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的制度根源

第三节　国际金融危机的制度根源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有关它的成因众说纷纭。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2007年8月在法国《回声报》上发表文章指出，美国当前的次贷市场危机与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任时骤热与骤冷政策交替使用有关，格林斯潘要对次贷危机负责。斯蒂格利茨在文章最后总结说:“斯人已去，遗害犹存!”这是导致次贷危机的首要深层次的原因。同时，也有很多人认为金融家的贪婪导致这场危机。美国评论家托马斯·L·弗里德曼认为美国银行家是“贪婪犬儒”，英国《每日电讯报》认为贪婪是“造成当前危机的元凶”，美国总统候选人麦凯恩认为这场危机源于华尔街和华盛顿的贪婪，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呼吁结束银行家“毫无节制的贪婪”。而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则将金融危机归因于政府对传统银行放松监管和“影子银行系统”(Shadow Banking system)^[8]逃避了监管，没有被金融风险防范网覆盖。但是，我们认为以上这些原因实际上不过是导火索和起因，而非深层次的经济根源。这场金融危机是全球化背景下由多层次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发生的机制既包括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般性规律，又表现出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经济体系的特定历史阶段性。^[9]因此，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两方面，即实体性根源、制度性根源。

一、金融危机爆发的实体性根源

一些西方学者把当前这场危机看做是信贷危机，认为危机起因于信贷，也将终结于信贷，不会导致经济衰退。实际上，这场危机不只是信贷危机，即使恢复了信贷市场，也不能阻止经济衰退的到来。美国次级抵押贷款的规模为1.3万亿美元，而到目前为止各大央行的注资额已经远远超过了1.3万亿美元。虽然各国政府联合采取了史无前例、盛况空前的救市行动，但是危机仍然在不断加深。这就说明金融危机的根源不在金融市场，而是在于实体经济。

(一)全球经济失衡

早在2005年2月，时任IMF总裁拉托在其“纠正全球经济不平衡——避免相互指责”的演讲中提出，“全球经济不平衡是这样一种现象，一国拥有大量贸易逆差，而与该国贸易逆差相对应的贸易顺差则集中在其他一些国家”。拉托认为，全球经济不平衡的主要表现是，美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赤字庞大，债务增长过快，而日本、德国、中国和亚洲主要新兴市场对美国持有大量贸易盈余。我们认为全球经济不平衡可以进一步扩展到其他方面:一是资本项目不平衡。全球资本从发展中国家流入美国，使美国成为全球资本净流入国，需要资本的发展中国家反而成为资本净流出国。^[10]二是储蓄与投资不平衡。美国储蓄不足而消费过旺导致资金缺口日益扩大，其他国家主要是亚洲经济体因消费不足、投资不足而积累起巨额储蓄。三是宏观经济政策不平衡。美国实施刺激内需以实现经济增长的政策，使贸易与财政出现双赤字，而新兴国家坚持出口导向政策，积累起巨额外汇储备。四是国际油价持续飙升，使石油出口国(主要包括中东、俄罗斯、中美等)积累起巨额“石油美元”，这些石油美元由于国内市场的局限性，无法转化为国内有效的投资，又投向美国，从而加剧全球经济不平衡。全球经济不平衡是美元本位制、经济全球化的必然产物，其结果都会导致全球资金不断流向“中心国家”——美国。2009年以前，国外方面几乎认购了100%的美债，^[11]尤其是来自东亚国家与石油输出国的官方机构投资者。大量资金涌向美国寻找投资渠道，但由于美国网络经济泡沫破灭后实体经济增长点越来越少，生产资本加速向金融资本转化。这些资金不是从事正常的实体投资，而是从事投机活动(股票、债券、期货、期权、金融衍生品等)，形成“金融窖藏”^[12]，一旦大量资金脱离实体经济而滞留在金融部门内部，形成独立于实体经济的货币循环流，这些过剩的流动性就会加速资产价格上涨、推动资产泡沫的形成，出现“股经背离”的现象，^[13]为房地产过热和金融领域过热提供机会。

