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的社会放大过程有两个主要的机制发挥作用：信息机制和反应机制。关于信息机制，主要是风险或风险事件的信号通过信息系统，在媒体、专家、公众等多途径被放大转换之后传播开来的过程；关于反应机制，主要是民众等社会体系中的参与者，在风险放大的背景下产生的一系列行为。从风险建构的社会过程来看，信息系统及公众反应是决定风险及规模的根本因素。[26]
风险信息源。一般而言，信息系统包括风险管理机构与专家、新闻媒体、政府部门等。风险源头事件往往被信息系统所处理。这些风险信息通过正式和非正式沟通渠道传输，最终被民众以主观建构出来的风险信息所接受。与此同时，民众根据主观化的感受，运用一些简化机制来评估风险，并决定自己对风险信息的反应。[27]这样，公众所感知的风险属性就被社会建构出来。在这个风险信息的传输过程中，每一个信息接收者同时也是信息传递者，他们都参与了风险沟通过程。他们通过增加或删除的方式，来加强或减弱他所收到的信号。
媒体传播。在风险沟通过程中，媒体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因为普通的公众和社会组织在多数情况下都是信息的被动接受者，他们的风险感知的构建来源于媒体的信息供给与自身的生活实践。如果个体缺乏相关的知识与经验时，那么他们就会从其他人或社会媒体那里获得风险认知。因此，媒体对个体的影响较大。
新兴媒体成为风险信息传递的新手段。随着现代通讯手段的发展，人们获取和传播信息的渠道不断增加。既有传统的报纸、广播等媒体，也有网络和短信等新型媒体。根据2012年《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我国网民在2011年底的规模突破5亿。由于网络具有传输快捷、交互性强等特征，使得我国互联网发展迅速。然而，网络的快速发展同时也衍生了新的问题，各种网络谣言、网络诈骗等案件频发。
信息过度传播。正如信息论的创始人克劳德·香农所认为的那样，风险的核心在于信息的不确定性。由于不确定性的增加，使得人们无法有效地应对风险。他认为，所谓信息的不确定性，其实质就是信息有限而处于一种不完全的状态。随着信息量的增加将减少不确定性，并且风险程度也就相应降低。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公众并不是信息有限，而是面对海量信息。这就对公众的信息处理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如果公众无法将真实信息与谣言区别开来，那么公众会轻易相信谣言和谬传。
此外，媒体为了获得更多点击率，故意以耸人听闻的标题或内容来获得民众的关注。特别是在没有权威信息背景下，新闻报道为了吸引读者量和收听率而随意发挥想象力。如果各种说法与谣言大肆流行，就会使事实真相扑朔迷离。对于此种现象，人们常用术语“雪球效应”来形容。媒体在作新闻报道时受稀有性、新颖性以及商业利益所驱使。媒体为了各自的利益展开了竞争，甚至不惜违背职业道德制造虚假新闻。
在新闻播报中，媒体为了获取收视率和抓住新闻简明易记的特点，往往未经查实就予以报道。特别是在报道各种突发公共事件与事故灾难时，简单地认为政府官员、企业要为事件负责。“记者关注的不是在调查过程中枯燥无味的研究分析，而是舆论的最高点，公众想看什么，记者就播报什么。最好是事件处理中有大的冲突产生，公众最关注政府的过错问题，若政府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隐瞒真相，相互包庇，那么记者的关注将无孔不入。当然，如果是公众出错，那么新闻也就没有播报的价值了。”[28]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