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购买服务管理费用比率

新制度经济学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是一门用主流经济学方法来探索、分析经济活动背后折射出的社会制度、规则的学科，其研究的重点是人、制度与经济活动 （人类行为）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强调运用正统经济学去分析制度的构成和运行，从而发现制度在经济体系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学术奠基者为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哈里·科斯、奥列弗·威廉姆森、哈罗德·德姆塞茨，主要代表人物有道格拉斯·诺思、詹姆斯·布坎南和张五常等。[1]到现在为止，新制度经济学已经形成了多个学科支流，包括交易产权经济学、费用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新经济史学等。产权理论、制度变迁理论、交易费用理论、企业理论为新制度经济学奠定了理论基础。下面笔者将对物联网时代政府管理中涉及的新制度经济学知识进行一个简要梳理。

（一）交易费用理论

交易费用又被称为交易成本，其思想起源于科斯的 《企业的性质》一文。科斯认为，交易费用应包括度量、界定和保障产权的费用，发现交易对象和交易价格的费用，讨价还价、订立合同的费用，督促契约条款严格履行的费用等。[2]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交易费用即制度运行的费用，是一切不发生在直接生产过程中的费用。交易费用会对制度结构和人们的经济选择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产权分配和执行的方式以及决定社会的经济后果。交易费用的提出，对于新制度经济学具有重要意义。自此人们开始重视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并建立一定的制度来提高经济效益。一旦旧的制度不再适应经济的发展，其必将被新的制度所取代。这样，制度分析才被认为真正纳入了经济学分析之中。[3]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新制度经济学家弗鲁博顿和芮切特把交易区分为三种类型：市场型交易、管理型交易和政治型交易。根据领导交易理论，我们可以判断政府管理也存在交易费用。毋庸置疑，在实际的政府管理和运行过程中交易费用是不可能为零的，交易费用过多将会增加政府管理和运行的成本，严重地影响政府管理的效率。因此，我们必须采取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政府管理过程中存在的交易费用，特别是在物联网时代，如何利用物联网降低我国政府管理的交易费用将是本章研究的重点。

（二）委托－代理理论

委托－代理理论 （Principal－agent Theory）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当时的一些经济学家针对企业内部的信息不对称和企业内部的激励不够有效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这一重要理论。委托－代理理论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大发展，委托代理关系诞生了，其原因包括两个方面：第一，生产力发展促使分工的进一步细化，由于知识、能力和精力有限，权利所有者逐渐力不从心，需要有外人代为行使权利；第二，专业化分工产生了一大批具有专业知识的代理人，他们能更好地代为行使权利，进而委托代理关系就普遍存在了。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在我国的公共管理领域中，政府及其官员与民众之间正是存在着一种公共权力的委托－代理关系。在政府的管理过程中，民众将公共权力委托给了政府及其官员，而政府和政府官员则扮演着公共权力代理人的角色。那么，在物联网时代，政府和官员如何更好地扮演代理人这个角色？政府官员如何约束自身利益而更好地代表公众的利益？怎样构建一个责任型的政府？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视作为公共权力委托人——民众这一方的利益诉求。民众有什么样的需求？这些需求在不同时期有什么样的变化？政府能不能全面地了解民众的这些需求及其变化，以便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能不能通过及时、全面的感知来收集民意，满足民众的诉求，提高政府服务水平，避免政府管理资源的浪费，从而真正做到 “想人民所想，为人民谋利”？以上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此外，我们还必须注意到非对称信息博弈论对于委托－代理理论的建立有启发作用。非对称信息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非对称发生的时间；二是非对称信息的内容。毫无疑问，一方面，在政府管理中，政府和民众所掌握的信息是不对称的，根据委托－代理理论，在这种非对称信息的情况下，委托人不能直观地观测到代理人的行为，这也就给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另一方面，在政府内部行政管理的过程中，信息的不对称将大大降低行政效率。物联网时代对我国政府的信息公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建设更加 “阳光”“透明”的政府将有效地减少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提高行政效率。

