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前后中国纺织企业参与的治理模式变化

根据全球价值链治理理论,全球价值链按主导企业与其他企业之间控制力的不对称程度分为五种治理模式:层级型、俘获型、关系型、模块型和市场型(Geffifi等,2005)。

金融危机期前后中国纺织企业参与GVC的治理模式有无变化呢?本节通过问卷调研和访谈进行分析。首先分析金融危机前中国纺织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模式,之后分析金融危机后的中国纺织企业与国外买方之间的关系,并分析此种变化对产业升级的影响。

一、金融危机前俘获型治理模式的形成

(一)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产业转移

中国纺织服装企业加入GVC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通过承接中国香港、台湾地区、韩国的产业转移而实现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货币升值及配额不足使得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的纺织服装企业纷纷将生产基地迁往中国内地。

香港地区由于地理位置原因,纺织服装生产基地主要迁往珠三角地区,之后一些又迁往长三角地区。台湾地区纺织服装业在大陆的产业群聚地主要分布在三个地区:珠三角地区以针织业为主,长三角地区以丝织业为主,山东以短纤维业为主。韩国海外转移部分80%集中于亚洲,亚洲地区以中国为多,中国又以山东、辽宁、吉林三省为主。产业转移过程也是珠三角和长三角纺织服装产业集群形成的过程。2002年以来,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先后命名的100多个集群试点中, 80%以上位于珠三角和长三角。随着产业向内地转移,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的企业蜕变为中间商,主要从事产品的设计开发、生产协调及品牌营销。

纺织服装产业链是典型的“买方驱动价值链”(Gereffi,1999, p.43),其中有几类厂商对协调整个价值链的运行具有关键作用,并在价值和利润分配上处于相对有利地位。第一是全球知名的品牌商,如生产运动鞋的NIKE、生产玩具的MATTLE等。它们的主要职能是创造和维护品牌,进行产品研发设计,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分包加工制造业务,对国际分工生产体系发挥协调作用。第二是发达国家的零售商如美国Wal-Mart、Sears等。这些跨国采购商凭借对产品终端市场销售渠道的控制及品牌、技术研发的累积性优势,制定了生产什么(产品定义)、如何生产(生产过程定义、质量、劳工和环境标准等)、何时生产、生产多少以及价格五类基本GVC参数,行使价值链治理者的职能,组织协调GVC中各环节的价值创造活动,并控制着收益的分配。内地企业只有满足这些参数要求,才能以国际贸易的方式嵌入纺织服装GVC。

在全球价值链下,跨国公司的买方的供应商分为两种:高层供应商和低层供应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企业成为跨国公司买方的高层供应商,在全球旗舰店和当地供应商中充当中间人角色,他们直接与全球旗舰店交易,他们拥有专有资产(包括技术),他们已发展了自己的小全球生产网络。除了核心研发和战略营销仍在网络旗舰店控制以外,高层供应商能够承担价值链的所有步骤。他们甚至从事全球供应链管理的协调功能,如香港利丰集团。中国内地的供应商属于低层供应商,主要的竞争优势是低成本、速度和运输的灵活性。他们很少直接与全球网络旗舰店打交道,他们与当地高层供应商作交易。20世纪80年代,内地的低层供应商主要承接高层供应商的订单,按其要求提供产品、原材料和半成品,进行简单的缝合外包。20世纪90年代,随着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民营企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本土企业开始加入低层供应商行列,有的甚至绕过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中间商进入高层供应商行列,逐渐形成了以跨国公司买方为主导,以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地区贸易公司为中间商、内地企业从事附加值最低的缝合外包或全活外包的俘获式GVC。

(二)中国企业与跨国公司买方之间的关系

1.跨国公司买方的市场势力

在全球价值链的垂直分离下,发达国家的零售商和大型品牌运营商将生产制造、客户服务等环节外包出去,专注于知识密集型的、无形的价值链职能,例如产品定义、研发、管理服务、营销和品牌管理。如服装业的耐克公司几乎只关注产品的设计和营销,而将低附加值的加工和制造环节外包出去,从而成为“大脑”企业。通过剥离非核心业务并依靠供应商网络不但能够降低成本,增强灵活性,提升经营绩效,更为重要的是,垂直分离化的企业不仅没有因失去“肢体”而丧失对市场的控制,反而大大增强了对市场的影响力。像Wal-Mart、Sears Roe-buck、J.C. Penny这样的综合零售商以及Liz Claiborne、The Gap以及Limited Brands这样的专业服装零售商,他们虽然只负责服装的设计和营销而不从事所销售产品的生产,但这类公司控制的美国市场的份额越来越大:1997年前50家服装和辅料零售商占市场份额的28%,前5家占9%;到了1992年,所占市场份额分别提高到53%和18%(UNCTAD,2002)。香港利丰公司虽然在全球范围内的员工仅有5 000名,可以想象,如果仅仅依靠这5 000名员工来自己生产只能够创造很少的价值,然而通过对价值链和价值网络的控制,利丰公司间接雇用了大约150万名工人来为其服务。

