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名翰林

第一节　清末名翰林

悠悠绍兴，浙东古城，山水钟秀，人杰地灵；聚华夏名士之荟萃，集越台圣贤之隐卧。春秋时期，绍兴为越国都城，称“越池”。秦汉时置山阴县，东汉为会稽郡。唐代并置会稽、山阴两县。延至宋室，高宗敕曰：“绍奕世之宏休，兴百年之丕绪。”^[2]始称绍兴。民国元年（1912）废府改县，并山阴、会稽两县为绍兴县，今为绍兴市。公元1868年1月11日（清同治六年丁卯十二月十七日），我国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卓越的思想家、伟大的教育家蔡元培先生诞生于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城飞笔弄。

一、商人世家

蔡元培小名阿培，入塾时，加昆弟行通用之“元”字，曰元培。其叔父茗珊为他取字曰鹤卿。及蔡元培后来治小学，慕古人名字相关之习，且以鹤卿二字为庸俗，乃自字仲申，别号鹤庼。清光绪二十九年癸卯（1903年），在爱国学社时自号民友。至主编《警钟》日报时又感到“吾亦一民耳，何谓民友”，取《诗经·大雅·云汉篇》中“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两句中各一字，改号孑民，此后便一直沿用终生，其他字号均不显。青年时代的蔡元培还曾改名蔡振，则是因为他为麦鼎华的《伦理学》作序之事。其中写道：“四书五经，不合教科书体裁。”碰巧让张之洞看见了，张即不满麦书，而谓蔡序尤谬妄。商务印书馆恐所印书署蔡元培名，或为政府所反对，商请改署。因此，蔡元培撰写的《中国伦理学史》、《中学修身教科书》及译著《伦理学原理》等，皆假其妻黄女士世振之名而署蔡振。晚年迁居香港，常用周子余的姓名与人通讯。他认为周蔡原本一家，在周朝时均出自姬姓，而他的母亲又姓周，因之乐用周子余姓名。其他用过的名字还有会稽山人、锷青等。

蔡元培出生于一个商贾世家。大约在明朝隆庆、万历年间，其先祖从浙江诸暨迁徙至山阴定居。最初以造林售薪为业，后因遭受他人忌害，故改经营他业。蔡元培自述：“余祖先有营木材业者，因遭同行人妒忌，被斧砍伤，受伤后遂不复理木材业。”^[3]至其高祖时，蔡氏以经营绸缎业，把大批绸缎由浙江运到广州贩卖，获利甚丰。但后因偷关漏税，其第三曾伯祖被关吏查获拘捕，欲施死刑，家中罄其所有，多方设法营救，方免一死，但家道因之阙落。

延至蔡元培的祖父蔡廷桢（又名嘉谟，字佳木），为一当铺经理，以典当为业。他行事素“以公正著”^[4]，况且又善于经营，家业日滋振复，遂在笔飞坊购置一房，有大厅三楹。蔡元培曾云：“笔飞弄的房子是我的祖父所经营的”，他“以俭省，稍有积蓄，所以为祖宗置祭田，为子孙购地造屋，做成小康的家庭”^[5]。蔡廷桢育子7人，但因第三子尚武习艺，外出不知所往，终亦不知所归，故居家者实6子。长子乃蔡元培之父，为钱庄经理，次子为绸缎庄经理，四子亦经营钱庄，五子、七子皆为钱庄副经理。全家经营商铺，唯有六子读书，以廪膳生乡试中式。此前，蔡家祖上虽家道时有殷富之时，但尚无读书登科及第之人。

蔡元培的父亲名宝煜，又名光普，字曜山（《蔡孑民先生传略》作“耀山”^[6]），虽为钱庄经理，却为人忠厚有加，每逢亲友周济，则有借必应，甚而欠者不忍索，家中人喜以“爱无差等”称之。蔡元培深受其父品性的影响，其自述：“孑民之宽厚，为其父之遗传性。”^[7]蔡元培同胞兄弟姊妹共7人，其中他的大姊、二姊分别于19岁、18岁（其时皆未出阁）时因病去世；而四弟、七妹也分别于6岁、2岁时不幸夭折。只留下了大哥鉴清（后在上海一家石印局供职）、三弟镜清（后在绍兴钱庄业中任职）和他兄弟三人。因此，蔡元培曾说：“受母教的时期，大哥、三弟与我三个人最长久。”^[8]

