“老人居住问题”扩大为广泛社会问题的导火索。人口老龄化不但扩大了老年人的人口规模，减少了老年人获得非正式照顾的几率（实际上等于扩大了老人居住问题的影响范围），并且使得老人居住问题的本身更加复杂化。

人口老龄化的最直接影响就是老年人口规模的扩大。在此之前无论老人问题如何严重，如果其对象只是社会中的一小部分成员，那么这个问题就不是广泛的社会问题，相对而言解决的方式就会容易很多。事实上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老年学诞生前，发达国家普遍把老人的居住问题当作社会救济中的一部分，并希望通过类似“济贫”的福利手段将其解决。只是当人口老龄化成为既成的现实后，大部分国家才逐渐改变了这种错误的做法。

造成人口老龄化的原因之一就是人口出生率的持续下降。而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一方面造成人口结构不断老化，另一方面造成年轻人数量的下降。年轻人数量下降，从家庭的角度来说就是提供非正式照护人数的减少；从社会的角度分析就是社会负担加重，世代间社会再分配不公平的现象恶化。这种变化在学术中被称为扶养比，其结果是独代居住的老人数量越来越多。

造成人口老龄化的另一个原因是人类寿命的延长。由于医疗技术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类的平均预期寿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虽然人类寿命延长了，但是年老尤其是高龄后出现的身心功能退化仍旧无法避免。而这种身心功能退化的现象也就对居住提出了更多前所未有的要求。

综合这些老龄化的影响，老龄化社会对于老人居住问题的影响可以简单地总结为老人数量的增加，向老人提供非正式照护群体数量的减少，老人高龄化后身心功能的退化3个方面。相应的未来老人居住问题的重点分别是，在数量上给更多的老人提供居住建筑，在形式上配合更丰富的老人居住方式，在内容上适应更多的功能性辅助要求。

作为老人问题与居住问题这两个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重要问题的交集，老人居住问题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第一，老年人是我们人口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每个人都必须经历的未来，他们的权利不容忽视。

第二，居住权利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权利，必须得到保障。老人作为人类的一部分，有权利要求适合自己生存需要的特殊住房。

第三，解决老人居住问题有利于节约社会资源。老人居住问题的解决不仅为老人带来更大的身心自由，同时健康的老人也能够节省巨大的社会医疗支出。

第四，解决老人居住问题有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解决老人居住问题不仅帮助了老人，也帮助了老人的家庭，也是对所有社会成员提供未来的保证，而这种保证维护了社会以及家庭结构的和谐、稳定与可持续发展。

今天老人居住问题得到了全世界的高度重视，并在联合国的领导下形成了全世界范围的行动纲领以及众多的相关文件。

在老人问题方面全世界公认的行动纲领是《2002年马德里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这个纲领提出了未来国际老龄工作的三大优先方向:老年人与发展、促进老年人的健康与福祉以及确保建立有力的支持性环境。而最后一个优先工作方向的第一个问题即为“住房及生活环境”^[19]。

在居住问题方面全世界公认的行动纲领是《伊斯坦布尔宣言》和《人居议程》。前一份宣言号召全人类为实现“人人享有适当住房”和“城市化进程中人类住区的可持续发展”两大目标而不懈努力。后一个议程制定了全世界范围内解决居住问题的工作范围与检查方法。“人人享有适当的住房，老年人也不例外；人类住区的可持续发展如果没有老人的参与，还有什么可持续可言。”^[20]

作为人类社会一员的中国，在经历了居住问题与老龄化问题的双重考验后，同样面临着老人居住问题的到来。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已经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并于2002年进入老龄化社会。现有庞大的老年人人口，尤其是高龄老年人人口，以及建国后第一次“婴儿潮”出生的人口即将进入老年阶段，这些都昭示着我国有可能遭遇庞大的老人居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