跨国公司买方市场势力的增强提高了其谈判能力,随着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价值链中游组装环节的附加价值被进一步压缩,发展中国家的被剥削地位进一步被强化。例如Wal-Mart这样的大型零售商,彪马、耐克这样的品牌制造商在发展中国家的采购额不断上升,但他们同时将采购价格压得非常低。在这种分工格局下,无论是发展中国家的单一企业、一个地区还是整个发展中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础都是非常脆弱的,都很可能在更低成本,更高质量的竞争对手面前迅速衰落(Kaplinsky,1993)。全球价值链变成发达国家主导企业在新一轮全球价值体系重构中所构建的价值攫取工具,成为了发达国家主导企业全球战略意图与核心竞争力的组织载体。一旦供应商的力量薄弱,供应商就不得不臣服于发达国家主导企业战略意图下,被其俘获。

2.中国纺织产业不利的要素禀赋

GVC理论的一个基本思路是价值链中各个环节并不是同等重要的,某些环节由于相应核心要素的稀缺性成为价值链中的战略环节。谁抓住了战略环节,谁就控制了价值链,成为价值链的治理者。随着生产能力的扩散,纺织服装GVC的战略环节已从制造环节转向流通环节和设计研发环节,而后者需要高素质的人才。

但是从中国纺织服装产业自身的人力资源禀赋上看,纺织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和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造业大专以上学历人数、技术工人所占比例、有职称的就业人员均低于制造业平均水平,高中以下学历的员工人数所占的百分比高于94%,初中以下学历的员工人数占到行业总就业人数的65%以上,大大高于制造业平均水平(参见表7.1～7.3),说明纺织服装产业吸纳的劳动力多为低技能水平、低素质的劳动力,整体人力资源素质不高,缺乏设计研发能力和品牌意识。在这一背景下,当发达国家大采购商凭借长期的品牌建设、对终端市场的控制以及多年积累的设计和研发能力牢牢地控制着GVC的战略环节时,依赖廉价的劳动力和生产能力以代工形式加入俘获式GVC就成为内地纺织服装企业不得不接受的现实选择。

表7.1 2004年纺织服装产业与制造业的就业人员的职称结构　(单位:%)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经济普查年鉴——2004综合卷计算.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

表7.2 2004年纺织服装产业和制造业不同技术人员占就业人数的百分比　(单位:%)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经济普查年鉴——2004综合卷计算.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

表7.3 2004年纺织服装产业与制造业的就业人员学历结构　(单位:%)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经济普查年鉴——2004综合卷计算.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

3.中国纺织服装产业市场集中度低,企业规模小

由第五章分析可知,中国纺织服装产业存在企业数量众多,市场集中度低,企业组织“小、散、差”等问题,缺乏能代表行业先进水平、占据较大市场份额的大型企业或企业集团。小而散的企业组织,意味着并没有形成以大企业为主导的本土企业网络或本土价值链(national value chain,NVC),而实践证明NVC有很强的功能和链的升级能力(Schmitz,2004)。NVC的缺乏,使得企业难以切入GVC的高端环节,与发达国家大采购商建立起以均衡式网络为主的,甚至是以自己为主导的GVC分工体系(刘志彪和张杰,2007)。另一方面,企业的规模小不仅难以实现规模经济效应和技术进步,也难以获得政府的金融支持,这极大地限制了企业生产能力的扩大,同时增加了内地企业对跨国采购商提供的资金和技术支持的依赖。除此之外,竞争性的市场结构所造成的厚市场也为跨国采购商充分利用企业间的激烈竞争来俘获内地企业,建立起最有利于其既得利益的俘获式GVC创造了条件。