（三）公共选择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末，并于五六十年代形成了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原理和理论框架，60年代末以来，其学术影响迅速扩大。英国经济学家邓肯·布莱克被尊为 “公共选择理论之父”，其著作 《论集体决策原理》为公共选择理论奠定了基础。其主要代表人物有詹姆士·布坎南、戈登·塔洛克。所谓公共选择，是指非市场的集体选择，其实质即是政府选择。公共选择理论首先提出了把西方经济学中的 “经济人”假设引入到对人们政治行为的研究中，并将 “经济人”假设作为考量政府与个人决策行为的出发点，探索 “经济人”行为在公共行政领域怎样决定和支配集体行动，特别是对政府行为的集体选择所起到的制约作用。布坎南研究指出：政治家和政府官员们都属于理性 “经济人”，他们都以追逐自我利益为目标，其性质就好像企业家在经济市场上追求利润最大化一样。政治家在政治市场上也追求着自己政治利益的最大化，其自我利益是否符合公共利益并不在政治家主要思考范畴之内。基于 “经济人”假设，运用经济学中的 “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结合对当代西方政体下的政府行为进行的实证分析，布坎南得出了 “政府失败”这一结论。他从 “经济人”假设出发，揭示了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正是这种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会对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严重的影响。此外，布坎南针对政府机构低效率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其中，关于 “政府失败说”的原因分析对于我国政府管理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他提出，政府低效率的外部原因是缺乏一种约束机制制约政府的行为方式，导致政府机构工作效率低下的内部原因是政府机构的自我膨胀、监督信息的不完备和政府的寻租行为，这些正是当前我国政府管理中遇到的问题。在进入物联网时代以后，依靠先进的物联网技术，我国政府管理中的这些 “顽疾”是能够得到有效缓解的。后面笔者会进行详细的阐述。

（四）国家理论与帕金森定律

国家理论也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石之一。在国家理论上，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贡献是把国家作为影响经济绩效和制度变迁的内生变量纳入分析框架，并运用经济理论研究了国家的起源、作用和演变等问题。

新制度经济学的国家理论的主要特点：①把国家视为一种组织；②揭示了国家与产权的内在联系；③揭示了国家的内在矛盾——诺斯悖论。诺斯悖论是指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依照诺斯悖论，一方面，如果国家权力或代理缺失，我们就无法有效地界定、保障和实施财产权利，而国家恰好能降低产权界定和转让的交易费用，使得社会产出实现最大化；另一方面，国家权力天然地具有垄断、扩张、强制的特质，个体权利在国家权力面前极易受到危险侵害，此种国家权力的扩张恰好与帕金森定律相符合。

帕金森定律 （Parkinsons Law）一共有7个，在这里我们主要指的是帕金森第一定律。帕金森第一定律指出了冗员增加的原理，即官员数量增加与工作量并无关系，而是由两个方面造成的。每一个官员都希望增加部属而不是对手，官员们彼此为对方制造工作。从国家理论的视角来看，国家权力扩张的 “帕金森现象”，就是当一个职能部门设立后，预算最大化就成为其行为目标之一，支配权力和控制领域将会得到扩展，进而机构与人员编制也会自动以一定比例扩大，这样势必影响到其他职能部门的管理空间，而这种趋势的发展，将会像滚雪球一样愈演愈烈，最终促使国家介入，从而对于市场的自主发展造成一定的威胁，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政府的管理负担。当前我国政府管理过程中，政府机构膨胀，冗员过多，各职能部门之间因权责不清而互相扯皮的现象时有发生，要从根本上扭转这种局面，就必须从政府的组织结构上着手，改变旧有的科层制组织结构，使组织向扁平化方向发展。在物联网时代，我国政府组织结构向扁平化方向发展已成为一种必然，依靠物联网技术的智能化和便捷性，可以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减少管理开支，避免 “帕金森现象”，进而促使国家的制度安排更加完善合理，弥补市场失灵的空缺，降低资源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