清光绪三年丁丑六月二十三日（公元1877年8月2日），蔡元培时年十岁，其父不幸去世。蔡元培的父亲一生清廉，雅性慷慨，身后毫无资财遗留，因此蔡氏家境拮据萧条。蔡元培的母亲周氏，不但精明能干，而且贤惠仁慈、刚直自立。蔡元培的父亲去世后，世交中有人拟募款赡养其遗孤，其母周氏坚决辞谢，典卖衣饰，克勤克俭，躬养三子成人，并常以“自立”和“不依赖”^[9]勉励他们兄弟三人。她在家庭中，总是巧用各种时机，对他们弟兄及时进行教育。蔡元培回忆说：“我们母亲为我们理发时，与我们共饭时，常指出我们的缺点，督促我们的用功。我们如有错误，我母亲从不怒骂，但说明理由，令我们改过。”^[10]蔡元培深受其母的影响，他一生为人宽厚，“不苟取，不妄言，则得诸母教焉”^[11]。蔡元培进入私塾后，母亲非常关心他的学业，常陪伴其左右，并帮助他逐渐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蔡元培在《自写年谱》中说：“有一次，母亲觉得夜太深了，人太倦了，思路不能开展了，叫我索性睡了，黎明即促我起，我尔时竟一挥而就。我终身觉得熬夜不如起早，是被母亲养成的。”^[12]

蔡元培深受母亲的教诲与影响，并对母亲爱之甚切。清光绪十二年丙戌（公元1886年），蔡元培母亲不幸患胃疾，汤药无效，病情加剧。蔡元培听说割臂肉和药可延寿12年，遂瞒着家人从左臂上割肉一片，为母和药。然而母亲不治而亡，极度悲伤的蔡元培于夜深人静时，挟枕席赴母棺侧而眠，家人知不可阻，遂设床于灵堂，兄弟共宿守母灵堂。

蔡元培先生被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固然与他所处特定的时代以及他自己的不断砥砺、锐意进取密切相关，但他早年所受的家庭教育尤其是他母亲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他习性的养成、人格的塑造可谓受益良深。

二、就学私塾

蔡元培曾在《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中自云：“我自六岁到十七岁，均受教育于私塾。”^[13]蔡元培自6岁始发蒙，其时家境宽裕，延聘一周姓先生于家中教学。周先生对蔡元培的教育有三：其一，诵读。他先让蔡元培读《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继而读“四书”，“四书”毕，读“五经”。周先生强调熟读记诵，而忽视对字词句意的讲解。“读小书、四书的时候，先生是不讲的，等到读五经了，先生才讲一点。然而背诵是必要的。无论读的书懂不懂，读的遍数多了，居然背得出来”^[14]。其二，习字。习字的方法是先摹后临。摹乃先描红字，其后用影格。而临则是先在范本的空格上照写，然后把字帖放在前面，在别的空白纸上仿照书写。第三是对句。对句犹如现在的组词造句，从1个字开始，至4个字为止。具体方法是先生出上联，学生对下联。不但词性相同，而且名词中动、植、矿、器物、宫室、颜色、性质与数目等，皆要求各从其类。如“云”对“雨”，“雪”对“霜”，“白马”对“黑牛”，“青龙”对“黄虎”，不一而足。对句训练为后来的作文、赋诗不无裨益。