4.中国长期的出口导向型战略

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强调出口对本国经济的拉动作用,这适合人口少、市场狭小的国家和地区。而我国人口众多,经济持续增长造就了庞大的国内市场,长期坚持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使企业不重视开拓本土市场,未能建立以自己为主导的NVC,也就谈不上培育和积累更有竞争力的高级要素。从1992～2005年间,中国纺织服装产业总产值的约50%靠外需消费,而国内消费的20%左右是依靠进口纺织品服装满足的(参见表7.4),虽然国内消费中的进口比例在下降,但仍然占据很大份额。

表7.4 纺织品服装出口依存度及国内消费中进口所占的比例　(单位:%)

资料来源:1993～2009年各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注:表中的出口依存度=纺织品服装出口/工业总产值,工业总产值是中国统计年鉴中工业行业的纺织业和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的两个行业的工业总产值之和;因没有对应精确的出口数据,本书用联合国编制的《国际贸易标准分类》(HS)的11类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11类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的进出口数据来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国内消费=进口+工业总产值-出口。

出口导向战略会使本国经济形成依附型经济,一旦国外买方转向它去,企业会遭受巨大损失,国内的纺织品服装消费市场将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不断增长,注重本土市场的开拓,建立有竞争力的本土产业链是国内纺织服装企业突破低端锁定的重要战略。而依靠丰富而便宜的劳动力等低级要素,以代工形式切入高级要素占主导地位的GVC,成为出口导向型战略下各级地方政府和企业绕过艰难的高级要素的培育和积累阶段来获取分工收益的“捷径”。但是,单纯地依靠低级要素的驱动加入GVC,只能切入到GVC中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环节,这意味着被发达国家大采购商所俘获的结局几乎是注定的。

全球价值链的垂直分离与整合,形成发展中国家代工者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或国际大购买商的治理关系。由以上分析可知,俘获型治理关系成为中国纺织服装企业在现有的国际分工格局下不得不接受的既成事实。从产业升级的角度,俘获式治理模式是指发展中国家参与GVC的本土企业或网络,在实现由低附加值价值链环节向高附加值价值链环节攀升过程中,特别是在历经功能升级或链的升级时,遇到发达国家的国际大购买商的阻击或控制,进而被限制于低附加值、微利化的价值链的低端制造环节(Schmitz,2004)。

(三)问卷分析

课题组与学生于2007年12月至2008年4月21日之间通过接触的实习单位的外籍客户,通过参加广交会、华交会,共对国外买方30人(具体见附录)进行了问卷调查,对于国外买方与中国纺织服装企业之间的治理关系作了初步调查。

1.国外买方采购的区域为少数几个产业集群

由图7.1可知,国外公司主要把合作重点放在了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国外买方所转移的劳动密集型价值链环节分布在中国少数几个地方,多分布在东部沿海的纺织服装产业集群地。珠三角地区价格低廉,但从事出口的中小企业普遍规模偏小,出口产品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科技含量较低。而长三角地区以上海为中心,价格比珠三角高,但质量较好。而港、澳、台地区主要做中间商,或者高级面料服装。

2.中国纺织服装企业融入GVC的价值链环节

在俘获型GVC中,跨国采购商决定了GVC内的分工格局,进而决定了中国纺织服装企业加入GVC的方式。从调查情况看,中国企业主要从事成衣制造,也从事一部分面料加工,处于价值链的低端,高端环节几乎没有,跨国采购商通常将自己没有优势的低附加值环节或没有能力的高附加值环节外包给其他企业,集中有限的资源培育自己的核心能力,占据某些高附加值环节。

图7.1 之前与什么公司合作得最多

资料来源:根据调研数据绘制。

图7.2 中国企业主要从事的生产环节

资料来源:根据调研数据绘制。

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中国产品出口价格的提高,绝大多数国外公司已经感觉到中国纺织服装加工的价格优势在逐步削弱,一部分买方已开始考虑更换中国供应商,这也说明单纯依靠国外买方会面临很大的风险。工艺流程升级与产品升级只能带来短期的收益,不能实现功能升级,激烈的竞争最终将使这一收益消失。2008年中国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大量的中小纺织服装企业由于拿不到订单而接连倒闭,从一个侧面说明加入GVC的低端环节对中国传统产业带来的不稳定性。

