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领域与近代中国舆论

第四节　公共领域与近代中国舆论

近年来，公共领域作为一个新兴概念被应用到对近代中国舆论的考察中。例如，国内代表性研究成果，许纪霖的《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形态、功能与自我理解——以上海为例》。许纪霖认为，近代中国公共领域的出现，大致在甲午海战失败到戊戌变法这段时间。受《马关条约》的刺激，士大夫从过去的醉生梦死中幡然醒悟，开始大规模地议论时政，参与变革。一时间，报纸、学堂、学会，层出不穷，形成了公共交往和公众舆论的基本空间。通过对报纸、学会、学校等公共领域的结构考察，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及其舆论发展经历了三个不平衡的阶段。第一阶段是19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世纪20年代末。由于党派利益没有完全渗透到公共领域，使得这一阶段是中国公众舆论最强势的时期。第二阶段是从20年代末到40年代中期。国民党逐渐控制了全国的舆论，公众舆论受到了很大的扭曲，被迫以讽刺、游戏、幽默这样曲折的方式予以表现。第三阶段是1943年下半年到1949年。由于国民党表面上结束训政，还政于民，对舆论控制一度有所松动，但随着内战的加剧，党派对立日益严重，最终摧毁了公共领域建制下的公共舆论^[29]。

在美国的中国研究学界，将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理论用来分析清明以来中国社会的学者，比较著名的有Robert K.Schopps、William Rowe、Mary Rankin和David Strand等，而对此持批评看法的，有Frederic Wakeman、Philip Huang和Philip Kuhn等。有关这场争论，参见William T.Rowe，The Problem of“Civil Society”in Late Imperial China；Frederic Wakeman，Jr.，The Civil Society and Public Sphere Debate：Western Reflection on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Philip C.C.Huang，‘Public Sphere’/‘Civil Society’in China？，以上三文均见Modern China，vol.19no 2（April 1993）^[30]。

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的专辑二：“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中收录了5篇美国汉学家对中国“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的研究，以及1篇黄宗智本人的研究成果，较为全面地展现了西方学者对中国“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的研究概貌。分别为：魏斐德的《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问题的论争——西方人对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思考》、罗威廉的《晚清帝国的“市民社会”问题》、玛丽·兰金的《中国公共领域观察》、赵文词的《公共领域，市民社会和道德共同体——当代中国研究的研究议程》、希斯·B·张伯伦的《关于中国市民社会的研究》、黄宗智的《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间的第三领域》。从文章看去，每位汉学家对中国“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问题基本上都持谨慎的态度，表示尽可能避免“普世主义的规范性假设”^[31]，被认为属于持公共领域存在论的玛丽·兰金在论文中根据中国语境进行了修正与界定，给出“管理型公共领域”（managerial public sphere），并小心翼翼地称没有适当的英语单词来概括中国社会特征^[32]。

事实上，有关中国公共领域的研究一直是存在争议的。赵红全通过对公共领域的研究文献的综合研究得出三种说法，即存在说、不存在说与第三领域说。他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较为清晰的中国公共领域研究图示：①持存在说者认为，明清以来，中国已逐步发展出一个包含国家和社会两个方面力量的公共领域。与欧洲的公共领域主要源自经济发展不同，中国的公共领域主要出于政府和社会关系的发展。②持不存在说者认为中国近世并不曾出现足以与国家形成对抗的自治空间。中华帝国晚期活跃的公共生活领域虽然可能对中央权威发生地方性挑战，却永远不是在体制的基础上对国家的挑战。③第三领域说由美籍学者黄宗智提出，认为应当超越“国家/社会”的二元范式，采用“国家/第三领域/社会”的三元范式^[33]。尽管存在争议，但赵红全认为中国公共领域的研究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思维范式中的“中国中心观”与“西方中心主义”的混乱与错位；二是分析手法上的概念套用。他具体论述到：

不少学者开始转换视界，希望借助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的视角（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公共领域的研究多是以市民社会为理论背景的），从内部发现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然而在现实操作中，学者们无意中在前提预设中重蹈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覆辙，把源自西方的市民社会发展观的实然视为中国近代化道路的应然，根源在于其潜意识当中承认中国的近代化就是弱势文化吸纳强势文化并最终被其置换的过程。这就直接导致了分析手法上的概念套用，即用从西方近代史经验中抽象出来的理念去理解中国的现实，尽力在中国的历史中寻找可以比附西方历史的相似因素。既然西方的公共领域是存在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间地带，那么中国是不是也有国家与社会的分离？是不是也存在西方典型的公共领域？把所有的相关因素往此概念上挂靠，其极端化的结果无非是，要么歪曲中国历史，要么歪曲西式概念^[34]。

公共领域的创始人^[35]哈贝马斯的态度是相当谨慎的。1961年《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初版序言中，哈贝马斯明确地写道：“‘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范畴，不能把它和源自欧洲中世纪的‘市民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的独特发展历史隔离开来，使之成为一种理想类型（Idealtyp），随意应用到具有相似形态的历史语境当中”^[36]。在研究方法上，哈贝马斯欣然接受了“仅仅依靠二手材料”^[37]和“实证层面有待充实”^[38]的批评意见，对“公共领域”的起源与概念抱有一种科学的历史态度。然而，在国内的舆论研究中，对“公众领域”的应用似乎比起它的创始人更加自信，大都会用“公共领域”这个理论重新书写近代中国的报社、学校、学会、沙龙等新鲜事物以及近代中国的舆论力量，力图证明20世纪的中国形成“公共领域”，只是比起资本主义国家晚了一个世纪而已。