(二)财富高度集中

美国著名的印裔经济学家莱维·巴特拉(RaviBatra)曾经在他的著作《1990年大萧条》中指出，财富集中的问题要比收入集中的问题更为严重，社会财富存量要远远超过国民收入水平，长期累积的收入差距最终导致财富过度集中，而财富集中最终会助长投机并导致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因素增加。在这场金融危机中，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等迅速发展的原因也是在于财富的高度集中。美国1880—1910年是美国的“镀金年代”，1%最富有家庭所拥有的财富占全部私人财富的45%;1929年爆发经济危机后，美国的财富集中度有所下降;1986—2000年是美国的“新镀金年代”，财富集中度又开始逐渐上升。到2000年，由于股票市场的狂飙猛涨，财富又一次高度集中，1%的最富有家庭占有全部私人财产40%，^[14]其中2004年85%股票为10%家庭持有，期间50%中等收入家庭收入增长10%，1%最富有家庭收入增长176%。财富高度集中的结果就是大多数人贫穷而少数人富裕。富裕的人需要将大量资金去投资，穷的人则亟需贷款解决住房问题，次贷及其金融衍生产品亦相应而生，“有希望”的穷人掉入了投机者所设“圈套”，幻想房价永远只涨不跌;而富人则通过对冲基金、私募基金购买金融衍生品大赚其钱。两个群体的不同需求共同造就了美国次贷规模的扩大以及房地产泡沫的膨胀。

二、金融危机爆发的制度性根源

(一)美元本位制导致美国流动性过剩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建立了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基础的国际金汇兑本位制的全球货币体系:以黄金为基础，美元和黄金挂钩，其他货币和美元挂钩。当时，美国的工业生产总值占全球46%，美国的黄金储备量占全球73%，这个体系是基本稳定的。后来，美国由于越战中政府赤字不断上升，无法维持美元和黄金的挂钩，故于1971年宣布美元和黄金脱钩，并引发世界货币体系陷入动荡。随后的牙买加协议明确美元不和黄金挂钩，但各国的货币仍然和美元挂钩。其他国家必须要用商品与美国交换才能获得硬通货“美元”。美元本位制的情况下，美国必然会产生大量经常项目逆差，其他国家才有可能获得美元以实现国际间的交换。从1973年到1995年的20多年间，虽然美元不受约束，世界对美元的需求相比之前大大增加，但仍然处于可掌控之中。对冲基金出现之后，美国的实力不在经济——2007年，美国经济占世界比重23.29%，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的63.9%，占全球外汇交易量的2/3以上，占全球贸易结算的68.0%。所以美国其实是用占实体经济25%左右的市场份额，动用全世界2/3的金融资源。美国只从本国利益出发印发美元和全球宏观经济不协调的矛盾日益增大，导致了美元作为美国一国的主权货币和作为全球流通手段的矛盾，本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美国和全球流动性过剩盖缘于此。

(二)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导致危机向全球蔓延

从金融危机到经济危机的发展轨迹可以看到，经济金融化和金融全球化是美国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迅速蔓延成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决定性条件。经济金融化的标志就是金融在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在过去20年的时间内，全球GDP增长的速度平均是3.8%～3.9%，全球国际资本的流动速度是13.96%。资金流是以生产增长速度的4倍在扩展。2007年全球GDP55.2万亿美元，全球金融资产面值达到实体经济的16.4倍，远远超过了实体经济的需要，造成金融业从为实体经济服务变为凌驾于实体经济之上。大量资本患上了“狂想症”，企图不通过生产过程就可以赚到钱。资本从实体经济转而投向金融、银行、房地产、证券市场寻找更快、更高的利润回报。市场为疯狂的投机大开绿灯，全球经济演变为“金融巫术”所主宰的怪物。在这一条件下，金融全球化步伐加快，美国投资银行设计的金融衍生产品吸引了许多欧、日等金融机构参与。此外，西方国家间，特别是美国与日本间存在较大利差，许多国际投资者进行套利外汇交易:在日本金融市场以低成本融资，然后在美国投资金融衍生产品，以获得较丰厚的收益。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德国产业银行及许多地区银行，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和其他亚洲经济体的银行或基金，也不同程度地陷入美国次贷困境。美国《纽约时报》承认:“金融全球化……使美国把自己的有害抵押贷款传染给世界。”