图7.3 对目前中国纺织服装企业的报价的态度

资料来源:根据调研数据绘制。

3.国外买方对中国纺织服装企业升级的态度

产品市场的激烈竞争、产品生命周期的缩短,以及对产品质量、标准和交货可靠性等因素的强调,使采购商对代工企业的产品升级和工艺升级能力都非常重视。产品升级包括产品改进和创新能力,工艺升级能力不仅体现在新机器、新材料和新工艺的发明和使用,还包括对后期、质量的控制以及持续改善的能力。由图7.4所示,国外买方在选择供应商时,最重视产品质量(流程升级和产品升级),其次是价格。但是对于功能升级(品牌运营)和链的升级,采购商不重视,但采取关注态度。

图7.4 选择合作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

资料来源:根据调研数据绘制。

中国产品问题最多的是质量问题,其次是价格,第三是交货期延迟(参见图7.5)。调查中很多采购商认为中国流水线的效率与国外相差较远,管理粗糙,产品服务不够精品,流程控制难以做到环环相扣;对于代工厂,品牌运营商表示会提供工艺流程指导和产品质量的监控。这说明中国很多纺织服装企业的工艺流程升级和产品升级并不理想;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消费者偏好的多变、标准的复杂及领导企业的差异化战略导致交易的复杂性不断提高,而内地企业技术与工艺的落后使得领导企业不得不对具体的生产和管理经营进行全面地干预,并在产品和工艺升级方面进行扶持和控制,以增加对领导企业的依赖和转换成本,加入GVC的中国内地纺织服装企业在不断满足采购商的要求下处于被控制和被剥削地位。

图7.5 与中国公司合作最大不愉快在哪

资料来源:根据调研数据绘制。

从图7.6中可以看出,国外采购商对于中国的品牌不熟悉,说明中国出口以贴牌为主,自主品牌很少。

二、金融危机后中国纺织企业参加全球价值链的治理关系

通过问卷调研和访谈,本研究发现金融危机后中国纺织服装企业与国外买方之间的关系发生两个转变:一是俘获型关系的强化,如表7.9所示,金融危机的发生使本国企业与国外买方讨价还价的余地减少,占被调查企业的85.7%;二是中国纺织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治理关系发生了良性逆转,如有7.14%的企业认为不是国外采购商和品牌商选择它们,而是它们反向选择国外品牌商和采购商。纤维生产企业、加工型企业制约终端零售品牌商。全球价值链中外包的发展由加工外包,向设计外包向采购外包转变。中国纺织企业与国外企业的合作更加平等,这说明治理关系正向关系型或市场型转变。

图7.6 国外买方对中国本土品牌的看法

资料来源:根据调研数据绘制。

三、升级与锁定的悖论

促使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或网络以OAM、OEM等方式“嵌入”于全球价值链中的关键联结者是国际大购买商和跨国公司,在此条件下,形成作为外包承担者的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被俘获的关系。由以上分析,在这种由国际大买家或跨国公司所主宰的俘获型关系中发展中国家的本土企业,并不是不存在任何升级空间,相反,在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两个阶段,存在着快速升级空间。但是后进企业试图向价值链高端“升级”,转向功能升级和链的升级时,却往往无法实现。

(一)存在快速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的原因

1.产品价格与成本控制要求

发达国家的国际大购买商或跨国公司之所以能建构这种俘获型关系的关键要素有两个:一是对全球市场特别是发达国家市场终端渠道以及价值链关键环节核心技术的牢牢把握;二是发展中国家的特定低级要素禀赋所决定的低生产成本制造能力。发达国家的国际大购买商与跨国公司依赖自身在全球市场所拥有的不对称市场渠道控制势力和品牌积累势力,在短期不可被替代的情形下,对生产成本竞争优势的获得成为其核心竞争优势。这就激励了发展中国家之间或内部不同代工生产者以发展低成本制造能力来获取代工机会的部分动机。通过新生产设备与生产工艺持续动态引入,追求投入产出效率提高和生产成本降低来获得发达国家国际大购买商或跨国公司的青睐。这些行为是与国际大购买商或跨国公司的内在利益相一致,会获得诸如生产设备转让、生产工艺指导和辅助技术支持等。

2.产品非价格竞争因素

随着发达国家消费市场对产品质量、环保、安全要求的提高,促使发展中国家的代工生产者,必须通过工艺和产品创新不断提高产品性能和档次,以满足发达国家对消费者近乎苛刻的质量、环保快速变化要求。另一方面,产品的即时供货能力、柔性生产能力和大规模定制能力成为发展中国家之间代工生产体系的核心,也要求发展中国家代工生产体系具备在低成本环境下的快速工艺升级能力。