清光绪三年丁丑六月二十三日（公元1877年8月2日），蔡元培的父亲在任钱庄经理时，某年因获利厚，遂加倍发放年终酬金，于是遭到东家的激烈反对，并责令赔偿，因而郁悒以殃^[15]。蔡元培的父亲去世后，蔡家失去了经济来源，家境顿时陷入清寒困苦，无力续聘塾师于家中执教，蔡元培只得附学于他处。是年，蔡元培先寄居姨母家附读一年。次后于李申甫先生所设的私塾中就读两年。李先生虽然教法守旧、呆板，但对学生的要求却苛严，动辄对学生进行体罚——责手心。天资聪颖、刻苦勤奋如蔡元培之类的学生也不能幸免，“李先生每日上新书一课，先朗读一遍，令学生循声照读，然后让学生回自己位置上复读，到能背诵止，余时温习已读各书。在上课以前，把读过的书统统送到先生的桌子上，背先生而立，先生在每一本上撮一句，令学生背诵下去，如不能诵或有错误，就责手心十下退去，俟别的学生上课后再轮到，再背诵，如又有不能诵或错误，就责手心二十下。每次倍加。我记得有一次背诵《易经》，屡次错误，被责手心几百下。其他同学当然也有这种情况”^[16]。封建社会私塾教师之专制、粗暴、残忍，由此可管窥一斑。

清光绪六年庚辰（公元1880年），蔡元培受业于同县王懋修（字子庄）先生。王懋修是一位博览明清两朝八股文的老秀才，“尤佩服吕晚村先生，把曾静案也曾详细的讲过”^[17]。吕晚村即吕留良（1629～1683），浙江崇德（今桐乡）人，是明清之际著名的学者。明朝灭亡后，他散尽家财广结天下豪客义士，图谋复兴明室。事败，家居授徒讲学，誓死不仕清朝，后削发为僧，是一位铁骨铮铮的名士。清雍正时，湖南永兴人曾静（1679～1736）读了吕晚村先生留下的著述，深受影响，遂密谋聚众反清，事败被清廷残酷杀害。而此时早已去世半个世纪的吕留良也受株连，其著作被焚毁，子孙或惨遭杀戮或发配边塞，同时被剖棺戮尸，成为清史上一大文字狱。蔡元培在王懋修处受业4年，思想上受其影响良多。他自述“孑民20岁以前，最崇拜宋儒”^[18]，显然与王懋修先生推崇宋明理学不无关系。1933年，吕留良的故乡崇德县建吕留良纪念亭，亭中立一石碑，蔡元培用隶书于石碑正面亲题“先贤吕晚村先生纪念碑”，且撰联一对：“为民族争存，碎尸无憾；以文章报国，没世勿谖”^[19]，借此表示对这位先贤致以深厚的敬仰之情。

蔡元培从6岁到17岁，接受了十余年的私塾教育。私塾教育对字词、篇章等的严格训练固然为以后的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塾师的苛严、教学内容的枯燥、教学方法的呆板反映出旧式教育积弊深重。1918年蔡元培在《新教育与旧教育之歧点》中指出：

吾国之旧教育以养成科名仕宦之材为目的。科名仕宦，必经考试，考试必有诗文，欲作诗文，必不可不识古字，读古书，记古代琐事。于是先之以《千字文》、《神童诗》、《龙文鞭影》、《幼学须知》等书；进之以四书、五经；又次则学为八股文，五言八韵诗；其他若自然现象，社会状况，虽为儿童所亟欲了解者，均不得阑入教科，以其于应试无关也。是教者预定一目的，而强受教者以就之；故不问其性质之动静，资禀之锐钝，而教之止有一法，能者奖之，不能者罚之，如吾人之处置无机物然，石之凸者平之，铁之脆者煅之；如花匠编松柏为鹤鹿焉；如技者教狗马以舞蹈焉；如凶汉之割折幼童，而使为奇形怪状焉。追想及之，令人不寒而栗。^[20]

蔡元培以自己幼时所受私塾教育的切身体验，对旧式教育忽视学生的身心特点、禀赋天性而动辄进行粗暴的令人不寒而栗的体罚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这大抵也是他日后锐意改革教育的原动力。