哈贝马斯在1998年回答中国学者有关“公共领域”是否可以用于分析和批判中国社会时，他的态度依然谨慎，“我对今日中国的形势不熟悉。由于你们国家中经济和国家的关系不同，我完全能想象将西方范式直接‘应用’到中国的任何一种尝试所遇到的困难”^[39]。但是对于“公共领域”是否普适的争议，许纪霖特别指出公共领域理论的跨文化应用是具备可适性的。他指出，虽然哈贝马斯本人很谨慎，但“国际学术界依然用公共领域理论来分析和解释众多非欧洲的历史，包括当代东欧的变迁以及中国的近代史研究。这表明公共领域如同市民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理性、工业化等概念一样，已经从一个特殊的经验分析，演化为一个拥有广泛解释力的理想类型，它从欧洲的历史中抽象出来，成为一个与现代性问题相关联的普适性的解释架构”^[40]。

公共领域与近代中国舆论的研究不乏佳作。近代史研究学者刘增合在《试论晚清时期公共舆论的扩张——立足于大众媒介的考察》中试图建立“公共领域·公共舆论·媒介”的三位一体，运用公共领域的概念对近代媒介与舆论展开研究^[41]。新闻舆论监督研究学者展江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与传媒》中讨论了“公共领域”的概念与早期报刊的关系，对公共领域与近代舆论研究抱有浓厚兴趣。公共领域赫然成为研究近代中国舆论现象的一个重要理论概念^[42]。

【注释】

[1]刘建明.社会舆论原理［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12.

[2]石天河.舆论溯源［J］.书屋，2005（5）：27.

[3]林语堂.中国新闻舆论史［M］.王海，何洪亮，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4.

[4]林语堂.中国新闻舆论史［M］.王海，何洪亮，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35.

[5]林语堂.中国新闻舆论史［M］.王海，何洪亮，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97－98.

[6]林语堂.中国新闻舆论史［M］.王海，何洪亮，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67.

[7]侯东阳.林语堂的新闻舆论观——评林语堂的《中国新闻舆论史》［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2）：72.

[8]侯东阳.封建统治集团的重要舆论机制：朝议［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版），2001（4）：99.

[9]侯东阳.君主专制与舆论冲击［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版），1994（2）：39.

[10]邱江波.从舆论学角度看中国古代谏诤现象［J］.社会科学家，1991（3）：43.

[11]赵映诚.中国古代谏官制度研究［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3）：97.

[12]孔繁敏.论中国古代谏诤制度［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5）：84.

[13]［俄］弗·雅·普罗普.故事形态学［M］.贾放，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代序1.

[14]陈建云.中外新闻学名著导读［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28.

[15]侯杰，李钊.大陆近百年梁启超研究综述［J］.汉学研究通讯，民国94年（2005），24（3）：10.

[16]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89.

[17]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79.

[18]现有两个翻译版本，一个是阎克文，江红的译本，另一个是林珊的译本。本书引用的是阎克文，江红的译本。文中引文中的《舆论学》如没有特别交代，指的是林珊的译本。

[19]黄旦.舆论：悬在虚空的大地？——李普曼《公共舆论》的阅读札记［J］.新闻记者，2005（11）：71.

[20]同上。

[21]同上。

[22]姜红.舆论如何是可能的？——读李普曼《公共舆论》笔记［J］.新闻记者，2006（2）：85.

[23]单波，黄泰岩.新闻传媒如何扮演民主参与的角色？——评杜威和李普曼在新闻与民主关系问题上的分歧［J］.国外社会科学，2003（3）：37.

[24]单波，黄泰岩.新闻传媒如何扮演民主参与的角色？——评杜威和李普曼在新闻与民主关系问题上的分歧［J］.国外社会科学，2003（3）：40.

[25]单波，黄泰岩.新闻传媒如何扮演民主参与的角色？——评杜威和李普曼在新闻与民主关系问题上的分歧［J］.国外社会科学，2003（3）：42.

[26]单波，罗慧.理性的驾驭与拯救的幻灭：解读李普曼思想的价值与困局［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8（1）：58.

[27]［美］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议程设置：大众媒介与舆论［M］.郭镇之，徐培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8.

[28]［美］E·M·罗杰斯.传播学史［M］.殷晓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244.

[29]许纪霖.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形态、功能与自我理解——以上海为例［J］.史林，2003（2）：85－86.

[30]许纪霖.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形态、功能与自我理解——以上海为例［J］.史林，2003（2）：77，引注①.

[31]黄宗智.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77.

[32]黄宗智.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218.

[33]赵红全.公共领域研究综述［J］.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04（4）：40.

[34]赵红全.公共领域研究综述［J］.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04（4）：39.

[35]总的来说，公共领域的概念由汉娜·阿伦特最早涉及并做了原创性、开拓性的研究，哈贝马斯的研究则使得该概念风靡全球，当代的一些著名学者如加拿大的查尔斯·泰勒、美国的托马斯·雅诺斯基等人的理解更使其大为增色。转引至：赵红全.公共领域研究综述［J］.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04（4）：37.本书认为，如果从公共领域的概念成型与学术成熟的角度来考察，哈贝马斯也可称作为创始人。

[36]［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王晓珏，刘北城，宋伟杰，译.上海：学术出版社，1999：序言1.

[37]［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王晓珏，刘北城，宋伟杰，译.上海：学术出版社，1990：序言3.

[38]［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王晓珏，刘北城，宋伟杰，译.上海：学术出版社，1990：序言13.

[39]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问题的答问［J］.梁光严，译.社会学研究，1999（3）：35.

[40]许纪霖.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形态、功能与自我理解——以上海为例［J］.史林，2003（2）：78.

[41]刘增合.试论晚清时期公共舆论的扩张——立足于大众媒介的考察［J］.江海学刊，1999（2）：131－137.

[42]展江.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与传媒［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2（2）：123－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