3.产品差异化要求

越来越多的国际大购买商和跨国公司为了适应全球市场多元化消费需求,追求产品差异化的竞争能力。这相应要求发展中国家的代工生产体系具备持续产品创新能力,以满足它们的采购需要。

(二)低端锁定的原因

1.跨国公司买方的阻碍

一旦发展中代工生产体系进入功能或链的升级高端阶段,试图建立自己核心技术研发能力、品牌和销售终端时,这就对国际大购买商或跨国公司的买方垄断势力和既得利益形成挑战。其就会利用各种手段来阻碍和控制发展中国家代工生产体系的升级进程,从而迫使发展中国家代工生产体系“锁定”于GVC的低端环节。这些手段有:

(1)通过更为严格的产品进口质量、安全、环保进入壁垒及快速变化的产品升级换代要求,来迫使发展中国家的代工者持续地进行设备“淘汰”,向发达国家引进更为先进的生产设备。如图7.7所示,中国纺织品服装大额的贸易顺差的同时伴随着纺织机械大额的贸易逆差, 1995～2010年纺织机械的进出口一直逆差。受制于价值链的驱动者和全球竞争压力,中国的纺织服装企业不断更新设备以提升出口竞争力,这种动态引进国外设备的模式限制本土的装备制造业发展空间,抑制了本土纺织设备的技术创新潜力,这又迫使中国纺织服装产业的代工者始终处于大规模固定资产的动态更新投资时期,代工所创造的利润又以购买发达国家的高附加值生产设备形式被“回收”,最终将中国代工企业控制于代工—微利化—自主创新能力缺失的循环路径。这种手段抑制了本土企业自主创新和升级的潜力,使其被锁定在了全球价值链的低端。

图7.7 1995～2010年中国纺织机械进出口状况(金额单位:万美元)

资料来源:根据中经网统计数据库整理。

(2)利用发展中国家不同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不同代工者之间的可替代性、造成代工者之间的竞争性,再利用代工所形成的专用性生产投资锁定特征,通过持续压低采购价来压榨处于价值链上游环节发展中国家代工者的利润空间。

(3)利用发达国家的创新累积先位优势牢牢占据GVC中的非生产性高端环节,如研发、销售渠道、品牌,强化对发展中国家代工者的市场不对称地位和买方垄断势力。

2.功能升级和链的升级对企业资金和能力的要求

企业创立自主品牌,经营成本较大,包括生产成本、企业文化的培养、后期销售渠道的开发、品牌的宣传都需要高额的费用和承担较大的风险。目前,中国纺织服装企业大多为中小企业,资金有限、能力不足,大多在短期内不具备采取诸如自创品牌战略到国际市场上与相应的跨国公司进行直接竞争的实力。相反,在那些被称作价值链低端环节的生产制造等领域,依托着在劳动力成本等方面的有利条件,一些实施“低环嵌入”战略的中国企业存在着实实在在的竞争优势,这些企业可以借助于这种竞争优势,到国际市场上获取相应的经济收益。

四、突破低端锁定的措施

大力发展生产者服务业,建立区域价值链是突破低端锁定,实现功能升级的重要措施。生产性服务业是由与知识的生产、传播与使用密切相关的行业组成,如金融保险、信息通信技术、商务服务(研发服务、设计服务、创意服务、工程技术服务、企业咨询服务、知识产权服务等)。

全球价值链的垂直分离与整合使产业的竞争已变成链的竞争。背靠国内巨大的市场,利用国内发达地区生产者服务业,建立区域价值链(Regional Value Chain,RVC),形成优势国内价值链(National Value Chain,NVC)是突破GVC低端锁定,与跨国公司买方建立均衡型网络的重要步骤。区域价值链是指在本国内某区域根据比较优势原理对价值链的不同环节进行配置。由于中国国内各省的区域分割,往往NVC比RVC更难做到,现实的做法,可以从RVC做起,再发展到NVC,从NVC发展到GVC。以纺织服装产业长三角区域价值链为例(如图7.8所示),长三角是中国纺织服装产业最具竞争力的地区之一,纺织服装产业在长三角二省一市根据各地比较优势进行资源优化配置,分工合作,形成优势产业链。上海有较好的金融、物流、人力资源,上海主要发展生产者服务业,如设计、研发、时尚创意、物流等产业,加工制造环节向浙江省和江苏省转移。

图7.8 价值链的动态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