三、科场及第

清光绪九年癸未（公元1883年），蔡元培考中秀才，从此既不再往王懋修处就学，也不再习作八股，而是从其六叔蔡铭恩处借书阅读。蔡元培在《我青年时代的读书生活》一文中说：“那时我还没有购书的财力，幸而我第六个叔父茗珊先生有点藏书，我可以随时借读。于是我除补读《仪礼》、《周礼》、《春秋公羊传》、《谷梁传》、《大戴礼记》等经外，凡关于考据或词章的书，随意检读。”^[21]蔡元培的六叔蔡铭恩先生不仅把自己的所有藏书向蔡元培开放，允许他随意翻检、借阅，使蔡元培读到了《说文通训定声》、《章氏遗书》、《困学纪闻》、《湖海诗传》、《绝妙好词笺》等书，而且还对他给予热情的指导。蔡元培说：“孑民十余岁，即翻阅《史记》、《汉书》、《困学纪闻》、《文史通义》、《说文通训定声》诸书，皆得其叔父之指导焉。”^[22]蔡元培对于其六叔的热情关怀、耐心指导、悉心培养铭刻于心，后来他在考举人的己丑恩科《齿录》上，曾详列自己的“受业师”，其中头—位便是“叔父珉山夫子”，感激之情由此可见。

这一时期的蔡元培一方面自由地博览群书，迅捷提高学业；另一方面则在当地设馆教书，担任塾师。据《自写年谱》载：18岁，到姚氏家充塾师，学生3人；19岁，充单氏家塾师，学生4人。在执教私塾期间，所教学生无多，所授课程仅限于国文。由于教学任务的轻松，蔡元培得以有宽裕的时间不断提升自己的学业。

自20岁起，蔡元培不再设馆充任塾师，而是受聘于同乡徐树兰^[23]家，一方面充任徐氏伴读，另一方面助其校书。蔡元培在《自写年谱》“二十岁”条下云：是年“往徐氏维则”伴读，并为校勘所刻《绍兴先正遗书》、《铸学斋丛书》等。而在《自传之一章》中亦称：“绍兴有徐家，藏书甚富，又喜校书印书，喜以文会友，故亦延聘及我。”^[24]蔡元培受聘于徐家系由田宝祺（春农）先生所介绍。蔡元培曾自述：自17岁以后，“学作散文与骈文，每月所作，春农先生必大加奖励，认为可以造就，所以介绍我到徐氏，一方面固为徐君择友，一方面给我以读书的机会，真是我生平第一个知己”^[25]。田春农先生为蔡元培的求学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由是蔡元培对其充满了深厚的感激之情。后来蔡元培在考举人的己丑恩科《齿录》上，将“田春农夫子”列为自己“问业师”的第一位，以示对田宝祺先生的敬重与感激。

清光绪十一年乙酉（公元1885年），蔡元培随六叔蔡茗恩前往杭州，第一次参加乡试。萧瑜在纽约《天风月刊》发表《蔡孑民先生自述身家轶事》一文中云：“我在这城里住到18岁，因赴杭州乡试才第一次离开过本城绍兴。”^[26]蔡元培在《自写年谱》中对参加这次乡试的情况作了详细的记载：

是年八月初旬，我第一次随六叔父往杭州，应乡试……初八日黎明进考场，作四书文三篇，五言八韵诗一首，初九日出场。十一日第二次进场，作五经文五篇，十二日出场。十四日第三次进场，对策问五道，十五日出场……凡第一场、第二场试卷上有犯规的，如烧毁或不合格式等，辄于蓝纸上写号数，揭之考场照壁，俗称“上蓝榜”。我虽初次观场，幸而未上蓝榜^[27]。

但是，蔡元培在这第一次乡试中未中举。清光绪十四年戊子（公元1888年），蔡元培再次前往杭州赴乡试，惜憾，仍未果。

清光绪十五年已丑（公元1889年）秋，蔡元培在这次乡试中，中试为举人。是科为光绪皇帝亲政恩科，浙江省中试者共155名，蔡元培为第23名。这次乡试主考官为詹事府少詹事李文田（仲约），副考官为翰林院编修陈鼎（伯商）。蔡元培三场考卷的评语如次：第一场被评为“首艺安章宅句，不落恒蹊；次跟定章旨，语无泛设；三充畅。诗可”；第二场被评为“五艺一律清顺”，“引证宏博”；第三场，五项答问，被评为“词意整饬”^[28]。