(三)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必然导致这场危机

马克思认为，资本就是要追求剩余价值，这一基本规律贯穿资本主义经济。而这一规律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是资产阶级财富在不断积累，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贫困在不断积累;一方面是资本为追逐剩余价值或利润而推动生产盲目增长，另一方面是贫困不断积累导致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广大劳动群众的实际购买力大大落后于生产能力的增长。矛盾尖锐化的结果必然导致周期性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爆发。金融危机前，美国金融机构发放的实物类贷款不到20万亿美元，包括房贷、工商企业贷款和其他消费类贷款，但衍生金融产品的规模却达400万亿美元。金融业已完全脱离实体经济进行独立的资金运动，以自我增值为最终目的。虽然《资本论》中论证的是经济危机的必然爆发，但是在经济金融化背景下，经济危机以“金融”的形式出现，所体现的是金融及其衍生产品的过剩导致的危机。

【注释】

[1]注:金融衍生品分为场外和场内两种。场外市场是面向机构的银行间柜台市场，以透明度差及个性化产品为特征;场内市场即面向公众的交易所市场，以公开透明及标准化期货、期权为特征。

[2]逐日盯市制度，即当日盈亏当日结清，不允许风险累积，防微杜渐，使得市场风险始终处于可控和可承受状态。

[3]1999年美国总统金融工作小组(PWC)的《场外金融衍生品与商品交易法》奠定了此后美国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监管架构。报告认为《商品交易法》的主要目的是防止市场操纵和保护投资者，而参与场外衍生品交易的大多是金融机构，这些机构都有足够的能力保护自身的利益和控制对手方的违约风险，因此不必进行监管。放松监管还可以促进金融创新，确保美国在该领域的竞争优势。美国国会采纳了报告的意见，在2000年颁布的《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CFMA)中将多项场外衍生品交易排除在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的监管范围之外。

[4]金融衍生品以场外和场内两种方式共存:场外市场即面向机构的银行间柜台市场，以透明度差及个性化产品为特征;场内市场即面向公众的交易所市场，以公开透明及标准化期货、期权为特征。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截至2007年底，全球三大类金融衍生品在场外和场内的交易额比例关系分别为:利率类场外占83%，场内占17%;货币类场外占99.4%，场内占0.6%;股票类场外和场内各占50%。场外金融衍生品名义持仓总额为596万亿美元，其中393万亿美元为利率类，近60万亿美元为信用衍生品，其余为货币和股票类衍生品。从场外和场内的市场结构看，场外金融衍生品占据主导地位。场外金融衍生品缺乏透明度，CDS等场外金融衍生品的失败使人们认识到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监管缺失是导致危机扩散的重要原因;场外衍生品市场产品结构复杂、流动性不足、缺乏逐日盯市结算与中央担保方的机制，对手方风险最终引发了场外市场的混乱。

[5]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曾多次公开表达观点，认为“金融市场自我监管比政府监管更为有效”，放松监管可以带给经济更大的灵活性。

[6]据统计，穆迪、标普和惠誉三大评级机构从美国按揭贷款评级中获得的收益累计超过30亿美元。

[7]可调利率抵押贷款(ARM)，以2/28为例，即30年期房贷，在借款头2年按低于市场的固定利率付息或不付息，后28年则要按浮动的市场利率还本付息。可调利率抵押贷款占美次级抵押贷款约90%。

[8]所谓影子银行系统，是指那些作为“非银行”运营的金融机构和融资安排。具有很大风险的影子银行系统本应与传统银行系统一样受到监管，但是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都反对监管。这样，在不受任何监管的情况下，影子银行系统不断扩张，它的重要性赶上甚至超过了传统银行。这种影子银行系统造成了很大危害，严重到接近崩溃的边缘。

[9]袁志田，刘厚俊:《对美国次贷危机原因的再认识》，《经济纵横》2009年第11期，第108页。

[10]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新兴市场如墨西哥(1994)、东南亚(1997)、俄罗斯(1998)、巴西(1999)、阿根廷(2002)等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危机导致大量资本外流。

[11]石建勋:《如何看待中国减持美债》，《人民日报》海外版，2010年02月23日。

[12]宾斯维杰:《股票市场、投机泡沫与经济增长》，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08页。

[13]汪昌云，孙通:《“股经背离”:理论及基于中国的实证证据》，《货币金融评论》2008年第12期。

[14]朱民:《危机后的世界——全球金融危机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中国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第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