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义和团运动

1、对基督教的憎恶

 受儒家、道教和佛教教化的熏陶，中国人憎恶在炮舰保护下入侵的基督教。1858年的《天津条约》允许基督教在内地自由传播，1860年的《北京条约》保证了传教士租赁和购买土地建造教堂的权力。在国旗和条约的保护下，传教士在中国自由地活动。由于他们很难争取到皈依者，所以便转而为皈依者提供补助金和为他们提供免受官方或非官方干扰与侮辱的保护。2中国人轻蔑地称这些本国的基督教徒为"吃教"，也就是他们靠来自于教堂的收入为生。确实，那些接受金钱上的补偿来换取信仰的人，谈不上有什么崇高的目的；大多数人是来自社会底层的穷人，时常利用与传教士的联系来欺凌乡邻，躲避法律。这些皈依者卷入麻烦和诉讼时，传教士经常来帮助他们，替他们向地方官求情。传教士对教民的庇护能力、对官府的影响能力，以及提供金钱财富的诱惑力，在公众面前显现出来，吸引了弱者和投机者入教，但强者和有民族自豪感的人却厌恶这些传教士。

乡绅把基督教当成是社会上一个分裂的、虚妄的和异端的教派。皈依者不向菩萨磕头、不崇敬孔子和祖先、不参加本地祭祀鬼神的节日活动，这大大地激怒了乡绅。作为自我标榜的儒家礼仪的卫道者，他们憎恨任何外来宗教和思想的明目张胆的侵犯，他们往往是宗教事件的秘密煽动者。作为在中国的一种"异端"信仰，基督教成为排外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因和焦点。

2、民众对帝国主义的怒火

由于1897至1898年外国入侵步伐的加快，一种濒于灭亡的感觉与日俱增。1898年4月17日保国会在北京成立前，康有为发出警告说，中国有成为第二个缅甸、越南、印度和波兰的危险。进步人士建议通过激进的改革来进行民族自救，而反动派和愚昧无知之流却渴望通过杀死外国人来发泄他们的怒火。

3、外国经济支配下的艰难生计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进口商品的涌入，对民族经济产生了一种阻抑的效果，而固定不变的5%的从价关税摧毁了中国的保护性关税。外国棉布售价仅为中国土布的三分之一，这导致国内的纺织者和纺织品制造者破产。家庭手工业在外国竞争面前每况愈下，很多的工人失业。太平天国时期，生活的困苦加剧了；由于饥馑流行，穷人成了土匪、游民和滋事者。虽然，许多极度贫困的人首先把自己的不幸归罪于太平军，但他们最终把仇恨转向外国人，因为外国人以外来的基督教意识形态引发暴乱。

义和团运动的兴起是有多种多样的原因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日益激烈化。自甲午战争后，中国陷入了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境地，各帝国主义加强对中国的政治与经济侵略，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使广大的中国人民深受其害，成为义和团运动兴起的根本原因。

导火索：1899年10月上旬，山东省冠县飞地蒋家庄（今邢台市威县），教民和当地民众发生冲突，义和团冲击当地的教堂。知县蒋楷派兵前往镇压。朱红灯率团民数百人与清军进行战斗，将其击败。至今在平原乡间还流传一句谚语”义和团起平原，不到三月遍地传。“

根本原因：19世纪末，各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边疆和邻近国家，中国边疆地区出现了新的危机。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在经济上向中国大量输出资本，在政治上则强占“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热潮。在文化上他们通过教会深入中国城市和乡村进行侵略活动，使民族危机愈加严重，终于爆发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

由于德国在山东的侵略行径，使得山东人民对外国侵略者极为反感。早在1897年就发生了巨野教案，山东巡抚李秉衡因此被贬职。在此之后，山东的民教矛盾有增无减。

1899年，袁世凯在济南就任山东巡抚后，对义和团始终持敌对态度，在其任山东巡抚后严格限制义和团的活动，并从1900年6月开始血腥镇压复起的义和团。在山东遭遇不利情况后，义和团开始向直隶等地转移。清政府严禁义和团，先后派出多批军队参与镇压。

义和团的迅猛发展，杀害外国传教士使外国联军大为恐慌，他们纷纷要求清政府采取措施消灭义和团。实际掌握政局的慈禧太后多次发布严禁义和团的上谕并组织军队进行围剿。但由于多种原因，一时难以扑灭义和团。在北京北堂（西什库教堂，当时是中国天主教的总堂）主教樊国梁的建议下，列强遂于1900年5月28日提出派出“使馆卫队”进入北京，清政府先是拒绝，后被迫于31日同意，但提出“每馆以二三十人为率”，结果列强先后派出400多人进京，大大超出了清政府的限制。后来外国联军又派遣西摩尔带领2000人前往北京，这些行为对清政府形成了严重威胁。

在局势紧张的情况下，慈禧太后连续召开御前会议，并最终作出了以武力阻止联军进京的决策，其中重要的一条决策便是对外宣战。清政府对外宣战的原因众说不一，但大多认为慈禧太后的意见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清廷对外开战的决定遭到主和派大臣的激烈反对，但主和派在斗争中失势，五位主和派大臣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立山、联元在其后联军逼近北京时先后被杀。清政府以发布上谕的形式对外“宣战”。此时距大沽口失陷已有四天。

清廷的宣战诏书并未提名向何国宣战，也未将宣战文告递交外国使节，在战争中，清朝与列强始终保持外交关系。故有人认为清廷宣战徒有虚名，只不过是一个动员令而已。

从克林德被杀之后，在北京的外国使馆便成为攻击的目标。清廷围攻使馆的动也是一桩争论不休的悬案。当时在北京的清军和义和团对于据守使馆区和西什库教堂的外国军队有压倒性优势，却始终不能攻下。这与清政府的实际决策者慈禧太后有关，她为自己留有余地，不肯全力进攻使馆。

外国联军不顾清政府的阻拦，正式组建八国联军，由在级别最高的英国军官西摩尔为统帅，美国军官麦卡加拉为副统帅，率军自天津向北京进发，有论者以此为八国联军侵华的标志。但由于沿途铁路许多已被义和团拆毁，再加之义和团与甘军的不断进攻，西摩尔在杨村陷入困境，被迫后撤，又在归途中遭到义和团与聂士成部的攻击，最终败回天津租界。

在大沽口失陷后，清军和义和团对外国侵略军进行了积极抵抗。义和团首领曹福田与张德成等分别带领义和团进入天津攻击侵略军，直隶总督裕禄以礼相待。义和团在清军帮助下进行了紫竹林之战和老龙头之战。直隶总督裕禄也在奏章中提到义和团的功绩。但同时联军也迅速增强了兵力，日军进攻纪家庄，击败义和团，然后与其它联军夹攻聂士成，聂士成部因寡不敌众而失败。聂士成于八里台殉国。

8月13日，联军进抵北京城下，1900年8月14日凌晨，八国联军对北京发动总攻，并攻破东直、朝阳、东便、广渠各门进入北京，董福祥的甘军和义和团坚持抵抗，而此时的慈禧见势不妙，遂带领光绪帝、隆裕皇后等与部分王公、太监于15日晨出神武门西逃。联军继续进攻北京，经巷战后于16日攻陷北京。12月10日列强成立管理北京委员会对北京进行统治。北京失陷也标志义和团运动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