清光绪十六年庚寅（公元1890年）春，蔡元培偕好友徐维则进京参加会试。该年会试是光绪皇帝亲政恩科，考试命题为《子贡曰夫子之文章至惟恐有闻》。这次会试蔡元培中了第81名贡士^[29]。蔡元培这次会试荣登金榜，有赖于两位老先生的爱护与提携。一位是当时的名儒王颂蔚^[30]。他非常欣赏蔡元培的答卷，并予以积极推荐。张一麐在《纪念蔡孑民先生》一文中写道，王颂蔚见蔡元培会试卷，“首场不类八股文奇之。及二三场卷，则渊博无比，乃并三场存之，且为延誉”^[31]。另一位是座师孙毓筠先生。当有人对蔡元培的试卷提出责问时，他为之辩述。蔡元培在《自写年谱》中说：“我的文中有‘耳也者心之译，躬之督也及顺译道张督权而已矣’等语，有人问孙先生：‘督躬有来头么？’孙先生说：‘这何必有来头。’”^[32]对于恩师的提携，蔡元培一直心存感激。王颂蔚先生逝世后，蔡元培把他的集子编校梓行。蔡元培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闻王夫人病故，特专程亲往苏州吊祭^[33]，师恩之情铭刻于心。

清光绪十八年壬辰（公元1892年）春，蔡元培再次北上赴试。他在《殿试策论对》中提出对于各家学说、各派人物，不宜有门户之见，而应兼容并蓄，各取所长。他主张应该“通万方之略，致知一之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因阴阳之大顺，因时为业，无所不宜”。同时，设官分职，也应各搴所长，“习形法家言者，使之正方位，蠡华离。习名家言者，使之定考格，条家法。习农家言者，使之录民天，会国用。习兵家言者，使之经五事，度九地”^[34]。由此可见，这便是蔡元培后来大力提倡、并努力付之于实践的兼容并包思想的滥觞。这次殿试，蔡元培金榜题名，中“二甲第三十四名”进士。据传蔡元培这次殿试深得阅卷大臣工部左侍郎汪鸣銮先生的赏识与提携，“闻为汪柳门先生（讳鸣銮）所赏识。有一位阅卷大臣，说此卷的字不是馆阁体。汪说：他是学黄山谷的。于是大家都在卷子后面圈了一个圈，就放在二甲了”^[35]。其后参加朝考，蔡元培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本科会试正考官、殿试阅卷大臣户部尚书翁同龢，在其日记中对蔡元培作了如许评价：“新庶常蔡元培，号鹤青，绍兴人，乃庚寅贡士，年少通经，文极古藻，隽材也。在绍兴徐氏校刻各种书。”^[36]

在清代的科举制度中，庶吉士还需要进入翰林院庶常馆学习一定时限，俟肄业期满参加考试，谓之散馆。庶吉士根据散馆时的考试成绩被授予各种官职。清光绪二十年甲午（公元1894年），蔡元培应散馆考试，成绩出类拔萃，被授官翰林院编修。在传统的科举道路上，这也是登峰造极。由是绍兴城笔飞弄蔡家门斗内挂起了红底金字“翰林第”的匾额，而“翰林台门”的美名一时间传遍整个绍兴城。蔡元培从1894年授官翰林院编修至1898年携眷出都南下，他“都无作官意，惟有读书声”^[37]。这个时期蔡元培广泛阅读西学：一是改良派的著作，如宋育仁的《采风记》、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郑观应的《盛世危言》、马建忠的《适可斋纪言纪行》等；二是介绍世界各国历史与现状之著作，如《日本新政考》、《日本史略》、《环游地球新录》、《日本师船考》等；三是关于近代自然科学类的著作，如《化学分原》、《化学鉴原》、《电学源流》、《电学纲目》、《电学问答》、《化学启蒙》、《量光力器图说》等。这些著作打开了蔡元培了解西方文明的窗户，尤其是西方的现代自然科学为其思想注入了新鲜血液，为其日后从事革命活动大有裨益。

蔡元培除了广泛阅读西学外，还应聘在李慈铭^[38]京寓中兼任塾师半年。“李莼客先生请我为塾师，讲其嗣子承侯，并为代阅天津问津书院课卷。塾课每日讲《春秋左氏传》十余行，每十日课试帖诗一首。”^[39]李慈铭先生在当时颇有文名，蔡元培在1938年撰写的《〈鲁迅全集〉序》中，称其为“旧文学殿军”^[40]。1894年冬，李慈铭病故，蔡元培与其老友商议搜集其遗著，后几经周折，《越缦堂日记》终于在1920年由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借此表达对李莼客先生之敬重与怀念。

蔡元培在翰林院供职期间，正值中国的多事之秋，其间发生的两件大事对其思想的震撼力颇大。

其一是清光绪二十年甲午（公元1894年）发生的中日甲午战争。是年六月，蔡元培在《杂记》中写道：“廿七日报谓：日人已发哀的美敦战书，订期于昨日十二下钟开仗，据此，则中日已构兵矣。此间杳不得消息，未知若何！”^[41]字里行间流露出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忧虑。此后，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惨败而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不仅要接受对日巨额赔款，同时还要割让大片领土给日本。蔡元培闻之悲愤地写道：“上决与倭议和，和约十事，其大者，割台湾，割奉天辽阳以东，遵海而南至旅，给兵费2万万，定7年毕给。倭人驻兵威海，岁给兵费50万。俟二巨万毕给，乃退兵，皆允之矣。日蹙百里，且伏祸机。韩、魏于秦，宋于金，不如是之甚也！”“至上谦抑，博访廷议，而疆臣跋扈，政府塌茸，外内狼狈，虚疑恫愒，以成炀灶之计，聚铁铸错，一至于此，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42]泱泱大国竟然败落于弹丸之国，遂遭受割地赔款奇耻大辱，蔡元培为清廷的怯弱悲愤、叹息不已。

其二是戊戌变法的失败。1897年末，山东发生了曹州教案，两名德意志帝国传教士被杀。德国乘机侵占胶州湾（今青岛），俄国同时进占旅顺大连，法国进占广州湾（今广东湛江），英国进占山东威海，并要求拓展九龙新界。清政府面临被列强瓜分的政治危机，于是以公车上书为起点的爱国知识分子掀起了变法救亡的热潮。6月11日，清光绪帝颁诏“明定国是”，宣布变法，起用维新人士。此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发动政变，光绪皇帝被囚，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害，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流亡日本，变法失败。对于以谭嗣同、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人士惨遭杀害、通缉，蔡元培悲愤填膺，同时他从戊戌变法失败的惨痛教训中深刻认识到培养革命人才的重要性。“康党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43]之后，他向罗家伦说：“我认为中国这样大，积弊这样深，不在根本上从培养人才着手，他们要想靠下几道上谕，来从事改革，把这全部腐败的局面转变过来，是不可能的。”^[44]蔡元培一针见血地道出了戊戌变法失败的实质根源，并提出了革命应寄希望于培植人才的正确观点。

蔡元培从戊戌变法失败的残酷现实中清醒地认识到：“清廷之不足为，革命之不可以已，乃浩然弃官归里，主持教育，以启发民智。”1898年9月，他毅然“抛弃京职”，“携眷出都”，经由上海，返抵家乡绍兴，委身于新式教育。蔡元培从封建名翰林向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变，深为后人所叹服，诚如张寄谦所言：“纵观晚清数十年间，以名翰林而毅然抛弃前程、背叛本阶级、投身推翻清朝的革命，以后又能毕生坚持爱国事业的，仅蔡元培一人而已。”^[45]